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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写的四位作家，是否属于新京派，可能存在争论。用一个固定的概念来形容有差异性的人，大概会简化我们的认识，所以被表述者也可能觉得言不及义。不过在梳理北京的散文简史时，会发现一个现象，在端木蕻良、汪曾祺之后，典雅的文章之道渐渐转入纷纭复杂的语态里，新起的写作者不再按照五四后形成的随笔方式泼墨为文，他们的笔墨几乎没有士大夫的余韵，旧的文脉在他们那里是模糊的。这些人的文章显得更为自如、直接，对于辞章的使用不见拘谨之态。这里主要之点是对于传统的文脉的疏离，翻译体深深影响了写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笔法偶也出现在一些文本里，但又非民国时期的杂文，因为涉及自我的经验和知识趣味，有时也夹带着某些哲学术语，直面内心的表达带出几分先锋意味。
这种变调乃新知识人自我意识的另类表达。他们的经验不同于民国时期的作家，多了后革命时代的沧桑之感。他们在写作中自觉地与庸俗主义划清界限，那些被世俗观念污染的语言被新式的辞章代替了。可以看出，许多写作者打破了旧的文章观念，更注重词语的力量感，在表达的意蕴上，有了挑战惯性的冲动。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政治隐喻、思想隐喻和生活隐喻的迂回转动，在处理不同的话题时，众人无形中形成了怀疑主义语态，在直面现实的过程中直抒胸臆。而有时，五四时期的启蒙理念也藏在字里行间，“陶铸神情，启悟耳目”，人道感和批判意识跳跃在深层结构之中。他们的文章不是简单的观念的重复，而是在处理自我经验时的精神追问。在这里，不安于固定的表达摇撼着枯老的林木，流动的词语催出一片新绿。
所有的唯唯诺诺、故步自封，都被弃之脚下，代之而来的是精神的高蹈，那些词语灵光闪动，不谙俗谛，仿佛思想的风筝，我们须抬头方可见到。
新一代的京派作家都曾在象牙塔受过教育，但思想却在广阔的天地间。于是，在他们那里很少感受到书斋人的悠然之气，也无拘泥于经典的慢条斯理。他们的写作迅猛、直接、毫不温吞，有时将自我放逐到荆棘之地，穿越暗区时，带有几分惬意。他们拒绝停留在原地，而是义无反顾地行走着，而在这种行走中，引无数读者出离野径。所有的唯唯诺诺、故步自封，都被弃之脚下，代之而来的是精神的高蹈，那些词语灵光闪动，不谙俗谛，仿佛思想的风筝，我们须抬头方可见到。
张承志并不喜欢京派遗风，他更像一个左翼作家。但考虑到他给知识论提供的资源甚多，放在大的新京派语境来讨论他，可能更凸现他的价值，因为他为京城知识界写作的转型带来不小的冲击，引发了辞章的变迁。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像一股旋风，席卷文坛，王蒙谈到他的写作时颇为激赏，以为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那些来自中亚与东北亚精神踪迹的写作，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尤以关于内蒙古、新疆、甘肃的历史的描述显出特色。所出版的《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等，雄奇悲慨，荡气回肠，一种高远的情思将人引入圣境。这位理想主义的书写者，将60年代形成的精神转换成孤独战士的呐喊，带着沉重之思，行走在颠踬之路上。
张承志血液里流淌着鲁迅的精神元素，讨厌平庸、猥琐的生活，内心总有一种自我超越的气韵。在《致先生书》中，他对于鲁迅身上的侠气、胆气与极致，赞赏有加，那股原创的伟岸之魂，荡涤了污泥浊水。鲁迅不过以人为笔，并无士大夫孱弱之姿，坚硬的目光融化了千年岩石，这也恰是他看重的。从五四到今天，张承志看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人们日益远离英雄的时代，他的文章呼应的却是日益与人隔膜的远去的传统。
在大量散文中，他还把目光投向草原与西北高原，描绘了中原土地难见的少数民族的英姿。他觉得在那片空旷、贫瘠的地方，恰有最为丰富的人性之光，并以为这可以疗救世俗社会平庸之病。这其实也是英雄梦的另一种表达。《午夜的鞍子》《离别西海固》《二十八年的额吉》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某种体认，血是热的，感情干柴般燃烧着。从湟水到六盘山，在西北高原，贫瘠的土地却飘动着没有被污染的圣洁精神，感到心灵的充实比财富的积累更为重要。作者在牧民、乡里的娃子那里，发现了都市没有的光亮，而这些，乃世间最为珍贵的遗存。
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他写出那篇著名的《清洁的精神》，其实是五四时期的青年所喊出的声音的再现，只是更带有时代的针对性罢了。他从《史记·刺客列传》中找到了复仇意识的源头，对于为弱者而殉道者三致意焉。由此联系起鲁迅《铸剑》中视死如归的画面，告诉读者，这里才是中国精神的高地。而《无援的思想》一文，有对于西方的霸权意识和殖民理念的揶揄，面对时代的变迁，左翼的思想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浓厚了。在经历了域外多国的漂泊后，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和自尊意识油然而出，回到故土后，忽地发现中国文化当该被重新理解，这种自省与冷思，给所处时代带来了异样的声音，“试图从历史传统、民间文化、宗教中，寻找维护精神‘纯洁性’的资源” [1] 。
张承志从五四到今天，看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人们日益远离英雄的时代，他的文章呼应的却是日益与人隔膜的远去的传统。
作为考古学出身的作家，张承志对于淹没的文明颇为敏感，他知道传世文献的局限，在荒芜之地寻找新的精神资源，在他看来不是没有可能。在众多的散文中，他既注重田野调查的过程，也善于提取精神的价值，对于形而上的闪光，充满好奇。《为了暮年》写自己的导师翁独健先生，那些哈佛的背景并没有使他膨胀自我的意识，在默默培养学生的年月，他停止了自己的写作，采取了一种无声的缄默状态。张承志在导师的异样选择里，看到的是“一个深奥的谜”。那种无字之书比起世间的夸夸之谈的著作，可能更有深的隐喻。他在《祝福北庄》一文写到了乡民的“腹议”与“追求默默不语的交流”，有一种仪式不是语言，而是彼此心灵的面对。它胜似语言，无论知识界还是民间，真的精神是在面对面时的气息的互动，目光的对视中体现的。审美有时候覆盖了知识。在历史、语言和信仰之间，后者的意义可能更吸引他的选择。所以在其峻急的文字间，空白处有无言之言。这些句子也让人想起废名、张中行对于词语表达的认识，只是远离书斋之气而已。
对于张承志而言，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图像不一，但南北未裂，心境攸同，那些关于北美、日本生活的经验，以及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的描述，延续了国际左翼人士的传统。《第三只眼》《撕了你的签证回家》《波斯的礼物》有他一以贯之的思考，一个有信仰的人对于流俗的抵抗，没有回旋的低眉，而是带出强力意志的旋涡。《以笔为旗》说：“我懂了为什么在异国我能制造胜仗甚至是险恶的打胜，却一直无法选择的原因”，“而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定地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我的战旗”。这是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战士那里就听过的声音。
从20世纪60年代养成的神意的庄重感，在20世纪90年代被一遍遍激活，对于全球化和资本的警惕，使他成为弱小民族的知音，和底层思想的捍卫者。但这也带来一些争议，对于他的批评也常可见到。过于疏离科学文明和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是否会滑入暗区？不过他的语态表现出了对此的一种不屑，那些绅士之语与流行之调都不能改变其宗，因为摆脱了腐儒中和之音，在一个转型的时代，需要一种摩罗声音。他之所以在思想上与鲁迅一直存在一种共振的关系，从生命体验与瞭望世界的视角看，就不难理解了。
张承志的书写中，很少谈论艺术理论，但无论章法还是笔意，都暗含玄机。他不喜欢旧文章的陈腐之语，对于绅士的扭捏之态也深恶痛绝。其语言节奏铿锵，迂回转折中有超迈之响。有时候也能感到，慷慨悲歌中不乏孤寂中的凄凉，但又不见沉沦之影，仿佛草原劲风缕缕，吹散天上乱云，露出晴天一片。这种有节奏的语言，和带质感的词语之轮，碾碎了陈言陋语，在空漠的原野，衔接了天音。于是一种被日光洗礼过的词语，晶石般闪闪发光，早已洗掉了市井的粉尘，回到了上古般的元气里。就当代散文风格而言，他以别样的词章，傲立人前。
与张承志不同，王小波是现代科学思想之子，他的逻辑思维，知识论轨迹，带着严明的理性。在20世纪90年代散文随笔热中，王小波的作品仿佛空谷足音，踏醒了众人之梦。与同代人不同的是，他的文字有很强的叙述力量和荒诞之感，摆脱了空泛说教，在思想上多了通达感和人文本色。除了出身于学者家庭，深染哲学气味之外，他的插队与留学经历都丰富了自己的写作，文字充满了智性。有时候会发现，现代科学哲学与先锋意识流动在文本深处，批判性与趣味性环绕着精神之塔，任意而谈中，世界主义目光无所不在。
王小波的精神资源看不到多少俄苏文化背景，倒是常常回荡着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亮音。他在《读书》《东方》《博览群书》上的文章，启蒙的话语并非鲁迅、胡适式的，但精神与五四那代人不无交叉之处。他的大量文章带有严明理性意味，嘲讽种种愚昧主义，觉得当国人失去思考的能力的时候，需输入更多的学理。《思维的乐趣》好似透出他的精神哲学，以为以往的唯道德思维会带来认知的盲区。“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就改变了世界，那是智性攀缘的结果。《沉默的大多数》谈的是表达的问题，在没有发声的群落里，有着无词的言语，那里有着存在的本真，如果被流行色遮蔽了目光，是当要警惕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针砭时弊，揶揄了读书人的迂腐语境，提倡研究实际问题，以科学精神为要。类似的看法，在《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都强调过，嬉笑怒骂中，锐气闪动，王小波的气韵虽不同于几位活跃的前辈张中行、金克木，而精神内力庶几近之。
许多随笔都能够看出王小波的博学与见识的通达。他喜欢调侃知识人的迂腐之见，告诉世人我们的文化缺少些什么。《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就从萧伯纳的剧本获得隐喻，又言及布罗代尔的著作，强调“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察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认为中国人对于物质生活的消极态度存在问题。《人性的逆转》从洛克哲学出发，批评了道学家的空幻之思，指出什么是有害的哲学。《弗洛伊德和受虐狂》其实描写了一种阿Q相，喜欢奴役与屈辱，那也是国民性的一种。不过他不是用俄罗斯式的悲剧观念讨论此状，而是借用心理学的理论，透视内中的要点。《关于格调》是一篇关于审美境界的话题，文章涉及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坛现状，从自己写作经验与时代语境的反差里看出虚假写作的可笑。类似的作品看得出作者精神的明快和运笔的洒脱，微笑的叙述中藏着锐气，杂感、杂思中，深沉的寄托带出几丝哲思。
这些泛着亮光的文字不都是在思辨中产生的，除了借用科学主义思想，更多是自我经验的提炼。其行文带有画面感，道理多是在讲一些故事的过程托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从插队的经历说起，以喂养猪的经历，道出被设置的生活的不同态度暗含的危险。《椰子树与平等》也是云南务农时的经验，从野史里的片段讨论诸葛亮砍椰子树的对错。意思是，为了所谓平等，打压聪明人而使之变笨，那么社会就被蠢人占领了。《盛装舞步》讲的是学校生活，当被人误解的时候，应采取什么态度，其实大有学问。王小波从自己的故事得到结论，孟子的推己及人之说，有时候并不都对。这里就把差异性里的难题写出，直击流行观念的要害。这种写法，乃小说家智慧的一种，形象里觅出道理，也正是古人智慧的现代版。不同的是，多了逻辑思维与反讽的笔法，就审美方式而言，他的言说反衬出了诸多时代语病，那些宏大的亮词在他的文本面前变得尴尬不堪。
与王小波同龄的作家几乎都难有他那种高的智性和思想的澄明。他欣赏卡尔维诺、尤瑟纳尔、杜拉斯，中国翻译家穆旦、傅雷、王道乾也是其所爱。在他的写作中，古代辞章经验不多，但新文学中有文体感的写作者则是其追觅的人物。这使他与老一代京派学者不同，和同龄作家也拉开了距离。可以说，王小波是回到了五四的起点，只是没有滑入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中，而是多了罗素的智性和现代主义趣味，“把道德判断转换为智力判断，由此突破了社会伦理探讨的单一道德向度” [2] 。王小波的存在证明了写作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过去百年中被世人漠视的精神之树，在他的园地里终于成长了起来。
类似的看法，在《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都强调过，嬉笑怒骂中，锐气闪动，王小波的气韵虽不同于几位活跃的前辈张中行、金克木，而精神内力庶几近之。
周晓枫是散文界的一个异类，她放弃了传统文章的词语空间，无处不散发翻译体延伸出来的先锋意味，反雅化、反平庸，给她的笔墨带来思考的波澜。她的叙述语态有小说元素与哲学沉思录的痕迹，奇异体验，灰暗、罕有的，难以描述的自然界与人世间在她那里以变异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可以说，王小波是回到了五四的起点，只是没有滑入托尔斯泰的道德说教中，而是多了罗素的智性和现代主义趣味，“把道德判断转换为智力判断，由此突破了社会伦理探讨的单一道德向度”。
她的作品对于自我经验的展示都非暧昧的遮掩，而是一种直视，反讽和自渡。温和的、道德化的表述在她那里没有温床，兴趣在幽微的深处，那些受难、残疾、病苦、死灭深深吸引着目光。而被世人忽略的植物、动物和海洋里的生命，都获得了另类的关注。
无论是自我记忆的回顾，还是阅读感受，她的话题是带有挑战性的。《月亮上的环形山》用一个畸形的生命与父爱的故事，隐含着人类宿命里的明亮之光，那些残酷而阴郁之气并没有压倒自己，反而于此生出灵动之思。《琥珀》对于性爱的追问与展示，涉及生命之谜，道德、法律，鲜于张开的世界，被一次次打开。《来自美术的暗示》检讨自己回避恶的一种善良，可能遗漏存在的真相。那些不规则的审美大概更接近本真。她承认“喜欢优雅到病人般的虚弱”“写作必需有逼近破损的真相”。《墓衣》对于死亡的理解与记忆。疾病、死亡、骨灰、墓园，带来悖反的思想，“青春期沦为悲观主义者”，后来遭遇各类死亡的经验，感到与时间拔河的意义。《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大胆坦露自己对于性别的态度，丝毫没有卫道士的言语，病态的洁癖过程，精神的超然自身的快慰如何克服欲念，成为成长的标志之一，而回归自我，也是打开身体的必然过程，这就有了几分弗洛伊德的意味。
由于这种设境与体验的特殊性，作者似乎希望在被漠视的社会现状中寻找到认知世界的钥匙。《布偶猫》写了家暴，《初洗如婴》乃失忆的纪录，《离歌》回望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在不幸婚姻后的夭折，而《有如候鸟》则将笔触伸向一个受伤的女子迁徙中的生命感受。周晓枫笔下的人生无不带着灰暗记忆，她咀嚼那些被人们力图一再摆脱的苦涩滋味，从幽暗里看人性承压的可能性。这使她习惯于悲剧过程的体验，以致将梦幻的乌托邦消解掉了。
对于动物世界的凝视，使她收获了另类思想，试图绕过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直视人之外的生命的意味。《巨鲸歌唱》对于海洋里的奇异生态的理解，与传统表述已经大异其趣。《弄蛇人的笛声》道出世人鲜为知晓的蛇的隐秘，它的性情、存在方式溢出人的想象。蛇在千百年里以不变应万变，“古老的忠贞比撰刻在石碑上的誓言更为坚定”。以蛇而观世，作者发出别样的感叹，人对于动物的无知也证明了思想的有限。在《幻兽之吻》里，作者描写了青蛙、蚁群、狮子、野兔、蜻蜓、孔雀、鹿等，都是非世俗的眼光。正如作者所言：“以儿童般未经世事历练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3] 作者将自己的写作从世俗意义上的审美中剥离出来。
她不是从历史的长影里单一地衬托人的命运之轨，而是在大地的万物对比里，从各种生命对象中寻找理解的参照。
某种意义上说，周晓枫的写作是处于散文与读书笔记之间的一种模糊状态，“敢于下断语，敢于面对真相” [4] 。她除了对于自己经验的内省式的陈述之外，阅读他人思想也显得灵思万种。《黑童话》《血童话》《落日故人情》等都显示了她的把握文本以及文本之后的作者的能力，以感性的词语复原阅读的心绪，将穿越作品过程写成诗。《雌蕊》描绘了无数女性作家，无论是女权主义者还是抹去了性别的书写人，她们的雄健、癫狂、走在魔鬼身边的平淡，都成功克服了天然障碍。她深解苏姗·桑塔格的自由和野性的想象力，欣赏尤瑟纳尔“只看到魔术，而看不到魔术师”的神力。而安吉拉·卡特魔幻与巫术般的表达，亦让她悟出天地玄机，品尝了逆忤之美。写作对于周晓枫来说，乃穿过云雾的逍遥，她告别了冰心的祖母式的柔情，也无宗璞的士人遗风，诸多表述智慧都受益于域外艺术，乃至于带出更多的翻译体的气味。这使她的写作与传统散文沟壑更深，戏谑语态里的现代性感受，远离了日常生活的惬意，而拥有了形而上的愉悦。
周晓枫的散文告别了传统文章的题旨，有时鲜于节制，文章显得颇长，小说家的细致与画家的灵动，带出长长的画面。一方面是诗意的低语，哲学的意象偶有闪动，另一方面则注重修辞的运用，反逻辑的叙述句式指向悖论的身影。她不是从历史的长影里单一地衬托人的命运之轨，而是在大地的万物对比里，从各种生命对象中寻找理解的参照。往往是一个意象叠加出另一个意象，浓彩重墨中，单一的个体感觉弥漫出天地间宏阔之气。也因为过于密集而显得胀满，但词语撞击感强烈地摇动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不是顺从读者，而是在逆忤的路上不断滑行，文字背后的幽默、从容、睿智，印证了探索性写作的意义，恰如作者所云：“写作，永远是孤军奋战，是一己之勇。” [5]
宁肯的文本很少有老北京的沉闷之气。他既不是京味儿写作，也非京派笔墨的继承者。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飘逸的与神秘的词语组合成交响，他拥有的是一种都市语言。可以说，北京在他的笔下被一种怪诞和前卫的诗化的语言压缩在记忆的时空里。这些主要表现在《少年穿过七十年代的城》的文本，以及《北京：城与年》之中。他的写作是对于存在的体悟，并没有传统文章的布道感，而是捕捉不可确定的感觉瞬间，仿佛是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一种放大，在斑驳陆离的画面里，明示着时代的多种侧面。
散文在他那里是可以与诗、小说、绘画同构的存在，他的小说也有散文化的倾向。诸多文字对于北京的神秘空间颇多感受，但也欣赏新北京的现代感的建筑带来的陌生感里的歧义。在《我与北京》中，他写道：“北京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把握，越来越怪诞，立体却不透明。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中，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 [6] 这可以看到他的审美走向和生命哲学。与老一代北京作家不同，他的记忆是改革时代理念的过滤，将前卫的、挺进陌生的哲思渗入文字之间。都市历史在他那里是于凌乱与振动中起舞，生命里的旋律跳动着思想之痛与诗意之魂。因为抒情式的摇曳，也就省略了胡同里的日常生活，北岛与顾城的某些意向时隐时现。他没有刘心武、肖复兴文本里深切的古都记忆元素，同样是惆怅与感伤，在他那里是超越古文脉的现代感觉。由于这种理念，他对于现代化与都市改革的兴趣远远高于古都历史，所作《中关村笔记》就记录了科学家、企业家的不凡业绩，这些智者和思考者，改变了北京生态，为古老的都市注入了梦幻之光。在宁肯看来，北京的魅力之一，恰是有了这些精神界的先锋队伍。
除了北京，西藏是宁肯精神的另一个家园。他24岁去西藏工作，融进雪山河谷，在神异的布达拉宫和雅鲁藏布江那里，获得异样的体验。《河的两岸》对于高原的花草雨雪的描绘，仿佛印象派绘画，斑斓之色中灵思缕缕。他在《喜马拉雅随笔》《说吧，西藏》《一个美国人在西藏》等文章里，叙述了自己内心对于神秘文化的体认，那些恍惚而幽远之色，时间之箭，唤起了对于存在的冥想，而精神轨迹与现象学、存在主义思想有所碰撞。他很少在随笔中讲确切的故事与完整的人物性格，世界在他那里是碎片化的存在，但在转瞬即逝的光影与人形中，才领略到自我应驻足之所处于何处。他有意远离本质主义话语，从无法理喻和旋转的空间，重新找到自己可以栖息的地方。
从本质上说，宁肯的追求带有某些玄学意味，从《我的二十世纪》《思想的烟斗》《未选择的路》几本书中能看出作者对现代主义感受的某些认同。而一些域外散文则没有通常游记的意味，类似哲学随笔和先锋派小说家的低语。《虚构的旅行》里的欧洲风景是异质文化里的各种猎奇感的幻化式表达，在巴黎与心中的萨特和加缪对话，于阿姆斯特丹则面对着梵高、塞尚的图景一遍遍追问。酒吧、咖啡店、商铺在他的笔下都浮动着精神暗香，由此谛听那些远处的声音。这些使作者获得了现代性的想象，一洗时间深处的积尘，沐浴在窄门之外的光泽里。而在《布拉格精神》里，宁肯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酒馆、河流、高高的教堂顶端，以及卡夫卡、赫拉巴尔的遗迹里发现精神的星光，也袒露出心曲，他的审美观与价值观都于此得到表述：“我从不觉得李白、歌德、托尔斯泰是我内心深处的依靠，但卡夫卡是，凯尔泰斯是，梵高是，所有弱的天才，黑暗中的天才，都是，某种意义他们是人类的另一种依靠。”这种独白，使面前的街市、电车声和河光的细节变为概念，这些诗化的词语背后是现代哲学的碎片，故事与风景并不重要，对精神太阳的寻找才更有诱惑力。宁肯以现代都市反摩登的摩登语言，砌成了一座通天之塔。
酒吧、咖啡店、商铺在他的笔下都浮动着精神暗香，由此谛听那些远处的声音。这些使作者获得了现代性的想象，一洗时间深处的积尘，沐浴在窄门之外的光泽里。
这样的写作切掉了历史之影，以断裂的方式，放逐自我，在自己熟悉的故土，成为异乡之人。
到了耳顺之年后，宁肯的写作依然保持着青春的语态，以此对抗着衰老。这种逆行式的写作可能会遗漏生命季节里的纹理，市井里的烟火也淡化了。他快意于对写实主义的偏离，在意识的深处，写意才是根本。但这种写意又非古代墨客的自我吟哦，而是现代主义感觉碎片的散落，这不仅与老舍的传统殊远，也与汪曾祺那代人颇为不同。他与周晓枫相似，似乎都不愿意滞于古都文脉，而是变为精神地图上的远行者。这样的写作切掉了历史之影，以断裂的方式，放逐自我，在自己熟悉的故土，成为异乡之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34 页。
[2]李静：《王小波二题》，《新中国北京文艺 60 年1949—2009文学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页。
[3]周晓枫：《与姜广平先生对话》，载《周晓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5 页。
[4]孟繁华：《散文的气质》，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05 页。
[5]周晓枫：《困兽之吻》，中信出版集团 2021 年版，第 333 页。
[6]宁肯：《我与北京》，载《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张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