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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不断有批评的声音表示黑田的大规模宽松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黑田对此有时也难掩不满。在黑田的卸任记者会上也有人提出了类似的质疑。我也曾在2021年9月代表《日本经济新闻》对黑田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当时我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家庭利息收入减少、银行利润下降，长期实施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似乎也在日益凸显。”
“与之前的宽松政策相比，当前经济形势的好转给金融机构带来了积极影响，就业形势的改善也提高了家庭收入。3月的报告清楚地显示，经济增长率和物价都有所提升。在评估宽松政策的副作用和成本时，需要结合模拟操作时的结果来进行对比。在讨论经济政策时，我们必须考虑其可行性和最优性。”
黑田想表达的是，尽管大规模宽松政策存在一些副作用，但当前的经济形势要比未实施QQE政策前更好。
日本央行在2021年3月发布了“实施更高效、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的评估报告”，对自2013年以来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所拉动的经济总量进行了评估。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在7年里年均增长0.9%～1.3%，年均通胀率为0.6%～0.7%。
报纸只能传达以上这些没有感情的文字，但在与黑田交流的过程中，我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复杂的情绪。
黑田并非要强硬地让大家接受日本央行的评估结果。他不满的是，日本没有人利用大型宏观经济模型，从数值和理论的角度来验证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
黑田喜欢基于数值和理论的复杂讨论。2002年，当他还是财务大臣时，曾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应该重新转向通胀政策之时》（Time for a switch to global reflation）的论文，引发了有关通胀目标的争议。
一位政府官员透露，日本“国际货币领导者”的老前辈行天丰雄曾表示：“我承认的天才只有三位，分别是黑田东彦、渡边博史（前财务官、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前行长）和冰见野良三（现任日本央行副行长、金融厅前长官）。”
1967年，黑田从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入职大藏省。黑田在高中时曾崇拜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后在东京大学学习法哲学。
1969～1971年，黑田在大藏省任职期间，攻读了英国牛津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加深了对经济学的造诣。黑田还参加了由约翰·希克斯主讲的金融理论研讨会。
希克斯在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希克斯的研讨会只面向部分通过选拔的研究生。黑田后来曾表示：“这些机会是我正式开始学习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理论的契机。”
希克斯在1977年出版的《经济学展望》一书中，阐述了以下观点：“货币政策操作中的公告效应是人们对未来前景的一种心理预期变化，最终会引起实际的变化。这与霍特里所说的‘心理效应’相同，但‘心理效应’的描述并不恰当，因为它暗示着某些非理性的东西，而公告效应则是一种完全理性的方法。”
尽管这些术语有些深奥，但这正是黑田在2013年推出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时所强调的“引导预期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设定了2%的通胀目标，并承诺竭尽全力，企业和家庭就会认为“未来通胀率一定会达到2%”，从而相应地改变定价行为。黑田从很久以前就持有这种观点。虽然黑田拥有罗斯福般的决心，但他在英国留学期间也深受希克斯的启发。
希克斯还指出：“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完全合理的预期）是基于当前的可用数据形成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对可用数据的重要补充，并且会立即改变人们的预期。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公告效应。从霍特里的分析中我们可知，‘经典’的基准利率体系具有强大的公告效应。”
黑田对这一高级经济理论十分着迷。
英国曾是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主要国家，但后来这一地位被美国取代了。如今，美国仍有许多大学和智库正在利用高级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研究。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央行行长和经济学家会齐聚美国怀俄明州，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共同探讨经济学的最新理论。
我曾多次前往怀俄明州报道杰克逊霍尔会议，有机会感受到会议的热烈气氛。日本并没有如此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日本迟迟未形成一个可供高知学者进行经济辩论的环境，这令黑田感到十分焦躁和沮丧。
黑田在卸任记者会上还提道：“有关传统货币政策的分析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而有关非传统货币政策的研究在欧美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日本自2001年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已实施了20年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我相信，未来日本一定会开展更加充分的理论研究。”
黑田卸任日本央行行长后，转入学术界，成了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