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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热切渴望与他人交流，而他愈发孤独，这是他平生的基本情况。对此的明证就是他的那些书信。书信同时意味着他著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著述与他的生平密不可分。
尼采有一些优秀的人物做朋友，他同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建立了联系，周围有一些出色人物，却未能真正地吸引任何一个人，或为任何一个人所吸引。
了解他的友人——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特有的自我实现的方式、他们对思想内容的表述、他们思想变化的各个阶段、他们的失误之处——，这是我们接触尼采其人及其思想所不可替代的入手处，同时是对种种友谊的独到体会。要把握这一笔财富，不在于列举他身边出现过多少人，而在于弄清他有可能缔结哪些性质完全不同的友谊。我们要做的是，准确把握种种可能性及其结果，把握他的孤独。我们可以根据下述事实情况做一番考察：
尼采同埃尔文·洛德和理查德·瓦格纳这两位友人交往至深。友情为时不长，但在内心深处，这两个人伴随了他的一生。只要他与他们相伴，他就尚不是真正孤独的。一俟同他们分离，他马上便陷入彻底的孤独。
他在孤寂之中尝试结交新的朋友（保尔·雷、路·莎乐美、海·冯·施泰因）。这些人的重要性比不上他失去的那两位友人，尽管这些人并非不重要，并非不无意义。同这些人中的每一位相交，也会令他产生失望、蒙受新的挫折。在这段时日里，有一个人若隐若现地似乎替代了令尼采怅然若失的所有人。此人虽然分量不重，却因尼采的幻想而改头换面。这就是彼得·加斯特。
针对他交友受挫这种命运的动荡，其他人际关系则持久一些，并支撑起他的生活。只是这些持久的人际关系并未在他生存——他的为人、他的使命——的深刻性上起到什么作用。由于尼采天性使然，任何持久的，都不可能是可靠的。亲朋好友是这样，靠频繁更换对象而显得持久的社交也是这样——社交就是人来人往、再度谋面，却永远不会触动人，同形形色色的重要人物交际、交流思想是这样，依靠忠实的欧文贝克时，同样是这样。
结果随处可见：深深的孤独感。值得一问的是，在尼采作为一个例外者的生存中，这种孤独有多么必要。如果说对于交往所需要的基础和条件，尼采看起来毫无准备，那么就可以理解，他的使命怎样扭曲了他这个人，扭曲了他交友的种种可能性。至于尼采本人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孤寂的，这个问题即使无法回答，也要得以澄清。
只有两位友人是尼采的实际命运所在：埃尔文·洛德是尼采青年时代的朋友，理查德·瓦格纳是唯一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尼采比后者年轻30岁，对他无比敬仰。
1867年，尼采与洛德相互保持的友谊变得无以复加。
他们去上课时，“身着骑士服，手执马鞭，洋溢着精神活力、健康气息与青年人的自信，在他人看来像两位年轻的神祇”（《青年尼采》第190页）。人们称他俩是狄俄斯库里兄弟
，而他俩觉得一同面对众人，“仿佛曲高和寡一般”（1867年9月10日洛德致尼采的信）。将俩人联系起来的，是某种对伦理学与哲学式共同体的热忱。当他俩“深入讨论时，氛围平静而和睦”（《尼采传》第1卷第243页）。两人于这一年开始的通信往来将这种谈话继续下去，他俩的共同之处是对“现时代”的拒斥态度、对叔本华与瓦格纳的爱好、对于哲学研究的看法和对古希腊思想的吸收。1876年洛德结婚之后，他们的通信往来随即变得不再频繁，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偶尔传递一下消息与问候，并于1887年因关系破裂而终止。
他们于1867至1876年间的通信往来是两个思想境界甚高的青年学生之间友情无可比拟的明证。而这一段友谊未持续下来，对尼采来说是个致命的厄运。但是，这同时形同一种象征，即尼采对生存的真实性抱有绝对要求，令他无法生活在市民社会之中，即使他遇到的是精英人物。值得一问的是，他俩是如何分手的。
从他俩于1867至1876年通信联系，到后来发生芥蒂，可以让人看出一些端倪，而这些端倪是危机的实质性标志。
洛德视自己为接受的一方，视尼采为施予的一方，他设想自己是那位更强的人的学生，设想自己是不善创造的人，面对的是富有创造力的人：“有时，我觉得我这个人几乎就像个废物，做不到同你一道去大海深处采集珍珠，而是以一种童稚的快乐心情玩味小儿科和语文学中的小鱼小虾……但时，我的思想总是追随着你的……这样，我们就会始终团结一致，我亲爱的朋友，尽管你在用凿子凿上帝的偶像，而我不得不靠做些小小的木匠活自娱。”（1871年12月22日）
要结交一名独一无二的朋友，这一强烈渴望在洛德身上比在尼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尼采维系这份友情，是出于他要完成使命这一深刻的理由。他们通信的全部语气都表现出，洛德这一方的友情更为忘我。就好像洛德将自己的全部情感都汇集到这位朋友身上。他常常请求对方给他写一封信，写一行字。他很敏感的是，尼采是否同样忠诚，对他是否有好感。
其实一切都是以尼采为中心的。洛德没有同尼采的著述及其写作规划旗鼓相当的东西。他那些纯属技术上的辅助工作常常为尼采所用，而他也乐于提供这种帮助。当维拉莫维茨更多地显示出友情，而不是语言学上的一致思想时，洛德这种帮助在其针对维拉莫维茨而写的《战友情》（ Waffenbrüderschaft ）中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洛德做的一件事是，用自己的一篇著述公开支持遭语文学家们排挤的尼采，而这一举动危害了洛德自己的学院生涯。
针对尼采思想与写作规划中所有偏激之处、狂妄之处，洛德均不知不觉地保持审慎态度。例如，针对尼采要放弃一团糟的学院、建立一个世界性修道院式团体这一思想，针对尼采漫无边际的文化建设方案——其从文化基础因素直至最高要求的“义务相互咬合之链”尚未清晰可见——，针对尼采要将教授席位转让给自己，以便尼采本人（通过做巡回讲演等方式）终生致力于宣传瓦格纳作品这一设想，他均持审慎态度。这种防范性的克制态度出自本性，它不是在拒绝，不是在显示优越。
但是，一旦洛德将自己的审慎态度转变为自觉的协调一致的做法，一旦洛德对青年朋友的强烈感情由于根本得不到尼采同样的回应而淡漠了，一旦洛德再不能从尼采那里感受到至高的思想动力，不再以尼采为榜样，那么无需做出什么明显之举或说出什么明显之话，这段友情便湮没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有意为之。洛德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的感受，而尼采尽管思想千变万化，对洛德的感情始终如一，对这位友人的渴望有增无减。在自1876年起的通信中，洛德的口气变得客气了，而尼采以朴素的口气充分流露了故交的感情。
他们疏远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洛德一结婚便中断了定期的通信，这一事实绝非偶然。洛德的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满足他渴望爱以及有人陪伴这一基本需求，当这种感情可以找到其他渠道时，他便对友谊淡漠了。尼采的感情特点却不同，它在青年时期虽不充沛，但贯穿了其一生。结婚后，洛德同市民社会、这一社会的种种规矩及其通行看法，以及语文学家这一职业的种种守则联系愈发紧密了。
对洛德与尼采来说，他们的不同天性代表着不同的世界。在青年时代，俩人有着无限的前景，在好高骛远这一点上不谋而合。接下来，俩人便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尼采保持着青春的朝气，因信仰自己的使命而在生活中无着无落；洛德则老朽了、市民化了、踏踏实实的了，并变得缺乏信念了。因此，尼采的基本特征是勇敢顽强，洛德的基本特征则是一种讽刺性的自控。
洛德天性上的特点是，他始终在受难。在青年时期，这一点就时不时显现出来。他怀疑一切，又充满渴望。他一向既在攫取，又在抱怨：“要是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学者就好了！要是我完全像瓦格纳就好了！可我这样只是半个瓦格纳，外加一丁点儿浮士德。”（1876年6月2日）洛德自己知道，他的道路通向何方。但了解到这一点，对他于事无补。他走出一步之后，便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中晃来晃去。像有一次走出这样一步前后，他分别做出过下述表述：
1869年1月3日（24岁时）：“正当的确定性是市侩庸人、理智健全之人、照本宣科的教授们、崇尚民族自由的凡夫俗子们的国度。我们这些心灵孱弱的人只能生活在临时境遇中，就像鱼儿只能生活在流动的水溪里。”
1878年2月15日（33岁时）：“终究是一种有益的沉闷状态才能让人活下去……我的婚姻为我刻板的生涯完整地制定出全部规则……另外，婚姻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简直无法想象，婚姻会如何衰老下去，因为我正站在某个顶峰，而它的上方已经一无所有。”
洛德保留的是青年时代的生活内容，而不是其思想意识。他将古希腊思想当作考察对象，而不是当作衡量自己义务的尺度。在拜罗伊特，他以浪漫的情感寻求自失的时刻，却毫无保留地遵从语文学的规则。早在1878年，他就再也不能理解尼采了。他倔强地谈论自己说：“我不可能脱离自己。”（1878年6月16日致尼采的信）最初，洛德虽然不接受尼采的观点，却似乎仍能意识到尼采的优秀天性：“我是始终一贯的，如果说我曾同你志同道合的话，那么此刻也一样。我曾一度被提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上去，就仿佛我被封为精神贵族。”（1879年12月22日）但是，尼采不久就看出了他们之间的遥远距离。他收到洛德的一封信后，曾深有感触地致信欧文贝克说：“洛德朋友写了一封长信谈他自己，这封信令我感到近乎双倍的遗憾。第一，这样一个人在生活取向上竟毫无见解！第二，他措辞品位不佳的地方太多（或许用德国大学里的说法，这叫做‘诙谐’——愿老天保佑我们不要这样了）。”（1881年4月28日）尼采再也感觉不到洛德同自己还有什么关系了：“洛德写了封信——我不相信他对我的描述是正确的……他已经无力向我学习什么了——他对我的激情和痛楚毫无感觉。”（1882年3月致欧文贝克的信）洛德仍在用一种既保持距离，又拔高自己的评价来自助：“亲爱的朋友，你生活在情绪与思想的另一个高度上，就仿佛你从我们大家穿巡与喘息于其中的那片迷茫气氛中飞腾起来了……”（1883年12月22日）但是，从实质上说，这一评价与其说是洛德所感受的，不如说是他所希望的。而且它转变为最无情、最恼怒的否定。他读过《善与恶的彼岸》之后，就在致欧文贝克的信中流露出这种否定态度：
“大部分我读起来都极不满意……对全部思想以及每一处思想都反感得恶心。真正的哲学思辨在这里既贫乏又幼稚，就像政客们既无耻又世故一般……一切只是随心所欲的念头……我再也无法认真看待这种不断变换人兽状态的情况了……这是某位思想丰富、却不善表达自己真正意思的天才说的话……这类东西毫无影响力，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这格外令人恼火，尤其是作者一派虚荣心令人恼火……这种在他那里随处可见的、归根结底纯属模仿与拼凑的思想流露出其毫无创见……尼采终究是个评论家，也始终是个评论家……我们别的人也对自己不满足，但我们不要求对自己的缺点做莫名其妙的奉扬。他有必要彻底老实地、一板一眼地做研究……为了冷静下来，我就去读了路德维希·李希特的自传……”（1886年）
最后，洛德对欧文贝克否认了自己以前同尼采反对维拉莫维茨时结下的战友情，认为那是青年人的愚蠢之举（贝尔诺力著述第2卷第155页）。在他那部论述他们青年时期共同的研究对象的《心理学》（1893年）中，他从未提到尼采。这样，洛德同样将尼采排除出研究古希腊史的专家行列之外了。
洛德与尼采天性有别，这一点由于反差明显，就连尼采也意识到了。洛德从一开始就是个内心没有主见的怀疑论者，倾向于听天由命，把握外来的依靠。而尼采很早就做得截然相反，而且一贯截然相反：“无论世间何事，绝不向妥协迈出一步！只有忠实于自己，才能获得巨大成功……如果我变得软弱、陷入怀疑论，则我不仅会伤害或毁灭自己，而且会伤害或毁灭许多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人。”（1876年4月15日致格尔斯多夫的信）与此相反，洛德早在1869年就说过：“在所有事情上，我最初内心爱发火、爱反叛，后来就逐渐听天由命，像别人一样行事拖泥带水的了……”他准备接受“天命，即煽动着沉重翅膀、身上插着令人昏昏欲睡的罂粟杆的女神……人们称之为满足”（1871年4月22日）。洛德没有走上尼采的道路——这条道路令每一次失望都成为他自我教育的因素，令每一个阶段都成为他要克服的对象，而是“在工作中寻求一种慰藉，甚至近乎一种麻醉”（1870年2月15日）。其结果是，洛德一方面取得了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在内心承担了过多不可理喻之事。因此，他常常抱怨说：“我不是个自由的人。”对外界的失望会令他“整周、整月地将一切看得一团漆黑、毫无希望”（1873年12月23日）。他对自己要求甚高，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解释来、解释去，对自己越来越不满。他被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之事所拖累，错失了思想飞跃。但是，至少要保留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种正当意志保留下来了，而这也足够他驰骋语文学工作的领域，足以让他做得较之一名语文学家惯常做得更多。这样一来，他同尼采的关系就愈发不稳定了。他愿意依据自己的理解，把一切都做得既正确又优秀，却从肯定倒向否定，随后又反过来从否定倒向肯定。他同尼采的联系不过就是一段浪漫的回忆罢了。
经过10年间歇之后，这两位朋友于1886年在莱比锡最后一次见面。洛德由于“根本无关紧要的一些思想分歧而觉得极不痛快，而这一点对他来说是典型的”（《书信集》第2卷，第23页）。触动尼采的是，他再度发现，这位朋友“在无关痛痒的思想分歧上纠缠不清，唠叨起来没完没了，对所有事情和任何事情都不满意”（同上，第24页）。洛德论述尼采说：“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无法描述的给人以陌生感的氛围，这当初就让我当真害怕……就仿佛他来自一个荒无人烟之地。”（同上，第25页）尼采当初没有去过洛德家里，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儿女。一年后，由于洛德狂妄地流露出贬低泰纳的意思，他与尼采两人中断了书信往来。他们都试图弥补裂痕，但未成功。尼采患精神病后，洛德销毁了自己写给尼采的最后那几封令尼采勃然大怒的信，但未销毁尼采写给他的信。当尼采的妹妹将洛德的死讯告诉患病的尼采时，他“睁大了悲哀的眼睛看着她说：洛德死了吗？噢！他轻声说道……一大串眼泪缓缓地流过他的面颊”（同上，第27页）。
尼采同理查德·瓦格纳之间的友谊，
情形看起来很简单：“年轻的那一位充满热忱和敬仰地为那位大师服务”，并早在《悲剧的诞生》（1871年）以及后来的《瓦格纳在拜罗伊特》（1876年）中就提到了后者的作品。但是，尼采改变了自己对瓦格纳的评价，最初是悄悄地退了回去，走上自己的哲学之路，最后于1888年撰写了反对瓦格纳音乐的论战性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转向以前观点的对立面。看来，尼采背离了自己之前崇敬的那位伟大人物，产生了无法理喻的思想转变。有些人指责尼采不忠诚，将其归咎于他开始病入膏肓，认为自从写《人性的、太人性的》这部著述时，他就开始病入膏肓了；另有一些人反而认为尼采独立了，他们认可地接受了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据此评价先前那段友谊，认为尼采一度从自己的高度上降低到瓦格纳的高度上。这两种人都过于简单地看待这段友谊了。
首先，尼采有可能从一开始就进行批判了。1874年1月，这一批判的所有实质内容甚至都已落在稿纸上了（第10卷第427至450页）。这一点，读者回顾一下《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1876年）这一著述，便可一目了然。这一批判虽然初看上去必定像是毁灭性的，其特点却在于，它并没有排除同那位受到如此批判的人最为密切的联系。
其次，尼采不仅在开始时，而且直至生命终点都将瓦格纳视为他那一时代唯一且无与伦比的天才。他对瓦格纳的批判就是对时代的批判。只要尼采还信任这一时代，认为这一时代有可能实现全新的文化，他就站在瓦格纳一边；只要他认为这个时代在总体上沦为一片废墟，因而从完全不同的精神层次中，而不是从艺术作品与戏剧中探索如何更新人，他就站在瓦格纳的对立面。只要尼采意识到，自己从属于这一时代，他对瓦格纳的批判就同时是对他自己作为瓦格纳的追随者的批判。
出于这两条理由，尽管尼采强烈反对瓦格纳，他同样反对那些接受他对瓦格纳的批判，接受他尖锐、无情、揭露性措辞的人。因为这些人并不理解他的批判，因为这些人没有领会他追问人的存在的深刻意义，而只了解其直接的、责骂性的、表面上只是心理分析性的词意，这就是说，将其当作单纯的论战性小册子了：“当然，我不会如此轻易地赋予所有人以权利，将我的评价变成他们的评价……我绝不允许让像理查德·瓦格纳这样一个伟人落入所有无礼的坏蛋嘴里，无论他们是奉承还是唱反调。”（第14卷第378页）
尼采无论是表示崇敬还是进行批判，都关联着当今的人是否有可能进行创造这一事业。在瓦格纳这位当代天才身上，尼采意识到这个时代本身是怎么一回事。只要他将瓦格纳看作一个新生的埃斯库罗斯，
即在他看来这个世上可能有的、活跃在当今的伟人，他就还相信这个时代。只要他因有关真理、纯正、实质的准则而对瓦格纳持有怀疑，他就觉得整个时代没落了。
为人与行事是统一的，友谊同时代的最高事业是统一的，这促使尼采对瓦格纳产生友情，并将这种友情当作对人类至高本性的体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直接而实际性地佐助伟大的事业在这世上得以实现：依靠瓦格纳的天赋、依靠古希腊文化传统、依靠围绕人类存在而展开的哲学思辨，全新的文化就会产生。他在拜罗伊特的文艺活动与瓦格纳的所有表现中看出，尽管这一切都很了不起，但用他有关真理、现实、人类文化的标准来衡量，而不是根据表面现象来看，则这些都是做戏而已。这样，他的标准不仅消灭了现今一切现实的价值，将他同所有人分隔开，而且令他不可能在这看起来如此这般的世界上发挥任何作用。他一度想同瓦格纳一道在这世上有所作为、有所建树、有所创造，而后来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思考，并将所思所想书写出来。他身陷被人遗忘、孤独寂寞、不受重视的境地，对现今的一切前途均不抱希望。此时，他要为自己经历不到的未来做准备。瓦格纳提出的问题——创造出人的更高境界，尼采最终认识到也是自己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尼采的回答截然不同。因此，他后来依然认可这样一些人的看法，这些人“知道，我今天仍同以往一样信仰瓦格纳所信仰的理想。——是什么使得我在许许多多人性的、太人性的事情中裹足不前，是什么妨碍了理查德·瓦格纳通向理想的道路”（1886年10月29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由此，尼采尽管总同瓦格纳过不去，却同瓦格纳紧密相关，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如果说正像尼采所理解、所深爱的那样，瓦格纳关心的，是人的存在这同一个问题，并为这一问题所打动，那么尼采从未在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那里，像在瓦格纳那里一样，寻找到这一问题。临终前不久，尼采听了《帕西法尔》（ Parsifal ）预演会后写道：“想到它时，我深感震惊。我感到自己是如此深受鼓舞，如此深受触动。就仿佛多年来终于有人向我诉说我所关心的问题，当然还没有我多多少少有了一些的答案……”（1887年2月22日致妹妹的信）当他完全抛开敌对情绪时，便突然间感觉到：“我当真大吃一惊地意识到，我同瓦格纳实质上有多么相像。”（1882年7月25日致加斯特的信）
尼采深爱瓦格纳，认为他为人与行事是统一的，就仿佛他是他的使命的人格化身一般：“瓦格纳是我所认识的最完满的人。”（1883年3月2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除他之外，我不爱任何人。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第14卷第379页）正如同时代人所证实的那样，同瓦格纳交往，肯定令尼采产生绝无仅有、无与伦比的幸福感。这种私人的亲近感和对使命的意识都是登峰造极的，相形之下，尼采对自己后来涉入的所有人际关系都感到索然无味：“如果不考虑理·瓦格纳的话，则迄今为止我还未遇见过具有千万重激情与痛楚、值得我去理解的人。”（1871年11月1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那时我们互敬互爱，总在替对方着想——那的确是一种深刻的爱，毫无附带的想法。”（1883年4月27日致加斯特的信）最后，他在《看啊，这人！》中写道：“我对自己其余的人际关系毫不在乎，付任何代价也绝不会忘却在特里布申的日子。那是一段充满信任、欢乐、意外之喜的日子——那是触动内心的时刻……”（第15卷第37页）
只有意识到这一情况，我们才能感受到，尼采在他追求真理的无情意志的驱动下，做出了多么痛苦的、自我折磨式的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原本并非意在摆脱瓦格纳，而是为争取瓦格纳而做准备。尼采在全身心地倾向于瓦格纳之后，如为他而修改和补充了《悲剧的诞生》之后，便寄希望于对瓦格纳施加影响。这是一种要在抗争中进行交往的意志。在其他人面前，尼采像个师长。例如，他对多伊森保持距离，既善良又友好，批评他之后便同他断交了。对瓦格纳不置一词，则是唯一一例。尼采怀着全身心的挚爱意识到：以无限的真诚心态与谦虚的情愿之心，为自己所崇敬的这位天才去受难，为他做牺牲，是事关一切的。尼采坚守这份友情，瓦格纳则对于不直接有益于自己作品的东西均不感兴趣。尼采自1873年起就看出瓦格纳作品的危害、其潜在的与事实上的缺陷，试图不声不响地克服掉它或遗忘掉它。他强迫自己写下《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篇著述，在进行善意的批评时，希望能够对瓦格纳的内心起到影响，因而也担心，自己的著作会遭到瓦格纳彻底的拒绝。瓦格纳不理解这一点，他只听别人颂扬自己。
1876年，文艺会演揭幕时，由于前往参观的人数众多，由于富裕的市民公众素质一般，由于活动纷纷攘攘，尼采觉得受不了。他觉得这不是德国文化的革新。此时，他最终确信自己受到了蒙蔽，有必要摆脱这种蒙蔽。但是，即使是在这时——当他于1876年突然离开拜罗伊特，以便在孤寂中进行沉思时，他还希望维持同瓦格纳的友谊。他从《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删去了有可能伤害这一友谊的地方，将这本书寄给瓦格纳，附上争取赢得对方忠诚与挚爱之心的诗行，正直地相信，在彼此尊重对方的不同道路这一情况下，他们还有可能做朋友：“朋友，没有什么能把我们联系起来，但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一个人促成了另一个人的道路，即使我们两人的道路大相径庭……我们就像两棵大树在并排生长，并正因如此而生长得笔直而挺拔，因为我们枝杈相接。”（第11卷第154页）尼采的希望落空了。瓦格纳冷淡地保持沉默。尼采将他们之间的这种情况当作对自己的一种“致命伤害”。这就是结局。
尼采努力争取瓦格纳，委婉地尝试通过真正的交流来影响瓦格纳，而瓦格纳对此未能体会。正如后来的研究人员看到的那样，看起来就连瓦格纳也觉得，他们的断交来得突然，令他毫无准备（他拥有了尼采，而当《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出版时，他又失去了尼采）。对瓦格纳来说，同尼采的友情可算作一段插曲。这位较尼采年长30岁的人，其作品的成熟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尼采是来为这些作品添枝加叶的。只是对于瓦格纳来说，这段插曲是绝无仅有的。1871年，他致信尼采谈及《悲剧的诞生》说：“我还没有读过比您的书更好的书！……我对柯西玛说，继她之后就数得上您了，在此之后很长时间不会有别人了……”1872年他写道：“准确地说来，您是继我妻子之后我在生活中唯一的收益。”1873年他写道：“我又读了一遍，我向您对天发誓，我认为您是唯一理解我的意旨的人。”1876年，他谈论《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这一著述说：“朋友，您的著作太棒了！您是怎么体会到我的想法的？”后来，瓦格纳始终未表示出他对尼采的理解。他只是还表达了敬意。
他们的分手对瓦格纳并算不了什么，对尼采却至关重要。尼采直至临终，著作与书信都满是关于瓦格纳的或直接或间接的陈述、关于他们的友情的陈述、关于尼采的遗憾的陈述。他一直在回忆：“什么都不能弥补我在近年来失去了瓦格纳的好感……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一句难听的话，我做梦时也未说过，但我们讲过许多令人鼓舞、令人欣慰的话，也许我同任何人都未曾一起有过如此之多的欢笑。而如今这一切都已过去——即使在有些地方反对他是有道理的，这又有何益呢！难道这失去了的好感可以从记忆中抹去吗！”（1880年8月20日致加斯特的信）尼采在索伦特（1876年）同瓦格纳做最后几次谈话时，就感觉到他们要分手，这似乎正应了他这番话：“由于感受与看法不再一致，人们终究要分手，道别反而使得我们最为接近一个人，我们奋力去推倒人的不同天性在人们之间树立起的那一堵墙。”（第11卷第154页）尼采从未懊悔同瓦格纳共事。他的回忆总是在做肯定：“我的误会——指我以为我们有共同的相关使命——既没有给他，也没有给我带来耻辱……当时让我们这两个极其不同的孤独的人既未感到一丝窒息，又未感到惬意，这就够了。”（第14卷第379页）
瓦格纳的形象保留在尼采内心，他不得不同这一形象相抗争，就像他多年来接近瓦格纳时那样：“无论是同瓦格纳交往，还是不再同瓦格纳交往，都正当地对待人，这曾是我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1883年4月27日致加斯特的信）即使是他无比严峻地爆发出批评之词时，人们相信，除了事关人类本质之命运的深刻严肃性之外，也听到了充满挚爱的声音。在无比神奇地变化万千的人的心灵中，挚爱只有可能在一时间乔装打扮而以恨的面目出现。
自1876年起，尼采的交友出现了最深刻的转变，这是他的人际关系的转折点。
1876年，尼采不仅在拜罗伊特最终感到了失望，无可挽回地在内心脱离了瓦格纳，这一年欧文贝克还结了婚，尼采同欧文贝克共居一所房子的5年时间结束了。洛德也结婚了。1878年，《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出版。结果是，瓦格纳公开表示轻蔑地将此书束之高阁，洛德也对此书感到陌生：“难道人们能够摆脱自己的心灵，再换上另一副心灵吗？”（1878年6月16日致尼采的信）几乎尼采身边所有的人，那些曾经同尼采一起高看瓦格纳的人，都同尼采分道扬镳了。
尼采依然决心完成自己的使命，而这一决心导致一个必然结果，即他要彻底脱离自己迄今为止保持的所有联系。尼采希望自己的现实世界与通常的现实世界协调一致。作为这样一个人，他当然希望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当他想要把握通常的世界时，他所感受到的消极经验只是在警告他，要意识到自己天性例外，不可能真正地、幸福地走别人的道路。从他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痛苦，到他意识到自己另有使命，从他怀念他人时感情朴实得令人感动，到他高傲地确定自己的天命，都流露出他的抉择。他全身心地、坚定不移地遵从这一抉择，即使这一抉择在个别时候会再度被掩饰起来。看到洛德的订婚广告后，他在给洛德的去信中附上了一首诗：
一只小鸟在夜间高鸣求偶，一名孤独的漫游者在驻足窃听：
不，漫游的人，不！我不会向你问候，
以自己的嘤嘤之声！……
你应当不断前行，
永远不会理会我的歌声！……
尼采写道：“也许我心中有一片不好的空白，但我的需求与渴望有所不同，我不知道如何将它说出并解释清楚。”（1876年7月18日致洛德的信）
尼采开始走上孤寂的道路。从此，他便知道自己的道路是孤寂的。在新的道路上，他尝试着去接触新人。这就如同在最终要分道扬镳的深渊边缘争取友情。他又有三次发自内心地去接近人：保尔·雷、路·莎乐美、海·冯·施泰因。三次他都失望了。
保尔·雷
是医生，撰写了论述道德感起源的著述，比尼采年轻5岁，同尼采——尤其是在1876至1877年，当时尼采在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位于索伦特地区的家中度过了冬天——密切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他们对道德的来源及其经验现实性作了无先验前提的、自然主义式的心理学探讨。尽管尼采后来明确地同他保持距离（因为雷对道德的分析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在道德起源及其目标上与尼采完全不同），尽管尼采从雷那里什么也没有学到（因为在他们结识之前，尼采就掌握了自己的一些重要论断），但在当时，同雷的谈话这一事实对尼采来说必定是个极大的安慰。至少能够同一个人无拘无束地谈论这些事情，谈论他当时的最终问题，这就足以令他欢欣鼓舞。穷根究底的分析所得出的冷静结论，当时也让他酣畅淋漓（因此，他有一段时间忽视这些结论的平淡无奇）。那是一种他想呼吸的涤除了幻想的洁净气氛。有一段时间，他想必极其欣赏和倾向于雷。但是，这种欣赏和倾向并没有带来欢乐的友情，根本不能取代同瓦格纳共处时闻所未闻的充实感。
路·莎乐美
是尼采于1882年在罗马经玛·冯·梅森布克和保尔·雷的介绍才认识的，他于同年秋季便同她彻底分手了。人们希望将这位思想超凡的女子引荐给尼采，做尼采的学生和尼采哲学的门人。尼采对她的思想印象极深，充满热忱地——没有任何性欲色彩地——希望，能够教育一个人接受自己的哲学。在他的思想迄今为止毫无例外地令他同所有人产生隔阂之后，尽管他在内心深处并不希望有这种隔阂，他试图将路培养成能够理解自己哲学中最为隐秘的思想的学生：“我不想再孤独下去，想重新学习做一个人。噢，在这项学业上，我几乎一切都要学！”（1882年致路的信）这一关系不仅是他同路之间的事情，雷与尼采的妹妹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件事情以失望而告终，事后由于各种传闻以及一封信被尼采偶然间发现出来等，传得沸沸扬扬，弄到尼采要同雷决斗的程度，因为他觉得自己遭受伤害和玷污，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时至今日，真正的前因后果也未向公众交代清楚。
首先，尼采的实际情形是，他至此尚未认识到，自己这样做是无根无据的。随着他不再相信自己找到一个同自己“负有完全同样使命”的人，他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失望：“要是没有这样草率地信任他人，我便不会如此深深地感受孤独……感受痛苦……只要我梦想一下自己不是孤独的，就有着可怕的危险。至今我有些时候还不知道如何忍受自己”（1883年12月8日致欧文贝克的信），而且，强加于人的感受令他感到异样。他抱怨说，自己“最终会成为一种无情的复仇感的牺牲品”，而他“内心的思想方式拒绝报复和惩罚自己”（1883年8月28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同尼采跟瓦格纳决裂时承受的巨大厄运与深重痛苦相比较，这次可谓天差地别。虽然这两次分手的情况都像尼采于1883年讲的那样：“我是个过分紧张的人，凡涉及我的事，都会触及我的内心”，但区别之处在于，促使与逼迫他同瓦格纳决裂的，是他自己的使命。在同路和雷分手时，他原本以为同他们共享的目标和使命在一时间动摇了：“我原先和现在都极度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利给自己设定如此的目标——虚弱的感受向我袭来，一时间，我对一切的一切均失去了勇气。”（1883年夏致欧文贝克的信）
尼采是如何控制他说的那种虚弱感的，这表现为他没有沉湎于那种异样的痛楚，而是将体会整理出来，恰当地描绘了相关人物，尤其是路，在内心同他们彻底分手了。“路是我认识的极其聪明的人”（1883年2月24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他不想同人争辩：“针对雷和莎小姐写下任何轻蔑的言辞，都让我的心流血。看来我不适合于对人抱敌意。”（1883年夏致欧文贝克的信）他想做出澄清，了结一切，没有一丝一毫重来一遍的想法：“我想对雷博士和莎乐美小姐行行好……”（1884年4月7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对于自己能否在实际当中与在哲学上接近任何一个人，他最终感到绝望。他再也没有怀着同样的期待来做一次尝试。从此以后，他对自己的孤寂的认识愈演愈烈。虽然他没有停止寻找新的朋友（1883年5月10日致加斯特的信），但他对此并未抱什么希望。单从自己的天性上说，他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我愈发认识到，我已不再适应人们了——我总在干蠢事……以至于我总要承受不正当的事情。”（1883年1月2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海因里希·冯·施泰因
于1884年8月前往西尔斯-玛丽亚地区，为的是拜访尼采三天。他们以前从未会面，此后也未再会面。他们彼此了解，自1882年起就交换过彼此出版的著作，后来偶尔写过信。最初，施泰因对尼采很感兴趣，感受到他思想的伟大之处，却未与他志同道合，或哪怕从他那里得到过重要的、新的驱动力。在同尼采谈话时，施泰因——同许多其他人一样——感到，自己的思想经历了某种不甚明确的飞跃：“当我同您谈话时，我对生命的感受进入了更高的层次。”（1885年10月7日致尼采的信）“那种特有的体验即我彻底的内心自由，就是我同您谈话时随即感受到的”（1885年10月7日致尼采的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尼采的哲学。而他的来访最终引起尼采一丝震动，即建立哲学式友情是有可能的。
这次访问过了几周后，尼采致信欧文贝克（1884年9月14日），说施泰因男爵“直接从德国来西尔斯三天，然后又直接去他父亲那里了——他强调此次访问的重要性的这种方式给我留下了印象。他是个出色的人，我逐渐理解了他那英雄般的心境，并对此产生了好感。终于又有一个人属于我，凭直觉就对我产生敬重了！”。他致信彼得·加斯特（1884年9月20日）说：“我在他身旁的心情，就如同菲罗克忒斯在自己的岛屿上接待涅俄普托勒斯来访时的心情一样
——我的意思是，他流露出对我菲罗克忒斯般的信任：‘没有我的弓，就不能占领特洛伊！’”后来，尼采在《看啊，这人！》中回顾道：“这个出色的人……在这三天里如同被自由思想的风暴吹得变了一个人似的，就像一个人突然间被抬到空中并长出了翅膀。”（第15卷第16页）
显然，施泰因是以同样的口吻、同样的意识给尼采写信的（1884年9月24日）：“在西尔斯度过的日子对我来说非常值得回忆，它是我重要而神圣的一段生活。只有珍视这一段生活，我才有可能勇于面对可怕的生活，不仅如此，而且还能认识到生活的价值。”尼采给他的回复（第11卷第84页）是一首诗（该诗论述友人、他自己的孤寂、他那高处不胜寒的思想王国），这首诗后来以《来自山间》为标题，附在《善与恶的彼岸》一书中：
我期待着友人，日日夜夜在期待——
来吧！新的朋友！来吧！来吧！
“这首诗是为您写的，我珍贵的朋友，用来纪念西尔斯一玛丽亚的日子，并感谢您的来信，如此的一封来信。”施泰因的回复是，他正在同几位朋友讨论《瓦格纳百科辞典》一些条目的内容，他建议尼采以书面的方式参加这一讨论。尼采感到惊讶：“施泰因给我写的是一封怎样让人不明白的信呀！而且这就是对这样一首诗的答复！再也没有别的人明白他在干什么了。”（1884年12月致妹妹的信）于是，在发表这首诗之前，尼采为它附上了几行：“这歌声戛然而止——渴望的甜蜜呼喊声窒息于口中。”（第7卷第279页）
尼采处之泰然，这种失望再也不能震动他了，但他的爱是保持不变的。当施泰因1887年于30岁之际去世时，尼采写道：“对此，我始终还无法控制自己。我曾如此地眷爱他。他属于生来就要做我朋友的少数人。我也不怀疑，他就像给我的今后准备好了的一般。”（1887年6月30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身受重伤，就像遭人打劫一般”（1887年10月15日致妹妹的信）。
这些年间，他的孤寂溢于言表。他抗拒孤寂，抱怨孤寂，出于孤寂而绝望般地呼唤自己的旧友。1884年，他还想再次呼唤他们，但是“亲笔致信‘给自己的友人’来表白自己……这种想法——是令人沮丧的想法”（1884年7月10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几周后，他就创作了那首感人至深的告别旧友的诗（《来自山间》），对施泰因寄予一丝希望。他渴望有学生：“看来我所面临的问题对我来说极其重要，以至于我几乎每年都数度想象，有一些富有思想的人，待我向他们廓清了这些问题后，便将他们自己的工作搁置一旁，以便暂时全身心地投入我的使命。而每一次的情况总是奇怪而极端地同我的期待截然相反。”（《书信集》第3卷，第249页）在这方面，他也死了心：“我心中还有许多想法要成熟起来，成长起来。‘培养弟子、建立学派’这类事情的时机尚未到来。”（《致欧文贝克》，1885年2月20日）
在这些孤寂的年间，有一个人无疑替代了尼采怀念的所有人。也只是在这些年间，此人才对尼采具有意义。此人就是彼得·加斯特。
他自1875年同尼采结识以来，始终未变地追随着尼采。加斯特善解人意，善于表述尼采的道路和目标，就如同尼采借另外一个人来神奇地回应自己一般。但是，这始终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加斯特的特点未引起尼采的重视。尼采让他称自己为“教授先生”，就表明尼采在保持距离。尼采得到的是誊写、校对上的可靠帮助，直至临终前收到的，都是令他高兴的、毫无保留地肯定他的信件，而这对于他常常游移不定的自我意识是有好处的。
例如，加斯特收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写道：“这是绝无仅有的——因为您为人类设定的目标，还没有人设定过，也不会有人能设定。希望这本书会像《圣经》一样普及，享有宗教法规的声誉，有大批人员来做诠释……”尼采回答说：“阅读您的来信，我感到毛骨悚然。假定您是有理的——难道这样一来我的生命不会给糟蹋了吗？难道此时这样就糟蹋少了吗？我倒觉得糟蹋得最多了。”（1883年4月6日致加斯特的信）
尼采一再说明，这位朋友对他具有何等意义：“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无法对随便什么人诉说坦诚的、无条件的言辞——除了彼得·加斯特先生，我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1888年11月26日致加斯特的信）
尼采对加斯特寄予幻想，觉得加斯特是富有创作力的音乐家，超出了瓦格纳，创作出不再是浪漫派式的新式音乐，而这种音乐是从属于尼采的哲学的。尼采时不时介入加斯特的创作，对这些作品的演奏施加些影响，让指挥家们对这些作品产生兴趣。此外，他还尽其所能地对加斯特显示善意，提供帮助。
对于孤寂的尼采来说，加斯特始终是个可信的帮手。尼采在现实中的缺憾，都凝聚在加斯特身上。而尼采这些年间一再体会到，要真正地建立一种触动人内心同时又长久保持的友谊，是不可能的。通过对比，加斯特只是向我们突出显示，友谊之不可能对于尼采具有何许意义。
尼采看到，凡是在人们身上具有生存的严肃性、哲学的实质性的，均不能长久保持，会随着人的变化而消失。凡尼采在交友时保留下来的，时间一长恰恰表明都是对他无足轻重的。他在体验生命时劳神损力，这一点表现在他特立独行的离群索居生活中。但他的为人既自然而然，又大雅若俗。就算这对于他来说一向不是什么紧要之事，他也愿意保留这种人情味，流露这种人情味，把这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幸福的踪迹——恰如其分地接受这种人情味——，只要这同他的使命不相抵触，就仿佛他想将自己抛弃之物、丧失之物统统保留下来一般。
出于血缘关系，他的家人是他亲近的人。
母亲与妹妹陪伴了他一生，带大他这个孩子，照顾他这个病人，想方设法满足他的愿望。他终生都同她们心心相印。《漫游者与他的影子》（1879年）中有一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她们：“有两个人物，我从未彻底琢磨过，这就是我对她们的爱的明证。”（第3卷第356页）
1882年，这层关系由于尼采与路的接触而笼罩上一层沉重的阴影，其后果似乎是再也无法彻底消除的。尼采的书信形象地揭示出，这一命运的转折是多么突如其来。
尼采对路·莎乐美说的话及其谈论莎乐美的话，同样流露出内心的巨大矛盾。这种矛盾同尼采的理解及其深思熟虑的表述所特有的那种总的态度并行不悖：他对事物的多方可能性均抱坦诚态度，对任何一种可能性都很热心，随即又认可与此不同的可能性是合理的。这样，他情绪激动时，便无以表达，而事后又宁愿息事宁人。早在1865年7月10日他就致信妹妹说，他“在一些不快的场合会将一切，包括事情与人物、天使、凡人与魔鬼在内，都看得一团漆黑、奇形怪状”；此时他再度坦白道：“我很高兴把我写给你——这夜间诞生的人——的一些信都撕了，但有一封写给我们母亲的同类情况的信却寄出了。”（1883年8月致妹妹的信）他知道自己自相矛盾，知道这种矛盾源于自己天性好强：“谁独自承担得如此之多……不仅从两个方面来看待事物，而是从三个、四个方面来看待事物……谁对自身经历的判断就会大相径庭。”（1885年3月致妹妹的信）
如果说对于可能之事，只需要加以认识和准备的话，那么体会和思考可能之事，就是有意义的。而在现实当中，则要做决断。看起来尼采并未做决断，除非这可能之事妨碍他那思想创造的使命。而这一使命，他是不允许受任何妨碍的。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他表现得就像听凭别人对他做决断似的。例如，在同路的关系上就是这样，就好像他的主动性仅限于表现为断交似的。如若最终看起来他像是有过失的人，是被所有人抛弃的人，并在自己内心深处感到，自己对所有人来说都无关紧要，那么他就牢牢抓住天然的人际关系：他的家人是他无论如何都可信任的。虽然有时人们会感到，他的生活笼罩着一层阴影，即在他内心，母亲的意义并不大，虽然妹妹并非他在哲学上志同道合的密友，但在发生冲突时，即使他在一时间似乎抛弃了母亲和妹妹，他从未长久地抛弃她们，而是在抱有自然而然的信任感这一特定意义上，总是更倾向于她们，而非他人。他不想同她们分道扬镳，如果别人都离开他，她俩应当留下来。血缘上的亲近感与一直追到童稚时期的回忆不仅是不可逾越的，而且是一笔珍贵的、无法由他人替代的财富。
他的妹妹对他的悉心照料也对后人大有帮助。只是由于自尼采青年时代起，妹妹就保留了他所有的手稿，自尼采精神病发作后，妹妹将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无关紧要的他遗留下来的手稿收集并保存起来，人们才得以从这些资料中认识完整的尼采。当然，这要等到将来全部手稿公之于众。
尼采爱合群的天性令他直至临终都同为数众多的人保持着活跃的联系。伴陪他的人们来了又走了，有时又回来，或暂不露面，以便有机会再同他攀谈。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对他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对尼采而言不可或缺的氛围是：时不时感受内心的触动，显示善意及其对他人的关心，对他人的生活与欢乐感到欣慰，准备为他人提供帮助。
这些人时断时续地出现在他的通信中。
在同学当中，他始终对多伊森、克鲁格、格尔斯多夫抱有信任感。后来，他又结识了新的人，像卡尔·福克斯（自1872年起）、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自1872年起）、冯·塞特里茨（Seydlitz）（自1876年起）等人。在最后十年间，他在旅行当中结识的人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是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分量。
多伊森的地位比较特别。
在给其他人的书信中，尼采都未在如此高的程度上、如此毫无顾忌地好为人师。他确实要将多伊森的思想引导到实质性问题上去，而他对多伊森思想发展的极度关心是与他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多伊森的勤奋努力大加表扬喝彩，以此来激励多伊森。在他们的关系中，尼采做得极其合情合理，多伊森的求真务实同样令人欣慰。后者毫无保留地将一切公诸于众。这就好像每一个遇到尼采的人都达到了某一种非凡之处，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层次上尽己所能地达到了非凡之处。人们愈是深入研究他的各种人际关系，就愈是能了解每一个人的实际特点：从属于尼采的人在他周围成了清晰透明的形象，较尼采本人那深不可测的特点要清晰得多。
对于一些在全欧洲具有声望的人物，尼采怀有一种非同寻常、从未质疑过的崇敬之情。例如，他对雅各布·布克哈特
和卡尔·席勒布兰特
就是这样。他简直是在向他们求宠，倾听他们每一评语的细微含义，觉得自己属于他们，而没有察觉到，他们是怎样以沉默来同他保持距离的。
在他的一生中，另有一些他崇敬的优秀人物最终淡漠地离他而去，其中就有柯西玛·瓦格纳和汉斯·冯·布洛夫。
在这些友人当中，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自1870年起，此人就一直是他真正忠诚的终生伙伴，最初是年轻的尼采的室友、同事和朋友，后来始终在实际事务中为成年后的尼采提供帮助。这就是教会史研究者弗兰茨·欧文贝克。
尼采的家人是天生的，这位友人则是馈赠给尼采的终生朋友。欧文贝克做事罕见地极其可靠，他一再在鸡毛蒜皮一类事情上提供帮助，并几十年来一贯在外界事物上和内心深处为尼采提供帮助。
尼采与欧文贝克之间的友谊没有出现任何瑕疵，因为在尼采认为重要的事情上，他们从未有过完全共同之处，尼采也未指望欧文贝克能达到自己履行的真正使命那一高度。欧文贝克如同人来人往、事聚事散的波涛中一个稳固的支柱。
尼采尊重欧文贝克，尊重他的能力与他的奉献，喜欢他不动摇的性格。有一些书信便流露出这一点：
“我总喜欢思考你工作的情况，就好像有一股健康的天然力量盲目地激荡着你，但它又是一种理性，处理着最为精细和繁琐的工作……我如此地感激你，珍贵的朋友，让我如此贴近地看着你生活中的一幕幕”（1880年11月致欧文贝克的信）。“每当我同你在一起的时候，都在内心对你的安宁与温和稳重感到欣慰”（1883年11月1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承认，同我打交道，是愈来愈麻烦了。但我知道，你天性平和，因而对我们的友情坚定不移”（1884年11月15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欧文贝克的宁和天性、理智和清醒都令尼采感到惬意，以至于他在信中像对一位同自己心心相印的朋友那样，对欧文贝克倾诉衷肠，尽管他并没有指望，像欧文贝克这样的人能够理解他的生存中最终的驱动力。他对欧文贝克信任得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是在他最后几年越来越神经质的时候，他才罕见地有一次幽默地写道：“令我感到相当安宁的是，就连像你这样一位如此细致和善意的读者也总在怀疑，我到底想要干什么。”（1886年10月1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在尼采面前，欧文贝克不仅是作为年龄略长的人才具有独立性的。如果说他的层次赶不上尼采的话——他自己知道并表露过这一点，那么他也靠自己特有的精神性工作而在尼采的世界中据有一席之地。他彻底的求真欲可同尼采相媲美，他看待问题毫无偏颇，对一切处之泰然。这些没有将他像尼采一样引向极端，而是让他以一种老年人的风格来了事，即凡事都加上补充条件与保留意见。这种风格等于什么也没说，并陷于毫无辩证之处的矛盾之中（例如，他有一段札记是这样开场的：“尼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人物”，接下来却说，“尼采是否当真可以说是个伟大人物，对此我简直无法怀疑”）（贝尔诺力著述第1卷，第268、270页）。他对尼采有所了解，但保持某种客观立场，而这使得他几乎根本无法接近尼采的道路。他缺乏激情，结果就是他的那种博学多才。这未尝不是非凡之处的特征，使他这不信神的人得以解决神学教职中遇到的问题。即使他意识到这是些正经八百的问题，这毕竟也是些棘手的问题（即面对学生，从未从自己的信念出发讲课，而是局限于历史性的、科学性的论断）。这也令他对尼采的提问与预见封闭内心，以便不仅友好地，而且就事论事地对其加以研究。他做到一个人面对天才的例外人物所能够做到的：谦虚地提供帮助，而非真正予以理解，却是带着羞愧和敬重予以接受，不让自己轻易受到伤害，勤勤恳恳解决难题，完成做朋友的人该做的事。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好奇心，不是多管闲事的习惯，不是热忱的奉献，而是男人不动感情的忠诚。将他们二人联系起来的，是这种至深的忠诚，而不是命中注定的至深友情。
看到尼采的尴尬境遇，像他向偶然遇到的人倾诉衷肠、表示亲近；
像他邀请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大学生一道出门旅行，结果遭到谢绝；
像他出于空虚感而去求婚，然后又让人给自己寻找一名女性；
像他接近雷与路，这些都令人很不舒服，就仿佛人们不得不对尼采产生怀疑似的。尼采领略了“那突如其来的疯癫时刻，在这一时刻，孤寂的人会把随便某个人当作朋友来拥抱，并把他捧到天上，而过了一会儿又厌恶地将他推开，并对自己愈发深感厌恶”（1886年7月8日致妹妹的信）。他还领略到“那种令人羞愧的回忆，即我是把怎样一类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对待的”（同上）。但是，他已经对所有情况都感到倦怠，他宁愿抽身退步，也不愿再身陷其中。
将尼采想象成为一个强硬、独立的英雄，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穿行于这个世界，是不真实的。尼采的英雄气魄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他要承受人类的命运，而这一命运，无法采用任何一种形态的自然而然的人性来实现。尼采不得不出于人的本性而在一时间避开通向自身使命的道路，令这一道路变得简捷易行，如规划和促成这一道路符合实际，力争让自己好为人师的冲动变成实际行动，对朋友们持信任态度。而这些英雄般的行为却一再落入失败境地。因此，他要在世上有所作为的抉择越来越消极。他没有卷进无法阐明、无法洞悉的那一时代，没有拘泥于虚幻的事物，因而才得以充分地展现出自己独具一格、可谓无边无际的思想体会。
尼采的孤寂可以分两个层次来阐明。人们要么可以从心理学上加以考察，以人的可能性生存作为一个绝对标准，对尼采的孤寂特点提出质疑，与这种心理过程的意义相符合地做出不可避免的贬抑性说明，并因此而并不公允的说明；要么就是去感受他那永远无法完全把握的、令他筋疲力尽的使命，借此说明例外者的生存，从而获得对尼采本人的认识。
一、从心理学上考察，对尼采提出的首要质疑大约会勾画出下面一副形象：尼采的求真欲令他做到了独立自主，而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独立性，也不肯定自己独立自主地立身于世，相反倒是令他无论对自己的缺点，还是对他人的低下品性，都格外敏感。只有在同高贵的人相遇时，他才觉得生活是值得的。由于他本人并未随时随地维系自己的高贵声望，由于他不得不时常发现他人盲目、低下、虚情假意，他便一再感到惊骇。他落入失望境地，中断了一切联系。因此，他在各个方面的异样感都与日俱增。没有人能满足他，他自己也做不到。他看问题，刚开始时缺乏直觉，最后才形成认识。结果他的求真欲必定促使他，一味用绝对标准去衡量一切，并因此而毁灭一切。尼采的交往意愿同他这个完整的人一样，不希望有变化。因此，他始终对一切持怀疑态度。由于他不允许自己去虚幻地适应一切，他就承担起自己遇到的一切，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虽然符合他正直的天性，但实质上在这种正直性的骨子里，是他要在此时此刻实现自己内心想法的负责意识。由于他的内心想法永远不会完满无缺，永远不会仅仅是高贵的而已，他的负责意识也就无法得以实现。尼采同人断交，但未主动为之，而只是借提要求来教育人，却未在同一程度上争斗。看上去，他并未准备在具体的历史性中进行真正的交往（这种历史性本来无需人们适应什么，便可带来丰硕的思想飞跃，带动人们在这世上共同取得思想飞跃，同时在有所澄明之际让人逾越困难，而不必毁灭什么）。尼采无意进行这类交往的一个心理上的标志在于，他承受自己的高傲在一时间受到伤害这一痛苦，看起来或许比他承受交往失败这一痛苦还要大些。只有当人们不为伤害所动摇时，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交往，因为人并不是在脱离世界的假想的独立性中进行交往的，而恰恰是在须臾不可离的现实中保持交往的。只有这样，人才会准备将他人与自己从各种纠葛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地向他人提出质疑，并回复他人。人们不忌惮强人所难，但当尼采失去自制时——如当他一度以伤害人和好为人师的方式廉价地坦诚待人，从而打断了一切交往时，当他一度出于自己的孤寂感而过早地拥抱一位陌生人时，或当他随随便便地求婚时，人们反而会感到羞怯和畏缩。尼采不能同他人交往的缘由可能在于，他的交往欲最终并不关联他人的自我，因而不是真正的交往意愿。尼采待人极其亲切，他考虑周到，乐于助人，而且帮助人时极其主动。但是，他看起来一向只爱自己，把他人只是当作自己的一个工具来爱。他缺少对他人的真正关注。他渴望爱，但错过了地地道道投入自己内心的机会，而投入自己内心，是成全爱的前提条件。因此，看起来他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心怀感激，并表述出这种感激之情，实际上却有可能在交往中做到不知感恩、不够忠诚（正像他偶尔对他人谈论欧文贝克，甚至谈论母亲和妹妹那样）。当他人保持忍耐，做到心甘情愿时（像欧文贝克与他的妹妹那样），或当他人是位忠诚的年轻人与助手时（像加斯特那样），他能够留住他们，但这是出于他保持人际关系的需要。真正令他神往的，只不过是他独立自主、高高在上。私下里他并没有看错那些对他忍耐、听命于他的人。他写信时大多考虑得极其得体，小心翼翼，总是在表达善意。他企望至高无上的事业，以此作为标准来评判时，是公允的。但是，他听任每一个他人陷入麻烦与狭隘境地，无意充满感情地同他们结合起来，借助爱的斗争这一运动，在提升他人的同时提升自己，在提升自己的同时提升他人。他要么是高瞻远瞩，要么是高谈阔论（如他奢谈友谊，表面上一片热忱地称赞他人）。问题是，难道尼采不是出自心底地爱人吗？正是爱建立起交往，并在变动中保持交往，因为爱在生存的现实中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以绝对的标准、狂热地幻想出的偶像为目的。他不爱别人，较之他不为别人所爱，不是在实质上令他更难忍受孤寂吗？
二、只有不相信尼采的使命，不相信他对这一使命的意识的人，才会对上述有关尼采的心理学阐释感到信服。如果说尼采只爱自己，只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工具来爱，那么这种他的自己，实际上就是耗尽一切、将他剥夺殆尽、迫使他成为例外之人的使命。尼采要么倾心于他人，如若他在他人身上看到的，可以实现当今的必然使命（如他曾倾心于理查德·瓦格纳），要么倾心于那尚未确定的使命，这一使命尚在思维的阴影中，有待呈现出来。但是，他不能够倾心于人际交往本身。这一生存上的缺陷是例外者的使命所带有的生存特点的结果。
因此，他孤寂的关键原因是无法从心理学上充分认识的。他那思想性生存的内涵迫使他，违背自身意愿地作为例外之人来摆脱他人。他表述的思想一定要令他人惊骇才行。尼采承受自己不得不做的牺牲，却是在强烈的反抗中承受的：“同完全陌生的人意气相投地攀谈了一个小时之后，直至现在我的全部哲学还在动摇不定。我觉得，要想以牺牲爱作为代价来掌握真理，为了不引起同情而做到不表露自己最有价值的想法，是如此之愚蠢。”（1880年8月20日致加斯特的信）
贯穿尼采终生的，是一个必然的矛盾，即在他作为一个人想要什么与他作为自身使命的承担者想要什么之间的矛盾。例如，他抱怨孤寂，却又希望孤寂，忍受自己缺乏一切人之常情，似乎想改善这种缺陷，却有意识地去领略例外者的存在。“我的……境遇与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在于，……我作为彻头彻尾的哲学家所必须做到的一切——摆脱职业、妇人、子女、祖国、信仰等等，都令我感到怅然若失，只要我有幸还是个大活人，而不仅是一架分析机器的话”（1886年11月14日致欧文贝克的信；1887年7月他对妹妹做过类似的表述）。
人们必须在尼采的使命中感受他的命运，以便不至于将尼采生平中令人惊异之事仅仅理解为他心理上的事实，而是从中听出仅他才具有、别人皆不具有的口吻。他还是个学生时，就致信母亲道：“影响他人，是不值得考虑的，因为我首先要结识那些让我感到超出我之上的人。”（第12卷第62页）这里可以听出，这一口吻带有他自己思想起源时的冷峻无情。这一命运的约束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同瓦格纳分道扬镳，是他主动分手的。他同洛德划界绝交，是洛德主动分手的。他自己愈发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命运，直至他最后几年写道：“我看到自己的全部生活俱已瓦解，这一极其隐秘的生活每隔6年迈出一步，并根本不想超出这一步。而所有其他的一切、我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同我戴的面具打交道。我不得不继续做这种牺牲，过着完全隐秘的生活。”（1883年2月1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如果一个人通过事业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即丧失讨好别人的能力，那么他实质上是个要求极高的人。他过于认真了，别人会感受到这一点：一个人要敬重自己的事业，就是个像魔鬼一般认真的人……”（1888年4月7日致加斯特的信）
如果说尼采的生活就是实现某种使命的生活，那么从这一使命中会产生出一种全新的交往意愿，即同那些认识到同一迫切性、同一思想、同一使命的人相交往，并同学生相交往。尼采对这两种交往的渴望都极其强烈。
一、无论如何，他总在察看自己的朋友是否认识到那令他不知所措的震动，察看他们是否了解到自己所了解的。
与路和雷分手，令他难过，因为他同他们“可以摘下面具来谈论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事情”（1885年3月致妹妹的信）。他抱怨说，他“缺少一个人，让自己同他一起思考人类的未来”（1883年11月1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渴望同你与雅各布·布克哈特举行一次秘密会谈，为的是询问，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一迫切性的，而不是为了给你们讲述一些新鲜想法”（1885年7月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雅·布克哈特的来信……令我困惑，尽管对我来说，它代表着最高荣誉。可在眼下，这与我有何干！我希望听到：‘这是我的迫切之事！这令我哑口无言！’……我从不缺人，但缺那些与我忧患与共的人”（1886年10月1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从孩提时代起，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在内心和良心上同我一样有迫切感的人”（1885年5月20日致妹妹的信）。
二、他那源于使命的交往意愿驱使他寻求学生与门徒。
他的著作，按照出版时的样子说，应当是“鱼钩”、“鱼网”，是搜罗人的尝试，“只要我还活着，就需要门人。如果我迄今的著作起不到鱼钩的作用，则它们便‘失职’了。最优秀的实质性思想只能面对面地传授，不能够也不应当‘出版’”（1884年11月致欧文贝克的信）。他在窥测，有谁在倾听他的话，“我没有找到任何人，却总发现那种‘愚蠢之极’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情况，而人们乐于把它当作美德来祈求”（第14卷第356页）。“我对学生与继承人的需求令我时不时很不耐烦，而且令我在最近几年间看起来甚至像傻了一般……”（1885年3月3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可能我私下里总是相信，在我的生活达到某一时刻之际，我便不再形影相吊。我会收到人们的誓言与许诺，我要有所建立、有所组织”（1884年7月10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讲道：“继如此发自内心的呼声之后，听不到一点儿回复的声音，这真是可怕的经历……这使得我同活生生的人失去了所有联系”（第14卷第305页，同样见于1887年6月17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已经有10年了，我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第16卷第382页）。1887年，他致信欧文贝克说：“令我感到极其难过的是，在这15年间，竟没有一个人‘发现’我、需要我、爱我。”
尼采为了自己的使命牺牲了一个人必然要过的一般人的生活，这一使命所要求的、他热切渴望的交往也根本无法实现。尼采知道原因何在：如果说认识就是生活本身，那么孤寂就在于认识的实质；“如果人们可以赋予自己以权利，去认识自己生命的意义”，那么认识便包含有“异样、陌生感，或许还有冷漠感”（1885年10月17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尼采的认识方式必定会令这种异样感变本加厉，“在我同人们迄今为止所敬仰与爱戴的一切进行无情与隐秘的斗争时……我自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某种地狱般的东西——某种即使有人去寻觅，也寻找不到的隐秘的东西”（1888年2月12日致塞特里茨的信）。
尼采还看出，这种孤寂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在同一水准上，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交往。无论是同水平更高的人，还是同水平低一些的人，都无法交往：“肯定有许多人较我头脑更为敏锐，心胸更为宽广、高尚。但是，只有在我同他们旗鼓相当，当我们能够互相帮助时，他们才对我大有裨益。”（第11卷第155页）尼采“为了逃避对孤寂的恐惧”，“常常称颂任何一种友谊或科学上的均等现象”。他表白自己一生“承受了如此之多的失望与矛盾，只不过”，他补充说，“也承受了许多幸运与幸福”（1887年7月致妹妹的信）。
尼采以全部的热忱渴望最优秀的人物：“为什么我在活着的人当中找不到比我更加高瞻远瞩、不得不向下瞥视我的人？我需要的恰恰是这样的人！”（第12卷第219页）与此相反，他不得不体验到：“我摔倒在你们的平庸之岸上，就像一层汹涌的波浪不由自主地浸透进沙土之中。”（第12卷第256页）
他从未遇到在特点与境界上与他等量齐观的人物，因而他最终说：“我过于高傲，无法相信有人能够爱我。爱我的前提是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同样不相信，自己会爱随便哪个人。这样做的前提是，有朝一日我会寻找到一位同自己水平相当的人……凡我研究、关心、深受鼓舞的，我都从未为此拥有过知情人与友人。”（1885年3月致妹妹的信）尼采想必担心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各人水平不等，思想的关键之处是无法传达的：“事实上，无法传达思想，是一切孤寂现象中最为可怕的。人与人的差别是一副面具，它比任何铁制面具都更加坚硬——只有朋友之间才会有完满的友谊。朋友之间！这个词真令人陶醉……”（1886年7月8日致妹妹的信）但是，他不得不接受人人层次不等这一后果：“人与人之间那无限遥远的距离迫使我落入孤寂。”（第12卷第325页）“谁像我一样，用歌德的话来说，就丧失了一项伟大的人权，即受到同类人的评判”（第13卷第337页）。“在活着的人当中，没有人可以称颂我”（第12卷第219页）。“我再也找不到自己可以顺从的人，也找不到我想指使的人了”（第12卷第325页）。
这种情况注定如此。尼采最后对其加以回顾时，将其看作自幼年时代起就属于他的实质的必然情况：“我自孩提时代起就是这副样子，今天，在我44岁之际，我还是这副样子。”（1887年11月1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出自这些原因，孤寂属于他的生命，是不可摆脱的：“我需要人，我寻求人，——我寻找到的，始终只是自己——而我已不再需要自己。”（第12卷第324页）“再没有人来找我，而我呢，我去找所有的人，但我未找到任何人！”（第12卷第324页）
结果是，在最后几年间，尼采愈发变本加厉地陷入不可名状的悲哀境地，有时他表述得近乎绝望：
“爱我的人都没有活下来，我还能怎么热爱生命呢！”（第12卷第324页）“你坐在沙滩上，忍饥受冻，仅拯救他的生命是不够的！”（第12卷第348页）“你们抱怨说，我采用的是狂呼乱叫的色调……也许我天性就爱狂呼乱叫，‘就像麋鹿向着清澈的泉水呼叫一样’。如若你们就是这清澈的泉水，你们会多么喜欢听到我的声音！”（第12卷第217页）“对孤寂的人来说，噪音已经是一种安慰了”（第12卷第324页）。“要是我能对我的孤寂感受下一个定义就好了！在活着的人中间，同在死去的人中间一样，我找不到同我相似的人。这是令人无法描述地恐惧的……”（1886年8月5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很少还能听到友人们的声音。此时我形影相吊，荒谬地形影相吊……多年来没有一点儿振奋精神的事情，没有一丁点儿人情味，没有一丝爱的气息”（1888年2月12日致塞特里茨的信）。
神奇的是，尼采竟然能够死心了。有一句虽然是罕见的话是：“我迄今为止都学到了什么？即自己从各种境况中脱身出来，无求于人。”（第12卷第219页）
直至最后几个月发生的变化，尼采才不再受难，并显然遗忘了以往的一切，“就连忍受孤寂也是一种不同的情况。我向来只是忍受繁杂喧嚣……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我7岁时，我就已经知道，我永远不会听到一句富有人情味的话：人们可曾看到我因此而愁眉苦脸过？”（第15卷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