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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尼采的意图与他所讲述的真理的意旨，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通过他如何做理解表现出来的。因此，尼采寻找的，不是一般的读者，而是他的读者，属于他的读者。
我是凭借某种原本不同于单纯科学性认识的方式获取哲学真理的。科学认识，任何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理解，只需要训练和勤奋就可掌握。相反，在理解某种哲学真理时（以及在所有仅仅依靠哲学推动力而存在的学科当中），有可能形成一种自我生成，形成一种觉悟，会依据存在如何向我启示出来而形成我的开放性。
然而，如若真理并非在一个水平上对所有人而言是均等、同一的，如若个人的存在具备某一前提才可接近真正的真理，如若把握真理是一种自我生成，那么那一古老的问题——如何传达真理——便会威胁一切明确的可传达性，并最终威胁真理本身。这是因为，由于真理仅存在于对真理的传达之中，因而仅仅出现于语言之中，即无可避免是公共的，真理必定由于它面对的各种条件实质不同而至少落入这样一种境地，即它遭误解、受歪曲、被滥用，即使它本身不成问题。
在这一界限处，有两种基本观点：一是有真理的各个层次对应于人的各个生存层次这一学说（以毕达哥拉斯学派为典型），二是真理及其结论无可避免具有歧义性这一学说（尼采将这一学说推行到了极致）。
关于各个层次的学说促使人们有意维持秘密，并促成一种教育方案，以便人成熟得有可能理解真理：没有人获准了解什么是真的，直至他为理解真理做好准备，能够正确地把握对于处于前几个层次上的人来说尚属秘密的真理。但是，这似乎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规矩。它的前提是，教育者知道，如何确定生存层次，以及与此相应的真理层次。教育者必定像诸神一样，洞悉全部真理，并理解全部真理。再有一个前提似乎就是，精选读物的筛选并不关乎人的认识及现有能力，而是涉及一个人怎么样，他高贵与否，是否有潜力。而这又要求有一种超人的智慧，来甄别人的精神。最终的前提似乎就是真理的显现形式，这种形式掩盖了真理，使真理不至于成为粗暴的权威。就是说这种显现形式将真理恰当地隐藏起来，使它依然保持为真理。
这种情况，尼采一点儿也不认可。他采取另一种基本观点：没有人了解那些层次，没有人在绝对意义上享有天赋来做区分，除了即使最为显见的真理也可遭误解，因而是对真理的掩盖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可以有效地掩盖真理本身了。真理的歧义性在于，真实之物抗拒自身为无权接受真理的人所接受。因此，尼采走向公众，在公开场合让每个人都能听到自己，以便触动那些可以真正为真理所触动的人，并揭露那些无权分享真理的人。后一种人听到自己误解了的真理时，其态度大概可以这样说：“一丝愠怒悄然袭来，吹落了他最为内心、最为可笑的一面。”（第14卷第359页）
因此，尼采一再对能理解他的人的本性提出要求。他认为，“在思想方式低下的人那里，传授真理是不可能的”（第14卷第60页）。谁同他的感触相反，谁就不理解他的心态，因而也不理解他的理由。为了理解，人们必须“成为这种激情的牺牲者”（第11卷第384页），在自己内心体验到“日辉、彩霞与曙光”; “我只能回忆——再不会别的了”（第5卷第217页）。
尼采将人们对他的理解称为“人们必须去争取的一项荣誉”（第15卷第54页）。他想围着自己的思想竖起一道篱笆。“以免恶棍与疯子侵入我的花园”（第6卷第277页）。他看出，最糟糕的危险来自“仰慕者纠缠不休”（第14卷第230页），将纠缠不休的人与没有资格的人统统赶走，讥笑他们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猴子”（第6卷第258页及以下几页）。初次遭到误解，引发他表示，“想到自己的权威性要为那些非法之徒与纯属不当之人所援引，不禁毛骨悚然”（1884年6月致妹妹的信）。
结果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同等权利来分享尼采的思想，尤其没有权利来评价尼采。毋宁说，只有同尼采势均力敌的人，才有这份权利。“报纸上满是大相径庭的思想方式，就好像做评价有什么了不起似的。似乎每个人都可做评价，就像处理自己的私事一般。这里的前提是：大家都是同一个档次的人”（第14卷第58页）。“做价值判断，就像穿衣服一般”（第14卷第60页），其解释在于，“人们相信，所有事情都随每个人判断”（第14卷第60页）。如今，由于“自以为是的时代精神的缘故……人们都不相信有精神上的特权，再也不相信最终认识是无法传达的”（第14卷第419页）。尼采全部思想的根据，就在于他意识到这种特权，在于他了解最终之物是无法传达的，在于他倾听那些属于他的他人的自我。
如果说真理的实质在于，它只可为相应档次的人所理解，那么每一个人都面临一个问题：我是什么人？我能做到理解吗？我有权利分享真理吗？这一问题没有答案，唯一的办法是：借助于研究尼采，取得那无法预计的思想飞跃。实现了这一飞跃，才会表明一切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什么人，尽管我事先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从未将其当作现成之物来掌握。
尼采看到，真理的生命无可避免地蕴含着危险：“有些书籍对于人心与健康具有相反的价值，这要看人那或低下或高尚的内心如何阅读它们。在前一种情况下，这是些危险的、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的书籍；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是英雄的呼声，鼓舞着最勇敢的人显示出自己的勇气。”（第7卷第50页）由于传达出来的真理必定是歧义性的，所以尼采要求：“我们至高无上的认识必定——也应该——像愚蠢之见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听起来像犯罪一样，如果它不适当地传递进那些与真理无缘或不配享有真理的人的耳朵里的话！”（第7卷第49页）因而当维特曼在伯尔尼学社中称尼采的著作具有危险性，将其比喻为炸药时，尼采听之任之。
这种危险是应当有的，谁也不该让任何人免遭这种危险，因为没有人事先知道，对谁而言，这些著作是毁灭性的，或对谁而言，这些著作是造就人的。关键不在于隐瞒真实之物，而在于那艰难之事：鼓起勇气，对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做实际性思考，并将它诉说出来。
真理的歧义性与欺诈无关，欺诈是在隐瞒，或有意维持自己感受到的歧义性。真理的歧义性则非蓄意为之，它之所以存在于传达真实之物之际，是因为接受真实之物的人们是如此之本性不同。勇于承担歧义性，却不希冀歧义性，则是接受真理的勇气。
想必迟疑是便于理解的：当沉思的人看出，思想中有可能爆发出毁灭性力量，当他意识到思想受歪曲、被滥用的情况，他就会有所保留。因此，尼采一度质询历史上的伟人，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深刻性，以便——不将自己所了解的写下来”（第14卷第229页）。他本人在青年时期写道：“我们的思想与意愿的根源……不应当暴露于刺眼的光线之下”，因此，“在恰当的时刻对这类事情保持沉默，是一门高贵的艺术。言词是个危险的东西……有多少东西不许可表达出来啊！恰恰宗教与哲学的基本观点就属于这难以启齿之物”（1871年9月18日致格尔斯多夫的信）。接下来，他一再体验到自己的迟疑。每当此时，他都要求自己，毫无畏惧地思考与表达真理。这是因为，同一切为了所谓人们的利益起见而有意为之的隐瞒做法相反，思想的力量仅存在于公开性之中，这同那种装作表述真理的毫无顾忌的无原则言论毫无共同之处。查拉图斯特拉讲道：“稍许的隐瞒都会令他全部力量瘫痪，他感觉到自己迄今都在回避一种思想，……稍微有一些保留，有一丁点儿沉默，都会妨碍人取得伟大的成就。”（第14卷第293页）
由于尼采的思想既不能被认可为权威思想，又不能被当作绝对有效的真理接受下来，所以做他的“门徒”，就同样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这种真实思想的实质在于，只有当人出自自身地有所呼应时，它才可以传达出来。因此，尼采自始至终是个“预言家”，他有别于所有预言家，指示每一个人反省自身：
“仅仅忠实于你自己：这样你就是在追随我”（第5卷第16页）。“谁仅仅在走自己的路，谁也就将我的肖像举到了明亮之处”（第5卷第20页）。“这是我的道路——你们的道路在哪儿呢？我就这样来回答那些向我‘问路’的人的。道路——是没有的！”（第6卷第286页）尼采渴望有独立的他人：“我只想同这样的人交往，他们有自己的榜样，而不是把我当作榜样。这是因为，后一种做法让我替他们负责，把我当成了奴隶。”（第11卷第391页）
因此，尼采始终在抗拒：“我想唤醒人们，对我抱极不信任的态度。”（第14卷第361页）“一位大师的人情味儿在于，警告他的学生们提防他”（第4卷第304页）。查拉图斯特拉离开了他的门徒：“离开我，你们要反抗查拉图斯特拉！”（第6卷第114页）《看啊，这人》再版时，用一条附录强调了这番话：“这里没有狂热的人在讲话，这里没有布道，这里不要求信仰。”（第15卷第4页）
就连尼采以“立法者”的面目出现，也不过是他的一种间接表达方式。它既意味着“我只是我自己的法则，我不是一切人的法则”（第6卷第415页），又意味着，那些原本倾听他的话的人应当抗拒着他来反省自身：“我为自己赢得的权利，是不会交给别人的；别人应当自己去赢得权利！就像我一样……必须要有一条源出于我的法则，就仿佛它要将所有的人都变得酷似我一样：以便每个人都抗拒我这肖像，以此来发现自身，增强自身力量。”（第12卷第365页）
与这种态度相一致的是，尼采既不想支配人，也不想被人说得神乎其神：“要支配人吗？要把我这一套强加于人吗？这太恶心了！难道我的快乐不就是洞察许许多多的他人吗？”（第12卷第365页）最后，“我同一位宗教奠基者毫无共同之处。我不希望有‘信徒’。我想，我过于邪恶，无法相信自己，我从来不向大众诉说……我极度担心，有一天人们把我说得神乎其神……这本书就是要防止人们跟我胡闹。”（第15卷第116页）
尼采既做预言式宣示，又拒斥那些盲目追随他的人们；既作立法者，又号召人们抵制他的法则；既是导师，又是怀疑一切的人。他到底想借助这些矛盾之处、借助所有这些打动人心的语句自相矛盾之处达到什么目的，对他来说，什么才可取代宗教奠基者，他想对他人起到什么作用，这些他都是以“心灵的天才”这一名义模模糊糊地揭示出来的：“心灵的天才……懂得要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到每一个灵魂的阴曹地府去，擅长揭示，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说，约束还意味着什么，以便他们内心更为充实、更加坚定不移地追随他；心灵的天才让一切喧闹嘈杂、自吹自擂变得寂静无声、宁神倾听，令质而不文的心灵变得文质彬彬，赋予它们一项新颖的要求去品味，像一面镜子一样宁静安然，以便反射出深邃的天穹；心灵的天才探测出，昏暗厚重的坚冰下面掩埋着为人遗忘的宝藏，它的探矿杖能够点石成金；……无论是谁接触心灵的天才后，都会更加充盈、更加内心充盈地……启程，仿佛经一阵饱含露水的微风吹拂与侵袭，也许他更不自信，但他满怀尚且无名的希望，充满新的意志。”（第7卷第271页）
尼采本人年轻，也更相信年轻人：“从这些抱有希望的人那里我了解到，他们都是从切身之处来理解所有这些老生常谈的，而且他们会用最切身的经验将这些老生常谈转变成为一种针对他们个人的学说。”（第1卷第381页）但不久他就要“警告这些热情奔放、渴望信念的年轻人，不要马上重又将他的理论视为某种生活准则，而要将其视为或许值得琢磨的假定……”（第11卷第398页）最后，那些崇拜他的著作的年轻人成了他的累赘，“因为显而易见，这不是适合于年轻人的书”（1887年5月13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这之后，他便失望地寻找同伴。他将自己的著作当作鱼钩，用来钓合适的人。但没有真正的读者：尼采拒绝做任何妥协，他揭露一切假相，看到自己愈发孤单地恪守自己的真实性。他激情荡漾地企盼着，却自知在他那个时代，自己缺乏被人理解的任何条件。
尼采肯定预见到自己会享有声誉，但他甚至没有赶上声誉到来之初。尼采从此便原汁原味地为人所理解了吗？几乎还没有人有权用是或否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借吸收尼采的思想来生成我们自己。他要求人，不要受诱骗，将表面上明确无误的理论与法则当作普遍有效的接受下来，而要创造出自身本性尽可能高的层次来。我们不能臣服于简单化了的要求与语句，而要通过他寻找到通向真正的朴素真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