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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著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整体，正如每一部著作都在他20多年的思想发展中拥有独特的一席之地一样。在这条发展之路上出现过一些非同寻常的变化，而从这些变化来看，愈发会令人惊讶的是，新的思想看来早在以前的思想萌芽中就有其根源了。认识他的思想发展进程，会加深人们对他的著述的理解，即将人们的目光从他某一陈述的时间点引导向他思想演绎的整体。
概括尼采各篇著述，便于我们预先了解尼采思想各个阶段的特征（参见著述表）。
他青年时代的那一组著述本身并不甚重要，其重要性在于，他后来的思想与动力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追本溯源地在青年时代的著述中发现其思想萌芽，如若人们认识到他后来的思想与动力的话。尼采的语文学论集（三卷本）令人对他的学术工作产生深刻的印象，其中大量的零散观点已然是他的哲学研究了。而他真正的著述可以划分为下述几类。
《悲剧的诞生》（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与《不合时宜的考察》（ Die Unzeitgemä ßen Betrachtungen ）（1871至1876年）。此外，遗著中留下了论述古希腊的著作残篇、《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 Über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 ）诸篇文稿、原拟撰写的《不合时宜的考察》的札记《我们语文学家们》（ Wir Philologen ）。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才可阅读，这是这些著述的基本格式。此外，它们还表露出，尼采对天才深信不疑，相信可以直接从当时的紊乱状态中重新创造出目前蓬勃向上的德国文化来。
《人性的、太人性的》（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杂感与格言》（ Vermischte Meinungen und Sprüche ）、《漫游者与他的影子》（ Der Wanderer und sein Schatten ）（后两篇合为《人性的、太人性的》第2卷）、《曙光》（ Morgenröte ）、《快乐的科学》（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第1至4卷）都以格言诗为基本体裁。这些言简意赅的论述大多无倾向性地表述了多方面内容。从《曙光》开始，在缓慢的思想演变中，他形成了冷静的、无拘无束的、毫不虚浮的、批判性的观点，这些观点最终得以展开在其最终的哲学著述中。
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Also sagt Zarathustra ）（1883至1885年）的基本体裁是，——在臆想人物的境遇与行为这一框架内——查拉图斯特拉对群众、同伴、“更高超的人们”、动物和他自己讲话。此书被尼采奉为自己的典范之作，不可归入通常的某一类书。它既是诗作，也是预言，还是哲学，却不可被恰当地理解为这些体裁中的任何一种。
2.遗著第11至16卷（1876至1888年）包含自1876年以来他在简短的残篇中奔泻出的思想洪流。在第13至16卷中，他的思想变动关联着他后来的基本思想（如强力意志、重估价值、颓废没落、永恒轮回、超人等等），但又几乎不容忽视地超出这些思想。通过这些残简，他从容地将思想落实在言简意赅的体裁中，尽可能地追求明确性，而无特定文献目的。他的丰富思想会淹没那种无所遗漏、系统完整、有据可查、概括总结式的思维，他直截了当与精辟中肯的手法取代了复杂繁琐的思想。
3.1886至1887年间，尼采撰写并发表了《善与恶的彼岸》（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其中包括《快乐的科学》第5卷。这是向箴言书那一类型的回归，但愈发强烈地倾向于具有内在关联的论述和好斗的激昂情绪。《论道德的谱系》（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包括作为已完成的研究的诸篇论文，以及尼采为自己以前的著述撰写的诸篇前言，表现出他在回顾中理解自我的非凡能力。
4.1888年诞生的，是最后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著述，带有为自己盖棺定论的含义。《瓦格纳事件》（ Der Fall Wagner ）、《偶像的黄昏》（ Götzendämmerung ）、《敌基督》（ Der Antichrist ）、《看啊，这人！》（ Ecce Homo ）、《尼采反对瓦格纳》（ Nietzsche contra Wagner ）写得极其标新立异，具有闻所未闻的好斗性，旨在造成无法逆转的影响。这些尖锐的著述都是一气呵成、迅速写就的。
这一思想进程大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确定为他崇敬和信仰文化与天才的时代（直至1876年），第二阶段可以确定为他相信实证科学的可靠性与批判的瓦解力量的时代（直至1881年），第三阶段可以确定为他提出新哲学的时代（直至1888年年底）。他本来对青年时代的友谊和学生社团抱有信心，对人类的未来生活抱有信心，而他从中彻底脱身出来的过程贯穿于他的“荒芜”时代。他置身其中，对一切仅冷眼旁观，将一切“束之高阁”。他形成的新信念是预言性的、象征性的，实际上与紧张痛苦的众人毫无瓜葛，是倾诉给自己那种彻底的孤寂的。他的各个阶段，尤其是第三阶段，可以划分出子阶段来。如果简单地称中间那个阶段为实证性的、科学性的，那么这样刻画第三阶段就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三个阶段的划分本身切中了他几次关键性的转变，事实上也是以尼采的自我理解为依据的。
尼采转变思想，两度采取过极端步骤。从他确立使命，到他的风格变得清晰可见，尼采两度都在当下意识到这种转变，并有意做出这种转变。一度是在他第一思想阶段与第二思想阶段之间，一度是在他第二思想阶段与第三思想阶段之间。这两度转变，他做回顾时从未予以否认，而是予以强调和指明。这种自我认识的内容，所有尼采的读者都不得不接受。从时间上说，第一度转变发生于1876至1878年间，第二度转变发生于1880至1882年间。
尼采是从第三个阶段出发，追溯性地认识自己的完整道路的。对他来说，这三个阶段不是彼此不同之物的前后相继，就好像还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况似的，而是一种必然，其辩证之处恰恰使得这三个阶段成为必然。尼采指明，这三个阶段是“通向智慧之路”（第13卷第39页）。
“较之其他阶段，第一个阶段更多的是尊崇（以及听从和学习）。我将一切值得尊崇的都积聚起来，让它们彼此斗争。我承受了一切沉重的事情……鼓足勇气，为与人相处花费了许多时间（我克服了不良的、狭隘的偏好，抱有最广博的胸怀：只有靠爱才能获取）。”
在这段时间里，尼采对瓦格纳与叔本华抱有的狂热感染了他的友人，他奉行哲学研究的原则，虔诚地尊崇自己的老师李奇尔，但也让那些值得尊崇的思想彼此斗争（如让瓦格纳、叔本华同语文学家们做斗争，让哲学同科学做斗争）。他不仅周游在自己的私人朋友当中，而且还参加青年社团，后来又建立了语文学家社团。他严格训练自己，将任何狭隘的感受，都一劳永逸地抛弃。他尽己所能地以一腔热忱对待他人，先入为主地认为，无论自己碰到的是谁，他们都是热情友好的。尼采就是这样形容自己青年时代的举止的。
“在第二个阶段，如果联系过密，崇敬之心便会破灭。这时便形成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心灵荒芜时期、对所有自己崇敬之人（对自己崇敬之人的理想化）的批判、做出相反判断的尝试（……判断像杜林、瓦格纳、叔本华这些人还从未达到过这一层次！）。”
令友人们大吃一惊的是，自1876年起，尼采采取了与此截然相反的全然一新的态度，让人觉得他对自己以往的一切做了全盘否定。这是他“解脱”与“克服以往”的一段时日。最令他感到沉重的是，他对理查德·瓦格纳——他曾同瓦格纳最为志同道合——无比倾心的崇敬之情破灭了。这一创伤，尼采几乎直至生命终点都未能愈合。在他所崇敬的一切俱已破灭这一情况下，他的生命一片荒芜，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点，即毫不留情地敦促他走上这条道路的那种无拘无束、不屈不挠的真实思想。按照真实思想提出的要求，他确立了新的准则，要将自己迄今为止的所有价值评估翻转过来，并尝试去积极看待（予以理想化）自己迄今为止所轻视的东西（一切同粉饰相对立的做法、自然主义的做法、实际科学性的东西、怀疑论者）。在他迄今为止一味崇敬的人物身上，在瓦格纳、叔本华身上，还有在杜林身上——根据对时代影响的评论，杜林仅在表面上与尼采相近——他都没有看到追求无限真实性的尝试，因为他们都还停留在未经质疑的信念、一味崇敬与信以为真的态度，以及不言而喻的认识之中。
“在第三个阶段，对一切是否适用于实证性立场、适用于肯定态度做出重大决断。在我之上再没有什么神祇与凡人！创造者凭直觉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要担负起重大责任，做到纯洁无辜……（这只是对少数人而言，而大多数人在第二个阶段就会垮掉。柏拉图、斯宾诺莎或许是可取的吗？）”
重估与否定以往价值的尝试不会是最终之举。关键在于，那种勇于承担非凡之事的引导性生活，其创造性源头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肯定性的东西来，是否有能力创造出能够经受一切考验的、真正的实证性来。这一点再也不会来自他人、来自上帝、来自某位备受崇敬之人、来自某位“在我之上”的人，而仅仅来自我自己的创造。此刻要在肯定意义上，而不再是在否定意义上做出登峰造极之事，“赋予自己以行动的权力，达到善与恶的彼岸。他……感到自己并不屈服于命运，他就是命运，他掌握着人类的命运”（第13卷第40页）。
尼采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回顾性地表述出的自我理解，明显符合他在历经1876年与1880年两次巨大思想变化时当即表述出的自我理解。
1.自1876年以来的几年间，尼采声明自己放弃了充斥于自己早期著述中的做作的形而上学观点（第11卷第399页）。他批评自己“迷信天才”（第11卷第403页）。“如今我才取得看待现实人类生活的朴实眼光”（第11卷第123页）。他在一封信中讲道，“那种对真实之物与朴实之物的形而上学式掩盖，那种用理性来反理性的做法……最终就是它们令我病入膏肓，并且愈发病入膏肓……如今，我抖落掉不属于我的东西，即无论是做朋友还是做敌人的人、各种习惯、舒适懒惰的做法以及书籍”（1878年7月15日致玛蒂尔德·迈耶尔的信）。
尼采的基本态度是，如今才感到自己真正觉醒了。他以前谈论的，是哲学以及哲学家，如今则开始从自身出发做哲学沉思。“如今我勇于追随智慧本身，自己做哲学家，而以前我是崇敬哲学家”（1878年6月致福克斯的信）。他看出，自己的思想同古希腊人的思想接近了不知多少步，“我如今在最细微之处也在亲身追求智慧的生活，而我以前只是崇敬与膜拜有识之士”（1878年7月15日致玛蒂尔德·迈耶尔的信）。
2.第二度转变（1880年及随后几年）脱离了否定性的“一片荒芜”，转而创造新的实证性。由于特点使然，这一转变必定更为深刻。其特点在于，有所启示的新思想在一开始还是晦暗不明的。尼采同时意识到这一点，随即形成明确的自我认识，其方式方法是在1880至1883年间演绎出来的。从细微的思想萌芽到明晰的新思想，这一方式方法在时间上有迹可寻。
尼采早就形成了自我意识及其对自身使命的意识，他致格尔斯多夫的信（1872年2月4日）论及《悲剧的诞生》时说，“正如我充满信心地向你讲述的那样，我准备宁静而缓慢地走过——这若干世纪。这里首次表述出某些永恒的事物，必须接着表述下去”。但是，与他后来的自我意识相比，这些话还有些谦虚，显得既自然而然，又有分寸，即他觉得自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属于在历史上有意义的人物之列。自《人性的，太人性的》以来，他愈发谦虚。当时他说，“我没有自知之明，就好像我有权利拥有独特的普遍性思想，甚至将它宣告出来似的。我至今仍感到，自己是个最微不足道的初出茅庐的新手，我的孤独和病态令我习惯于‘不知羞耻’地写作”（1879年10月5日致加斯特的信）。自1880年起，他——最初不易察觉地——变化很大。按他后来的自我认识说，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诸种精神创造活动中的一种，而是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他那尚不明确的使命是这样宣示出来的，“如今我觉得，似乎这一期间自己寻找到了主导方向与出路，然而这是要受到人们千百遍地崇拜、千百遍地谴责的”（1880年7月18日致加斯特的信）。后来，他从玛丽恩巴特地区写信时，最初几句话以明确无疑的全新语调表明，自己找到了思想源头，“自歌德以来，肯定还没有人想得这么多，就连歌德也未必有如此富于原则性的东西走过脑子”（1880年8月20日致加斯特的信）。他讲道，“我常常不知道，如何才能相互协调地承担起自己这份虚弱（指精神、体力与其他事物）与这份力量（指看到前途与使命）”（1880年10月3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因为这份力量就是将他压倒、将他逼得近乎疯狂的新思想，“针对那种正在摆布我的极其普遍、极其远大的驱动力”，我“如若没有巨大的平衡力量，必定会变成个傻子”（他的意思是，如若没有疾病将他一再击倒，令他想到人的渺小有限）……“我刚刚摆脱窘境两天，就愚蠢之极地又去追求完全无法令人置信之物……我生活得就仿佛这若干世纪形同虚无一般”（1880年11月致欧文贝克的信）。与此相应的，是他对自己新的行动的价值评价。这就是，不再舞文弄墨。他论及《曙光》时说，“你觉得这是一本书吗？你也仍然把我当作一名作家吗？我的时刻到来了”（1881年6月19日致妹妹的信）。在致欧文贝克的信（1881年9月）中，他写道，“这属于最为强烈的精神佳酿……是我的一切起点的起点——在我之前还能有什么！……我正处于生命的巅峰，即处于使命的巅峰……”尼采后来当作第三个阶段来理解的，此刻他理解为要求他投入全身心的命运。而他知道，这命运是自己命中注定的。
直至生命的终点，他回忆起7月到8月这段时光，都把它当作自己最深刻的思想（永恒轮回）起源的一段时光，当时他就在书信中表露出这段时光的重要性，“我的视野中出现了自己以前从未想到的思想——或许，为此我还要再活几年”（1881年8月14日致加斯特的信）。
自1881年起，尼采就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有新思想形成了。随后，他令人惊讶而又极其严肃地流露出这一点，“如果你读了《神圣的一月》（引自《快乐的科学》）”，他致信欧文贝克（1882年9月）说：“你就会发现，我绕了一个大圈。一切都全新地呈现在我面前，不久我就会看到，自己毕生的使命硕果累累。”这种全新的思想在《曙光》中已然透露出最早的迹象，在《快乐的科学》中已显示出明显的思想开端，它最初的著作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早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前，尼采着眼于这种新思想，在《快乐的科学》束笔时将此书归入已过去的第二个思想阶段。随着这本书的束笔，“我6年间（1876至1882年）的著述，我全部‘自由自在的思想’便烟消云散了”（1882年致路·莎乐美的信）。相反，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写成时，尼采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著述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转变。
“在此期间，我撰写出自己最出色的著作，迈出自己在几年前尚无勇气迈出的关键性步伐”（1883年2月3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沉默的时日已然过去，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或许会向你透露出，我的意志飞翔得有多么高……在这些朴素与罕见的文字背后，有着我最为深刻的认真态度与我全部的哲学。这是人们了解我的起点——再也没有别的了！”（1883年6月26日致格尔斯多夫的信）“这是一种非凡的综合性做法，我相信还没有人想到过做这种综合”（1883年11月1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发现了自己的新大陆，而对此还没有人有所察觉。此刻，我自然还要一步一步地占领这片大陆”（1883年12月8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自1876年起，后来则自1880年起，尼采的两度思想转变都不仅仅是形成某种新观点的思想进程，而是某种生存性事件。这种事件，此后他都以构思恰当的辩证方式予以指明。为刻画这种事件的深刻意义，他两度字斟句酌地说，自己借此改变了自己的“趣味”。尼采认为，“趣味”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在实质上先行于任何思想、任何观点、任何价值判断，“我有某种趣味，却没有自己何以具有此种趣味的理由、逻辑以及必须拥有此种趣味的绝对命令”（1886年11月19日致加斯特的信）。但是，对他而言，这种趣味是从生存的深层次中诉说出来的关键性机制。
1876年以后，他首次脱离所有思想内容，看出自己的“趣味”有了某种转变。他看到并希望有某种“风格上的差别”，不是去追求他早期著述中那种“夸夸其谈、毫不稳妥的做法和语调”，而是去追求“思想联系中尽可能的确定性，思想变化的灵活性，运用夸张而幽默的艺术手段时的谨慎和节制”（第11卷第402页）。他觉得自己早期的著述令人无法忍受，因为它们讲述的是“狂热的语言”（第11卷第407页）。
1880年以后，他对自己的新趣味作了相应表述。他谈及《悲剧的诞生》与《人性的，太人性的》时说：“我再也受不了所有这些玩意儿。但愿我自己的趣味超出‘作家兼思想家’尼采之上。”（1886年10月31日致加斯特的信）患病前一年（1888年），他回顾自己构思永恒轮回思想的那一段日子说：“回顾这段日子有好几个月了，发现自己突如其来、至关重要的趣味转变是一种征兆……”（第15卷，第85页）
这种划分尼采思想诸阶段的格式很容易让人期望，在从第二度转折开始的第三个阶段里（1880至1888年），尼采掌握了全部真理，并在著述中表述出了全部真理。但是，这个阶段的思想始终在变动。在这一阶段，尼采向自己提出了至高要求，并勇于做出非凡之举。令人激动的是，尼采在这一时期是如何确定自己的使命，又是如何致力于这始终留待实现的使命的。他从未有实现使命后的片刻安宁，反而愈发意识到，一切都尚未做到。他有意从事的写作计划、他对自己所做之事的自我评价，我们只能依时间顺序，得自有据可查的资料，并加以理解。
1884年与1887年，尼采又曾两度显示出要结束过去、在实质上开启新思想。
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尚未搁笔之际，尼采便产生了建构自己真正的哲学的新方案。这是一项写作计划，它起草了留待完成的著作的系统性格式。这是一项工作计划，它需要做新的研究。
尼采想“修正”自己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观点”。“现在，我必须一步一步地研究全部哲学原理，因为我现在下决心，将未来的5年用于起草我的哲学，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为此而做的准备工作。”（1884年4月7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两个月后，尼采按照这一意图写道：“在我为自己的哲学做了这番准备工作之后，此刻我要再次着手了……直至主要工作完成为止……我想在这6个月里勾画出自己的哲学的草图，以及未来6年的规划。”（1884年6月致妹妹的信）又过了3个月，勾画这一草图的工作完成了：“我完成了……这个夏天的主要任务——未来的6年就属于填充这一草图的工作，而这……就是我的哲学的框架。”（1884年9月2日致加斯特的信）
不过，最初这只是一项工作与著述的规划。它将新思想与晦暗不明之处大白于天下。尼采要彻底地同自己迄今为止表露的思想保持距离，也要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保持距离：“我迄今为止撰写的一切，都是徒有其表的……我所撰写的都是些危险的东西。这一期间，我时而以通俗的手法向德国人介绍叔本华与瓦格纳，时而设想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物。这些是我的体会，更是我隐晦的思想，我不妨再隐晦一段时间。”（1885年5月20日致妹妹的信）尼采脑海里充满了思想，全身心沉迷于将这些思想统一起来的那种基本驱动力，并意识到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同时他却不得不认为，是否可能将真正的想法表述出来，这是很成问题的：“我几乎每天记录自己的思想2至3个小时，但我的‘哲学’——如果我有权利如此称呼那虐待我至深的东西的话——是再也无法传达的，至少是无法付印的……”（1885年7月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
但是，尼采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起草自己的哲学这一“主要工作”之中，也没有等待6年，而是首先撰写和出版了《善与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这些著述——就他自己将其提供给读者而言——最为完善地、却并不系统地表露了他的哲学沉思。这是主要工作的临时替代，而不是最终目标。他将这些书籍算作自己的“预备性”工作。事实上，尼采一刻也没有误会：在这些书籍搁笔之后，他只是愈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1887年积累起来的大量材料再度证明，尼采意识到，自己要有所结束、有所开始。
2.这有些类似于1884年的工作与著述方案，但看起来，此刻，即1887年，似乎又有一次强烈的危机侵袭了他。危机的内容不是别的，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庞大的哲学。依照时间顺序，他做过如下表述。
最初听起来还同1884年的情形一样：“我感到身上压上了千钧重担，要在以后几年间营造起一座具有内在联系的思想大厦。”（1887年3月24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但是，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在此刻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想断裂情况：“我感到，此时自己的生命一度休止了——我此刻面临着全部重大的使命！”（1887年4月19日致加斯特的信）这种思想断裂情况的特点在于，它不像1884年的情形那样，问题在于要做多方面的重新研究：我“此刻需要彻底的孤立，较之学习和质疑5000个个别问题，这种需要更为迫切”（1887年9月15日致加斯特的信）。他重又将决定推到许久以后再做：“近几年什么也不再付印，我必须抽身退步、观望等待，直至我能够从自己的树干上摇落下最后的果实。”（1887年8月30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他谈及《论道德的谱系》时说：“此外，随着这部著作束笔，我完成了自己的准备性工作。”（1887年9月17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从总体上说，他对自己是有意识的：“我觉得自己的一个时期结束了。”（1887年11月1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这种意识进而得到深化：“我……正在结清自己这里的人与事，将自己全部的‘迄今为止’束之高阁。我现在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在做一笔勾销……由于我要采取全新的形式，我首先需要重新疏远一切……”（1887年12月14日致福克斯的信）他了结迄今为止的一切这一意识是确定的：“在某一重要意义上，此时我正值生命力旺盛之年，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就打开了……我逐步摆脱了各种人与事，将其一笔勾销。至于在我转向自己生命中真正的首要之事的此时此刻，有什么人或什么事应当保留下来……这是个重要的问题。”（1887年12月20日致格尔斯多夫的信）“我此刻的任务是，尽可能深入地去汲取……以便我生命的果实逐渐成熟与甘甜”（1887年12月26日致妹妹的信）。
但是，尼采并没有像自己所决定的那样，走上这条全新的道路，而是被别的事情牵制住了。他既没有多年间一个字也不付印，也没有在沉思中等待思想果实成熟，而是几个月之后便着手1888年的一系列著述。在这一年里，他有一系列论战性著述（《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敌基督》）以及《看啊，这人！》以飞快的速度面世。他不再继续构造完整的哲学，而是以全新的眼光捕捉瞬间的东西，从而营造历史，径直将欧洲危机推向其顶峰，声嘶力竭，直至头脑患病才被迫沉默下来。
我们不妨来问问，依据尼采的陈述，按照他自己的标准，他的著述是否尽善尽美，哪怕这只是指，就遗著整体而言，其思想内容在客观上一目了然。
证明尼采并未达到这一点的第一个证据是，他从1884年直至1888年一再说，并且常常用近似的话说，自己内心虽然在瞬间就意识到了整体思想，但要将整体思想当作一项使命，将其落实在著述中，却几乎完全没有做到。自1884年以来，这一整体思想是什么，他有意为之、有志为之的是什么，从未当真呈现出来。他想必看出自己有意为之的：“有些时候，这一使命完整而清晰地展现在我面前，一个庞大的哲学整体（这意味着比任何一种哲学都更为庞大）在我眼前分解开来……”（1884年8月20日致欧文贝克的信）1888年，他再度处于同样的处境，即看到这一整体，却未将其落实到著述之中：“那无疑极其庞大的使命，其轮廓此刻就呈现在我的眼前，愈发清晰地从一团迷雾中呈现出来了。”（1888年2月3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我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小时时间来积聚精力，以便能够从头至尾地审视自己的总体构想……”（1888年5月4日致勃兰兑斯的信）他很高兴看到，彼得·加斯特虽然只读到他的著述的一些片断，看来却感受到了他的思想整体：“您看到，这是一个整体。在我看来，凡是生长着的，都既生长入大地，同时又生长入天空。”（1887年4月12日致加斯特的信）但是，尼采知道，这一整体尚未成型。
在意识清晰的最后几个月，尼采确定自己已经功成名就，并在《看啊，这人！》中极为满意地概括了自己的全部著述。此时，他已不想再处理自己原定的哲学建构工作了。早在撰写1888年的著述时，他就离开原先拟定的道路了。伴随他此刻认为自己必须做的，是一种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对自己功成名就的意识（能与此相提并论、却完全不是一回事的，是他感受查拉图斯特拉的灵感的那一段日子）：“就主要工作而言，我此时较之任何时候都更能感觉到极其安宁，确信自己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甚至接近了某个伟大的目标。”（1888年9月致欧文贝克的信）“如今，我是这世上最心满意足的人了，这在任何正面的词义上都含有秋日的气息，这是我伟大的收获季节。我对一切均举重若轻、从容不迫，尽管有些人处理如此伟大的事物时很难下手。”（1888年10月18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在精神病发作前几周，尼采开始想象自己做得尽善尽美，他一直是幸福地度过这段时日的。
证明尼采设想的创作未付诸实施的第二项证据是，1888年精神病复发前夕，他最后一次流露出对其著述的自我理解。1887年年底，当他对至当时为止的一切做出强调时，补充道：“当然，这样一来，我迄今为止的生存便名副其实地呈现为一个纯粹的诺言。”（1887年12月20日致加斯特的信）去世前不久，他希望有几年时间来仅仅享有一点：宁静、遗忘。他对多伊森提到：“为的是那即将成熟之物。”那姗姗来迟之物，即“我身后的声誉与人们对我一生的认可（否则，即使有上百条理由，一个人的一生也始终是成问题的！）”（1888年1月3日）。想必他意识到，自己“哪怕取得了许许多多的成就”，最终的却是：“我并未超出各式各样的尝试和冒险、预示和许诺。”（1888年2月13日致加斯特的信）他无法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在他1888年后半年的著述里，一种要征服人的、好斗的冲动支配了他，令他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
认识尼采的思想发展进程，就会突出第三个思想阶段。这一阶段展现出他后期哲学思想所达到的唯一巅峰及其本源性，也与此不无矛盾地展示出他具有强烈教条色彩的思想僵化之处。而其他阶段则形同准备性阶段、先行性阶段。值得一问的是，尼采是否在所有时期都诉说了什么不变的东西。对尼采来说，这前两个阶段是否恰恰由于它们意味着准备性阶段，就不是值得体会其实质的，即不像人们看待这两个阶段的那样。
事实上，他的所有阶段都显示出一种相似性，即纵然不易察觉，也总有什么思想始终存在，尽管其真正的影响后来才显现出来。而且，以前的思想也保留下来了。例如，当尼采在第二个阶段阐述“自由精神”的观念时，这绝不意味着他中断了迄今为止的精神实质，向同时代人的“自由精神”过渡。他绝不会将自由精神等同于放任自流，也不会将其等同于对自由过分做作的信仰。他不想悬挂起“精神自由的讽刺肖像或漫画来顶礼膜拜”。相反，他要将那种为所有信仰忽略的、尝试性的严肃思想有步骤地孤立起来，并将其推行到极致。毕竟，他归根结底始终在履行这种严肃思想。他基于各种观念均已崩溃这一窘境做思考，为的是寻找到他借以生活的那种内涵丰富的自由。在这第二个思想阶段，他的意图就绝不是随便琢磨琢磨而已，而是要“绷起一条超出一个世纪的带电束带，将它从停尸房一直连接到全新的精神自由的新生儿室”（第11卷第10页）。如果说尼采在这第二个阶段尤其希望与称颂的是科学，那么他始终都在期望科学，即使他此前与以后都在如此彻底地质疑科学。此时，他不过是在强调科学而已，就仿佛自己刚从梦幻中觉醒一般，认为“有必要将整个实证主义全盘接受下来”。这里，他指的是实际性的知识。他随即补充说，他不希望这是实证主义，而希望这“却仍称得上是理念论的承担者”（第11卷第399页）。
从尼采的遗著中可以看出，他往往已然形成一些思想，却尚未公开诉说出来，要么很久以后才诉说出来，要么永远不诉说出来。有些表述出来的语句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其内在联系会越来越清楚。或许给人印象最深的实例是他于1874年论述瓦格纳的批评性札记，这段札记包括他于1888年进行毁灭性论战时的所有实质性观点，虽然1876年的《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还是以热情称颂这位大师的语气写下的。与此相应的是，尼采于1886年承认，他在论述叔本华与瓦格纳这一段时间里（第一个思想阶段），早就“什么也不再相信了”，“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叔本华也不值得相信”。正是在这一时间产生了一份他秘密保存的著述《论超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第3卷第4页）。事实上，这一著述已经包含了他对真理的深刻阐释，而这是他后来的哲学思辨的内容。
如果说他的思想发展进程两度表现出深重的危机，那么我们做更为详细的了解，马上就会揭示出，他在第三个阶段并未达到安宁，而是重新体现出，他的思想随时随刻处于危机之中。正如尼采终生灌注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而这一热情在第一个阶段仅仅直接地表露出来一样，他终生同样灌注着否定性，这种否定性在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冷静的分析，在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压倒一切的危机意识。尽管如此，1880至1881年间，他显得开始有所充实了。而保持不变的是，来自某种尚属未来之物的、即使尚不确定也能凝聚一切的要求所带来的任何一场危机，对他而言实际上都是一种解脱。他还未拥有新的，就放弃了旧的。他可以脱离任何一座港口，以便在浩瀚的大海上面对无限。撰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一时期的充实对他来说是不够的，他的使命始终尚未完成。这就像一切实证之物都要随即通过否定性，或作为否定性表现出来一样。这种实证之物的特点似乎在于，推动他前进，让他去把握，但随即又不是他以为自己把握到的那种情况了。因此，只要尼采受到自己实际上尚未企及的存在的真正触动，如同被它所伤害一般，就必定出现这种否定性。就好像尼采将某物把握为肯定之物时，反而他自己是被真正的肯定之物所把握了。这种真正的肯定之物毫不留情地将他实际上所把握之物从他手中打落。尼采一再体会到这一点，他又有意给自己提出无限的要求，这就是他的精神生活始终经受危机的由来。有一些关键性危机只是达到最为显见的危机顶峰罢了。
尼采在回顾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他的初期思想与最终哲学实质上彼此一致。此时，他思想中保持不变之处愈发可感可触。例如，他后来（1886年）对《悲剧的诞生》做自我批判时（此时，他批判此书的“形式上的形而上学”、“浪漫主义”及其形而上学式“慰藉”），便在问题的实质，即狄奥尼索斯的焕然一新中看到，自己的意旨自始至终是一致的。他总是在做同样的决断：“这些决断早就有了，尽管在我的《悲剧的诞生》中，它们是尽可能地被掩饰起来、被晦涩化了的。我在这一期间额外学到的，都生长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1885年7月致欧文贝克的信）他在早期著述中感受到的那种驱动力，在以后的日子里仍然驱动着他：“通读我的著述时……我欣喜地发现，我内心还留有所有那些在著述中吐露出来的强烈意志冲动……此外，我生活得如同我为自己预设的（即在《叔本华作为教育家》中预设的）一样。”（1884年夏致欧文贝克的信）他在论述自己有关叔本华与瓦格纳的著述时，最后讲道：“这两个人只是在说我心里的话，只不过提前说了而已……在我心里，瓦格纳与叔本华都未出现过。”（1888年12月9日致加斯特的信）
反过来说，尼采很早就不仅事先讲述出，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事先讲述出，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早在1876年之前，他就写下听起来像是他预感到自己结局的一番话：“最后的哲学家享有硕果累累的孤独感！他置身于大自然，鹰鸢在他头上盘旋。”（第10卷第146页）当时他就写出《最后的哲学家同自己的谈话》：“我称自己为最后的哲学家，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人同我攀谈。我的声音听起来形同死者传给我的声音！……我靠你来掩饰自己的孤独，用形形色色的事物以及爱来蒙骗自己，因为我的心灵……经受不起最为孤寂的孤独感的颤栗，迫使我像两个人一般地倾谈。”（第10卷第147页）这是尼采在巴塞尔做教授时写下的，当时他周围都是朋友，他正对瓦格纳报以极大热情，他的《悲剧的诞生》获得了成功，而他的视野里尚未出现查拉图斯特拉。
最终，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个青年撰写的早期著述（1858至1868年）中就已经出现了他后来的哲学中的各种精神脉动与思想：
此时，基督教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他借以确定自己思想深度的某种思想形态，而是这样一个问题的对象：“如果人们意识到，全部基督教都建立在假设之上，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圣经》的权威性、人的灵感始终还是问题，那么人们还会产生巨大的思想转变。我曾试图否认一切：噢，拆台容易，可营造并不容易！”（1862年著述第61页）他也谈到“同现有的一切决裂”，“怀疑2000年来人类是否都是被虚假幻象所误导的”（1862年著述第62页）。
此外，他已然形成了有关超出一般之人的思想：“只有充实而深沉的人才能如此充分地奉献出极度的激情，就仿佛他们近乎脱离了人性一般”（同上，第90页）。就思想发展而言，此时，他已将超出一般之人的思想纳入对无限未来的空泛视域，并将其同永恒轮回的思想联系起来：“我们几乎不知道，人类自己是否仅仅是一个过渡，是总体中的一个阶段，是在生成之中的……这种永恒生成永无止境吗？”（同上，第62页）
他在这一时期接受的实证主义式思辨也冒了出来，如他问道：是什么让许多人的心灵屈就日常习惯之事？他的答案是：“是头颅与脊柱的先天性结构、父母的地位与天性、人的日常社会关系……”（同上，第64页）
就仿佛尼采预先形成了自己后来在1888年的最终意图一般，他在玩味这样一种思想：“只要我们有可能以强大的意志颠覆全部世界历史，我们马上就会加入独立的神祇的行列。”但是，他随即明言：“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世界历史无非就是一种梦幻般的自我迷失状态。帷幕落下来了，人再度觉醒……像儿童一样，在旭日东升时醒来，欢笑着抹去夜间的恐怖梦魇。”（同上，第65页）
那标志着尼采的命运、并且非同寻常的是，何以这个人在15岁（1859年）就试图用尚不明确的思想表述出，自己为彻底独立而渴望解放：
无人勇于，
向我询问，
我的家乡。
我无所牵挂，
驰于寰宇与飞逝的时光，
像雄鹰一般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