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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花甲之年时，我有时会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聚会上每个人都要发言，有人长篇累牍，也有人思想极为保守，令我感到惊诧。大家会谈论儿孙或者怎么消除代谢综合征
之类的事，当然，退休后的初老人生也是我们必然会谈及的话题。
如今这个时代已不再是“人生五十年”
了，很多人就算六十岁退休，之后可能还要过二十多年的人生。人就算二十岁开始工作也得干四十年，而且在日本，很多人六十岁以后依然需要继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我的父亲五十五岁那年退休，等我自己到了这个年纪时，才吃惊地发现父亲居然那么年轻就退休了。不过他并未从退休时就停止工作，而是又继续干了十年。但我想即便如此，父亲仍会强烈地意识到五十五岁是人生的一个拐点。
如果今后人的平均寿命继续延长，那么人们对于“老”的意识大概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对退休的认知和人生的设计方案或许也会随之做出改变。
说到底，之前我还是按照常规想法探讨初老和退休话题的。但假如大多数人坚信幸福的老年生活指日可待，对退休后的生活没有任何顾虑，“退休”大概也不会这么频繁地被拿来谈论了吧。无论是谁，迟早都会有无法工作的那一天。为了在退休后过上更好的初老人生，并仍能对人生抱有希望，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考虑关于退休的问题，还需要重新修正对人生的普遍性认知。
平均寿命与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平均寿命只是人们对自己今后能活多久的一个大致参考（说完全没有关系也有点言过其实，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到平均寿命的，我自己也有早亡的可能）。没有谁能知晓自己是否会长寿，事实上，我的好几个同龄朋友就早已驾鹤西归了。每年同学聚会时，我们都会为在这一年离世而未能到来的同学默哀。
2019年，日本有种说法叫“人生百年”，而2015年我出版的书中写的还是“人生八十年”。人类的寿命自然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延长二十年，但反复听到“人生百年”这种说法，许多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笃信自己可能也会那样长寿。
我五十岁的时候因心肌梗死病倒过，假如那时候我死了，大概会被当成英年早逝吧。人很有可能在年轻时就因疾病或突发事故失去生命，所以以退休后能长寿为前提来思考未来的人生，抑或是开始准备自己的后事，或许都没有什么意义。然而，也有人认为自己很有可能长寿，如果不提前做好规划，届时就会不知所措。
其实，我们很难说退休后的初老人生是否会有异于从前。生活不会以退休为分界点发生激变，也没有谁会以某个被标记好的特殊日子为节点抽身而退，不再工作。
有人退休后会以返聘的方式在同一家公司继续工作，国家政策的导向也是要将退休年龄延后。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理解“工作”的话，就算某一天不再继续上班，也没有谁会真正放下“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退休后的日子和从前的日子区别不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我曾经因高考失利复读过一年，那时候我隔着窗户远远望着学生去上学，哀叹自己已经失去了归属。
希望归属于某个“共同体”
可以说是人的基本需求，这个共同体未必仅指学校或公司。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曾经说：“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人属于世界，再进一步说，人属于宇宙。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归属的人是不存在的。
不过有人或许会对我说，我年少时的复读生活和退休后的初老人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考虑到了退休后与年轻时不同，退休之人不仅不会对未来的人生满怀憧憬，还必须直面老去的现实。的确，上了年纪以后人就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做许多事情了，所以很多人会认为老年时期的人生价值比不上其他阶段。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能断言人在步入老年之后就失去了希望。
本书从退休为何令人担忧这个问题切入，进一步探讨了迎接退休后的初老人生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说到退休后的准备，大概有不少人会想到金钱和健康问题。当然了，这些的确是保障生存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以及“应该怎样活着”。
如果说本书和其他探讨退休问题的书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要考察的是“人为什么活着”以及“应该怎样活着”这两个哲学性的命题。我在书里援引了柏拉图、马可·奥勒留、三木清等先哲的话语，又因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关于人际关系的思考在今天依然可行，所以本书中的观点还尤其多地以他的思想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