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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知如果我继续做同样的选择，那什么都不会改变，我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瓶颈期。我仍然记得在神秘跑训练之前的自己，执着于可预测性和控制权，每天都以相同的思维模式思考。但当下，按老一套方法行事的代价太大了，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去生活中寻找更多活力。为此，我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并接受不确定性。
列出利弊清单只会让我沉浸在一个盘算筹谋的世界中。理性的大脑会以追求安全、可预测性和控制权为出发点。它能给我描绘一幅栩栩如生的地狱图景，却不能给我描绘一幅同样清晰的天堂景象。然而我知道，只有当我停止思考并相信自己的直觉时，奇迹才会发生。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十分明确。如果我还想睡一会儿的话，就必须立即报名参加比赛，断掉所有后路。不能再多想了，也不能再听“功利小人”的冷嘲热讽了。我要放下理智，放手一搏。我要站起身来直面恐惧。在十几岁第一次报名参加马拉松赛时，我就是这么做的。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1998年发生的事情。那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已经不再是经常做些愚蠢决定的学生了，我会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由此做出明智决定；换言之，我是一个典型的缺乏安全感的优等生。至于怎么会做出参加马拉松赛的决定？老实说，当时我吓坏了，但同时我又异常兴奋。我忽略了内心的理性建议，跟随我的直觉行事。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一个神来之笔，我当时决心已定，只是简单地向朋友宣布：“斯文，我要参加这场马拉松赛。”
不妨听我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斯文自6岁起就是我的朋友，那时我和斯文刚刚开始每星期一次的跑步训练。在一个阳光明媚但又有些闷热的春日，我们在一起为期末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对我们来说，跑步是一种在学习之余让精神放松的好方法。我们此前不久才开始做严肃的长跑训练：每星期跑一次，每次大约跑一小时。跑步不仅能帮我更好地集中注意力，还能减轻压力。令我着迷的是，每次跑步对精神产生的影响与对身体产生的影响正好相反。跑步虽然会让我筋疲力尽，但能够让我在精神上平静下来，变得更加专注。
训练的那天，我们俩的腿都累得发抖。在每次跑步结束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甚至清楚地记得那些我跑得双腿打战的时刻：我们越跑越慢，转为步行。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跑步锻炼也算是难为它们了。那天特别潮湿闷热，我们俩都热得汗流浃背。为了消暑，我们站在我家外面的街道上闲聊。如今回想起来，我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先开的口，但我猜是斯文，因为跑马拉松赛大概率不是我会有的想法。当我们筋疲力尽地站在那里时，斯文突然冒出来一句：“我敢打赌我们能跑马拉松。”于是，跑马拉松的想法就此诞生了。作为一个典型的青少年，我的反应是：“那当然。”当时的我们信心满满，说着一些自我陶醉的话。
“学校里没有多少人可以连续跑一小时不步行的，我们可以每星期进行一次训练，”他讲道，“速度可能不会变得超级快，但也不会很慢。今天我们跑得就比上个星期远。”那一刻，我俩都确信可以做到，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我们的结论，或者谈话过程很简单：
“我们去参加马拉松赛吧。你去吗？”
“我当然去。”
“你说真的吗？我真的要参加。”
“我也说真的。绝对参加。”
然而，现实很快就朝我们泼了一盆冷水。下一刻，斯文问我是否知道马拉松赛全程有多长，我能给出的答案只有：“我也不知道。但肯定很长。”我们依稀记得在1997年的秋天，家乡科隆举办过一场马拉松赛事，但那个时候，对马拉松赛感兴趣的人很少。后来，我父母买了家里的第一台电脑，但尚未连接互联网，因此我们也无法上网查询关于马拉松赛的信息。幸运的是，斯文有一本旧杂志《男士健康》（ Men's Health ），上面有关于马拉松赛的信息。他决定骑自行车回家，从杂志上找到信息之后再将具体内容告诉我。此时，我们俩都没有特别担心，“很长”又能有多长？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在埋头看书，完全忘了马拉松赛这回事，此时斯文打来电话，我立马意识到事情远没我们想得那么简单。他说：“凯，这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马拉松赛全程42.195公里，我们根本跑不下来。我以沉默表示认可，这听起来确实很荒谬。斯文说得没错，我们无法完成比赛。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场比赛里跑完正常情况下一个月都跑不完的路程？
至此我尚一言未发，只是一直在听斯文说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放弃成为马拉松运动员的梦想。我内心那个尚未长大的“探险者小人”对这一愿景产生了兴趣，而那位常常做决定的“功利小人”对此毫无兴趣。突然之间，我听到自己脱口而出：“我们已经做出承诺。斯文，我要兑现承诺。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跑马拉松。”我浑身散发出自信的光芒，尽管这份自信犹如空中楼阁一般缥缈。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动摇。至今我仍不清楚当时我是由于太骄傲而不肯退缩，还是因为过于自命不凡，或者只是愚蠢而已。随后当斯文决定放弃参赛时，我才开始深入思考参赛这件事。而当我开始深入思考时，担忧随之而来。但我已经骑虎难下，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下一场科隆马拉松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