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1995年1月在格拉兹大学做“媒介间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弦乐四重奏》为例,提出以文学为中心进行的语言文字艺术与其他艺术的考察”
的就职演讲时,我并不能够预到料媒介间性——不同媒介与艺术之间关系的发展前景,但后来这确实成了西方世界中一个主要的新领域与教学范式。这个领域中最值得注意的研究首先来自德语国家。如尤根·E.穆勒[Jürgen E. Müller]主要集中在媒介演变的研究
,尤其是伊莉娜·O.拉杰夫斯基[Irina O. Rajewsky]设想的有价值的媒介间性形式的类型
。然而,过去的几年中,其他很多国家也出现了媒介间性研究。在这些较热门的研究分支以及相关领域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跨媒介(媒介比较)研究(特别重要的是跨媒介叙事)与日益得到重视的音乐-文学关系的研究。在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中,我想提及“媒介间性研究丛书”(SIM,2006年至今已出版6卷)与“文字与音乐研究丛书”(WMS,1999年至今已出版12卷);这两个系列都由Rodopi/Amsterdam出版,并且都与格拉兹大学有关,特别是格拉兹大学的媒介间性研究中心(CIMIG)以及以格拉兹为据点的国际文字与音乐研究协会(WMA)。
我很高兴能为读者介绍本书,这也是上文提及的音乐-文学关系的媒介间性研究的一部分。该书在1999年出版后,引起了令人兴奋的关注。这么多年来我对(音乐-文学)媒介间性的观点也有所变化,但我希望这本1999年的书的大部分,今天依然是能够接受的(事实上,我自己和其他的一些研究者都将之用于音乐化小说进一步的阐释
)。我的观点中有所扩展的是关于媒介间性的概念,特别是鉴于拉杰夫斯基的研究,以及在与她的讨论之后。现在,我不再将媒介间性局限于“传统上不同的表达或交流媒介”之间的明显关系,“可以证实的两种或更多媒介卷入人工作品的意义中……”。我现在更愿意认为这种媒介间性的“结构内”[intracompositional]变体只是媒介间性的一个(主要)部分,也即媒介间性包含两种子形式,即“多媒介性”(在给定的文本、作品或表演中能指层面上超过一种媒介的在场)与“媒介间参照”(对他者媒介的主题化或模仿)。除了原来的媒介间性的结构内变体,我现在将“结构外”[extracompositional]的媒介关系也纳入到媒介间性的概念中。这是超越了个体作品限制的媒介关系,无论是“媒介间置换”(将一种媒介的一定形式或内容元素翻译到另一种中,如将小说的转换成音乐的)还是以“跨媒介性”(指的是一定现象的特质在超过一种媒材中出现,诸如叙事性、框架、描述性、元指涉、审美幻象之类
)的方式。
本书被译成中文本身无疑便是个跨文化现象:由于本人的西方文化(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的局限性:不恰当的、“本质主义”与欧洲中心或西方概念意义上的作为媒介的文学和音乐)背景的文学与音乐认知的局限性,我无法预见在非常不同的非西方文化的接受语境中,在理解我的观点时这些局限性将会产生的问题。这将由译者的开阔胸怀,以及冒险进入源自外国文化的问题的中国读者来验证。另一方面,我也相信文学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关怀,即便文化背景不同,读者在运用“音乐化小说”的可能性中,也能够为他或她自己在中国文化中建立起连接。
在文学研究中,“音乐的”[musical]是个模糊并有可能令人误解的词。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纯粹的赞美词汇,仅仅是个隐喻,并不能比表示音韵优美的文本的肯定性美学品格。与此相反,希望本书的读者会发现“音乐化”的条件,当运用于文学时,即便是用中文写就的作品,一种对西方人的耳朵来说本身便具有突出的音乐性的语言,也不仅限于此,而是可以有着更为准确的意义。事实上,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如果一个文本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便可以说是音乐化的:1)必须含有具体的技术和特征,由于文学媒介使用了这些技术和特征(在不多的特殊例子中),可以感觉到朝向或逼近音乐,以一种超越了纯粹“谐音”的方式;2)文学中参照或确实模仿了音乐,因而音乐成为文本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不能不一再重提的是,“音乐化小说”最终依然是小说,永远不可能变成真正的音乐。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化(在‘成为音乐’的意义上)”这个词中暗含的变形也永远只是个隐喻。然而如果处理得当,它便不应只是由于一些读者或批评家印象主义的感觉的隐喻,而是可以由某种确定的文本特征来证实的,因此不应忽视文学模仿音乐的尝试,以免错过所讨论文本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层面。
在序的最后,我想表达对所有帮助本书翻译的人的感激。首先深深感谢译者李雪梅,她在5年前写作博士论文《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本书,之后与我联系,申请到奖学金之后,来格拉兹访问学习了一整个学年(2009/2010)。她在这里勤奋学习并开始翻译本书。我经常与她讨论,收获颇丰。我相信她是我最合适的译者。我也要感谢我在格拉兹的同事。特别要提及的是我的秘书克洛巴赛克-莱德勒[Klobasek-Ladler]小姐,她尽其所能地帮助雪梅一起解决在奥地利学习的一些问题。并且,我也深深感谢支持雪梅以及她的翻译的所有老师、朋友和机构,特别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杨燕迪教授,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最后,还要感谢为雪梅在格拉兹的学习提供经费资助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维尔纳·沃尔夫于格拉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