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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能自觉地认识尼采的生平就去研究尼采的思想，则做不到真正的理解，因而我们先来简洁扼要地回顾一下他的生平事实。
（参见年表）尼采出生于洛肯地区的一个牧师家庭。父母双方的先人当中，有许多都是牧师。尼采5岁时丧父，母亲举家迁居瑙姆堡。尼采就是在那里同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一道，在女性亲属的包围中长大的。10岁时，他就读于瑙姆堡文科中学。14岁时（1858年），他从校方获得一个免费住宿名额。这所古老的寄宿学校有许多优秀的、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教师。20岁时（1864年），他去读大学，最初在波恩大学读了两个学期，是当地的法兰克尼亚学生社团的成员。由于他的观念同该社的实际旨趣相去甚远，他于1865年退出该社。他同自己的老师李奇尔一道离开波恩，前往莱比锡。尼采同埃尔文·洛德一起，成为李奇尔这位语文学大师最出色的学生。在莱比锡，尼采建立语文学学会，发表语文学研究作品，并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前就凭李奇尔的推荐而得到出任巴塞尔大学教授的邀请。李奇尔在写往巴塞尔的信中讲道：“39年来，我亲眼看到那么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但我还从未见到有一个年轻人……像这位尼采一样如此早熟，而且这样年轻就已然如此成熟……如果上帝保佑他长寿，我可以预言，他将来会成为第一流的德国语文学家。他如今24岁，体格健壮、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身心都很顽强……他是莱比锡整个青年语文学家圈子里的宠儿……。您会说，我这是在描述某种奇迹，是的，他就是个奇迹，同时既可爱又谦虚。”（施特罗克斯著述第32页）“无论什么，只要他想做，就能做到。”（施特罗克斯著述第36页）
这一年距离尼采精神病发作有20年。1869至1879年间，尼采任巴塞尔大学教授，同J．布克哈特授课时间一致，每周授课六课时。巴塞尔的城市贵族家庭纷纷向他打开大门。他同J．布克哈特、巴霍芬、豪埃斯勒、吕蒂迈耶尔等这些大学里的精英人物都保持着或近或远的关系，同欧文贝克缔结了友谊，共居一幢住宅。他平生同人交往的最重要一段经历——他直至临终都还记得这一经历——是他于1869至1872年间在卢赛恩地区的特里布申数度拜访理查德·瓦格纳与柯西玛。他的《悲剧的诞生》一书出版后，遭到维拉莫维茨领导的语文学家圈子的排斥，巴塞尔语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们都不来听他课了。1873年，他出现了病症，导致他于1876至1877年休假一年。这段时间，他大多是同保尔·雷一道在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位于索伦特的家中度过的。1879年，他35岁时，因病被迫申请免除教职。
在1879至1889年这第二个十年间，尼采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始终在寻找适于他患痛苦疾病的身体的气候。由于季节变换，他逗留任何地方的时间都不超过几个月。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英伽登和里维埃拉地区，有时在威尼斯，最后是在都灵。他大多是在尼斯度过冬天，在西尔斯-玛丽亚地区度过夏天。作为一名“自我放逐的流浪者”，他只携带尽可能少的生活用品，住在简朴的房间里，整天在郊野漫游，顶着绿色阳伞，以防眼睛受阳光照射，并接触了许许多多的旅人。
他的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与第一篇针对施特劳斯而作的《不合时宜的考察》给他带来了声望，招来一片狂热的喝彩声和生硬的拒斥态度，而这之后的著作毫无成就。那些用箴言写成的书籍几乎卖不出去，尼采被人遗忘了。由于极其偶然的情况，他同出版商发生纠纷，陷入出版困境，最后是自费印刷自己的著作的。直至意识尚清楚的最后几个月，他才赶上那份姗姗来迟的声誉的最初迹象。而他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自己会享有这份声誉。
他抛弃职业，全身心致力于自己意识到的真正使命，生活得离群索居。随着身体愈发健康，他重新感受现实的愿望便觉醒了。1883年，他计划在莱比锡大学授课。但是，大学里那些人却觉得他的著作内容有问题，认为让尼采授课是不可能的。于是，尼采仍旧离群索居，愈发紧张地埋头著述。
1889年1月，他45岁时，一种机能性大脑病症导致他彻底崩溃。长时间卧病不起之后，他于1900年病逝。
尼采借以做观察、思考和表述的他熟悉的世界，从他年轻时起，就是由德国教育界、人文中学、诗人以及他的祖国的文化传统展示给他的。
尼采研究古典语文学，不仅由于那伴随他终生的古代的伟大思想而备感充实，他还有幸在上学时遇到一位真正的专家——李奇尔，他的古典语文学课程因其哲学解释技巧而堪称独一无二，甚至许多医学专业学生与其他非语文学专业的学生都来听他的课，为的是学习到“方法”。他在课上采取的技巧与做法是各门学科中共通的：区分真实之物与虚妄之物、事实与牵强附会、业已证明之事与看法、客观明确性与主观信念。只有着眼于一切学科中的共同点，才会明确地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尼采意识到研究人员的本质特征：有主见、不断地同自己的思想做批判性斗争、保持朴实无华的热情。
尼采仅在极小程度上实现了自己要从事教育的强烈冲动。在完成执教任务、履行教书职责方面，
他对自己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愈发兴趣索然。在执教的整整十年间，他过得紧张兮兮，同时在担负教职之余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以便履行那激荡自己内心却尚未明确的使命。
1867至1868年，尼采在瑙姆堡骑兵野战炮部队服役。由于有一次骑马飞跃时受伤，造成伤口化脓、患病数月，他提前结束兵役。1870年战争期间，尼采报名当志愿卫生员。因为他是一名来自中立国家的教授，要做到遵纪守法，就不能拿起武器来服役。他患上了痢疾，于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重执教鞭了。
就尼采认识世界的方式而言，重要的是，他自25岁起直至去世，一直生活在国外。他从国外看德国长达20年之久。这使得他——尤其在后来，当他勇于背井离乡、始终四下漫游时——有可能具有锐利的批判性目光，有可能看出那些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如何将生活引向临界处的。生活地点的变换，始终在激发他形成新的感受，生活在一再统摄所有固定之物的视野之中，愈发强烈地对自己那一以贯之的根基爱恨交加。由于距离遥远，这根基只会更加可感可触。
尼采摆脱了尘世、职业、交际、教职后，便到阅读中寻找新的感受。他由于视力原因阅读受限，但阅读主题众多。人们了解到他于1869—1879年间从巴塞尔大学图书馆借出了哪些书籍，而他自己的藏书大多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虽然无法说他把这些书都读过了，但这些书都经过他的手，便在某一种意义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让人把每周一期的新书目录寄给自己（1880年4月11日致欧文贝克的信），总是想方设法住在有大图书馆的城市里（例如1884年5月2日和1887年9月17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我们的估计而已。
引人注目的是，这里有大量自然科学与人种学书籍。尼采想弥补自己读语文学所欠缺的：实实在在的知识。想必这些书籍在他草草浏览时对他有所启发，但大多低于他的水准，同他原本认识生物学与自然科学事物所留有的欠缺大致相抵。
至于尼采在草草浏览时都注意到了哪些，则是出人意料的。他在瞬间就把握住实质。他在阅读时考察书籍的作者，感受这些作者在思考和写作时到底做了什么，他们有何生存性意义。他不仅看作者的题材，而且看作者的思想实质。有了思想实质，题材才成为主题。
尼采阅读的言词与思想常常成为他自己的言词与思想，这与其说对于他进行哲学沉思的意识有什么重要性，不如说对他表达手法的题材来源具有重要性。歌德讲的“超人”，哈依姆讲的“知识庸人”出现在他那里，同他从泰希米勒那里挪用来的“透视主义”、“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从布尔日那里采用的“颓废”这些词一样，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尼采自然而然、直来直去并容纳一切于自身的接受能力。没有这种接受能力，就不可能有创造。
尼采还是个孩子时，就在做哲学沉思了。那时，叔本华是这名少年心中的哲学家。他从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施皮尔、泰希米勒、杜林、爱德华·冯·哈特曼那里汲取了传统的抽象概念。在大哲学家当中，尼采仅细致地阅读了柏拉图，却是把柏拉图当作语文学家来阅读的（后来他“对自己了解柏拉图竟是如此之少惊讶得愕然”，见于1883年10月22日致欧文贝克的信）。他的哲学沉思的内容并非从一开始就涌现于他研读这些著作之际，而是形成于他对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的考察，尤其是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研究，此后是对第欧根尼、悲剧作家的研究，再后是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他出于哲学的目的研究第欧根尼·拉尔修，获取了哲学史知识。尼采几乎从未彻底研究过大哲学家们，只是靠第二手资料了解了大多数人，却能够透过流传下来的思想包装洞穿本源性思想。年复一年，他愈发坚定地潜心于从自己的思想实质出发把握的真正的哲学问题。
尼采做哲学沉思的方式促使他潜心于诗人，一如他潜心于狭义上的哲学家。在青年时代，他醉心于荷尔德林，尤其是恩培多克勒与希波里翁，后来醉心于拜伦。在最后的几年间，他还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或许，尼采潜心于音乐，更具本源性、更具命运色彩。没有哪位哲学家像他一样倾心于音乐、被音乐所征服。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全身心地被音乐所吸引。青年时代，他对理查德佩服得五体投地，准备靠演奏他的音乐来生活。后来，尼采自白道：“说到底我是个老乐师，除了音乐外，没有任何东西给予我安慰”（1887年6月22日致加斯特的信）。1888年，他对音乐的眷恋有增无减：“如今，音乐给予我前所未有的振奋感受。它令我自失、令我清醒……它增强我的力量。每当一个音乐之夜过后，便有一个思想与念头纷至沓来的清晨……没有音乐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谬误、一场辛苦、一次流亡。”（1888年1月15日致加斯特的信）“凡超出音乐的命运之外”（1888年3月21日致加斯特的信）的一切，对他而言均不存在。
但是，正是这样的尼采又以同样的激情摆脱了音乐。1886年，他谈论自己在1876年以后的几年间的情况时说：“我开始彻底地、原则性地杜绝一切浪漫的音乐，这门含含糊糊、装腔作势、色情淫荡的艺术剥夺了精神的严肃与欢乐，令所有暧昧的欲望、腐朽的贪欲蔓延开来。‘抛弃音乐’至今仍是我给所有能够保持精神事物的纯洁性的人们的忠告。”（第3卷第7页）听起来，他对音乐的评判类似于有上千年历史的、仇视音乐的哲学沉思传统：“音乐没有哪个音调令精神陶醉。如若音乐要再现浮士德、哈姆雷特与拜伦的精神状态的话，它就抛开精神，描绘情绪的状态……”（第11卷第336页）“诗人高于音乐家，诗人提出的要求更高，是对完整的人提出要求；而思想家提出的要求更高，他要求人要有全部的、积聚起来的、新鲜的力量，要求人不是去享受，而是去进行摔跤比赛，彻底放弃一切个人的冲动”（第11卷第337页）。尼采认为“人的理智之所以发展得不够完善而且偏颇，人的仇恨与谩骂之所以不可遏制，或许就是由于音乐的放纵所致”（第11卷第339页）。音乐是“危险的”，“它那纵情享乐的特点，它那唤醒人的基督教式精神状态的乐趣……是与人头脑之不纯洁、心灵之癫狂的情况携手并进的”（第14卷第139页）。他还有一种对音乐的态度，算是最显善意的了，即音乐已然将自己的一些内容看作语言了，要在思想中寻找到更贴切的语言：“音乐是我的先驱……许多不可言说的，都尚未寻找到语言与思想。”（第12卷第181页）
尼采这种对待音乐如此自相矛盾的态度表明，他想区分据说是危险的、迷惑人的、放纵的浪漫派音乐与真正的音乐，借此寻找到出路。尼采要将后一种音乐同瓦格纳的音乐两相对立，认为自己在彼得·加斯特的作品中寻找到真正的音乐。早在1881年他就认为，可将加斯特视为“第一流的大师”，认为加斯特的音乐同尼采自己的哲学如出一辙（1881年5月18日致欧文贝克的信），即它意味着“在音调上赋予我全新的实践与复活以合理性”（1882年10月致欧文贝克的信）。这样，他将比才的《卡门》提高到独一无二的典范作品这一高度上（但是，他并不真地这样想：“我谈论比才的话，您不可当真。我实际上从未注意过比才。但比才作为瓦格纳的讽刺性对照，作用却很强。”见于1888年12月27日致福克斯的信）。归根到底，尼采对音乐寄予的希望是：“它开朗而深沉，仿佛十月的一个午后；它独特、欢乐、柔和，像一个纵情、妩媚的甜甜的小妇人。”（第15卷第40页）
看一看尼采陶醉于音乐的情形，看一看他那些成问题的评论，尤其是对彼得·加斯特的音乐作品所做的不甚中肯、却一向顽固的评论，想一想尼采自己创作的作品（尼采当时致信答复时就认可了的汉斯·冯·布洛夫于1872年对他的评论是：“您那种拜伦式沉思是想象无度的极端体现，是最令人反感、最跟音乐作对的，长久以来……我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玩笑。难道您着意于所谓未来音乐的某种滑稽作品吗？……您那发烧般的音乐作品可以让人感受到一种非同寻常、尽管乱七八糟却依然了不起的精神……”），就会看出，他的长处不在于音乐。构成尼采本性的那些素材、他的神经系统都对音乐毫无驾驭能力。但是，在他身上，音乐形同哲学的对手。他的思想越不是音乐式的，就越是哲学式的。尼采的哲学沉思脱离了音乐，是从音乐那里争夺过来的。无论他自己的思想，还是他感受到的神秘的启示之物，都是既反音乐又无视音乐的。
尼采做哲学沉思时，还在构成世界的素材中寻找到一个属于他的全新源泉。有一段时间，尼采高度评价了一些法国人，
像拉·罗歇福科、丰特奈尔、尚福尔，尤其是蒙田、帕斯卡和斯汤达尔。心理学分析是尼采哲学沉思的媒介，这不是从事经验性、因果性研究的心理学，而是理解性的、社会历史性的心理学。他的经验应当说是“自觉地再度体验历史上的一切价值判断以及与其相反的判断”（第4卷第61页）。他希望在自己展望的研究道路上能有同伴：“哪里有爱情、贪欲、嫉妒、良心、虔诚、残忍之心的历史呢？……人们是否将各种日常安排、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的前后顺序，以及节假日当作研究对象了呢？……人们是否收集了共同生活的经验，如修道院里的经历呢？”（第5卷第44页；并参见第7卷第69页）
呈现给他的这世上的一切，都退居到他或予以神化或予以魔化的那些伟大人物身后。他视歌德、拿破仑、赫拉克利特为明明白白、毋庸置疑的伟人。在他看来，苏格拉底、柏拉图、帕斯卡是有争议的伟人，因此可视情况而定，得到截然相反的评价。他总在拒斥保罗、卢梭，差不多也总在拒斥路德。他格外敬仰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因为他们光明正大、在现实当中坚定不移。
尼采的思想与本性同伟人密切相关，因而他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那些伟人关注的，是他同样在关注的问题。那些伟人感触的，是他同样在感触的事情。那些伟人同他生活在同一个精神王国之中：“令我骄傲的是我的出身……凡触动查拉图斯特拉、摩西、穆罕默德、耶稣、柏拉图、布鲁图、斯宾诺莎、米拉波的，我也已然生活于其中……”（第12卷第216页）“当我谈论柏拉图、帕斯卡、斯宾诺莎与歌德时，我知道自己的血管里流动着他们的血液”（第12卷第217页），“我的祖先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斯宾诺莎、歌德”（第14卷第261页）。
同时代人无论如何论述尼采，总显得有些走样儿。人们要么从不恰当的角度来看待他，把他比作那一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或反理想主义者，要么就是用错误的尺度衡量他，像从一面哈哈镜中看他一样。
他的妹妹刻画出的尼采特有的、伟大的、理想化了的形象，同欧文贝克刻画出的过于实际、破碎不堪、动荡不安、很成问题的尼采形象一样，是不真实的。人们要感谢这两种形象，尤其在涉及一些事实时要感谢它们。但是，由于有不满足感，人们渴望倾听所有那些曾与尼采谋面、同他攀谈过的人介绍一些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想必从大量这类同样在混淆视听的描述中可以构造出一个萌芽式形象。只是，这一形象并不完满，缺漏的地方太多，确实始终是含糊不清的。参阅直接的资料（他的信札、著作、笔记），则所有资料中那种源于他本人的令人难忘的语气，包括他著述中所有的旁枝末节和偶然之笔，肯定会纠正同时代人对他的报道。这些同时代的见证人，有一些可以列举出来：
多伊森论求学时代的尼采：他“无论是带着针砭含义，还是带着赞赏含义，都彻底远离场面上的事……”“我听他讲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却很少听到他开善意的玩笑……”“他讨厌做体操，因为他很早就身体发胖，头颅容易充血……一个熟练的体操运动员一下子便做完的一个简单动作……对尼采来说都是件艰难的事情。做这样的动作时，他脸色暗红、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1871年，多伊森讲道：“他戴的那副眼镜让人想起一位教员来，而他那整齐的着装、近似军人的举止、明亮清楚的嗓音却与那位教员相反。”（《瓦格纳与尼采》第83页）同一年，他讲道：“晚上11点以后，尼采从雅各布·布克哈特家做客回来，情绪激动、面颊鲜红、身体颤动不停。他充满自信，像一头幼狮。”
同事们讲道：“尼采是个非常有礼貌的人，因而博得了认识他的所有同事的好感。”（梅里著述第249页）奥依肯讲道：“我能生动地回忆起，尼采对博士研究生们多么亲切，他从不发脾气，从不动怒，而且同人商量问题时，既心平气和，又以理服人……”
对他作为讲师的评价是（舍弗勒的话见于贝尔诺力著述第1卷第252页）：“他很谦虚，是的，表现得近乎谦恭……身材与其说中等，不如说略显矮小，瘦小而孱弱的躯体上的那颗头颅深陷在双肩中……尼采穿着入时，穿浅颜色裤子，配短上衣，领口飘动着精心打结的领带……他头发很长……几缕发丝遮在他苍白的脸庞四周……他步伐沉重，近乎艰难……尼采讲话轻柔而自然……特点只是一个：讲话出自内心！……他声音迷人……”
1891年，一位波兰人在回忆自己在70年代中期遇到尼采时的情形说（引自哈里·格拉夫·凯斯勒的话，见于《新评论》1935年版第407页）：“他身材魁梧，胳膊瘦长，头颅宽厚丰满，头发蓬乱……深黑色的胡子围在嘴角两旁，直至下巴。他那大得出奇的黑眼睛像火球一样在眼镜片后面熠熠发光，我觉得就像看见一只野猫一般。我的同伴打赌说，他准是个旅途中的俄国诗人，在寻找令他的神经平静下来的东西。”（这段描述是很成问题的，据路·莎乐美讲，尼采中等身材，褐色头发）
1876年，乌格恩-施特恩贝格讲道：“他给人留下高傲的印象。由于他疲惫不堪，以及近视造成他行动稍有不便，这一印象自然有所减弱。他极其礼貌，待人随和，朴素而高贵。”
1882年，路·莎乐美讲道：“含而不露、形单影只——这是尼采一出现就给人留下的强烈的第一印象。匆匆看去，尼采并不显眼。他中等身材，衣着极其朴素，但也极其整洁，步履稳重，褐色的头发平整地梳向脑后，是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人……他浅笑柔和，讲话轻声细语，走路小心翼翼，边走边沉思，头略微陷入双肩。很难想象，这个人会置身人群当中，因为他的特征是形单影只，身在灯火阑珊处。尼采那双手长得无可比拟的优美与高贵，引得人不由自主地凝神端详……他那双眼睛也流露出真情。虽已半盲，他却不像许多近视的人那样伸着头、眯着眼睛，凑得离人很近，让人不舒服。他的双眼看上去更像他的精神财富、他的沉寂秘密的看护人、守护者……他视力不佳，令他特征格外神奇，即眼神不是反映出对外界变幻不定的印象，而只是映射出他的内心。这眼神既瞥向内心，同时又瞥向远方，或者换句话说，像瞥向远方一样瞥向内心。当他关注某个令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他的双眼会激动地熠熠发光；当他情绪低落时，目光中便近乎咄咄逼人地流露出阴郁的、出自无尽深处的孤独感。尼采的举止同样给人留下含而不露、形单影只的类似印象。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极其礼貌，柔和得近乎妇人，一向友好而镇定。他喜欢待人接物时彬彬有礼……但总喜欢从中有所矫饰……我记得，我头一次同尼采谈话时，他那刻意的客套令我意外、不知所措。但是，这个孤独的人不会令人不知所措多久，因为他戴那副面具，戴得如此别扭，就如同一个来自荒野山间的人穿上了常人的外套。”
1887年，多伊森讲道：“他再也没有以前那种高傲的神情、敏捷的步伐、流畅的言语，只是费力地、略微侧着身子蹒跚而行，说起话来常常慢慢腾腾、结结巴巴……我们走进了名为阿尔卑斯山玫瑰的饭店，以便稍事休息，一小时后回去。一小时刚过去，我们这位朋友便来敲我们的门，柔和而悉心地询问，我们是否还疲劳，并为他有可能来得过早而道歉。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这样一种略显夸张的关心和体贴并不符合尼采的性格……当我们彼此道别时，他的眼眶里浸满泪水。”
尼采的本性不可一语概括，就连那些保存下来的照片也是对此的写照：没有哪一幅尼采的照片不是最初颇令人失望的，它们也是哈哈镜而已。只有长久地、一再地悉心观察，才可从这些照片中看出些名堂来。他嘴角边的胡须仿佛鲜明地刻画出他的隐秘和孤寂。与他眼神朦胧息息相关的是，他似乎有一丝什么事情都要说清楚的冲动。但是，人们很难哪怕有一瞬间来看出尼采本人的什么特点。一切做出来的表情终究都是不可信的、一时一变的面具。奥尔德的版画表现出，他是一位瘫痪病人。这虽然真实，但对于每一个真正看出什么的人来说，终究不过是一幅痛苦的画面。
如果说根据有关尼采形象与举止的陈述，人们并不清楚他，面对他的照片，人们仍云里雾里，那么看一看尼采的手迹，则他的本性就好像一下子跃然纸上。
这要归功于克拉格斯做的分析，我们不妨举出其中一些要点。
克拉格斯清楚，“从古典时期到最近一个世纪之交这一完整的时间段里，还没有哪一位杰出人物的手迹同尼采的手迹哪怕有一丁点儿相像”。他认为，同尼采的手迹相比，所有人的手迹倒彼此更为相像些。他发现，尼采的手迹“有某种别具一格的明晰之处……尽管很不柔和，却很明晰……透彻、有灵气、晶莹，同朦胧、流动与起伏不定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反差……极其坚硬、锐利、玻璃般的脆……首尾连贯、成熟老到，确属精心雕琢”。克拉格斯看出雅致的细微感觉、情绪的起起伏伏、丰富的情感生命，而这种生命“如同封闭在手迹主人的机体之中”，所有感受只是手迹主人的感受。克拉格斯看出那种严谨、自制、毫不宽容的自我评判，也看出那种“自尊的强烈冲动”。尼采的笔迹做到，让字词清清楚楚地彼此分开，显示出“那种化繁入简的做法，即不由自主地将字母结构近乎赤裸裸地突出出来”，显示出“一种固执地一再重新起步的旺盛精力”。人们可以感受到那种“在思想王国中……奋斗的精神”。他的手迹“尽管有其如同铭刻在石头上一般的轮廓，却有某种令人不安的无边无际、难以预料、陡然而至的特点”。这肯定不是一位实干的人的手迹。与拿破仑、俾斯麦的笔迹特征相比，尼采笔迹的笔画“显得在细微处断断续续得几乎要折断”。这表现出一种极端的精神倾向，一种“简直无法想象地博大的塑造思想的能力”。“我们还从未见到过这样一种无法归类的笔迹，它尖锐而锋利，由此显示出完满和谐的均衡文字布局与水到渠成的思路！”
如果要概括性地寻问尼采的实际形象，就同时要追问：一个人天性诚实，对价值和声望充满崇敬之心，鉴于现实始终陷于逆境，知道自己注定要戴上一副面具，否则很快就会深感失望，实在感到恶心；一个人内心形成了他人尚未意识到的思想，看到与希冀他人尚未看到与希冀的，因而无法忍受人们的实际情况，永远无法对自己满意，因为他看到，一切生活与体验仅仅如同一场试验，如同一次失败，那么他必定会是什么样子？
即使在今天，尼采仍不是一幅明晰的画像。他隐没在与他并不一致的各种形象背后。但是，人们看到他这个漫游者是如何始终前行的，看到他仿佛在攀登始终无法登越的山峰。尼采一向变动不居，若隐若现，因为他能够出自自身地生活和表达。
尼采生平的基本特征在于他那例外的为人。他摆脱了一切现实事务、职业，远离周围的人们，一生未婚，既无学生又无门徒，在这个世上没有活动圈子，居无定所，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仿佛在寻觅他从未寻觅到的什么。但是，这种例外情况本身正是他的实质，是他从事哲学沉思的方式。
尼采的第一次明显的危机，发生于1865年他在波恩时。尽管这在当时尚无特定思想内容，仅体现在生活当中，也令尼采果断地走上自己命中注定之路。他感到，像他那样的学习生活、各种纷杂的活动、他在学生团体中的生活、他所接受的知识教育，以及有可能的学院生涯，对他而言均不是真实之物。他认为生活既不是嬉戏，也不是按常规毕业。他从精力分散的状态中感到，自己要献身某项事业，而这项事业并不符合严肃认真的生活所提出的要求。或许他的生活的精神境界很高，但这还不够。他心中所想的，是非此即彼：要么履行日常生活，要么认可例外的情况在日常要求中有其意义。这样，他的内心才会达到适合于他的那种聚精会神状态——尽管他或许尚未意识到，什么令他聚精会神，什么向他有所要求。这在尼采身上或许是个不易察觉的过程，却在他的书信与行为方式中清晰可见。他没有慷慨激昂地强调什么，没有经历什么灾难（他退出学生团体一事根本算不上）。想必他的伙伴们指责他高傲或缺乏友情。谁也不明白，他到底怎么了。但是，就是在这一年，他的道路不再不甚确定，不再只是可能而已。实际情况是：他开始以愈发新颖的变化走向例外的生活，因为他的希望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多，再也没有片刻安宁。
从哲学的兴趣出发叙述他的生平，就要寻找这样一种例外情况，它在实质上始终不变，却在表现出来时令人无从把握。我们不妨沿着三个方向来看看他的生平：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交友的情况以及患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