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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著作中充斥着有关疾病的意义的问题。在他从事创作的一生中的最后20年，他患有各式各样的疾病，少有中断。他是患精神病去世的。要理解尼采，就不可忽略地要了解他患病的事实和情况，将各种事实和情况同其可能具有的意义明确区分开，并了解尼采本人对待疾病的态度。
1889年1月8日，欧文贝克来到都灵，要将他这位患精神病的朋友接回家乡。接受咨询的巴塞尔心理医生维勒看到尼采内容疯狂的书信（致A．豪埃斯勒与雅·布克哈特），认为有理由马上采取行动。事实上，尼采已显得精神崩溃了。几天前，他就摔倒在大街上。此时，欧文贝克看到他“蹲在沙发一角上”。“他向我冲过来，紧紧拥抱我，然后抽搐着退回到沙发上去。”他大声唱歌、发狂地弹钢琴、滑稽地跳舞，并窜来跳去，以此来发泄情绪，继而又“以无法描述的压抑语调讲述自己是死去的上帝的继承人，讲述自己莫测高深、预见力神奇、无法名状地恐怖的事情”（贝尔诺力著述第2卷第22页及以下几页）。尼采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在精神瘫痪的状态下一直活到1900年。
问题是，他是从何时开始患病的。他的书信表明，1888年12月27日以前没有出现任何疯狂的内容。这一天，他还给福克斯写了一封清清楚楚的信。但是在同一天致欧文贝克的信中，他写道：“我正在为欧洲各个宫廷写一部备忘录，旨在将它们组成一个反德意志联盟。我想将‘帝国’锁进一件铁衣，煽动它陷入一场绝望的战争。”后来的日子里，他的疯狂思想内容变化不定、零零散散，但思绪连贯，因而颇能触动人。这些内容流露在他的信件与他小心地写下的字条中。尼采成了上帝，成了狄奥尼索斯与那个上十字架的人。他集二者于一身。他成了每一个人、所有的人，成了每一名死去的人与每一名活着的人。他的朋友都扮有自己的角色。柯西玛·瓦格纳成了阿里阿德涅，
洛德成了诸神之一，布克哈特是最伟大的教员。创世史与世界史均操纵在尼采手中。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在1888年12月27日之前，是寻找不到他疯狂的任何迹象的。在这段时间之前的著述中寻觅他的疯狂思想，会一无所获。
这样一种病症只是作为心理疾病突然爆发的，它同官能性大脑疾病有关，极有可能同渐变性脑软化有关，无论如何都是由某种偶然的外界原因引起的，无论是由于传染病，还是由于——或许，但并不一定，而且绝对未经证实——滥用毒品而造成精神崩溃，同他的体质带有的遗传性的疾病无关。
这一精神崩溃的过程是在1888年12月27日之前多久开始的，这是无法用今天的手段来确定的。为了十拿九稳地诊断他的脑软化病症，并确定这一病症开始的时间，除了需要做精神病理学诊断外，还需要有尚不为当时的人们掌握的检查肌体的方法（尤其是腰椎穿刺术）。自1873年起，尼采就一直在生病，但精神上没有病。他死于精神病，这一点促使有些人去追溯死亡的阴影，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后来病症的先兆已然很明显了。这种观点同与其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样令事实晦暗不明。相反的看法是，截至1888年年底，尼采精神完全健康。对疾病的诊断总要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医学知识，以及他持哪一类看法，它在尼采身上永远不会达到充分的确定性。对于都有哪些情况可能同他后来脑病发作有关这一问题，要找出一个假设性答案，就要做一番比较。首先，要比较大量得到观察的其他的脑软化病例的进展情况。但是，这种比较是不够的，因为它始终只能在表面上直观地揭示出尼采在明显患病前那10年的心理活动——直观他的心理，是甄别他的思想创作所必需的（相关材料见于阿伦特和尤尼乌斯编《心理诊疗档案》第44卷）。其二是比较肯定患有、显然患有或可能患有脑软化病的知名人物，如莱特尔、莱瑙、莫泊桑、雨果、沃尔弗、舒曼（加斯东·福贝克的著述《精神崩溃：莱瑙、尼采、莫泊桑、雨果、沃尔弗》1922年慕尼黑版，可惜我未看到）。尽管著名人物的传记表达丰富，因而较之无创造力的人们的病史更富教益，但将这些人物同尼采做比较，迄今尚未得出至关重要的结论。
我们同样无法依据这些比较得知，在尼采脑软化病突发前的或许10年间，都有可能出现哪些情况，或反过来说，如果偶然出现了一些情况的话，都有哪些情况不能算作他前期病史的征兆。既然我们在今天尚不能了解任何确切情况，那么剩下要做的简单事情便是，描述性地认识尼采患病的过程及其完全不可被当作病症、只可作心理诊断的一些心态，而不必了解哪些因素组成某种病症，或哪些因素分属各种不同的病症，而这些因素只是偶然地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罢了。
这种描述关注的，主要是人的躯体与心灵这一整体的突变，正是这种突变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各种变化。在尼采身上，这种突变是：
一、尼采当战地救护员上战场时，患过严重的痢疾，虽然很快便康复了，但每隔一段时期便会胃疼，自1873年起又缓缓开始犯胃病，胃病发作的频率与次数有增无减，而且头痛剧烈、怕光、呕吐，有一种全身瘫痪的感觉，就像晕船一样，被迫越来越多地卧床。有几次，他失去知觉的时间较长（1880年1月致艾瑟尔的信）。他自青年时代起便患上的近视病又引发了持续的眼痛病。除这些病症外，他持续头痛和头胀的时间也很长（1880年2月致艾瑟尔的信）。在他的精神生活中，靠别人帮忙朗读，尤其是按他的口述来书写，已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些病症影响力不等地伴随了他的一生，情况时好时坏，毫无规律。他在1885年再度写道，自己“在一瞬间便失去了视力”。1879年，一方面，从书信中看是情况最糟糕的一年，“我有118天生重病，而生小病，我没有统计”（1880年2月致艾瑟尔的信）；另一方面，也有情况转好的时候，“现在情况明显地转好了！当然，这种情况至今才延续了5个星期”（1879年10月20日致玛丽·鲍姆加登的信）。
尽管他的痛苦很强烈，尽管他患病的时间很长，尽管他的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折，但人们未能给他做一个医学诊断，将这些征兆汇总为一个明确无疑、广为人知的病象。有人说这是偏头痛，是因疏远了瓦格纳而产生的精神性神经机能病，是神经系统的某种官能性疾病，但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1879年5月，尼采因为患病而放弃教职，开始他的旅行生涯。当年夏天，他还撰写了《漫游者与他的影子》。接下来的冬天，他是在瑙姆堡母亲家中度过的。他的状况糟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已在等待自己生命终结了（1880年1月14日致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的诀别信）。
二、自1880年2月起，尼采又到了南方，开始撰写新的著述，经过一年时间，出版了《曙光》。此刻，他经历了一次思想发展，为他的思想奠定了一个新起点。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的自我意识也随之逐渐呈现出来了。从1880年8月到1881年7、8月间，即他的思想巅峰时期，再到1882和1883年，即他的灵感迸发时期，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思想变迁。
谁依照时间顺序阅读尼采的书信与著述，瞻前顾后地自觉考察他各种表述在时间上的相互关系，就会产生一个非同寻常的印象，即自1880年起，他经历了一次平生前所未有的深刻思想转变。这一转变不仅表现在尼采的思想内容、全新的创作之中，而且还表现在他体验生活的方式上，他仿佛投入了一种全新的氛围。无论他讲什么，都换了一种语气。他那渗透一切的情调是在1880年以前既无先兆又无迹象的。
我们在此并不是要追问，他对自己思想发展的理解是否有其道理。我们不怀疑这种自我理解的真实性。我们也不是要追问，他此刻把握的思想内容与生存内涵有何意义。我们不怀疑这种思想内容与生存内涵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这本书就是要从总体上揭示这种联系的。但是，我们要追问，那些水到渠成的思想如此登台亮相时，他的生平中是否有什么并未显现出来？而这种在思想上、生存上无关紧要的东西是否等于给新思想添加了某种未必与此相关的色彩？或者说，他在遵循这种精神驱动力和思想目标时，是否产生出一些思想苗头，而这些思想苗头来源于我们不明确地称之为“生理学因素”的东西？
考察他1880年以及随后几年的思想转变，其方法既不在于将其归入医学范畴，也不在于概括那些“可疑的征兆”，而仅仅在于依照时间顺序做比较。我们要考察的，不是这些现象本身，而是它们是否刚刚出现，都有哪些以前没有的现象出现了，这些现象在心理上、思想上是否无法根据以前的现象来理解。
我们做阐释的出发点，就是准确依照时间顺序去阅读时得出的整体印象。在读者独立研究尼采并遇到问题时，唤起读者得出这种印象，并通过尼采的个别表述与事实情况，引导读者得出这种印象，就是我们做阐释的意义所在。与此相反，没有任何证据似乎可以从个别情况中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某种疾病在此起到了作用。而总体印象的意义却在于，它——在现今的研究可能达到的认识中——指出了那无法证明的、却是可能的、即使不是必然的东西。对于我们理解尼采的生平来说，在研究中令人激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这一思想转变（1880至1883年）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是一个纯属内在于意识的思想发展过程，抑或是超出思想之外的生理性（即原则上可为自然科学认识的）因素中的什么东西，它带动尼采的创作达到巅峰。只是由于以前根本不存在方方面面的新思想这一缘故，它同时使得尼采不可完全理喻，并且由于某些陌生之处或许难以沟通这一缘故，它令尼采同读者保持距离。
在大量可资比较的表述中，这些都是事实，有一些表述可以分享出来：
1880年1月，他还为死亡意识所支配（“我想我已做完了自己毕生的事情。当然，我就像一个去日不远的人一样，似乎还有如此之多的话要说。在任何一个没有痛苦的时刻，我都觉得自己如此地富有思想！”[1880年1月16日致妹妹的信]）。而此刻，他的自我认识的方式、他对生命的体会、他那无所不及的基本情调都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转变。
他在玛丽恩巴特地区写道：“在最后的日子里，我总处于一种不可遏制的高涨情绪中！”（1880年8月2日致加斯特的信）“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有一次，在森林里，一名从我身旁走过的男子使劲盯着我：在这一瞬间，我感觉到，我的脸上肯定流露出光彩四射的幸福神情……”（1880年8月20日致加斯特的信）他在热那亚写道：“我病得不轻，但情绪比往年同一时期要好得没法比。”（1880年12月25日致妹妹的信）他在西尔斯-玛丽亚地区写道：“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是与‘意气消沉’这个词无缘的。那些猜出我更多毕生使命的朋友们认为，我即使不是最幸运的人，无论如何也是最勇敢的人……此外，我仪表堂堂，由于长期旅行，肌肉近乎士兵的肌肉一般，肠胃等均一切正常。考虑到我的神经系统要承担大量活动，它是非常出色的，既精密又强壮。”（1881年7月中旬致妹妹的信）“我感觉强烈，令我时而紧张、时而大笑……我在漫游时痛哭……这是激动的泪水，我引亢高歌、胡言乱语时，眼前展示出全新的景象，这是我先于所有人看到的景象。”（1881年8月14日致加斯特的信）他在热那亚写道：“在热那亚这里，我既高傲又幸福，这完全是多利亚派的风格！抑或是哥伦布的风格？在英伽登地区的漫游途中，我为极大的幸福而欢呼雀跃，并洞悉到未来。而在我之前，尚无人勇于洞悉未来。至于我能否完成自己的伟大使命，则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事物的本性’。相信我，我如今达到了全欧洲及其他一些地方道德沉思与道德研究的顶点。或许有朝一日，连雄鹰都要畏缩地向我仰视。”（1881年11月29日致妹妹的信）
这些情绪高涨的瞬间穿插在境况不佳的一日又一日、一周又一周之间。但是，这种好坏不同的境况完全不同于以往。旧病虽未消失，但他身体上的痛楚却好于1879年那时的情况。他在1882年讲道（致艾瑟尔）：“就主要方面而言，我可以说自己已经痊愈，至少正在痊愈。”这句话是在他情况较好的瞬间写下的。而在随后的几年，他从没有停止过抱怨病症与自己的眼睛，尤其是身体好坏随天气而变这一令人痛苦的情况。从这时候起，他患病与无病的不同情况让位于另一种他更为投入感情的不同情况，即他时而情绪高昂地、有创作力地体验生命，时而在压抑沮丧的星期与月份里陷人可怕的悲观情绪。与此相应的是，在1876至1880年间这一段思想“荒芜”的日子里，尼采绝没有陷入动摇不定的状态，而是感到自己思想独立。当时他只是对身体不抱希望，等待死亡（这些年间，他有意识地做到思想深远、从容不迫、无拘无束、不偏不倚，他深深地感到如释重负）。与此相反，1881年以后，他才形成无中生有以及反过来有变为无的思想转折。自1881年起，他不仅欢呼雀跃地把握那神圣的肯定性，而且在无法把握时，便因要有所把握的必要性感到绝望、受尽折磨。他从未出现过稳妥、和平的心态。这种起伏不定的心态是非同寻常的。他回顾这些年时写道：“内心动荡不宁的极端情况可怕地贯穿在最近几年之中。”（1887年12月14日致福克斯的信）
尼采在这一时期的书信证实了他后来所记述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头三卷是在10天左右写就的，是对他那种闻所未的亢奋情绪的实质所做的一个概括。继这三卷之后，便是时间长久得多的写作阶段了，它充满无以慰藉的空虚与伤感。这种内心状态如果可以清楚地表露出来的话，尼采称之为灵感。对于这种心态的深刻秘密，他做了如下描述：
“只要怀有一丁点儿迷信思想的残余，人们实际上就几乎无法拒绝道成肉身、上帝的代言人、至高无上的力量的工具这一类观念。启示的概念在下述意义上简单明了地描述了事实情况，即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变得可见可闻了，其可靠性与精确性是无法言说的，它最为深刻地触动、震撼着人。人们听到了，却不去探寻；感受到了，却不去追问，这一切来自何人。这时，一个想法像闪电一般显现出来，不可必免且毫不迟疑地闪现出来，即我向来毫无选择。这是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它扣人心弦，令人潸然泪下，脚步时而踉踉跄跄，时而凝滞迟疑；这是一种彻底的怅然若失状态，令人最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从头到脚袭来无数细微的震颤与颤栗；这是一种深沉的幸福感，在这种幸福感中，最为痛楚、最为忧郁之物都起不到对立的作用，而是起着受制于人、进退随人的作用，形同这一片澄明之中必不可少的某种色彩；一切都完完全全是不由自主地形成的，却仿佛感受着自由、作为绝对之物、充满力量与神性地喷涌而出……这番描述、这种比喻中的不由自主之处最值得注意，人们已不再知道，何为描述，何为比喻。”（第15卷第90页）
除了在这些日子里禀受灵感，激发创作力外，在这几年当中，他体会到了那令人恐怖、如临深渊般的生命感受。这既是一种令他颤栗的临界体验，又是一片澄明状态的神秘之处。尼采罕见地——但很明确地——对此做了陈述：
“我曾陷落在真正的感情深渊里，但我笔直地从这深渊里飞升到我的高度上”（1883年2月3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或者说：“我四周重又一片漆黑。我觉得好像划过一道闪电——在极短的时间里，我感到得心应手、一片光明。”（1883年3月1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尼采对这不可言说之事作了极其透彻的比喻：“我形单影只、疲惫倦怠，前面……四周俱是万丈深渊，身后则是……崇山峻岭。我战战兢兢抓向某个稳固之物……这是一棵灌木，它在我手中折断……我感到一阵惊惶，闭上了眼睛。我这是在哪里？我看到沉沉的夜色向我袭来，并将我笼罩进去。我怎么了？是什么令你突然间哑口无言，似乎感到一阵颤栗，被迷茫含混的感觉所压抑？你眼下正在忍受什么？是的，忍受——这是个恰当的词汇！是什么在蚕食着你的心？”（第12卷第223页）
各种各样对神秘之光的体验、对临界境况的极度恐惧、激发创作力的灵感都只是1881至1884年之间的事情。自1885年起，这类感受、体验和启示则无从谈起了。后来，尼采一度撰笔论述自己是如何“毫无把持”，“会轻易地在一夜间被一阵风暴卷走”。他的境遇是：“爬得很高，但始终离危险近在咫尺——而且对‘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问题毫无答案。”（1887年2月致加斯特的信）他此时所说，实质上并没有从自身负有使命这一境遇出发，并关联着自己体验到的各种状态。而他以前所说，则是在透露自己实际上体验到的临界感受。此时，他只是“日日夜夜地被自己的问题所折磨”（1886年春季致欧文贝克的信）。他再度写道：“最近几周我产生出异乎寻常的灵感”，而这只是一些想法促使他，即使是在夜间，“也要有所倾泻”（1888年9月9日致福克斯的信）。
与亢奋的心态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对一种巨大威胁的感受。这种感受的强烈程度不是自然而然的：“我头脑中预感到，自己过的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生活，因为我是一架有可能爆裂的机器！”（1881年8月14日致加斯特的信）后来他认为，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几十年来积聚起来的力量爆发的结果”：“这样的爆发会将引爆者轻而易举地抛上天去。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1884年2月8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即使这威胁并未到要毁灭人的程度，尼采的总体状态也极不稳定，以至于他因感受强烈而一再患病：“我的感觉……爆炸力极强，以至于在严格意义上说，一瞬间就足以通过变化……让我彻底病倒（大约过了12小时后，果然如此，生病持续了两至三天）。”（1883年7月1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如果强烈的感受像一道闪电一样，在一瞬间就打乱了人的身体发挥功能的秩序，那么最为理性的生活方式又有何用处呢？”（1883年12月26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在这些陈述中，尼采进行思维与创作的思想性与各种莫名其妙地形成与袭来的感受交织在一起。如果不深入到这些感受的总体中去，不深入到在总体上变化了的氛围中去，那么人们想必会就每一个陈述说，这是他随处可见的创造性的表现。但是，在尼采看来，创作过程的意义在于完成他前一个阶段的哲学沉思。同时，创作过程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如果没有附加上“生理学因素”的话，这一活动就不可算作创作者本人的事情。对此，下述理由可以充当提示，即使它们不算证明的话：
1.他充沛的感情与陶醉的心态容易发作，使人有可能设想，这是非精神性原因使然。从这些感情与心态的精神性意义及其对于精神性意义有用与否来看，这些感情与心态何时、以怎样的前后顺序出现与消失，则纯属偶然。仅在1881至1884年间，这些感情与心态才独具特色。
2.他的诸多心态无法理喻地交织在一起，这些心态形形色色、彼此毫无瓜葛，均在他从事创作的时刻之前出现。自1884年起，它们逐渐变得平淡无奇，而它们的出现总伴随有那样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超出精神性创造过程及其结果之外，表明尼采特点的形成是一个整体过程，即使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他的创作的。
3.尼采在36岁时平生第一次产生了这些亢奋的体验，这些体验令他超出了人们通常的情况。从事创作的人想必喜欢体验高昂的情绪、深刻的目光、创作的灵感。但同尼采相比，这些都在实质上有所不同。这就像对温度的想象同真正的火焰相比较一样，就像可在从事创作的人身上看到的某种自然而然的、普遍性的东西同某种同时也是异样的、令人身心交瘁的东西相比较一样。看起来，这里增添了某种全新的东西，而这种全新的东西是从生理上的总体结构中发挥效用的。
至于这一生理性因素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尼采自1880年以来情况如何，只能暂时不予确定。但是，毕竟有什么对他影响至深的情况发生了。对此，毫无偏见的研究人员如果依照时间顺序深入研究尼采的全部书信与著述的话，在我看来是很难持怀疑态度的。将这一情况理解为他患脑软化病的第一阶段，是不妥当的，因为有关脑软化的经验并未作为病案可资比较地表明，此前的情况——它尚不是脑软化这一毁灭性的过程——也算作这一过程。将这一情况当作精神分裂症，或认为它具有精神分裂症的特点，我认为意义不大，因为只要没有明显的精神病征兆得以记录下来——有别于凡·高和斯特林堡的情况——，这种诊断图式就如此界限模糊，也不了解因果关系，结果只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尽管如此，我直观到，尽管尼采的实质是统一性的，他有两副被一下子分开的“容貌”。我深信这里不经诊断也要谈论某种生理性因素。或许随着心理分析取得进步，这种生理性因素有朝一日会得以认识的。
三、他最后一次思想转变明显地发生于1887年年底。这一思想转变再次令他焕然一新，自1888年9月起最终影响了一切。这时他出现了一种全新的自我意识口吻，即用自己的行动来决断完整的世界历史，直至他最终精神失常，仿佛富有意义地投身幻想中的现实，仿佛可以以此取代实际。随后便出现了他至此尚不习惯的一种行动：为自己在一时间取得的成就充当代言人。这之后是一种论战性的新风格，最后是吸纳了一切的精神上的回光返照。
这再一次亢奋到极端的全新口吻流露在令人惊讶、却或许是真实的语句中：“我是这个时代的第一哲学家，这并非不可能的，或许还不限于此，即这是在两个千年之交至关重要、命运攸关的。”（1888年2月12日致塞特里茨的信）在整整一年当中，他都在讲自己那“至关重要的使命……它将人类历史一分为二”（1888年9月14日致福克斯的信）。“就结果而言，我此刻有些缺乏信心地凝视着我的双手，因为我觉得自己‘把握住了’人类的命运”（1888年10月30日致加斯特的信）。
他的自我意识在内容上完全可以理解，它从属于他的思想的意义，因而也从属于自1880年以来那一段过往的时间。而尼采此后的全新行动，则迥异于他迄今为止的实质。前几年，当有人要为他树碑立传时，当他要解除孤寂的痛苦，赢得一位真正的门人，而不是为自己做宣传时，他一再拒绝人（如拒绝帕内特[Paneth]，见于1884年12月2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而此时，他则采取了这样的举动：鼓励人翻译自己的著作，同文艺刊物，同施皮特勒、勃兰兑斯、斯特林堡建立联系。
还是在1888年6月，他再次写道：“我……全部的‘非道德式’立场对于今天来说还过早，过于缺乏准备。我本人没有一丁点儿替自己做宣传的想法，我还从未为此动过一根手指头。”（1888年6月21日致克诺茨的信）但在7月间，他就向福克斯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假如后者愿意的话，可以怎样来为他写些东西。由于福克斯于8月份未作反应，尼采就不想当真操心自己“著述的接受”问题了。但在12月，尼采再次致信福克斯：“难道您就没有论战的情绪吗？我非常希望，此刻有位富有思想的音乐家公开支持我，反对瓦格纳……写一本小册子……眼下是有利的，人们还可以真实地评述我，而过两年再这样做，就近乎是傻事了。”（1888年12月11日）对于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举办关于他的讲座一事，他兴奋得忘乎所以。他应勃兰兑斯之邀撰写了一份自己的传记（1888年4月10日），而用尼采以前的全部看法来衡量，传记本身就是一份不甚得体的老道的宣传。他未经自己的出版商提议，随即撰写了一份“内容简介”，想用这份内容简介来让出席勃兰兑斯主持的关于他的讲座的公众了解他（刊印于霍夫米勒著述，第119页）。他向加斯特陈述此事的话是：“我让弗里茨施（Fritzsch）就我在哥本哈根取得的成就在新闻界做些报导。”（1888年6月14日致加斯特的信）出版商未满足他的愿望，他便进而鼓动加斯特，在文艺刊物上撰述《瓦格纳事件》（1888年9月16日致加斯特的信），希望在对方做到这一点之后，出版一本特殊的著述，将加斯特的文章同福克斯的另一篇文章合在一起附在其中（《尼采事件。两位音乐家的诠释》——见于1888年12月27日致加斯特的信）。尼采在近期撰写的两篇著述最好直接、立刻在这一瞬间产生影响，它们要有步骤地为此目的而被撰写出来，并且是按照一定顺序为公众写作的。
另一个特点在于他那些生硬的书信，他就是写了这些书信才同与自己亲近或敬仰自己的人决裂的。他于1887年5月21日致洛德的书信就是他同人们决裂的一个先兆。但在此时，他还有所控制。1888年10月9日，他与布洛夫决裂时写道：“尊敬的先生，您对我的信未予回复。您想一劳永逸地摆脱我，这一点我可以成全您。我想，您已意识到，这一时代的第一精神向您表达过意愿。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随后，他于1888年10月18日同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决裂，于1888年12月给妹妹写了诀别信。
如果人们将他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激奋年代同1888年这种激奋情绪相比较，就会看出，后者在做合乎理性的表述时，更具有攻击性、更加赤裸裸、更加无节制，既不畏缩也不安宁。支配他的，是有所作为的意志。
这种新情况的关键性标志就是他精神上的回光返照。回光返照虽然只是偶尔出现在这一年间，却频频出现于最后几个月里。
首先，在他致塞特里茨（1888年2月12日）的信中，便可听出这样一丝口吻：“这里的日子好得没法儿再好，这是由于从未有过更好的冬天。”他对加斯特说（1888年9月27日）：“秋日的色彩一派清澈，我对所有事物均感极其惬意。”接下来他写道：“此时我是这世上最心满意足的人了——我的任何话语的含义都蕴含秋天的气息：这是我伟大的收获季节。我对一切均举重若轻、如鱼得水……”（1888年10月18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正在镜子里看自己，我从未有过这样一副神情。情绪愉快、保养甚佳，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我很高兴有个出色的裁缝，很希望无论在哪里都被人看作是个高贵的陌生人。我在自己常去的意大利餐馆里无疑吃到了这里最好的食物……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津津有味地吃饭……这里日复一日不加改变地万事如意、阳光充足……这里有一流咖啡馆中最上乘的咖啡馆，还有一个小咖啡壶，质量极好，而且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上佳质量……”（1888年10月30日致加斯特的信）这之后，他欢乐的语气不再是断断续续的了：“我工作的速度越来越快，情绪越来越好。而且这里的人待我彬彬有礼，就好像我极其高贵似的。别人为我开门的那种方式是我在别处从未遇到过的。”（1888年11月13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跟自己闹了如此之多愚蠢的恶作剧，想出蠢汉才想得出的念头，以至于我在大街上讪笑了半个小时，也找不出其他的话来”（1888年11月26日致加斯特的信）。“秋日真美。我刚从一场大型音乐会回来，它给我留下了平生对音乐会的最强烈的印象，——我在内心里不断地做着鬼脸，以便摆脱这种过分的欢愉……”（1888年12月2日致加斯特的信）“几天来，我都在翻阅自己的著述。如今，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成熟得配得上这些著述了……我一切都做得很好，就是从未对此有所意识”（1888年12月9日致加斯特的信）。“所有现在同我打交道的人，包括为我挑拣上好葡萄的女摊贩，都是些很好的人，殷勤、开朗、有点儿肥胖，——包括服务员也是这样”（1888年12月16日致加斯特的信）。“我发现了这沓稿纸，这是我能够用来书写的最好的纸张。钢笔没变……墨水没变，稿纸却是纽约出的，昂贵、质量上佳……自四个星期以来，我便熟悉了自己的著述，不仅如此，我看重这些著述……此时我绝对相信，一切都做得很好，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切如一，一切也将如一”（1888年12月22日致加斯特的信）。他在圣诞节期间致信欧文贝克说：“在都灵这里值得留意的是，我格外引人注意……当我走进一家大商店时，每张面孔都会转过来……我吃到烹调考究的饭菜中最为烹调考究的——我对此一向一窍不通，既不懂肉，又不懂蔬菜，也不懂真正的意大利食品到底会做成什么样……我的侍者照料细致，举止出色……”
几天后，尼采便精神错乱。他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地生活了十年。
要了解尼采，不一定要了解对他的诊断，但首先要了解，他的精神病在1888年年底是一种官能性大脑病症，是由外界原因引起的，而不是由内部体质引发的；其次，在1880年年中，显然有一种生理因素改变了尼采的总体精神状态；再次，1888年，就在他马上要患上严重的精神病前不久，他的情绪、举止都流露出以前从未有过的变化。
如果要做诊断的话，那么他1888年年底患的脑病有极大可能是脑软化。此外，人们还将1865年他胳膊与牙齿患上的严重“风湿病”看作由传染引起脑膜炎，进而导致他偏头疼屡次发作（无疑，它是一种综合征的组成部分。但问题是，它是否也是另外一种疾病的病症），将他自1873年起的病症视为因他在内心同瓦格纳决裂而产生的神经官能症，将他于1880至1882年的变化视为后来的脑软化的初期表现，认为他后来多次出现心醉神迷的现象乃至精神崩溃是服用毒品（尤其是大麻）的结果。遵循着尽可能将所有病症归结为一项原因这一原则，就可描绘出这样一幅情景，即自1866年起，所有病症俱已出现，其结果就是脑软化。只是这样看是很成问题的，对于要从哲学上理解尼采的人来说，如果这些医学范畴是明确无疑的，那么它们反而只会是有问题的，即这些诊断什么也说明不了，除非他最终的精神病近乎明确地就是脑软化。
在有些人看来，追问尼采的病情，是在贬低尼采。他们认为，将尼采著作的特征同他的病情联系起来，实属无益之举。有人说：“这是一位脑软化病患者的著作。”另有人说：“在1888年年底以前，尼采精神上没病。”从图省事的角度考虑，似乎可以采取这样一种简单的选择：要么尼采就是病了，要么他就是世界历史上的伟人。而认为二者同样可能的想法，是不为人接受的。我们要反对这类彻底毁了尼采或虚假地拯救尼采的做法，因为它们没有理解尼采的思想，没有把握住他的生平实际，而是以教条式论断为掩护，贻误追问与研究。
首先，一种抽象的看法是，仅从思想创作的内容出发，便可考察和评价某一著作的价值。因果关系影响著作的产生，却不说明著作的价值。如果人们知道，一名讲演者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习惯于在发表讲演前喝一瓶葡萄酒的话，那么这并不会影响人们评价讲演的好坏。无法得到内在理解的自然事件的因果关系——我们自己就从属于这种因果关系——并不说明，产生于因果关系的精神产品及其意义与价值如何得以理解，而只会借助于完全不同的思想层面上的不可理喻性——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来把握眼下的不可理喻性。但是，这种抽象的画地为牢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用的。
如果某一病情或任何一种生理因素对精神活动构成了影响，那么问题可以说就在于，这一影响是激发思想的，还是摧毁思想的，抑或是无所谓的。或者说，在新的条件下，思想活动是否会呈现出其特有的样子。如果是的话，它会沿着哪种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无法借先验性思考来回答，而只能予以经验性的回答，尤其是通过对病人做比较性观察来回答。只要在经验上有所了解，那么问题第一就是，在某一个人那里，在无可替代的某一个人那里，有什么是同病症比肩并生的（回答如果是肯定性的，就会提供有关思想家置身于世的现实情况的令人震惊的消息）；
第二就是，且不考虑病症，批评本身就带有一些缺陷。在这些缺陷当中，有哪些因素同病症息息相关，又有哪些缺陷是由特定的病症而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倾向于去拯救著作的纯洁性，因为将外在于精神实质的缺陷同思想变化中带有的问题区分开来的道路是畅通无阻的）。
然而，这种对病史的考察对于应用这番考察的人是不无危险的。它使人看不到著作中纯洁高尚的思想，反而在不当地应用这番考察时遮蔽住一项创作、一个人的伟大之处。至于精神产品中是否有什么可以同病情联系起来，绝不可凭借所谓的批评性判断——这种判断径直确定，此处或彼处是病态的——单单从作品的意义与内容中得出结论。给对他实际上的贬损涂上一层不偏不倚的色彩，即做出一番毁人的精神病理学式事实判断，既不科学也不诚实。
在尼采那里，只有一些思想萌芽有可能用来回答疾病与著述的关系这一问题。从总体上说，悬而未决的问题只能作为问题得以认识，作为真正的尼采研究的前提条件。在经验上确定精神病同著作之间的关系，只能采取间接的方法。我们举出两个方法。
一、首先我们来探寻，是否可确定时间上的吻合之处。如果他的文风、思维方式、基本思想的变化在时间上同他身体上或心理上的变化一致，如果这些相对于以往的思想变化并不像他的其他思想变化那样，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加以理解，那么这种联系就是显而易见的。在缺乏明确诊断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不能带来十拿九稳的结论，而只是关于相互联系的总体性观点，其中总有一些东西付诸阙如。尼采身上的的确确显示出了一种从事著述的精神发展与一生中可以确定或只可猜测的心理变化并行不悖的情况。
1.尼采自1873年起出现的各种身体上的疾病，是同他在精神上“决裂”的时间一致的。但是，他那几年患病，并没有心理变化的特征，其与思想变化的联系只是表面性的。虽然尼采生平中这一变化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再也没有康复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方式上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相反，间接的影响来自他的工作能力极度受限，来自眼痛限制了他的阅读与书写。对于自1876年起逐渐在其各部著作中占支配地位的箴言式风格来说，上述病情是一个影响因素，虽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他同其他人决裂，是由他思想发展中可以理喻的动机而来的，或许是由他患病的境况促成的，但不是由其决定的。
2.自1880年起，与一些新的经历以及改变体验事物的方式并行不悖的，是他全部创作活动的变化。
有一种新的文风体现在他的描述所具有的力量之中，体现在愈发神秘化的比喻之中，体现在他所看到的事物的清晰透彻的特点之中，体现在他的言辞的音调之中，体现在他的措辞的力量之中，体现在他的语言的盎然诗意之中。大自然与风景都变得活灵活现，具有命运的色彩。就仿佛他同大自然、风景已水乳交融，大自然与风景就是他自身一般。朋友们注意到了这种新的情况：“你……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了，你的语言也变得铿锵有力了。”（1883年12月22日洛德的信）
他愈发强烈的新行动取消了一味观察与质疑的做法，形成一种以摧毁基督教、道德、传统哲学为取向的，寻求建树新思想的意志，而其内容早在其青年时代就显露出来了。
对于尼采来说，像永恒轮回的思想、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对虚无主义的彻底研究、超人的观念这些基本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他以前不甚清楚的分量与秘密。这些思想建立在此时才向他袭来的那种本原性、哲学式临界体验这一基础上。这些思想有许多已然出现在他以前的著作中，甚至包括永恒轮回的内容。但是，这些思想中以前只具有可能性的内容，此时则是实质性的，具有令人震惊的力量，是折磨人的真理。
此时，尼采才不仅具有完善的哲学敏感性，而且深深地被本原性的存在之体验所推动、所充实。以此来衡量，以前的思想只不过是旁观式的或呓语式的、仰慕性的或瓦解性的，实质上只能起到思考与直观的作用。此时，尼采的话如同来自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种新的思想保持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张力，因为就连思想与象征都开始变得凝固了。凡以前在思想运动中是个别的、不断被扬弃的，此时则绝对化了，随后在一种愈发有力的思想运动中或许反而松懈下来了。表面上的虚无主义是同无条件的肯定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一时的空虚感同有意为之的象征联系在一起，令读者有可能产生一种冷漠的情绪，而接下来表述出来的，才构成了尼采本源性的哲学思辨。
3.与他在1884年开始规划创作的主要哲学著作相应的，是1881至1884年间神秘的体验常常突如其来地向他袭来。他将这种体验当作灵感，移植到自己这些年间的著述中去。他的语气变得合乎理性了。1884至1885年间的思想转变影响深远：在此之前，尼采是在憧憬、创作；在此之后，占主导地位的，是他建构系统与论战的尝试。“重估价值”占据了核心地位。莱因哈特（Reinhardt）做出了最初令人惊异、其后令人恍然的论述，即使未经证实（《古希腊》1935年版第11卷，第107页）：“没有一首诗是他在最后几年中创作的。就连证明他最后一次思想滥觞的、朗朗上口的诗《威尼斯》、《桥畔》也是早就写好的。”
1887年年底与1888年，他明显地再度出现了1884年那种倾向于创作“主要著作”的思想危机。他没有着手这项工作，而是将这项主要工作搁置一旁，以飞快的速度创作出完全出人意料的著作。精神病即将发作的前兆与新的著述并行不悖。思想实质、思想意义及内容均未改变，倒是这些著述的表达方式很引人注目。
二、其次我们来探究，尼采是否出现了有可能在身体官能上找出缘由的一些表现。由于在1888年以前，尼采没有得到最终的、可靠的诊断，因而人们暂时无法探寻某一特定病情的征兆。根据对病情及其病因的了解，寻找出被经验性观察确认为与某种病情有关的情况，这条途径在尼采那里达不到任何结果。我们只能询问，在假定有某种异质于精神因素的生理因素这一情况下——即使对此不能作精确诊断——，都有可能出现哪些思想创作中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同官能性精神病密切相关的。
尼采著作的特点在于，我们并不能看着它就感到一种纯粹的满足。他那激动人心之处、他那实质性的推动力带来的振聋发聩的作用、他那登峰造极的严肃性、他对人的眼界的启迪都不能阻止他，总显得像无能为力一般。像他如同陷入空虚感，或由于狭隘、无节制、荒谬而起到令人压抑的作用时，就是这样。这种不完善之处或许不仅在于，他保持着思想运动的开放性，而且在于这是哲学思辨的特点使然；不仅在于这里的所思之物有赖于为期待着它的人所吸收，而且吸收依据的是自身的驱动力；不仅在于一切哲学思辨的实质，因为其实质原本都是未完成的，而且在于这里面也许容纳了什么与此实质无关的东西。而自1881年起，这种东西才开始起到干扰作用。即使不可能客观地将实际上的开放之处与实质上未能开放之处彼此分开，从而最终做到有所甄别，这一问题也提出了一项任务，即把握这些干扰，以便更为明确地深入尼采哲学思辨的真正思想运动中去。简而言之，这些干扰有下述三种。
1.他放荡不羁的天性将无节制地宣泄出的感情推行到了极致，这就束缚了他的眼界，从而有可能将过分渲染之物简单化地当作固定的对立之物。至于说尼采措辞不甚可靠，有时批判力弱，这两者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也永远不会是主导性的，因为原有的驱动力一直在主导着他。但是，这两者促使他开展毫无顾虑的论战、盲目的争斗，而这也会受到深刻思想的反击。这种深刻思想诱使人，对尼采误入歧途之处以牙还牙。这就令尼采的读者束手无策，因为读者未做到有所甄别，也就未做到有所吸收。尼采喜欢极端，有时尝试极端，即果断地走向极端临界之处，不是为了将自己固定在极端之处，而是辩证地同对立面统一起来。他还喜欢那种在斗争中占优势的“极端的魔力”。一味无拘无束，会在不经意间偶然地做得很极端。只有当这种极端的做法未曾混同于上述极端做法时，这两种极端的方式才会分别是清清楚楚的。
2.无拘无束只会造成毫无节制，或限制人的眼界，可它毕竟还扭曲地保留了一份真实内容。而尼采令人感到陌生的第二种情况是：自1881年以来，一些激动人心的新感受给他带来了神秘的体验。尽管我们深深地为这些体验达到的界限所触动，尽管这些体验陈述出来显得极其完美，我们却无法产生同感。他的同时代人都感到他这种“异样”的情况。洛德在最后一次同他会面后（1886年）写道：“他散发着一种我当时完全陌生的、无法描述的异样氛围。他身上有着我通常不了解的东西，而他身上通常有的许多优点则消失了。就仿佛他来自一个荒无人烟之地似的。”（克路西乌斯关于洛德的著述，第150页）尼采本人也察觉到“我所有的问题与明晰之处均带有的无法言说的异样感”，察觉到在这个夏季，人们多次向他表示出这种异样感（1884年9月14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3.第三重，而且是彻底的一重干扰，是他于1888年年底由于疾病缠身而提前中断了思想进程。这样一来，尼采思想最终发展得未臻完善，而这种不完善性绝不是他的思想固有的。尼采的去世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正如他去世前不久所表白的那样，他的著作尚未成熟。取代其著作的，是他在最后一个时期以强烈紧张的心情、局部的明确洞见、并不合理的想法、透彻的措辞写下的无与伦比地富有论战性的文章。因此，正如他在最后一年中所表露的那样，他的一生由于提前中断了思想而在事实上成了永久的疑问。这就像上个世纪最为深邃、最为重要的思想成就被冷漠的自然因果律从背后毁灭了一样，以至于这种成就无法恰如其分地以其明澈、出色的特点反映到著作中来。
继我们采取了这两种做法，通过考察他患病与著述的关系而对事实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对于我们所作探索的意义作一番研究，就是必要的了。
对于从总体上理解尼采来说影响深远、即使在实质上并非关键的问题，就是追问他自1880年以来的思想转变，以及这种转变是否有可能同某种新出现的生理现象相吻合。对此，没有彻底的、掌握全部资料的、做出分门别类的反映的研究成果。而这种研究成果是尼采生平研究的当务之急。莫比乌斯（Möbius）最早看出这种思想转变，但他的看法随即显示出如此之多的颠三倒四之处，以至于他的看法这副样子确实不行。我觉得，尽管变化情况不明（甚至他的医学诊断情况不明），我愈是经常翻阅迄今为止公布出来的他的书信与遗著，便愈是明白变化的情况。
尼采思想与感受上的转变，自1880年起一直延续到1888年。这种转变所表现出的特点是，生理因素的作用、他的新感受的直接表露，以及全新的哲学内容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解的统一体。如果说无论尼采以恰当的自我意识把握的、其思想发展必需的步骤是什么，或者说无论什么构成了他的为人在思想上的伟大之处与生存上的深刻之处，或者说无论他这种变得关联一切的例外情况之谜有什么意义，这一切此时突然间都成了病症，或某种不为人知的生理因素，那么这会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我们的论述有可能显得模棱两可。这种模棱两可指的是，它将尼采在总体上无可替代的意义当作自身的对象，而暗地里即使套用了所有限定词，也对其做了颠覆，并将其贬低为无所谓的东西。凡是被当作精神上的创造而揭示出来的，随即又被当作病症再度掩盖起来了。
应当说，我们永远无法宣称，有这样一种“统一性”。无论我们对一个人的情况有什么了解，它总是在一定观点中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定方面，而永远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此外，一个方面看起来总是令我们困惑地转变为另外一个方面，其晦暗不明的理由我们无以了解，就仿佛这两方面是一回事似的。随着1880年的思想飞跃，尼采才达到他真正的思想高度，这的确是特定的例外人物生平中令人不解之处——近似于荷尔德林和凡·高的情况，只是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病理性”因素——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谓我们并不了解的生理性因素的话，因为它有可能同我们所了解的尼采后来的病况处于同一因果关系层面之上——不仅起到了干扰作用，而且甚至有可能造成了通常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直至此时，尼采才达到自己思想的起源，径直面对一切思想之初始。自1880年以后才出现的情况是，在他思辨的丰富内容中，他带有彻底地追本溯源式基本特征的思想实质令人回想起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他风格上出格的地方似乎也出自这同一个理由。由此，那闻所未闻之话才得以言说。无疑，他愈发具有诗意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克服一切干扰，而且排除干扰后的每一字词都稳妥可靠。他对存在的强烈意识源于思想起源深处，无需苍白的思想作中介便直接落实到语言中。他一度出现的偶然想法与让人感到异样的想法一下子就映射出最为深刻的真理，或映射出例外者那富有意义的异样性。他的精神直至发病时都是活跃的，甚至赋予他的妄想以某种意义，以至于就连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字条也成为他的著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例如，尼采自1880年以后才开始深切地感受到，这个世界面临危机，他因自己对未来的认识而感到莫大的恐惧，他被自己的使命搞得筋疲力尽，因为这一使命是要在世界历史的那一时刻占据思想上的一席之地，在那一时刻，一切都取决于人，而一切都要化为乌有这一可怕的危险就摆在人们面前。这种感受同他另有来源的痛楚、激动、压抑的心态正相吻合。在一时间受病理制约的自我意识既是可以理喻的，又是理所当然的。谁要想在这里以明确的非此即彼式的心态做抉择，就是在牺牲他可能具有的真理性来将他迷雾重重的实际情况变得简单明了，因为这里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承认这团迷雾，采取任何一种方式领会他值得探究之处。
因此，我们有必要联系尼采的著作，对他的病症采取三种态度。
首先，要对事实情况做经验性研究；其次，根据对他的著作做出的批评，要将他的著作同那些可理解为由病症造成的偶然性干扰而来的有缺陷之处分开，以便纯正地把握尼采哲学；再次，要采取愈发虚构地直观实际整体这一态度。正是在这一整体中，他的病症看起来才成为具备积极意义、表述存在、直接启示通常无法企及之物的机制。
在第一种态度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验性科学的方法，它永远无法达到最终洞察一切的知识的尽头。这一态度是人们有分寸地做到另外两种态度的前提。没有这一前提，另外两种态度中的一种——批评性态度——就会变成方法不得当的，因而变成冲动性的、以“生病”为结论的批评；而另外一种态度——做虚构性直观的态度——就会变成不切实际的呓语。探寻尼采的纯粹真理性的态度绝不能同这种真理性分开，无论他误入歧途之处、他的风格与语气中有哪些是与此真理性无关、需要剔除出去的因素。对尼采的实际整体的虚构性直观，我们是词不达意的。经验性确定、批判性澄清、虚构性表述的意义，彼此不可替代，绝不可相互混淆。
有两个问题必须彼此分开，一个是尼采如何看待他在医学上可以确定的或尚属猜测的病情，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他如何在阐明生存的同时谈论“病情”，以及病情在他的生命实质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首先要问，尼采是如何看待他的病情，如何对此作医学上的理解与判断的。这就又要区分开以下三者：首先是自1873年以来的身体痛楚与强烈的情绪紊乱，其次是自1880年以来由医学上无法确诊的“生理因素”而来的心理变化，再次是自1888年年底以来的精神变态及其在这之前几年当中的前兆。与这些问题相应，我们要追问病人对待自身病情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处理病情时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还要追问他对病情的认识。在精神病医生看来，这就是特定精神病症的一个标志。每一次我们都要追问，病人本人采取怎样一种医学观点，他作为一个人要么能够接受医学观点，要么因为病情本身而无法接受医学观点。我们不妨从下述三个方面对尼采作一番质询。
1.尼采对待作为自己身体痛楚而出现的病症（像病情发作、视力不清、头痛等）的态度，最初是同那一时代的看法相吻合的：他向医生、专家、权威人士咨询，认为对此只能根据合理的知识来加以治疗。但是，由于有些医生不仅仅在经过合理论证后才采用医疗方法，而且总是采用这种医疗方法，就好像——不仅仅是在特定的、突出的情况下——总有某种明智的、起着因果作用的治疗方法似的，所以尼采就多次——无效地——去疗养。尼采的做法超出了医生的建议，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东鳞西爪地读到的东西，自行采取治疗。他同采取实证性、科学至上性思维方式的医生们一样，时常变换着采用合理的、由经验性保证的各种方法，以及各种实证性的、可能有的想法。他利用精确的气象数据，有步骤地选择最适合于他的气候条件，也许取得了一定的疗效。此外，他终生都在做着必定没有把握的各种试验：“尼采在巴塞尔家里的壁炉上放着各种混合药剂，他就是用这些药剂来治疗自己的”，欧文贝克很早就这样论述过他1875年的情况（贝尔诺力著述第1卷，第167页）。后来，尼采还使用了各种药物、盐类，尤其是药效合理的催眠剂（大量的氯水化合物，而定期使用这种催眠剂，其药效就很成问题了），并最终还有可能使用了从一名荷兰人那里得到的含有大麻的药剂。有时，他对自己的医学“发明”感到荣耀：“令我感到荣耀的是，布莱庭医生又给我开了我以前就使用过的钾磷，他对这种东西的疗效深信不疑。这样，我就是自己服用的药剂的发明人了。我同样对自己在去年冬季采取的合理的疗法感到荣耀……”（1883年10月27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然而，尼采的成就感不在于他的医学奇想得到认可。对他来说，这些想法完全是旁枝末节、无关紧要的。他的成就感在于，他摆脱了医生没完没了的医嘱、治疗和指导。这种解脱是他自我治疗的一个部分，使他在病危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将病情当作自己的生活内容，不至于以此来决定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他不能够躲避由某种机能性进程而来的死亡，却可以避免造成长久的歇斯底里的、神经官能症的、令人恐惧并让人忙个不停的各种可能情况。
涉及诊断，尼采则在医学的意义上闹了误会。当他身体上的痛楚马上就要好转，思想上就要产生一个重大发展时（1880年），他给玛·冯·梅森布克写了诀别信（1880年1月14日）：“根据一些迹象，我马上就要彻底解脱地患上脑中风了。”他在预感自己生命即将终结时，还给别人写了信。
2.我们自1880年起就在尼采那里发现的生理因素，自然不能够这样成为他关心的主题，除非他事后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形成新思想之前，就改变了“趣味”。但是，尼采作为冷静的观察者有时注意到，精神上的创造有可能同身体上的、生理上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他对这种观察的倾向并不陌生，观察的内容则是偶然的。例如，“昨天我想到，我‘思想与诗作’的重要巅峰（《悲剧的诞生》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同具有磁场的日照影响的最大强度息息相关。反之，我有关语文学的决断（以及有关叔本华的决断，这是一种自我迷误的情况）以及《人性的，太人性的》（这出自我健康状况最糟糕的危机时期），同具有磁场的日照影响的最小强度息息相关”（1884年9月20日致加斯特的信）。
3.尼采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病（任何患有脑软化病的病人都缺乏对自身病情的认识），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患精神病。1888年，当他情感生活的变化与极度紧张的情绪已然预示出，精神病很快就会向他袭来时，他还对自己的健康保持坚定不移地确信。尼采从未考虑到，自己有可能精神失常。相反，他常常预感自己很快要死亡，或患脑中风等等。有一次，他致信欧文贝克（1885年5月4日）说：“我怀疑你会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作者精神失常了。我的危险的确很大，但不是这种危险。”
当尼采研究疾病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时，他只是在表面上注意到，疾病也会带来益处。疾病使得尼采如愿以偿地以退休来摆脱职务，这有助于他在面对他人时，最为委婉地摆脱让他陌生的人与事：“这省却了我所有的决裂、所有强暴与鲁莽的步骤。”（第15卷第78页）但尼采患病，绝非因此就像是“有目的的神经官能症”。深入地看，根据他的身体状况，这不过是附带的外在结果而已。
尼采指出病情在他的精神创造活动整体中的作用，这种解释方式另有来源，并非来源于有目的的观察，并非来源于可根据因果关系来研究、可逐个观察、可加以经验性核查的认识：“我既不是精神，亦不是躯体，而是某种第三者。我总是因整体而受难，并在整体上受难……我的自我克服实质上就是我最强大的力量。”（1882年12月3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这第三者就是承担与控制精神和躯体的生存，它透过容纳一切的自我克服的思想运动而显露出来。尼采以它为根据，以既复杂又出色的方式阐释了自己的病情，以及自己对待病情的态度。这种生存性阐释超出了有用性范畴、医学范畴及治疗的范畴。它从全新的角度感受到患病的概念与健康的概念。
尼采以其特有的双关语义来看待患病概念与健康概念：疾病由某种真正的健康（内心的健康或生存的健康）所承担，并服务于真正的健康，它本身就是真正的健康的标志。医学意义上的健康属于某种非实质性存在，是真正的疾病的标志。“健康”与“患病”这两个词可以相互替换。其结果是，在尼采的语句中，这种相互替换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矛盾。这些语句既明确反对健康的自满自足，主张患病的价值，又反对一切病症，主张健康的价值。他一再对一些人的麻木表示轻蔑，那些人觉得自己健康，拒绝一切让自己感到异样的东西：“可怜的人们自然感觉不到，他们这种健康看起来是多么苍白与阴森。”（第1卷第24页）他描述了有知识的市侩的行为方式，他们“为自己的习惯、认识方式、拒绝态度与倾向性起见，发明了普遍有效的健康公式”，并“借怀疑别人患病和过于紧张，将任何令他们不快的捣乱分子”挤到一旁。尼采针锋相对地断言：“‘精神’习惯于特别偏爱‘不健康、无益处’的事情，这真是个令人不快的事实。”（第1卷第193页）这些表述并不能掩盖尼采的全部哲学恰恰是要反抗病态、主张健康，要克服一切病症，而有关健康的各种不同意义又促成了这种矛盾。
尼采承认，这种多样性的意义并不是偶然的。“固有的健康是没有的，而且取决于你的目标……是要确定，对你的躯体而言，健康意味着什么……标准的健康概念……必定会湮没……在一个人那里，健康看起来自然会同另一个人的健康正相反对”（第5卷第159页）。“人们并不认为，健康是个固定的目标……”（第11卷第221页）“健康与患病并非在实质上完全不同……人们并不一定要从中得出清晰的原则或实存来……事实上，在这两种存在状况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第15卷第173页）
在尼采对生存的阐释中，有一个健康观念是标准性的。它不可在生理与医学上得以论证，而是以人自身的生存层次整体的价值为取向。只有从这种意义出发，他那奇特的论述才赢得内容。在这些论述中，尼采如同将患病一事吸收了：他投身于患病，倾听着它，克服了它。这是值得专门来考察的。
在这种阐述中，作为自然事件的疾病并非真正的疾病，而只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而已。要采用这种阐述，就需要迈上完全不同于因果式认识的另一个思维层次。在毫无意义的单纯自然事件中，要思考生存的意义，而无需主张某种普遍性因果律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因果律是魔法，是迷信。那种对生存有所倾诉之物，为这番阐述带来了病症，为的是同病症一道发挥生存的作用。尼采感激疾病在他的思想过程中起到了性命攸关的作用。他曾不知不觉地——他就是这样回顾性地概括各方面的联系的——借语文学、教授的职业、对瓦格纳与叔本华的崇敬，以及所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态度来回避自己的真正使命：“患病才令我趋于理性”（第15卷第32页），“当我们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利履行自己的使命时，当我们开始对此掉以轻心时，患病就给出了答复……令我们轻松一下的，就是我们不得不付出最惨痛的代价”（第8卷第202页）。当疾病召唤尼采回归自己的使命之后，疾病并未消失。依照尼采的解释，他直至生命的终点都在期望战胜疾病：“我有一项使命……这项使命令我病倒，它还会让我康复起来……”（1887年11月1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无论疾病是何种情况，对尼采而言，其意义都是悬而未决的。关键在于，生存从疾病中汲取什么：“患病是一次要恢复健康的笨拙尝试，我们必须求助于自然的精神。”（第12卷第306页）因此，尼采一再指明自己消失不掉的疾病，指明自己如何克服疾病，他在利用疾病，他了解疾病的危险，即使不能控制疾病，也在控制这种危险。
他利用患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成就了他新思想的特点：“疾病赋予我彻底改变自己习惯的权利……它强迫我安宁下来，无所事事，一味等待，保持耐心……而这就叫做思想！”（第15卷第78页）不仅如此，而且患病本身就是体会与观察的手段。他告诉自己的医生说，他“正以这种受难的状态在思想与道德领域从事最有意义的试验与尝试……渴望认识的欢乐提高了我的境界，使我战胜了一切磨难与无望心情”（1880年1月致艾瑟尔的信）。他回忆《看啊，这人！》说：“三天来我不断地头疼，并难受地呕吐。而我在痛苦中出色地形成了一名辩证法大家那样的清醒态度，极其冷静地思考事情。而在健康的情况下，我是做不到这点的，是不够精明、不够冷静的。”（第15卷第10页）最终，他将患病理解为一种动力，他就是靠这种动力摆脱了外界一切事物的凝固性，摆脱了一切虚假的、理想式的自以为是的心态，无需宗教与艺术便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就痛楚与断念而言，我最近这几年的生活可同任何时候的任何苦行僧相比……正是这种彻底的孤寂令我发现了自己自助的来源。”（1880年1月14日致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的信）
但是，患病同时带来了新的生存性危险。正像尼采依据自己的经验所指明的那样，它会带来一种揭露一切的认识，令人高傲地摆脱一切事物。当患病教人“以极其冷静的态度看待事物”，当生活中所有“骗人的小把戏”都消失殆尽，此时患病之人便“怀着轻蔑之情……回忆那朦胧的世界，健康之人就无思无虑地在那里畅游；怀着轻蔑之情回忆那些最为高贵、最为可爱的幻象……他会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明确洞见……呼吁自己：做你自己的起诉人吧……享受你做法官的优越感吧，超出你的痛楚吧”。这时，在患病时至少还在认识的人便会展示出高傲之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高傲之情那生硬的抗争”。但是，当随后“身体好转与复元的曙光刚刚升起之时”，“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抗拒我们高傲之心的强大力量……让这高傲之情走开！我们喊道，高傲不仅是一种病态、一种抗争！……我们——用渴望的眼神——重新凝视人与自然……当健康重又开始玩弄那套小把戏时，我们便不再动怒了”（第4卷第112页）。
除了尼采所指明的患病的生存性危险作用，患病还会进而激发人形成终生的思想内容。这就是说，让患病之人出自自己的病情来思考。患病不会取消人的思考，而是如同将思考纳入自身之中。因此，尼采对一切哲学思辨都提出质疑，质疑这些思想是否是病症创造出来的。
尼采摆脱了思想为支配人的病情所吞噬这一危险，他要如此理解患病体验，使得他虽然在一瞬间要听命于病情，但随后便了解病情，并更为果断地面对病情。他听任病情展示出来，但不向任何一种病情投降。在患病时，他不仅体验到冷静的认识所带有的高傲之情，而且体验到病愈时的陶醉。他从患病的角度看待健康，从健康的角度看待患病。他时而在患病的压力下思考，为的是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会形成哪些思想，时而在健康时对自己患病时形成的思想进行批判。这样，尼采对痊愈不了的病情怀有感激之情：“我对自己了解得足够清楚，知道自己在健康状态变来变去的情况下要比所有那些身体结实的人强多少。一名哲学家享有多少健康，并将永远享有多少健康，便会享有多少哲学。他能做的，无非是每一次都赋予自己的身体状态以最具精神性的形式与前景——这种转变的艺术就是哲学。”（第5卷第8页）患病则揭示出“通向诸多彼此对立的思想方式之路”（第2卷第8页）。患病是“教人产生重大怀疑的老师”（第5卷第8页）。
掌握患病的情况，利用任何形式的患病来为认识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克服患病时产生的虚无主义思想，则正像尼采指出的那样，是以真正的健康为前提的。真正的健康“时不时要听命于患病的身体与心灵”（第5卷第5页），“它甚至不能缺少患病作为促成认识的工具与鱼钩”（第2卷第8页）。“谁在内心渴望体验迄今一切有价值与值得寄予希望之事”，他就“需要伟大的健康——这样一种健康不是人们单单拥有就行的，而是要去任意争取，并不得不去争取，因为人们总要失去它，并且不得不失去它”（第5卷第343页）。这种健康就像吞噬了患病一般。它根本不会患病，只会把患病当作手段。这种精神健康的标准在于，“它能承受和征服多少患病的情况，并治愈多少患病的情况”（第16卷第366页）。由于患病是通向真正健康之路，尼采发现，“恰恰是患病的作家——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大作家都是这样——惯于在自己的作品中保持一种更为稳妥、更为均衡的健康语调，因为较之身体粗壮的人，他们对心灵健康与痊愈的哲学更能——领会”（第3卷第170页）。
正如尼采对自己患病所做的理解那样，依据这些阐释的原则得出的结论是：患病是伟大的、克服一切的健康象征。
最初，这表现在他始终要恢复健康的意志中。“如果要针对患病、针对虚弱说点儿什么的话，那就是人在患病时要痊愈的本能，即人身上自我保护的本能，过于脆弱了”（第15卷第18页）。在把握病情时，尼采意识到自己“趋向健康的强韧意志”（第2卷第9页）：“前进！我对你说，明天你就会痊愈；今天只需想象你的健康就足够了……趋向健康的意志、假设健康的做法是我病愈的手段。”（第14卷第388页）
随后，尼采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实质是健康的，虽然他在书信中不断抱怨自己的病情：“我健康的后果是令人恐惧、无助、泄气的”（1885年12月致欧文贝克的信），他最后还称自己以前几年是“颓废的时光”（1888年4月7日致加斯特的信）。尽管疾病缠身，他仍然坚信：“我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我令我自己康复起来，其前提是，一个人在实质上是健康的。一种典型的病态实质是无法康复的，更无法让人康复起来。对一名典型的健康者而言，患病甚至反而会成为他生活中强有力的兴奋剂。”（第15卷第12页）“我患病与健康的情况，是我的性格的一个有益部分”（第12卷第219页）。“我身上没有任何患病的特征，即使是在病重期间，我也不是病态的”（第15卷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