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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的文献所援引的对尼采的阐释，大多犯有一个根本性错误：它们仿佛理所当然就很了解尼采的生平及其为人，因而给尼采贴上标签，据此概括出一个完整的尼采。这样做首先缺乏对这位诗人与作家的欣赏态度，因为它所付出的代价是，不能把尼采当作哲学家来认真对待。这样做的欠缺之处还在于，像对待以往的哲学家一样来对待他，并用以往的哲学家作尺度来衡量他。与此相反，真正的阐释是深入研究，而不是贴标签；真正的阐释不知何为最终结论，而是在始终有所触动、质询、回应中前进。这样，真正的阐释就开启了一个吸收的过程，并确定了这一过程的前提及界限。错误的阐释是在冷眼旁观，将被阐释者当作陌生者，虚幻地享受大致的印象，而真正的阐释却是自我有可能有所触动的媒介。
在各种歧义性阐释中，常常出现下述因画地为牢而自以为是、因自身绝对化而虚妄不实的做法：
第一，尼采的个别学说被孤立化、系统化，并被当作他原本的成就。像在《强力意志》中便可看到对体系予以综合这一主导思想，由此就不可避免要排斥尼采的神秘精神飞跃与永恒轮回学说。人们要么看到尼采对生命的构想，看到他对摧毁生命且自我掩饰的强力意志所做的揭示，看到这种构想与揭示所昭示的真相（随后惊讶于尼采将这强力意志当作生命本身，因为这样一来就摧毁了尼采自己对生命的构想）；要么看到尼采那广博的、披露性的心理学昭示的真相，摒弃他所有的实证性思想苗头。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虽然揭示出尼采思想中的某种联系，却没有揭示出他的思想本身与完整的思想。
第二，尼采其人被塑造成一个形象，进而被随意当作一个与可加以感性直观的命运具有内在关联的完整体现。有的人看到其人格主体的魅力，即一个天才心灵陷于孤独的命运。有的人在他身上看到一种客观的命运，即一个真实的人处于两个时代的转折期，注定会是什么样子。此时，一切现存之物均已空洞腐朽，而即将来临之物尚未实现出来。尼采代表欧洲危机，欧洲危机在他身上浓缩为一个人物形象。由于时代处境的缘故，这一人物形象注定变得支离破碎，同时又预示出这一时代的状况及其走向。有的人过于关注尼采的心理，有的人又过于无所不知，仿佛上帝一般洞观人类历史，并洞察到尼采置身之处。这两类人自以为在阐释尼采时深受触动，却因为虚假做作的预设反而未真正感受到尼采的触动。因此，他们没有感受到尼采本来有可能给予的推动。
第三，尼采的全部实际情况都是借神秘的象征手法得以阐明的，这些象征赋予他以历史性根基这一永恒意义与深度。例如，用犹大来象征尼采那一贯的辩证否定性，用驰骋于死神与魔鬼之间的骑士来象征他那毫不浮夸的无畏精神等（参见贝尔特拉姆语），是颇具说服力的。但是，一俟这些象征超出优美、巧妙的手法之外，就变得不真实了：它们把尼采简单化了，取消了他的思想变动；把尼采僵化了，将某种众所周知、无所不包的必然性强加于他，而不是追踪他的实际情况。而可以看出的是，尼采本人是如何将这些象征手法当作一种阐明手段来运用，且只是将其当作多种手段中的一种来运用的。
第四，尼采的思想与态度得到了心理学上的解释。至于揭示他是如何成为这样的，则事关价值与真理的判断。这一方法似乎来自尼采本人，因为尼采强调生活与认识相统一，懂得要将哲学体系理解为体系创立者的个人活动。但是，他解释道：“我常常给自己的批评者留下一个坏蛋的印象。不是说别人说了什么，而是说这是我说的，以及我是如何变成坏蛋的，这似乎才是他们唯一的兴趣所在……他们评论我，以便同我的作品摆脱干系。他们解释我的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似乎这样就足以将我的作品——束之高阁。”（第14卷第360页
）
这不是尼采的矛盾之处，而是他在驳斥人们将澄明生存地、出自爱心地审视所思之物的实质同无视问题、随意做心理理解彼此混淆的做法。这是因为，心理学本身尚不能澄明生存。像从这位患病教授的病态心理出发（据说他这位敏感而神经质的人颂扬野兽），或从争夺权力与地位的斗争出发（这大概是他反德国人、反俾斯麦立场的由来，是他靠轰动效应来满足影响欲、喋喋不休地与人争辩的由来），这样来理解尼采的思想，是无法接触他的实质的。这种理解方法与其说是在真正地理解，不如说是在贬低。它所把握的，无论如何都是无关紧要的，要么是虚妄不实的，要么不具有澄清尼采自身实质的力量，即使它可让人领会尼采的一点儿东西。
问题在于，可否有一种对尼采的阐释——它只是否定性地利用上述四种做法，从而塑造出真正的尼采——有可能充当吸收尼采的手段。它要针对某种理论体系、针对某种人物形象、针对某种神秘的象征手法，并针对做心理学理解的审视方法而放开眼界，从而接触尼采的实质，分享这种实质，并自己成为这种实质。不是仅仅处理尼采在思想中、著述中、生平中表露出来的什么，不是把他仅仅当作他人来了解，人们才会自己涉入原初的尼采的思想活动。
寻找到真正吸收尼采的入手处，当真困难。对这样的人而言，尼采就在各种思想起源与思想界限纷纷表露出来的根基处。在这里，思想与形象、辩证体系与诗作都是表达方式。尼采似乎是这样一个人，他由于有全身心的勇气，能够将自己对一切的把握及对自身的理解真实而实质性地表露出来。
大多数哲学家都担心，人们阅读关于他们的书，而不是阅读他们自己写的书。而在尼采这里，由于他看起来过于通俗易懂，危险反倒在于把他自己的书读糟了。
如若有的人建议说，应当在此处或彼处入手翻阅尼采的书，以便受到启发，有所收获，享受欢乐，那么他就错失了接近尼采的道路：“最糟糕的读者莫过于像进行掠夺的士兵一样行事的人。他们拿走一些自己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将剩下的东西搞得肮脏不堪，乱七八糟。这样就亵渎了完整的东西。”（第3卷第75页）“我嫌恶读书懒汉”（第6卷第56页）。
如若相反有的人以为，应当一口气阅读许多，阅读所有的，以便掌握整体，那么他就又错了。尼采是“从容的读者的教师。不写过多的东西，以便不把所有‘匆匆忙忙’的各色人等都逼得绝望了……才符合我的胃口”。尼采称赞语文学说：“它教人很好地阅读，即慢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带着自己的想法、敞开心怀、手指轻轻翻过纸页、目光和缓地阅读。”（第4卷第9至10页）
但是，读者不应满足于这样“做针线活儿和把玩文字”，而应当透过字里行间、透过论断主张深入思想的原初状态，以便分享真正的推动力。尼采有一次给威尼斯的加斯特写信道：“如果您拿到一本《曙光》，请您再向我显示一次诚意：哪一天拿上这本书到海滩去，把它完整地读下来，并试着从中得出完整的东西来——一种充满激情的状态。”（1881年6月23日致加斯特的信）
将这类每一句均似非而是的表述概括起来，阅读的重重困难才会显露出来。无论何时，只有接触到尼采思想的起源处，研究尼采才有可能富有意义。尼采所要求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状态”不是目标，而是思想源泉。这才有了读者应做之事。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方法：
如若一位作者的思想具有绝对的重要性，那么读者依照自己的见解有所选取、有所舍弃，就是不许可的。应当说每一句话都值得严肃对待。尽管如此，并非所有表述都具有同等价值。它们的重要性彼此不同，但孰前孰后，不可依照一个事先拟好的尺度来确定，而是由从未得以企及的这一思想总体性决定的。
阐释依靠的是关键性文句之间的关系，它们造就了一个具有多重取向的核心。在阐释过程中，这一核心要么得到确证，要么发生变迁，但始终根据随之而来的问题，将阅读引导向明确的、实质性的理解。较之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来说，这一点对于尼采来说更为有效。这首先是因为，他的著作形式零散，其次是因为，他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呈现出一种间接性，即它游移在表面上的绝对肯定性与绝对否定性之间。
为了正确理解尼采，就需要针对阅读他的作品时看起来会径直误入歧途之处，反其道而行之：不要将明确的论断当作不可动摇的最终真理接受下来。这样做并不能接近他，而要长长舒一口气，借机进一步提出问题，倾听不同的观点，以及相反的观点，在各种理解的可能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那种要将这些论断当作最终确定不移地来把握的求真意志并不能够富有意义地吸收尼采，只有深入浅出并由表及里、惯于疑窦丛生、接受一切并期待一切的求真意志才可做到这一点。
要在阐释中研究尼采，就需要将同属一类的林林总总的所有表述汇总起来。要寻找出那些相互诠释、前后印证、彼此限定、内容连贯之处，不是靠收集仅凭使用同样词汇就被算作相互联系之处——尽管这样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按图索骥的方法轻松易行——，而关键要靠在阅读时凭借良好记忆建立起实事求是的相互联系。
这番有步骤的概括活动充分表明：
第一，任何表述看起来都可为其他表述所扬弃。自我矛盾是尼采思想的基本特征。针对有关尼采的某一判断，几乎总能找到同样相反的判断。表面看来，他对一切均怀有两种看法。因此，人们可随心所欲地从尼采那里找出自己想要的任何引文。有时，大多数持一己之见的人可以引证尼采，说他是无神论者或信徒、保守的人或激进的人、社会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讲究方式方法的科学家或空想家、热衷政治的人或冷淡政治的人、自由思想家或狂热的人。由此，有的人得出结论说，尼采混乱不堪，对什么都不严肃，只有随心所欲的一时之念。我们根本不值得认真看待这些无边无际的话语。
但是，或许问题就在于这些绝非随心所欲的矛盾之处。这些为读者所熟悉的、关乎理智的、自相矛盾的不同说法本身就有可能在误导人们，将事情简单化了。如果要保持理智在事情当中的首要位置，那么当理智的思想者在仅仅自己才熟悉的首要位置中探寻事情原委，却又受到求真冲动的驱使时，也许恰恰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形式才透露出事情的原委来。如此这般形成的矛盾似乎就是由事情本身而来的、必然的。它不是伪劣思想的标志，而是思想具有真理性的标志。
无论如何，阐释的任务在于搜寻各种形态的矛盾，找不到矛盾便永不满足，然后或许就是去体会这些矛盾的必然性。不是偶尔去触及矛盾，而是要探寻矛盾的由来。
第二，尼采的重复之处俯拾皆是。由于尼采无论何时写下的所有东西都要付印，以便让人了解他的思想，一再重复就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这些重复之处找出多端变化来，由于这些多端变化，尼采的基本思想才褪去他在个别语句中流露出的平淡无奇、僵化凝固。尤其要显示出来的是，都有哪些情况使得针对一个主题有可能出现上百条引文，又有哪些情况截然相反，或许仅在一处就取得了其在思想上的重要性。
第三，那种对尼采思想矛盾之处的不满之情与对于他初看上去似乎随心所欲之处的不耐烦情绪推动着人们，在汇集他的思想时，深入真正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才解释得清尼采的意思。人们会体会到，他是如何无意统辖存在与可思之物的一切可能性，就走上了这一条必由之路的。能在不同的文论中找到几分实际性思想联系，就能做出几分辩证性阐释。但是，辩证性阐释不能单单靠某种逻辑性见解就可获得，而只能靠扩展可能性生存的澄明性空间才可获得。谁没有耐心寻求尼采思想在逻辑上与内容上的多方联系，体会他内心演绎出的丰富可能性，谁就无法富有意义地阅读尼采。
第四，尼采的整体思想并未形成，它是作为愈发尖锐的追问，即对这一整体思想的实质性核心愈发尖锐的问题，推进在各个思想阶段中的。这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世界图式、一个体系，而是探寻存在的激情。它升华为本源性真实之物，对一味克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那些彼此内在联系的语句奠定了一种基础，在此基础上，其他的一切才可真正得以理解。这些语句一经显示出来，单纯学说在体系上的完整性——这只不过是无所不包的完整性的一个功用——与生存性统摄本身——它并非基本学说，而是基本的推动力——之间的本质性区别便可确定下来。这两者都要靠恰当地汇总尼采的各个语句来得以澄明，以至于丰富的特殊之物围绕着本质之物各就其位。这项探寻整体的研究无穷无尽，但只有从整体出发来把握概念和对象，才可成功。
只有以这类着眼于整体的阐释为基础，才可从尼采本人那里得出标准。由此来看，他的各个语句才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其特点或具有实质性，或只是些旁枝末节；其表述或恰当中肯，或差强人意。尼采没有随时随地都同样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实质性思想，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人们可以取得这样一些立场，从这些立场出发，借助于尼采自己特有的批评，来跟踪尼采的思想活动。可以自觉地走上的道路有两条：
首先，可以不考虑尼采思想形成的先后时间顺序，将他的思想汇总为一个具有必然性思想联系的现成整体。其次，这些思想联系是在几十年间发展起来的，可以视为带有时间形态的生命整体。在第一种情况下，非时间性体系整体观念是追寻他任何思想的非时间性所在，是追寻他的思想体系本身的线索。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生活、认识及患病的发展变化是追问他的任何所思在这一过程整体中的时间所在的线索。首先，人们认识到尼采思想的变化、矛盾、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实际联系有多少，尼采的每一思想就可得以理解多少。其次，只有借助于尼采得以被认识的各个时间点，他才可被彻底理解。在阅读尼采时，人们必须始终清楚，自己阅读的东西是在何时写就的。
这两条道路似乎是彼此排斥。一条要求洞察体系整体，从而将一切相互联系起来，把握每一思想的非时间性所在。另一条要求将这一思想整体视为一个传记性时间序列，从其时间性所在出发来理解他生命之路上的一切。这两条要求彼此矛盾。
实际上，尼采有一些基本思想在任何时候都是彼此相似的，即使有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它们也早自尼采青年时代起就已形成，并支配他的思想了——这是大部分思想的情况，令人惊讶的倒是，何以这些思想竟贯穿了他的一生。另有一些思想，是在他思想发展历程上经历一次飞跃，才面目一新地出现的。还有一些思想仅出现于一个时期之内，随后显然被淡忘了。但这是罕见的极端情况。所有这些思想都要纳入一个既是体系性的、又是生平性的宏大过程。它们同属一个人的现实情况，这个人不得不用时间形态呈现自己最为深刻与真实的思想体系。时间形态可以是自然而然的、符合思想事实本身的，也可以由于并非实事求是的因因果果而在生平上含含混混，或一塌糊涂，因为这些因因果果扭曲了这个人的经验性实际。在尼采身上，这两种情况都表现得令人惊讶。
研究尼采的思想同研究大多数大哲学家不一样，首先，它要求我们设身处地地研究尼采的生平实际。我们要了解他的种种经历、他在各种境况中的态度，以便看出那密不可分地同属尼采生活与思想的哲学内容。这种关联可在他著作中的特定思想与象征手法中得以追踪，直至细枝末节之处。我们了解他的生平，为的是发现与认识他的思想活动。在这种思想活动中，他每一部著作都有迹可循。
相反，如果听凭他的生平实际与思想世界彼此无关地各行其道，那么我们研究尼采的生平，便失去了其意义。在这两者彼此分离的情况下，一方面，人们收集过于富有人情味儿的事实，品味一篇生命史诗，就满足了好奇心；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脱离了他这个人，就被打上了永恒真理的印记，甚至被打上愚蠢想法的烙印。
其次，尼采的思想要求人们深入研究它那些系统性联系。但是，与庞大的哲学体系相反，可以设想出来的尼采的体系似乎只是他博大思想整体的一个侧面，或一种功用，而这思想整体则再也无法被展现为体系。更确切地说，人们在阐释它时，要考察表述思想的各种措辞，将零零散散的措辞汇总起来，并考察各种矛盾之处，以便琢磨透各种可能的意思，就如同这样做仍可企及某一整体一般。最终，虽然一切密切相关，但这团思路的乱麻会重新随着时间散布开来，无法形成一个体系。
如果始终不能自圆其说地陈述尼采的思想，那么他依照时间的思想发展与思想体系这一整体的统一性，即生活与思想的统一性，就仅仅是尼采研究的一个观念。至于人们会在何许程度上做到明确地、有根有据地从客观方面把握这一整体，则是不可预见的。在研究尼采时，无可回避的是，既要毫无保留地致力于他经验性生活实际的事实，又要着眼于尼采思想得以致思的时间，来长久地研究他的思想。恰恰是由于这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不可恰当地单独走下来，尼采研究才总是麻烦不断。同样由于这两条道路并非彼此毫不矛盾地和谐一致，尼采研究才不可遏制地出现驱动人的躁动不安。
阐述不同于单纯的判断，它要展示出事情本身。阐述不同于陈述，它要突出事情的本质特征。做阐述时，人要在被阐述之物面前隐去自己的思想，不能利用对象作诱发自身哲学思辨的契机。阐述性思维是不断投身另一个人思想的努力，人做思考，仅仅是为了通过自己的思考来揭示他人所思考的。
并非所有的思想成就都值得阐述，只有创造性的、在创造中永生的思想成就才值得阐述。它们那无限的思想根基要通过后人的吸收一再得到重新的、当下的表述。就创造性思想成就而言，人们始终在尝试着，通过阐述一再取得原汁原味的理解。对于有限的、特定的，因而纯属业已完成了的思想成就而言，合适的是给它的结论写一篇评论，而不是做阐述。
阐述尼采，不可以怀着这样一种目的，即我们最终要对他有所了解。他的思想不是现存之物，既不可被当作他的实质的封闭形态，也不可被当作哲学体系，而始终只能通过他的思想的每一种联系与对他这个人的每一个侧面来加以把握。如果在总体上将他固定了，则必定无法理解他。正如尼采只是在思想变动中间接传达自己的思想一样，要接近他，也不能靠观察思想形态与体系，而只有靠我们自身的思想运动才可做到。这是因为，把握他的思想与生平事迹，并不会告诉我们他是怎么一回事。只有靠每一个人亲身研究与质询，才能通过尼采发掘出尼采对每一个人而言是怎么一回事。
因此，阐述尼采——将此行动落实在文字中——并不能替他人做这项工作。它只是为每一个人自己要对尼采有所作为做出了一番准备。但是，阐述尼采，意义在于创造前提条件，使得人们无论是分享尼采的思想，还是抵制他的思想，对尼采的吸收或许都会较之以往更为明确。这样，虽然尼采这个人物像恶魔一般焕发出的不可解除的魔力未被去除，但涤除这一魔力、深入他那生命深处的原动力，则成为人们的目标。进而言之，即使那原本源出于尼采——哪怕是经过他人修改尼采思想而流露出——的诡辩术不可轻易消除，但破除这一诡辩术，则成为人们的明确任务。
任何阐述之路都无法直接通向尼采思想的核心。想当然地指出某一思想核心，有可能错失他给我们造成阵阵不安、却又带来累累硕果的重要思想。因此，我们要先后走上多条道路。要终结认识尼采之路彼此分道扬镳这一情况，靠的不是某种综合，而是对洞悉思想深处的目光的澄明。这种思想深处是尼采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的形象所间接启示出来的。
条条阐述之路具有同样的目标：清晰地了解他的特点，从而为全面吸收尼采做出准备。条条阐述之路具有同样的起因：体会他那一再表现得变化多端、因而无以掌握的思想根基。起因与目标是无法直接传达的，但只有借助于起因与目标，每一条道路及其针对特定对象的明确性才有意义。尼采的思想是取之不竭的，其作为整体并非一个似乎有待解开的问题。这是因为，尼采的思想还要由此展现出来，即在后人对他有所吸收时，尼采才成其为尼采。
我们选择三个主要部分用于阐述：第一，是将尼采生平当作尼采之事始终不可或缺的基础；第二，是将他的基本思想视为他的思想丰富多彩的特定内容中蕴含的原初动力的体现；第三，是我们要在他的生存中寻觅他思想方式的整体。在每一主要部分中，只要对一些事实情况的认识是我们理解尼采所必需的，这些事实情况就成为基础。但是，在每一主要部分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由特定使命而来的某种看法。
对尼采生平的阐述可以揭示出他极端的偏激性。我们不能迷失在这些事实情况当中（谁一度真正被尼采所打动，谁就知道自己对这些事实情况的求知欲有限），而要将构成他这个例外人物的经验性前提感受为他始终在自我牺牲并被牺牲的生命的实际（既不掩饰，也不拔高经验性实际）。
阐述基本思想，要依照起到实际作用的每一基本思想动机的顺序，揭示出没有哪一思想是固定的，毋宁说每一思想都会再度成为问题。要考察尼采所发现存在的各种形式，直至这些形式落空了为止。我们要做的是，在极端的正反两方面事物中都永不止步。
正如尼采的自我理解与我们对他的理解所显示的那样，整体性阐释要澄清他的生命与思想所具有的生存性意义。我们要做的是，在吸收尼采思想时保持开放态度。这就不仅要避免任何一种将其实质固定为个别思想的做法，而且要领会这里所需要的至高要求。尼采显然是无法最终理喻的例外人物，他不是让人效仿的榜样，他对我们这些绝非例外人物的其他人所起到的振聋发聩作用，是根本无法被取代的。最后的问题是，一个并不代表所有人的人物，何以能够取得举足轻重的意义，就如同他表述了人性本身一般。
阐述尼采思想的关键在于，要突出尼采真正的基本哲学思想。虽然尼采本人未在方法论与体系性上有所发挥，但阐述却形同可以给他的思想勾画一个轮廓。尽管尼采没有哪一个别思想、哪一个别概念可以为此起到实质作用，但从他那常常是音乐般的、也常常是造型般的大量语言中，可以发掘出一个潜伏于其中的基本思想结构。我们无需重复这些语言及其演示出来的直观性——这似乎是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阅读尼采本人的东西——，而应当随即揭示出其基本轮廓，以便在自己阅读尼采著作时，能够借助这种认识，更好地把握所读之物的相互联系及其局限，并借助真正的，即创造性的批判活动，形成自己的思想萌芽。
关键还在于，要始终依据文献资料来做阐述。虽然说看上去我们以己度人、有所损益地阐述尼采的思想，更为舒服省事，但这样做恰恰错失了激发我们追求真理的那种对立观点，而这种观点存在于尼采思想不相协调之处。将他的思想汇总起来，使得它们相互补充、彼此对立、共同运动，越是严格地证明每一步骤，则对于理解尼采来说越有效果（即使在这里，我们的做法无可避免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仅仅局限于各种实质性思想）。
因此，有理由大量摘引几乎全部的尼采的文献。但关键在于，这些引文有何新颖之处，而不仅仅是一本由优美段落组成的文选，不仅仅搭建起风趣的偶然性联系，或将各种思想倾向随意孤立起来，甚至不过是耸人听闻的语句摘录而已。有些思想，要在它们实质上从属的联系中得以阐述，尽管尼采没有对此明文强调。这是因为，尽管在每一页纸上，这位作者的光辉都映入读者眼帘，但哲学思辨本身所迸发出的光芒却大多隐而不显。随意摘引尼采，或选取尼采恰恰符合某一意图的构思，只会令人眼花缭乱而已，它在哲学上则诱人误入歧途。而将各个段落予以澄清地汇总起来，才是着眼于整体的阐释工作的成果。其目的在于，突出一些特定的基本思想，以便对它们的认识令人们阅读尼采时——阅读尼采，始终是首要之事——能够看得清晰透彻，尤其是能够同尼采一道做研究，并致力于尼采研究。必须终止依照个人偏好做筛选的做法，因为对整体的认识迫使我们，将这一整体阐述得尽可能令人可触可感。
理想的摘引仿佛金饰技术一样，真正把握这各种哲学思想的宝石，随后如此处理它们，使得它们不仅一块块地各自有益，而且相互增益，以至于它们合为一体，较之零零散散或随意堆积在一起更有效益。这些宝石换一种组合方式，还会焕发出新的光芒
——它们不会一下子焕发出全部光芒的。关键在于，任何一道明澈的光芒都来自人们——不加歪曲地——明确了尼采所说、所指的实质内容。
经过汇总之后，各种思想便开始相互磨擦，这之后便产生了思想的自我批判。人们可以就尼采的个别表述之正确与否争论得无休无止。这样，他只是话题的缘起，而他本身未被认识。正如他思想整体的演进中会出现不相协调之处、局限之处与失误之处一样，究其根底已然由尼采本人做出的批评也是可能的，因为这种批评属于他不断自我克服与前进的真理之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