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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想象力看成是一股能量。这股能量能够将不在场的人、对象抑或事物关系进行表征。不在场的事物通过图像媒介实现了其“存在”性：在图像里，一方面不在场的事物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实体上”（materiell）的不在场。这一矛盾的结构中内含着许多图片赖以生存的表征特性，而这种特性又对内在精神图像具有决定性意义。图像的这种表征性结构（Repräsentationsstruktur）使得外部世界转化为内部图像、内部世界转入到外部世界成为可能。
内在精神图像是将外部世界表象化的图像存在，它可以根据其表象化的强度分为不同的存在形式。通过知觉性图像（Wahrnehmungsbildern）与表象性图像（Vorstellungsbilder）的对比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一般而言，表象性图像达不到知觉性图像所具有的强度。表象性图像的对象是非现实的；它们是当前的，但同时也是无法触及的。知觉性图像总是能从某一个视角去理解它内在的客体，而表象性图像则总是需要从多重层面去认识。一个视角总是不够的，它总需要想象力对其加以补充，才能传递出整体的表象（Gesamtvorstellung）。“想象力是……一种具有魔力的东西。它就像咒语，注定为人类的思想提供客体，催生着人的欲望，以使人占有它。”（Sartre，1971，p.197）
当然，这只是想象力与内在精神图像互动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会公然地反抗意识，而迫使我们等待，直到它的最终安置成形。此时，注意力就直指向有意形成的“空洞”，并且必须使其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内在图像。它常常显得十分迟疑；我们需要等待，直至它出现为止。有时候它又显得十分清晰，然后又失去它的效力，需要再次被唤醒。在有些情况下，它又自发地产生，并且强度很高。在面对我们的愿望，即那些由欲望图像而唤醒的需求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自身的限制所在。每一个表象都是对某种缺失客体的表达；甚至要等到表象安置好客体以后，这一缺失才能得以弥补。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表象性图像与知觉性图像相互间的差异。我们又将表象性图像分为记忆性图像、未来愿景性图像、基于知觉对象的图像、病态式想象图像和梦境性图像。其中，我们将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与知觉性图像之间的界限区分，想象力在各种图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说明想象力的呈现方式与想象力的表达形式。
我们可以以“回忆我们所说过的话”作为说明记忆性图像的例子。我昨天和我的好朋友在一家披萨馆吃的晚餐，现在我试图来回忆这一场景。在一开始，这有点困难。因为此时，我的脑海不由自主地浮现了一幅画面，它告诉“今天我应当做些什么”。过了一会，这一阻挠性图像（Störbilder）被“挤”到了一边：我“看到”了披萨馆，还有正坐在一张桌旁等我的朋友。我感受着周围的环境，环视着这个房间，听着屋里的噪音，并再次感受到因我的迟到内心所产生的不安感。我可以随意地将我的记忆图像精确化：我看见朋友穿的毛衣，他的脸庞，以及他微微带红的双颊；我看见，他是怎么喝着杯中的红酒，听见他是如何叫唤着服务员，也再次回味着我们聊天所带来的亲密无间感。我可以很轻易地将这一情景进行延伸；我可以准确无误地记住昨天所发生的一切；但我也可以对这一情景进行重组：我突然想起，我昨天原本要对他说，但却忘记说的话；我调整着我吃饭的速度，终于我第一次比他吃得更慢；我看见自己在这餐馆，感受着昨晚时间的慢慢流逝。我可以通过表象性图像浮现在我面前的方式，当前再次“参与”到昨晚已经发生过的、逝去的非现实中。我可以调换我的凳子/椅子，紧挨着我朋友坐。我甚至可以任意地用新的、已经调整过的“表象”对回忆性图像进行调整和更改。因为，人们几乎很难注意到“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与“昨天晚上应当还可能发生什么”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记忆本身与记忆调整之间的游戏性，让我感到十分愉快。我的意识是可以区分出“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与“曾经应当有什么发生”之间的界限。我知道，什么是记忆，又在何时记忆进行了更改。尽管我的记忆赋予了我自由，让我可以尽情地扩展昨晚所发生之事，并使其深刻地进入到我的记忆当中，但是我仍然对我们在披萨馆约会的真实性确信无疑，并且确信所发生之事与我现在所回忆的一样。那么，昨天在披萨馆的“我”以及回忆图像记录中的“我”就呈现了内在一致性。我可以分辨出昨晚情景的“记忆表象”（Erinnerungsvorstellung）与当前“我办公室及不远处的年轻音乐家的小号声”的感知之间的区别。“作为我办公室的空间存在，当前的时间存在”，与“关于昨晚披萨馆的空间，过往发生事件的存在”形成了对比。有关昨晚的记忆图像浮现在我内心，别人无法进入。而至于我，也只有在我准备好去获得关于自我的表象时，它才会浮现。当然，我也可以将有关昨晚的回忆放在一边：它不会强迫我，而所发生之事也不会一遍又一遍重复地出现在我脑海里。即使我可以感受到我对回忆进行调整更改的快乐，感受这种“任意专断”的行动喜悦，但我同时也发现，我周围的、通过“实实存在”物体（Materialität）而呈现的可感知的世界，是我不能做出任意更改的，反而受其压制。
过去知觉获得的图像在记忆当中得以重构，因此，记忆图像与知觉性图像的符合程度，是记忆价值大小的衡量标准。每一次回忆都是对过去的重构。出于不同的原因，回忆图像也可以得到更改，比如那些痛苦的经历，将会随着时间而被“遗忘”，或者被“原谅”。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就不再拥有以往事件的强度（Intensität）。如果对那些曾给我造成某种痛苦的事件的发生背景进行更改，那么记忆图像也随之受到影响。此时，记忆性图像是通过重构而进行处理的，其实我也可以“有意”地对其进行干预。我可以或多或少地、有意地对某些事件进行另外的评价。休谟曾对“以精确记录过往事件为原则”的记忆观念与“对回忆具有自由更改能力和愿景投射能力”的想象观念的差异性做出了区分。他说：“如果要指出记忆的特点的话，那么它总是将其所知觉到的原初次序和方式完完全全地纳入到表象当中，保持其对象在出现时的原来形式；而想象观念则不同，它总是倾向于对原本的印象做出自由的移置和更改。因此，单单从功能作用方面来对两者做出区分，或者仅仅将记忆视为可意识的，想象观念视为潜意识的说法，都是不充分、不具有说服力的。”（Hume，1989，p.113）
柏格森（1991）试图通过“mémoire d'automatismes”（习惯性记忆）和“mémoire-souvenir”（回忆式记忆）两者间的关系区分不同形式的记忆。其中，他认为只有后一种记忆才有可能将想象力和知觉区分开来，而回忆与想象之间的关系则等同于知觉与无意识记忆（memoire involontaire）相互间的关系。除了柏格森所说的这一点有关记忆形式的区分以外，另一个例子便是普鲁斯特《去斯万家那边》提到的儿时过渡记忆中的玛德琳蛋糕（Madeleine-Passage）。在此，记忆似乎是过去的重生，时光又重现，主体的我允许事物一点一点伴随着时间顺序依次展开，从而沉浸到往事当中，这之后便是“事实上，我内心的事物本质感受到了这种印象，感受到了往事和现在到底有着怎样的共同点，感受到了其超越时间的特性；感受到了它只能通过某种言明的媒介来穿越当下和未来。本质认识到其只能存在于其应该处于的存在当中，并且享受着这种本质，那就是，超越时间的界限”（Proust，1975，p.274）。
在记忆图像与它的想象之间有可能会有冲突的涌现。也就是说，如果记忆摇晃不定，就会阻碍个体，使其不能摆脱过往的沉重事件对其的束缚，不能有创造力地生活着。所谓的“沉重的过往”也包括人们的经历所留下的“历史阴影”（schuldbeladene Zeit），它使个体不能或者很难从中走出来。人们总是乐于讨论当前社会与历史过往的关系，便是其中一例。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大致总结了以下几点，来说明想象力和记忆图像之间的关系：
（1）记忆图像需借助于想象力，有意识地生成。
（2）与知觉图像相比，记忆性图像具有明显的“贫乏性”（Sartre）特征，它很难形成清晰的图像，很难长久保持在大脑图像里。
（3）记忆图像的产生过程并非轻而易举、毫不费力（ohne Anstrengung）。在此过程中，它需要将那些阻挠性图像（Störbilder）挤到一边，超越重重压制和阻碍。
（4）记忆性图像以不同程度的速度和清晰度出现；它的显现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可控的。
（5）记忆性图像并非仅仅以视觉性图像的形式出现；同时也伴随着气氛、声音、气味、触觉以及味道等感受。
（6）记忆性图像并非持久永恒，不容更改。根据回忆的时间，以及回忆的情景不同，记忆的具体图像会有所调整。
（7）记忆性图像与其更改过的记忆图像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
（8）对记忆性图像的加工更改就像是一种游戏，可以为人带来愉悦、有趣之感，而且游戏性是具有流动性的。
（9）记忆性图像是重构的。在重构的过程中，对过往事件的模仿对回忆性图像的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
（10）记忆性图像与内在精神图像的其他许多图像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持续不断地形成交换互通。如此一来，记忆性图像就很难与其他图像区分开来。
想象力不仅促使了记忆图像的产生，在未来愿景性图像的生成当中也必不可少。当我尝试着去勾勒想象未来事件——当然它们都还是未曾出现过的经历，甚至可能与以往我曾经历过的事件没有任何的相似性——，我会发现，这里想象力活动的开展往往会比我单纯去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回忆的事要困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有意识地分辨出未来愿景性图像、记忆性图像和纯粹的幻想性图像（即并非为了实现而勾勒的想象图像）三者之间的差异。当然，如果未来愿景性图像要在内部图像保存下来，并最终通过构造图片具体化，则需要想象力额外地努力才能实现。因为，此时阻挠性图像和对抗性图像都会出现，阻碍其生成形象具体化，并且这种阻碍性会比其在一般记忆性的图像中更为突出。尽管阻挠性图像和对抗性图像也都是想象力的产物，但它们参与记忆性图像的相关活动时，完全不同于其参与从未出现过的未来愿景事件的作用方式。因此本质上看，要对还未曾发生过的事件形成表象性的图像，就必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时，想象力不是基于先前的感知事物，而是通过编造的形式，去填补那些缺少具体化的未来事件。在记忆性图像中，其总是基于某一已确定发生的事实，或以该发生事件所留下的效力为依据的知识；而在对未来事件的想象中，未来希望与渴望是知识的载体，此时人总是觉得自己是朝向某种以前无法实现的事件。因此，这一表象常常还是模糊的，并且总是需要基于某种具体化的质料的模糊性展开。由此，指向未来愿景的图像常常伴随着这样一种想象，即未来有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因为，未来的事件具有多种可能性，并且不断地得以现实化。记忆性图像基于一个可选择的事实，或者已经成为事实的对象，而未来憧憬性图像包含着知觉元素和情感因子（或痛苦或喜悦）。当然，这种知觉与情感元素不如在记忆性图像当中表现得那么明显，常常也很难确定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进来，或者延迟到来，又或者可能会被完全不同的情绪骚动所代替。图像所投射出的未来性事件的现实化，取决于其可能性范畴（Möglichkeitshorizont），即事件的背景和现实化结构框架。
只有借助于想象力，人们才能解释“未来有可能是什么样”
。作为“不确定性的动物”（nicht festgestelltes Tier，Nietzsche），人们始终生活在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出勾勒的枷锁和强制力当中。借助于这些未来愿景性图景，人们总是设想着自己将会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通过对未来的憧憬，人们可以更好地把握那些将要面临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实际上使我们减少和去除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比如对人终有一死的畏惧。即使未来愿景性图像自身可能并不符合实际，并因此给人带来失望和痛苦——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痛苦只能通过未来愿景性图像才能缓解——但是想象可以将我们自身从过去以及当前释放并解脱，而对未来充满期待。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如此说道：“想象力以最敏捷的、灵巧的行动带我们挣脱过往，又脱离了现实。它面向于未来。正如古典心理学所指出的那样，现实性功能必须要与非现实功能联系起来。前者是过往经验的智慧结晶，而两者都同样具有实证性。这一观点也正是我先前著作中致力要树立的认识。任何非现实功能的衰弱都会阻碍心理活动的生产性。如果人类没有想象力，我们又怎能预见未来呢？”（Bachelard，1987，p.24）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想象力是存在于渴望结构之中的。
如此说来，人如果想要有所行动，他就必须借助于想象力所勾勒出的有关行动的图景。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体行为，也适用于社会群体行为。“个体和群体行动是构成未来愿景性图像的永恒不变的核心内容。纯粹幻想与合乎实际的期待在未来愿景性图像中变得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以至于仅进入大脑图像的事件就能对图景的真实性还是虚假性做出判断。”（Wunenburger，1995，p.38）人是一种欲望性的动物，因此人永远不会对生活感到满足；相反，他始终为其“匮乏”创造设计各种图景。人作为一种终极性的动物，他们从来不会感到自我满足，相反将“缺乏”看作是他生存的重要构成。卢梭就曾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无论是好是坏，总之想象力延伸了人类的可能性空间，并因此通过能让自身感到满足的希望去激起人的欲望，并不断地靠近它。”（Rousseau，1981，p.57）这使人们为自己勾勒一幅自我满足的图像，有时这一图像甚至比知觉性图像本身更强烈。未来愿景期盼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无论实现与否都无关紧要的图像世界。在这幅未来愿景图像中，想象力是自发的、激进极端的，且难以掌控。不管怎样，想象力是指向于未来图景的，并且为文化期待提供解释。
下面，我们也尝试着罗列一下关于未来愿景图像的几个重要方面：
（1）未来愿景性图像是一种可能性图像，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2）未来愿景性图像是否能实现，如何去实现，在原则上是开放、不确定的。
（3）未来愿景性图像试图去唤醒未来，为未来做好准备。
（4）未来愿景性图像必然是模糊的，并期待不断地具体化。
（5）未来愿景性图像是一种有关向往、欲求和期待性的图像。它时刻会遭受挫折或失败的威胁。
知觉性图像不仅参与了记忆性图像的加工处理，而且在未来愿景性图像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首先，它很明显地与记忆性图像之间相互关联。因为记忆首先是基于已发生的事件，比如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触摸到了什么，尝到了什么，这些都与知觉与感受直接相关，进而借助于想象力进入到我们的意识。在这一记忆性的重构过程中，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Halbwachs，2006）。通过记忆性图像，过往事件将进入到当前意识中。往往人们在对过往事件进行回忆式重构时，如果想象力不足以支撑整个更改和加工的过程，那么就很难对事件进行精确的重构，这就是为什么记忆总是伴随着错误、迷途和幻想。
同样，在未来愿景性图像当中，感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总的说来，愿景性图像中所想象的未来场景常常不能与发生过的事件相提并论。但是，源于真实感知和大脑图像中已有的想象性图像却是勾画未来蓝图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想象力的介入，便不可能有对感知的进一步加工。
近年来的知觉心理学（Goldstein，2008）和脑科学研究（Gegenfurtner，2003）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存在一种想象式知觉。这两种研究领域以不同的专业术语描述着知觉与想象力的关系。知觉心理学指出，尤其是在当被知觉客体无法清晰辨认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完型补充”（Gestaltergänzung）。这种完型补充不是通过纯粹的“知觉行为”（Wahrnehmungsakt）而获得，而是通过想象力对不完全事物的“完型”构建而实现。根据脑科学的研究，这一能力并非天生，而是在早期儿童时代才开始渐渐习得。自幼年开始，人的大脑就出现了观看所必需的连接和联合的复杂系统，这也是在之后个体的成长阶段所无法重获的。有许多人质疑这一种“观看能力”的不可重获性，并指出到成年以后人们仍有可能摆脱失明的限制，重获光明。但实际上，这种“复明”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讨论的观看能力的习得能力，前者毋宁说是人们对视觉魅力认识而产生的过度要求，甚至是一种勉强的观看。在目前脑科学的相关研究看来，大脑的许多过程可以理解为大脑的神经连接和构建的过程，如果没有感知这一过程是不可能展开的。而在这一过程当中，有哪些神经活动参与了其中，它们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交叉重叠，它与想象力谁更重要，诸如这些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
这些观点都一致说明，知觉既不能单凭欧几里得几何的光反射传送模型，也不能基于开普勒的接收原理而得到解释，尽管这两种理论曾盛行并主导着西方世界好几个世纪。热拉尔·西蒙（Gérard Simon）曾对欧几里得的反射传送理论做出过精彩的评说。他指出，看的光束可以看成是内心世界的萌芽的一种方式，它受着光和火的影响而折射，并由此实现对物体的远距离触摸。很明显，用欧几里得的反射传送理论来解释观看行为，在无意识当中是将触觉的获得作为参照的对象。这一理论将视觉获得拉出了心理学的范畴，而将其视为外部客体对眼的刺激（正如触觉当中，客体对肉体的刺激一样）。由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视觉在西方文化当中是完完全全的实体存在。它是空间性的，它通过线性的方式进行传播扩散，并很容易受到障碍物的干扰——这些视觉获得的特点，在现在看来都是物理学研究的对象。眼睛具有感光敏感性，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感光敏感性，人们可以参与到身体以外的活动中——并即时将其转化为物理性的客体。对于那时的人们而言，视觉化感官是由于物体本身的呈现而出现的，并通过眼锥体对其表面进行“接触”，从而基于这一表象接收了它的形式（Simon，1992，p.232）。
尽管开普勒在17世纪推翻了欧氏的“观看的模型”，并因深受阿拉伯光学家的影响而建立起了自己关于“观看的模型”，但他仍然忽视了知觉实际上需要依赖于“文化表达的图式”这一事实。对欧氏而言，事物间的联系是通过眼睛的锥体来实现的，而在开普勒看来，则是通过将“镜像反射”代替为“光”的接受模式（Empfängermodell des Sehens）来完成。正如开普勒后来所写的：“看，正如我所解释过的，是这样实现的：眼前呈现的半球体世界的整个图景，是通过视网膜表层转递出来的。”（Kepler，1997，p.105）以上说明了“观看”的外在阶段与其内部阶段的区分是如何进一步展开的。就外在阶段而言，对象是通过视膜网得以记录的；而内在阶段，则是通过由“感官”所获得的知觉性图像加工而完成。通过对这两阶段的区分，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认识：知觉不再被看成是一个仅仅由视网膜对对象的记录过程，同时这一知觉性图像也是内在心理的（Seele）不断加工。
联系以上论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借助于想象力，外部世界在知觉性图像中得以加工，构成完型整体，获得了形象构造，从而有可能生成一系列的文化意义系统和象征符号。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之间，文化的和社会的世界之间，集体想象和个人想象之间的相互交叠。它们之间很难会长时间地相互分离，或以序列的方式进行排序。相反，在从知觉性图像转化为记忆图像的过程中，实际上伴随着的是对以往已获得的图式、经验和习惯的运用和清晰化的过程。这一外部世界、知觉和意识状态三者相互间成功交叠总是借助于想象力的力量；而整个交叠过程中，意识的浮现是其重要任务。意识可以理解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内在关系（记忆，反射，自我关系），另一方面，外在的关系（对他人，对象，外界环境）”。意识总是“内在”（“看的第二个秩序”[Sehen zeweiter Ordnung]）的，但又首先建立在“外在”（“看的第一个秩序”[Sehen erster Ordnung]）之上：“内在的眼睛”是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观看”的知觉才得以发生（Macho，2000，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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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否认这样的想法，即知觉是一种中立的、一种所有人都共有的自然属性，其只不过是在文化性当中以“回想”的方式出现。情况恰恰相反，它总是基于“知觉的文化性”和“想象力的文化性”而展开。因此，知觉应当被看作是一个表演性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想象力始终与外部世界与内在意识交互缠绕在一起，如此内在世界才能得以生成。基于这些因素，其既形成了记忆图像，也催生了未来愿景蓝图（情景和事件）的勾画。因为知觉是基于历史文化而习得的，它也可以像语言、观念一样，被视为一个文化概念来把握。也就是说，它因文化而各异，而不应当被看成是普遍性的概念。任何时候，知觉都是基于某一社会情景和特定文化的应用过程而被人们所习得。它以“知觉游戏”形式展现着自身，生成各种内在的大脑图像，在这种游戏性过程中，我们感知着这个世界与他人，感知着我们自身，并且无须意识到我们正在感知。
记忆性图像、未来愿景性图像和知觉性图像是通过其“游戏特性”而被我们区分的，在这些游戏规则中不需要太费力地去对其进行相互区分。原则上讲，游戏规则在记忆性图像中没有知觉性图像显示得清晰，但却比在未来愿景性图像中更加明显。在记忆性图像和愿景性图像中，想象力使不在场现场化；而在当场化的知觉性图像中，想象力则将外部世界转化为内部世界。尽管如此，这还只是想象力的第一份职责。
想象力的另一份职责是在病理学中得以体现的。此时，人们不再“占有”想象图像（imaginären Bilder），相反，这些想象图像驾驭着个体，强迫着他，从而使个体按照其内在精神图像所呈现的去行事。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无法阻挡和抵抗的强迫式表象（Zwangsvorstellungen）就属于这类图像系统。强迫性图像浮现在个体的大脑中，强迫他去完成某一特定的行为，并不断地对该行为进行重复。这些重复的行为可以使个体抵抗他自我臆造的惧怕。对同一行为和场景的重复展演，可使个体避免伤害，但同时使其陷入屈从于强迫性图像的境地之中。
同样，人作为一种“边界性”的动物，需要与精神分裂症驱使之下的各种分裂性想象共生存。“我还记得，我之前所经历过的某一重要时刻：我说，我是西班牙的女王。实际上我当然知道，那是荒谬且虚假的。我就像个孩子，玩耍着布娃娃，而且就算我清楚地知道那个布娃娃是没有生命的，但却又总是试图说服自己说它是活的……所有的事物对我而言都充满了魔力……我就像是一个喜剧演员，扮演着某个角色，并完全进入到她的角色。那时，我认为我就是她，我被抑制住了……但并不完全的。我生活在一个想象世界之中。”（Sartre，1971，p.235ff）这一描绘明显地表明了这位女患者大脑里有着胡思乱想的图像（Wahnvorstellung），但与此同时她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图像的存在。一方面，这位患者把大脑浮现“自己是西班牙女王”的想象看成是真实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她意识到的周围情境使她知道这一想象与其不相符，所以不能被定义为一种“知觉”。这位患者无法摆脱她的想象，但也没明白那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当然，她还可以把与想象搅扰在一起的“意识”放在一边，完完全全地进入她所想象的世界。她生活在一个想象的世界，在其中她所想象的景象与她的知觉事物区分在于：“首先，想象的对象享有独自的空间，但知觉对象却是一个整体的无限的空间；再者，想象对象直接就被表现为‘非现实的’，而知觉对象则如胡塞尔所言，原本是要产生对现实的判断。”（Sartre，1971，p.237）这位患者所遭遇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她颠倒了知觉和想象，混淆了两者并把知觉与想象视为一体，而对普通的正常人而言，这两者是明显分离的。当然，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也会有想要成为西班牙国王的想法，因为这种想法本身会带来许多愉悦的感受，所以这种想象或许会常常进入人们的白日梦中，占据想象时空。但毕竟这种想象完全不同于上述病人的情况，因为在普通人的这种想象中，其本身并不是想象的客体，他可以随时摆脱这一想象，也可以随时顺利地进入日常生活。
另外，同一情况也体现在精神错乱者或者心理变态者的幻觉（Halluzinationen）中。在这样的幻觉当中，人们意识不到或者几乎很难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存在。患者总是沉迷于精神错乱或者幻觉当中，并且无法自拔。精神错乱者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都是整体性的；精神错乱狂想之中并没有所谓的超然世界，一切也是无穷无尽。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体验可能源于某种不明的强迫性力量，其中可能包括（如）那些对象、人类、行为，或者具体形式的构造、色彩和声音。陷入精神错乱的人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力量强加在他身上，并且无法摆脱。这一进行过程充满着暴力，以至于患者丧失了对其反抗的力量和对话的能力，最终造成让人无法想象的软弱与恐惧状态。它是由世界的封闭性造成的，因此使人们变得无处可逃。此时，人们失去所有曾经拥有的能力。某种感知或某一想法是可以被观察的，但精神错乱的幻觉却不能被观察。患者不能与其保持距离，也不能进行视角转换；他此时是软弱无能的，他无法通过言语去祛除惧怕的图像，无力反抗这些图像的进攻，也无力确立一个由自己说了算的规则秩序的世界。患者无法将自我与图像分开，始终被缠绕于其中，并且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立身之处。这些图像已经占据了患者的内部世界，所以他是无力的，并总是存在于主导控制他、由其无穷无尽幻想而制造的图像世界中。患者不能行动，不能获得（可以帮助他从幻觉当中解救出来的）自发性。在那个精神错乱的世界，幻想以一种荒唐的方式表达着自我。他并不遵从日常生活可以意识到的逻辑与秩序。它拒绝任何象征性符号的进入；它们是“非人类意识之间的相关”（萨特）。在患者最终摆脱神经错乱以后，他才有可能通过记忆的方式试图去表达他曾经体验到的和曾经发生的事情。只有在记忆中，人们才能对错乱的幻觉进行整理，将其变成一种经验，并在事后通过语言表达的方式对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进行说明，与人分享。
借助于想象力，不仅我们存在的现实世界可以被人们所记忆，那些非现实的幻觉（如精神错乱）也可以印刻入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回忆中，错乱的幻觉图像得以重构，再次被体验，且无须达到曾经达到的强度。此时，错乱的幻觉图像只是跟随着记忆的动态变化；基于此，这些图像又将在日常生活当中得以重构、记录和使用。由于错乱的幻觉图像是若隐若现的，因此回忆者就很难去理解错乱的幻觉到底对其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发生过怎样的效用。尽管对过往错乱的幻觉的形态可能还记忆犹新，但总的来说这种回忆是微弱模糊的，因为曾经驾驭导致其错乱幻觉的权力与强迫性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在记忆中其存留的仅仅是精神错乱发生的图式，因此患者会觉得再次重获自由是“生命的赐予”。
精神错乱以及精神变态里的幻觉都应当归属于病态图像，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但幻象（或异象）的地位与归属却至今仍是模棱两可，尚无定论（Benz，1969）。这一概念往往是用来表达宗教或者类宗教里存在的想象。然而，幻象不仅在宗教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贯穿于通灵学（Parapsychologie）、神圣物、神圣治疗或者算命等。此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人们能否从理性思考范畴去评价这一现象是否可能，评价其出现的机率，而在于幻象应当被看作人类想象力的表现形式。很多时候，幻象也以类似于精神幻觉或者精神错乱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呈现。幻象会突然浮现在人的头脑里，并强行使人接受，使人们别无选择而最终屈服。它常常也只是在记忆当中才被诉说；只有幻象已经消逝了，才能被分享。但与精神幻觉不同的是：首先，幻象是根据幻象者的想法被赋予比本身更至高无上的本质（höhere Wesen），使自身成为代言人；其次，幻象的目的在于使他人也被告知，与他们分享，它旨在向其他人宣告发生在当事者（幻象被附加者）身上的情景，这本身关乎听众的利益。这一幻象不会彻底地、一五一十地被分享，而只是有选择性地。人们不能呼叫命令幻象的到来，人只是被赋予幻象。幻象是整体性的，它或许是一个消息，或许是一种认识，又或者是一种启示。但不管是什么，这种幻象将给当事者的生活带来变化，通过对这一幻象的宣召使其变得有价值，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幻象或多或少与封闭信仰体系有关，是对当事者和听众共同信仰的至高神的宣召。这种幻象的产生是意外发生的。它“闯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强烈地要求其做出改变。幻象不仅是视觉化的，也跟人的其他知觉感官相关。因此当宣召幻象的神圣一刻到来时，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味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幻象打破着时间的秩序感，它本身是特殊的时刻，是“临到了”（kairos）。伴随着幻象的呈现，它不仅更改着时间，同时也重构着空间，更新着社会空间结构。幻象常常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光，一种特别的声音，得以宣召。天气也会随之变化，没有任何事物在幻象之后还是如其以前一样。幻象有特定的文体形式（rhetorischer Formen）、形态表达（topographischer Darstellungen）以及专门的图像形式。如果没有这些特定的形式，就不可能将那特殊的神圣时刻充分地表达（Benz，1969）。在幻象中，想象力是为最高目的服务的，是无法与人分享的。幻象发生的整个过程，是对至高的、不可视的、无法触及的、超自然的可视化，从而能为人所理解。幻象的最初起源来自于谁，又是在哪里得以起源，它对集体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这些问题仍然是无法解答的。
白日梦： 想象力的另一个栖息之地是梦境。梦境又可以分为白日梦和夜晚做的梦。白日梦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在白日梦里，想象力在我们处于半意识状态的时候带来许多图像。有些图像会进入意识层面，而有些却只是一道掠影，擦肩而过，不易为我们所觉察。白日梦环绕充满了我们生活中的问题，有时也为其提供答案。白日梦不是目标导向的，相反它总是漫无目的。我们一直琢磨着某个问题，然后突然在灵光一闪之间找寻到我们一直都没想到的答案。这些梦暂时进入了意识层面，在其中我们不需要通过实际的行动，我们的注意力也是漫游无目的。白日梦寻求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意识，并安居其中，以便为我们所觉察。在白日梦中，我们尽情地表达着自己的欲望，荡漾在我们的渴求和希望之中。有时白日梦里也会出现一些被我们的意识压制的负面场景。在白日梦中，图像打破日常意识当中的逻辑，而跟随其自身的动态变化。它有时是零散的语言，片段化的感受，某种味道或某种声音。我们很难对这些“碎片式”东西进行破译，但同时他们又好像突然加强了某物，从而为我们所理解，使其变得有价值。白日梦回旋在回忆与未来愿景之间。它就像一位隐藏在我们大脑中的“客人”，栖息于其中，但同时又是陌生的（Bloch，1985）。有时它也会增加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企图要摆脱的惧怕，以此减弱我们的惊慌不安。有些白日梦包含了我们的某种预感。我们感觉受到了威胁，而不能进行控制；我们预感到某事，便会对其有所警惕，甚至有时可以进行自我保护。在白日梦中，人们可以对真实的生活进行清晰化的改编，对错误或者愧疚的行为进行改正。有时我们也会逃避在梦中，暂时回避现实生活中的要求，并且可以数小时地沉醉于自己所编织的另一幅生活景象的图像。我是在做梦？还是我们原本就是梦？我们可以完全融化在这浩瀚的图像和渴望当中吗？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可以从这些图像中分离出来，我们可以与其保持距离，回归日常生活。
睡梦：
夜晚做的梦则与白日梦完全不同。在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当中，他写道：“啊！多么奇妙呀！好像我不曾是人类，那个习惯于夜里要去睡觉的动物。在梦里，我就跟疯子们醒着的时候一模一样，有时所作所为甚至更加荒唐。有多少次我夜里所梦见的就像是和平常生活中也会发生的一样，我就在那里，穿着一件大衣，坐在火炉旁，虽然此时我只是赤祼着躺在我的被窝里！而现在我确实用睁大的双眼看着这张白纸，摇晃着的这个脑袋也没有发昏，我故意且清醒地伸展我的手，我感觉到了这只手。而这一切又怎么可能发生在一个睡梦当中的人身上呢！但是仔细想想，我就想起来我时常在睡梦中受这样一些假象的欺骗。如果我再进一步想，我就可以确信无疑地说，没有什么确定不移、可靠的迹象能够区分何为清醒，何为睡梦。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吃惊到几乎能够让我相信我现在是在睡觉的程度。”
（Descartes，2009，p.20）笛卡尔这里描绘的分辨清醒与睡梦之间的困难性，在其他文化有关梦的描绘当中也可以看到，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人类的基本共性。尽管如此，由于想象力在两种情况下的参与程度不同，清醒世界和睡梦想象世界出现了质的差异。
在梦中，我们无法从我们的想象世界当中逃离出来。一旦我们从中逃离出来，就意味着我们醒来了。只要我们在做梦，我们就处于梦的景象当中，一个充满了由梦编织的想象世界中。在梦中，我们生活在一个非真实的世界，我们只是跟随梦的展开。梦境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想象世界，我们必须亲自参与，才能进入梦的各种场景当中。在这一想象世界中没有外在对立的看法，因为一旦我们感知到了现实世界，这一想法就被赋予了。所以，只要我们一直处在梦境当中，我们就不能感知到。梦境的世界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它无所谓过去和未来；在它之外，没有其他的想象世界的空间，也没有造型和事件过程。“由于睡梦是骤然间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时间的世界中的，因而所有的睡觉表现在我们面前便都是一个故事……当然，故事发展过程所在的时空是纯粹的想象世界，在那里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假定的对象……这里作为一个想象的世界，它是相信的相关物；睡梦者相信梦里的场景是在一个世界中演进的；也就是说，这一世界是空洞意向的对象，而这种意向在中心想象开始出现时便指向于他”（Sartre，1971，p.263）。每一幅梦境图像都是被“梦里的世界”所萦绕。反过来，梦境也是人们以及梦之外的客观事物的载体，只不过它们无法超越梦境，只能投射在梦境的想象世界当中。只要梦境一直持续，意识就不会进入，也无法进行反思。同样意识也无法感知，此时它失去其现实性功能，因此也无法改变其生活体验与感受，也无法进行记忆。如果出现了知觉和记忆，那么就有了对现实世界的意识，而梦境所塑造的想象世界就会破碎。相反，梦境图像只拥有想象力赋予它的特性。由于梦境图像是非现实的，所以梦境图像是捉摸不透，且遥不可及的，睡梦者常常为之着迷。睡梦者无法与其梦境图像、梦里发生的事件保持距离。因此梦中没有可能性事件，而只有虚假场景。梦境中，所有的形象都是虚构的、想象的；而这些形象感受到的也只是“虚假中的我”。睡梦者可以在这一虚假的世界里行事，甚至影响着现实世界当中的“我”。“实际上，构成睡梦本质的是现实完全回避着那种渴望使之得到重现的意识；而意识的全部尝试和努力则反而违心地造就出想象的东西来。睡梦并不是被当成现实的虚构，而是由它自己所奉献的意识的那种历险传奇，而且是违心地建立起唯一一个非现实的世界。”
（Sartre，1971，p.279）当然，与精神错乱的幻象和心理变态的幻想不同，成人的梦境当中也有梦魇，有知觉，有距离性，有对其的反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