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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人的图像”这样一个话题时，至少涉及两个需要我们深入探讨的层面。一方面，需要考察清楚，各类图像及其与之相关的想象力（Imagination）和想象世界（Imaginäre）在人的构成中扮演着怎样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需要明确的是，伴随着对第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与解答，将会获得有关“人类形象”的确定性图像，而这也理应是我们考察的对象，并对其进行历史、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等范畴上的讨论。“人的图像”这一话题本身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因为对“人的图像”的探索总是要不断地应对“始终处于变化的人类形象”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很有必要对以下议题展开相应的讨论，即：人类自身所筹划的图像，图像如何影响着人类对认识周遭世界、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对过往事件的记忆和对未来愿景的展望。“人的图像”是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活动、文化实践以及艺术创造过程当中形成的。所以它既是个体想象世界的组成成分，也是集群社会与文化想象世界的构成部分，又由此参与并作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构建。这一图像的生成过程表明了，一方面作为同类群体，人与人之间是具有共性的；另一方面，这种“共性”也因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的背景所具有的差异，而在结构安排以及组织形态上大相径庭。图像和想象世界常常能将“无形”的事物可视化，而一旦离了它们，事物便始终是虚无。因此，有关图像与想象世界的研究便是人类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书中，我们所谓的“图像”并非传统狭义上的图像理解。在此，图像概念更具有弹性，所指涉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因此有必要做一些事先的说明。我们所指的“图像”，首先是指那些视觉化—感官过程的最终结果；随着神经科学研究的推进，其理解已经不再局限于因“视觉化”过程而形成的图像，也包括其他感官系统（如听觉、味觉、嗅觉等）形成的经验图像。其次，那些内在的精神或心灵图像也包括在我们所说的“图像”概念当中。这种内在精神图像是大脑“忆起”或“勾动”的某种图像，是对那些当前并不在场的图像的唤醒，如记忆性图像、未来愿景性图像、梦境图像、幻觉图像（Halluzinationen）以及幻象图像（Visionen）。相对于前一种知觉性图像（Wahrnehmungsbilder）而言，这些图像缺乏清晰性。其三，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也是一种图像表达。这些作品本身是指向图像生产过程的。最后，图像作为“象征符号”（Metapher），也是构成语言的关键性元素。图像生成、图像识别、对图像进行想象式互通，是人类拥有的普适性能力。由于时间跨度不同，以及文化背景差异，图像的具体表达也不尽相同。因为，我们看到 哪些 图像，以及我们 如何 去看这些图像，总是受制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的复杂进程；我们如何去感知图像，又如何处理对待这些图像，同样深受个人生活经历的独一无二性和主体性本身的影响。
图像是能量汇集与流动过程的产物。能量的汇集与流动将对象世界、实践活动和他人世界转化成各种图像。借助于人的想象力，对象世界、实践活动和他人世界得以想象式地构建，进而成为集体或个体想象世界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常常是模仿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指向他人世界、周遭世界、各种观念和图像的趋像（Anähnlichung）过程。在这一模仿过程中，外部世界转化为充满图像的“内部世界”。而这一充满想象图像的“内部世界”又参与了外部世界的共同构建。由于这些“图像”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ität），因此促进了实践活动的发生，且有助于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周遭世界关系的处理与表达。想象是图像的栖身之地，是模仿性图像的所矢之的；与此同时，想象又是图像的流动性模仿，是表演互动的开始。
正如语言一样，想象力也是人类存在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
conditio humana
），它以人的身体为基础（Jonas，1994; Belting，2001; Hüppauf/Wulf，2013）。表演性
，即人类行动的展演性（inszenatorische Charakter），是人类社会的开放性原则和角色扮演性的结果。其中，人类的想象力组织并构建着这种开放性。借助于想象力，人类的过往、当下和未来三者相互交织，相互缠绕。想象力生成了具有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象征性以及充满想象的人类世界；它使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成为可能，赋予人类历史文化以多样性；它创造了一个图像世界、充满想象的世界，并积极地参与到身体实践（尤其是舞蹈、仪式和体态语等）的生成构建过程中。当然，对想象力的上演不仅仅需要一种
有意识
的身体实践，更需要其通过身体得以内化，成为实践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基于身体的知识，一种缄默隐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往往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与社会构建的源泉。因此，那种基于想象力的模仿性过程就变得十分重要。在这一基于想象力模仿的过程当中，文化学习得以展开，个体的社会性、文化身份得以锻造，这都是人类幸福安康的重要前提。
想象力在人们的各类社会活动，以及文化实践的各个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借助于图像、图式和模型的力量，想象力掌控着人们的行为举止，指导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图像是特定时刻的实践行动的表达，而其内涵的意义也日益丰富，持续性地与日俱增。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图像成为图像，图像又可以分为哪些形式。在本书中，我们分别区分了三大类的图像，即：内在精神图像、人工制作性图像和技术性图像；在其下位分类当中又区分了动态图像和静态图像（见第一章）。
通过与中国画的对比与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欧洲图像 是如何以其历史文化为前提，又如何受制于其历史文化。传统中国画，往往通过“在”与“不在”，“显”与“非显”的游戏式回旋，刻画构成了中国画的半阴半阳式风格。这种基于“在”与“不在”之间的回旋流转，同样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祖先崇拜当中——在其表演过程中，生者对逝者敬拜，让人深感似乎逝者仍亲临现场一般。中国的画家不仅擅长通过图画“展现”出某种事物，同样精于通过图像去刻画“隐藏”某种事物。长期以来，这种基于“若隐若现”之间的动态回旋，构成了中国画家一贯的画风。
想象力不仅仅在欧洲和中国的艺术当中呈现出其显著的意义，它同样在“晚期智人”的形成以及其文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回溯至数十万年前的骨刻审美图像便是一实例。无论是人类认识世界，还是世界进入到人的“内在”，都需要借由图像这一媒介，通过想象力得以实现。此时，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图像类型，即：神圣图像、表征性图像和仿真性图像。神圣图像不具有指涉性，它所呈现的样子就是它本身。如圣经里的“金牛圣像”本身就是圣洁，是上帝；同样，圣骨残体就是上帝的肢体。与神圣图像不同，表征性图像常常是一种基于模仿过程的图像。它总是有所指涉，它所呈现出来的并非其本身。比如照片，它所呈现的是过往的某一情境，而非指向当前。仿真图像则是通过人类新兴电子媒体技术而实现的一种新的图像方式。这种图像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此外，区分知觉性图像与内在精神图像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显得十分重要。实际上，内在精神图像中的每一种表象（Vorstellung）都是对事实的表达，但却缺少客体的实际存在，比如记忆性图像和未来愿景性图像。当然，基于当前客体的实在对象而形成的知觉性图像对内在精神图像的形成与获得具有重要的影响。
除了知觉性图像、回忆性图像及未来愿景性图像以外，还存在着病态性图像、幻象性图像、梦境性图像等，它们与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三种图像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图像，想象力都直接参与了图像生成与加工。康德及《德意志哲学系统》的作者等哲学家都曾对想象力的概念做进一步区分与阐释。内在精神的图像世界借助于想象力而形成，人类的情绪性也蕴含在其中。想象力的动态特性，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交集与联系，使团队和集体得以构建；想象力的游戏性特点，又实现了图像与图像之间的相互联结，促使新的图像生成。在图像化的过程中，对这些图像的感知，以及通过想象力而生成的图像这两者具有重要的差异性。
个人、团队和文化群体借助于想象力生成了各种具体的想象世界，而这一想象世界又可以被理解为物化的图像世界、声音世界、触觉世界、嗅觉世界、味觉世界。想象世界的物化性则最终说明了“人类必然是以一种历史与文化的方式来感知和理解世界的存在”这一前提假设。想象力唤醒、生成、联结并且投射出各种图像，进而形成了现实本身。反过来，现实又生成了各种图像。想象力是知觉、回忆和未来愿景的结构化的动态构成。图像与图像之间的交互联结正是想象力辩证性、节律性运动的结果。图像不仅存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文学、艺术、戏剧同样蕴含着取之不尽的图像宝藏。有些图像显得静态稳定，且不可更改；而有些图像则恰恰相反，它们总是随着历史文化的变迁而改变。想象力具有符号动态性，它持续不断地生成新的意义，并为图像所用。这一通过想象力的动态性而生成的图像为理解世界提供了阐释（Hüppauf/Wulf，2006）。
与通常所理解的想象不同，拉康主要强调了想象的迷惑性特征（Verblendungscharakter）。人的欲求、渴望和激情在促成想象的迷惑中具有着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人们无法完全摆脱想象世界空间。这些欲求、渴望和激情无需与现实实在有直接的关联。作为一种话语实体，人们只有通过符号秩序与想象力，才能与现实世界建立起一种断裂式的关系。通过这一方式，人们才可能尝试着摆脱想象世界的束缚。坎普（Kamper）也曾指出，“想象世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其表达的是一个内在的空间世界。它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内在固有性。而人的幻想、想象力则是冲出这一封闭空间、穿越时间枷锁的唯一可能，毕竟幻想或想象力本身是非连续性的、超时空经验的”。（Kamper，1986，p.32f.）想象世界的这种强行特性（Zwangscharakter）划定了人类生活空间的界限，勾勒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可能，在人类生活空间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之间筑造了界限。尽管这种强行性只构成想象世界的一部分，但要去弄清想象力的强行性特点十分重要，因为根据我们所提到的观点，它可以标明图像知识的多样性和文化矛盾性。
想象力具有显著的表演性，从而使得社会的、文化的实践活动得以表演和展开。通过其表演性的特性，想象力创造了想象世界，如记忆性图像、现实性图像和未来愿景性图像。在表演的模仿性运动过程当中，图像的图像性（ikonische Charakter）得以为我们领会和掌握。正是由于运动过程当中对其图像性的模仿，图像才被纳入到想象世界当中。这些图像一方面成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对外部世界的印证。到底哪些图像、结构或模型将成为想象世界的组成元素，这取决于多个方面。但无论如何，外部世界的“在”与“不在”都在这些图像当中相互交织。基于想象世界而产生的图像将通过想象力转移到一种新的情景当中。此时便形成了一种图像网络。基于这一图像网络我们改变着这个世界，而与此同时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因此得以确定。
想象力的表演性使得社会图像成为想象世界当中的一个中心部分。社会图像呈现和再现着社会关系的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结构。这一过程往往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且在之后的成长年岁中隐性地呈现出来。在这期间，人们对社会构成和组织结构已经有了知觉性理解。童年“观看”体验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图像，将对“视觉化”地“看”待和理解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对社会实践行动的“观看”式领会和理解，往往是在个体经验所表达出的历史文化图式以及具体的感知形成的内在精神图像中产生和形成的。我们“观看”到这些社会行动，从而将自身置身于其中，获得某种关系性。这样，社会行动才会对个体产生意义。如果他人的行动是指向我们时，那么就意味着他人正发出关系联结的冲动信号，并且期待我们对其作出回应。不管怎样，此时人与人之间便获得一种关系的联结，这种关系的形成正是构成想象世界的重要前提。我们进入到游戏性的行动（Handlungsspiel）当中，此时，不管我们是采用顺从于行动，或对其做出调整更改，又抑或是对其反抗的方式，重要的是我们要对该社会场景所期待的方式进行相应的处理。我们的行动并非基于相似性（Ähnlichkiet），而更多地基于生成性的、相切性的模仿而开展。因为当我们进入一种游戏性的行动时，我们认识并感知着他人的行动，从而与他们产生模仿性的关系。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想象与身体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着重地进行了研究。其中我们以游戏和舞蹈为例，考察了身体运动以及身体表演对大众审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而在一项对体态语和仪式的人类学内涵的研究分析当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想象力与身体实践运动是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是游戏性知识、舞蹈知识、体态语知识还是仪式性知识，都是在模仿性的过程中习得的。在这一过程当中，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得以内化，进而被纳入到想象世界当中，成为其固定的组成部分。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们需要进行一些由大众集体生成的文化实践，进而通过这种实践使社会关系得以展演，使表演性的动态性也得以展开。
游戏可以区分为规则性游戏和随意性游戏。随意性游戏的特点在于，规则是随着游戏的进行而不断创生的，在其中由图像、图式和模型发展出的想象起着重要的作用。图像、记忆和情绪是通过游戏性的身体实践表演得以表达和呈现的。这些图像、记忆和情绪是随着身体的展演而陆续涌现的，甚至游戏参与者本人也常常为其表达形式而感到惊讶。
在游戏当中，游戏参与者摆脱现实生活世界对其的束缚，并认为这些游戏性的行为原本是十分“严肃”的。这样一种“仿佛性”（Als-ob）的特征对游戏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游戏参与者必须相信游戏虚构的“现实”，并且完全投入其中。借助这种虚构的现实，游戏的动态性形成了。这种动态性在本质上取决于游戏参与者的身体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强化。一方面，游戏参与者拥有一个属于其自身的独特身体，这样他才能任意地参与到各自的游戏世界当中；另一方面，“游戏里的角色”又早已镶嵌在身体中。基于这种“双重性”，形成了一个游戏性的身体（Spiel-Körper），一个随着每种游戏的规则和标准变化而变化的身体。尽管游戏的展演与之前的相似的游戏表演有着某种联系，但每一次的游戏表演又因其参与者、地点、时间流程不同而不同。因此游戏的每一次展演都是独一无二的。游戏需要借助于想象力才得以最终展演。它是表演性的，因此也是身体的，常常是富有表演性和夸张的（Gebauer/Wulf，1998a）。
除了游戏，舞蹈也是文化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舞蹈也是人们自我表演、自我表达以及自我体验的一个实践场域。舞蹈以身体为核心。基于身体，姿态动作、运动行为才能展开和表演。基于身体与动作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人们获得了一个律动的形体姿态。舞蹈是丰富多彩的，并不能简化为某些特定的原则指导。舞蹈的展开和造型，需要有对形体的想象、律动的幻想和最终的身体化。舞蹈式的形体姿态的获得是动作、韵律、空间共同协作的结果，它赋予我们关于人的知识，且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来替代。舞蹈创生了共同的审美体验和社会集体。在许多文化当中，舞蹈本身与献祭、狂热及死亡都紧密相连。与那些具有社会性功能的舞蹈或具有政治规训特征的身体动作相比，当代舞蹈是一种边缘化的表演形式。通过它的表演与展现，实现了想象力的结构、想象图式以及想象图像的不断补偿（Brandstetter/Wulf，2007）。
正如游戏和舞蹈一样，仪式也是文化实践的重要形式，它是构建人们实践结构最有力的想象形式。进行仪式性的展演，需要一种基于身体的实践性知识，而图像、图式、表演、身体图像以及身体运动对于这种知识的获得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实践知识是一种隐性知识，即只能通过意识部分地获得。在对仪式图像、仪式运动、仪式性体验的理解和阐释当中，想象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想象不仅是通过其记忆性图像对仪式发生作用，而且还通过行为动作、社会实践、仪式表演的重现来产生功效。仪式书写并展演着社会生活。仪式构建了归属感和集体性，并且通过图像进入到想象世界当中。因此，仪式和有关仪式的内在精神图像是促进新的仪式活动和生成新的社会性行动的开启点（Wulf，2005b，2013a; Wulf/Zirfas，2004a，2004c）。
仪式使那些原本显而不明的事物可视化。仪式生成了图像，这为人们进入人类的想象世界提供了可寻之径。仪式对于社会地位的过渡性构成具有重要意义。仪式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使所有的仪式参与者都相信其所参与的仪式安排的合理性，由此个体的社会地位与状态转换得以实现。在过渡仪式当中，仪式参与者在第一阶段还与之前所在的状态直接相连；在第二阶段，即中间阶段或阈限阶段时，则完全展现了其过渡性特征；在第三阶段，实现了与新的情境的整合。这一仪式化的行动序列使人们获得了相应的想象世界的图像顺序（Bildsequenzen）。譬如婚礼仪式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过程。婚礼过程也是对从未婚的状态过渡到社会性的“婚姻”状态的展演过程。在仪式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仪式参与者都会形成相应的图像。这些图像直接印刻在参与者的想象中，并且彼此关联。
仪式具有动态性，否则它将只会沦为陈俗旧套，进而丧失其社会功能。因此，它的社会功能总是要基于其动态性和表演性。仪式生成了情感；仪式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示众性；仪式实现着社会秩序。许多仪式都内含着潜在的阶级分层和隐性的权力结构，以及由这些分层和权力结构而产生的相应的想象图像（Wulf/Althans等2011，2004，2007，2011）。
体态语常常是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具有符号画面性的体态语蕴含着仪式的意义，比如勃兰特（Willy Brandt）在波兰犹太集中营里向死者下跪的画面。体态语常常只是行为而不带语言，这时身体运用的意义就更加显明了。因此，它可在一些常用的模型、图式和图像当中得到理解。有些体态语是内有的、身体化的，因此是一种隐性知识；而有些体态语则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中被有意识地使用。体态语常常与语言直接相关联，但并非语言的附属。它总以不同的“表演模式”来呈现（Kendon，2004; McNeill，1992，2005; Wulf/Fischer-Lichte，2010），其中包括：一、常见的“节奏性体态语”（Schlaggesten），它主要辅助“话语”意思的表达；二、“图像性体态语”（ikonische Gesten），它主要受其图像性特征的决定；三、“象征性体态语”（metaphorische Gesten），它同样以图像为其基本结构，但总与某种特定的文化存在“亲密”的联系。比如印度舞蹈当中的体态语使用，如果对印度文化并不了解，便很难阐释其具体体态语的意义。在一项大规模的民族志研究当中，我们从家庭、学校、同伴关系以及媒体等四个领域分别考察了体态语在教育、社会化以及人的成长当中所扮演的角色（Wulf/Althans等，2011）。总的说来，体态语的社会文化性意义在于，它的最初起源时间远比语言本身更早，并且内含着明显的图像元素。体态语将社会价值赋予到身体的各种形式表达中。由于体态语的表演性以及图像性特点，体态语所在的文本背景对阐释和分析体态语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Wulf/Zirfas，2005，2007）。
人类凭借着想象力，在模仿性的过程当中生成了与诸如游戏、舞蹈、仪式、体态语相关的图像，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行动，并且将这些不同的图像形式转化到集体和个体想象世界当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模仿性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模拟（Nachahmung），形成一种“相似性”。模仿的冲动促使具有模仿性能力的人类犹如进行图像“复印”一样去接受那些他们想要与之相似，或者想要成为的人。在儿童时期，这一过程显得尤其重要。在模仿性过程当中，儿童学会去感受，学会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学会去调整这些情感。通过“野孩”（一个远离人类社会而长大的孩子）这一例子，我们可以得知，即便我们习以为常的直立行走和说话的能力，也需要通过模仿去习得。如果缺少一种社会性的环境，这两种能力就会始终处于未发展状态。孩子不仅与他人之间有一种模仿性的关系；他们还与周围世界产生模仿性的理解。孩子不断地使自己 趋像于 这个世界，并且将周围世界纳入自己的内在精神图像，并转化为想象世界的一部分。想象和运动促使他们将有关他人的图像、有关世界的图像进行内化、身体化。同样，在那些对帮助人类身份形成有着重要作用的非物质文化的生产、传递以及变革过程当中，模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的身体、身体的时间性及其历史性就是非物质文化的媒介。游戏、舞蹈、仪式、体态语和传统生活以及工作方式，构成了非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的实践性知识对文化形式的表演十分必要。通过模仿的过程，这些实践性知识将部分被传给下一辈，如此代代相传。艺术当中的“表演”便是很好的一例。各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展演总是需要借助于想象在模仿性过程中的实现。这一过程又会伴随着一种行动性知识（Handlungswissen）的习得。这一知识有助于一种新的、基于身体知识的生产成为可能，也使构建一种新的表演变成现实（Wulf，2005a，2013）。
家庭仪式同样是文化性知识的一种形式。家庭仪式有助于社会文化身份的形成。家庭仪式大到可以包括那些反复发生的婚礼、诞生礼、葬礼，小到可以包括日常生活里不断出现的用餐、出游以及购物。除了这些仪式所需要的实践形式以外，与之相应的内在图像也对仪式活动的开展产生持续性的作用。这一点可以在有关“哪些童年记忆最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民族志研究中得到印证。那些被回忆起的印象深刻的图像常常与仪式性场景有关，也是人们作为儿童时有过的强烈体验和情绪感受。家庭仪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在图像展演着该家庭集体所共享的符号性、想象性知识，也加强了家庭秩序的自我表演和再生产。这些仪式以及图像形成了对家庭风格以及家庭身份的获得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行动。
在一项德国—日本跨文化的民族志研究当中，我们探讨了“人们有关‘幸福的内在图像想象’对于‘家庭幸福感’形成与获得具有怎样的重要作用”（Wulf/Suzuki/Zirfas等，2011; Paragrana，2013）这个问题。其中，像这样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家庭是如何在节日（如圣诞节、新年）当中生成了幸福；“内在”精神图像又起着怎样的作用；节日（圣诞节、新年）需要包括哪些基本要素及图像才能让人们获得满足感、安宁感以及幸福感？尽管德国与日本这两种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我们仍然获得了五种具有同一性的、对家庭幸福感获得尤其重要的、具有跨文化特征的行为和理解，其中包括：植根于个人与集体想象的宗教意识与宗教实践；家庭成员共同用餐以及因此而获得的表象、共同记忆和用餐实践；礼物交换；家庭叙事；未被计划的时间感。在此，传统基督徒家庭中的礼物交换与上帝将其儿子降世为人的解救方式可以进行类比。家庭中特殊的叙事方式，以及家庭所持有的内在图像，有助于幸福感和家庭安康的获得，同时确保了家庭本身的独一无二性和不拘于时间的开放性。
家庭、学校、媒介以及同伴之间所形成的文化学习，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模仿来完成的。通过参与日常生活实践，儿童潜移默化地习得了所在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和立场。在此，图像、想象力和想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借助于想象力，那些已经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像以及有关他人的图像，有助于个体想象世界和集体性想象世界的构建。这一存在于想象世界的内化图像也正是教育和人的成长最为重要的结果。基于想象力，知觉和情感又得以“塑形”。艺术课的审美教学将有助于知觉与情感敏感性的获得，这将对人们与他者文化进行互动、对话意义非凡。在模仿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与人交往呈现出创造性的相似性。对他者的体验是人与人之间动态性、开放性的结果。由于不同文化的人在交往当中变得越来越相似，那么在一个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与他者互动就变得十分重要。而此时，有关他者的图像（可能会左右着两者的关系）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今世界表现出的新的文化构成，既是当前教育的重要任务，也对其发展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