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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我见过或听过的其他人：总是如此。他们都有自己的死。男人把死装在甲胄中，内里，如同囚犯；那些很老、变小的女人，躺在舞台般巨大的床上，在所有家人、仆人和狗面前，谨慎而雍容地离开。孩子们，就连极小的孩子，也不是随意的儿戏之死，他们全神贯注，死于他们所是的，死于他们将会成为的。
当女人怀孕了，伫立着，纤细的手不经意地放在隆起的腹部上，里面有两个胎儿：一个孩子和一个死，这赋予她怎样一种悲哀的美。她空旷的脸上现出那浓稠的、几乎富有营养的微笑，难道不是因为，她有时候感到，婴儿和死都在长大？
在里尔克看来，伟大的诗人与女人有着相近的本质：
对于我，理解女孩和女人是自然而然的；创造者最深层的体验是女性的——：因为那是一种孕育和生产的体验。诗人欧伯斯特菲尔德（Obstfelder）谈到一个陌生男人的脸时曾写过：“（当他开始讲话，）就好像一个女人占据了他内在。”——在我看来，这适用于每一位开始讲话的诗人。
第一次声称要学着看的时候（见第4节手记），马尔特说他有一个“内在”，但“对它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在那会发生什么”。倘若那时他还对“本质”性的自我抱有希望，还在试图观察、寻找一个稳定坚硬的内在，那么接下来对死亡的思考很快使他意识到，内在决非一成不变的实体。如果以“果子”比喻，果核意味着个体性的中心，代表着每个人得以坚持的内在人格或个性，那么，手记中的明显悖论在于，果核喻指的是“自己的死”（见第9节手记）。果子成熟后暴露出果核，生命圆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实现死。果核是死亡，也是生命。人们把死亡看成是对生命的损害，死却“从一开始就走在生命之先。……死与我们如此之近，似乎我们根本就无从确定它和我们内在的生命中心的距离”。
也就是说，对自我的坚持只能通过不在场的死亡表达，归根结底，自我竟是正在形成中的事件。由此可见，里尔克对坚持“实体”或“本质”自我的态度是否定的，他并不认为存在一个坚实不变的主体性内核，不存在一个为其他易变的人格特征提供基础的本质中心。
在《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看来，是畏死的勇气和先行到死的决心拉紧了此在的在世，时刻提醒着此在的独一无二，使他从沉沦的涣散中警觉，从而开启出此在本真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悬临着的死亡，使个体摆脱极端的相对性，把种种互不相干的属性凝聚在同一个自我身上，并为这个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的自我找到不可或缺的同一性。从前文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与海德格尔一样，里尔克眼中的死亡也不是外在的现成之物，他对死亡的理解也“纯然保持其为‘此岸的’”。
在1909年1月17日给司多妮·纳德尔尼（Sidonie Nádherný）的信中里尔克写道：“夸张一点的话，我可以说，我们不‘是’（dass wir nicht sind）；在所有深入到此在之领域的影响的交汇处，我们不断构成着新的、另外的自己。”
这个交汇处、这个能聚拢此在的最本己的中心磁场，就是死亡。生是为了死的成熟，生的一切都围绕着死，常规的生死秩序在这里发生了逆转。表面上消解、否定生的死，实际上却是生的基础、目的和中心。
1908年7月5日信中里尔克明言：
过去几年我的死亡经验如此之多，倘若我没有学会，死亡属于我们的生命，而非与之对立，它们定然会让我错愕，死亡或许会成为生命的经验，是我所知最强烈的一种，是对我们最可怕的要求，是一场看不到目标的宏大的教育。
晚年对波兰译者胡莱维奇阐释《杜伊诺哀歌》的时候，里尔克回忆说，马尔特在正确、艰难的“漫长求学路上”，但却未能达到最终在哀歌里实现的理想：
对生的肯定与对死的肯定……是一体的。承认其一而否认另外一个，……终将是把一切无穷都排除在外的限制。死是生命背向我们、没有被照亮的一侧：我们必须尝试，承担起此在最伟大的意识，它在[生死]未被分隔开的领域中为家，受二者无穷无尽地滋养。……真正的生命形态透彻着这两个领域，最伟大的循环之血周流过生死两界：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世，而是伟大的统一。
在这种统一之中栖身的，是超越我们的“天使”。而超越个体、贯通着生死有无之力，被里尔克称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