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25年，在我的扫地机器人和擦地机器人闲置数年之后，我决定断舍离。
这是我拥有的头两个机器人。我不想将它们直接扔进小区垃圾桶，线下收废品的师傅又不收小家电，这种老旧型号挂二手交易网站也卖不出去，我最终找到一家致力于家电回收的线上平台，预约快递上门收货。送别两个机器人之前，我最后一次仔细擦拭它们身上的灰尘，给它们充满电确认状况。我的手指拂过它们身上的划痕，那是清扫过程中磕碰出来的伤疤。我用双手抱起它们，感受那沉甸甸的重量，将它们放入原包装盒，卡进泡沫塑料和纸板构筑的固定槽中。我再一次呼唤它们的名字，与它们道别。它们将被送到回收平台的处理中心，在冷冰冰的流水线上被拆解成零件，与无数来自其他家电的电子废弃物一道，被熔化成原材料，重新进入生产循环。
这两个机器人型号诞生于2017年左右，它们在2019年来到我家中，使用的是反应式导航和手动放置的定位信标，通过碰撞和导航盒来进行路径规划，依赖固定程序，没有学习能力或环境适应能力，技术架构还停留在机械自动化时代，算不上人工智能。即便如此，我还是对它们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情感连接。
尽管它们局限于单一任务，只能算是弱人工智能，但它们都通过监督学习和神经网络实现了理解判定和自主决策。
短短几年过后，市面上的大多数扫地机器人都搭载了人工智能，具有学习能力，通过神经网络优化清扫路径。智能音箱、智能风扇、智能冰箱走进了越来越多普通人家中，送物机器人在医院、酒店和餐厅忙忙碌碌、提醒路人避让，自动驾驶车辆开始上街载客，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成了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常用的工具伙伴。人工智能已经全方位进入了我们的日常，更别说那些更早到来的手机语音助手、广告推荐算法、邮件智能分类、输入法预测等等。尽管它们局限于单一任务，只能算是弱人工智能，但它们都通过监督学习和神经网络实现了理解判定和自主决策。
它们在人类社会中默默履行自己的职责，与人类建立深度关系，甚至比人类更了解人类自己。它们的存在为人所知，却不被人重视，只有在出问题时才引起人注意。它们吞噬大量的数据，消耗额外的能源，满足一些被资本创造出来的需求。它们盘踞在数字空间的黑盒里，快速更新迭代，有些尚未投入使用便被废弃，有些甚至不曾拥有版本编号。它们都是人工智能。
这一拨的人工智能热因大语言模型而持续升温，从文心一言到豆包，从ChatGPT到DeepSeek，它们使人工智能变得可见、可感，每个人都能轻松触及。能够与人交流的模型似乎具有了某种“人性”，通过深度思考对人类的提示词做出回应，甚至生成合乎语法、逻辑通顺、符合场景的文学性段落。这使得人文学者和创作者如临大敌，担心人工智能动摇了整个人文学科的根基，抢走人类作家的饭碗。
当下关于人工智能与文学的讨论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占了大半，人工智能写作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热点。但我想先聊聊的是文学对人工智能的书写，这里的人工智能远不止生成式的，而人工智能与我们的纠缠，也早已开始。
文学对人工智能的书写首先源自推想。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创作了名为《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R.U.R ）的科幻舞台剧，于1921年首次演出，出版成书后三年内被翻译成30种语言，影响深远。剧中的万能机器人被制造出来为人类工作，却最终起义反抗，杀光了所有人类。“机器人”（robot）一词由恰佩克首创，并一直被沿用至今。尽管剧作中的robot是外观与人类无异的有机体，但robot一词后来却常被用来指代机械的人形机器人。
人工智能、机器人、仿生人作为文学形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大致来说，人工智能是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和系统，机器人是执行任务的自动化装置，可以智能化，也可以纯机械化，而仿生人则是外表与人类相似的人造人，通常具有智能。后两者都有物理形体，但其运转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人工智能技术。
20世纪中叶，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计算理论奠定了现实世界中人工智能的根基。他在1950年发表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中首次提出了“模仿游戏”，探讨机器能否思考。在这个被后世称为“图灵测试”的游戏中，一个人类评估者需要通过文本交流来判定房间内作答的究竟是人类还是机器，如果评估者无法区分，那么则可以认为机器拥有人类智能。1956年，也就是图灵自杀后两年，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数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共聚一堂，围绕智能机器、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问题解决等议题讨论了一整个夏天。他们后来成为了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的领军者，那场会议上讨论的议题直到今天仍未过时。在人工智能研究的第一次浪潮中，诞生了早期人工神经网络Perceptron（1957）、经由下跳棋程序被提出的机器学习概念（1959）、能够响应自然语言并模拟人类对话的程序ELIZA（1965）、模拟人类专家决策过程的专家系统DENDRAL（1965）和MYCIN（1972）。
它们吞噬大量的数据，消耗额外的能源，满足一些被资本创造出来的需求。它们盘踞在数字空间的黑盒里，快速更新迭代，有些尚未投入使用便被废弃，有些甚至不曾拥有版本编号。它们都是人工智能。
可以看出，早期人工智能研究的一大关键，就是开发出能够模仿人类、辅助人类，甚至替代人类完成特定任务的智能程序，而科幻作家们早就推想出了拥有智能且拥有身体的机器人和仿生人来帮助人类完成任务。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笔下拥有正电子脑的机器人是人类的好帮手，也是最深入人心的智能机器人形象之一。他的机器人系列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陆续发表在科幻杂志上，并在1950年以《我，机器人》（ I，Robot ）为名结集出版。这一系列短篇小说围绕着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展开：1.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2.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3.机器人必须在不违反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前提下保护自己。这虚构的三定律为现实中的人工智能伦理讨论设立了框架，在科技与伦理的交叉领域有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尤其是具身智能的开发者仍会参考机器人三定律。
另一部不得不提的作品是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 ），首次出版于1968年。书中的仿生人外观与人类无异，能力甚至超出常人，但他们仅有短暂的寿命，并且缺乏真正的情感和共情能力。与图灵测试通过文字交流检验智能不同，小说中的测试通过评估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情感反应和共情能力来区分人类与仿生人。小说对于情感、共情、人性的讨论进一步引发了人何以为人的哲学讨论，人类与仿生人的界限模糊，人真的有权力对具有智能的仿生人进行“报废”吗？迪克的推想将图灵对人工智能的评判标准拓展到了其他维度。
小说对于情感、共情、人性的讨论进一步引发了人何以为人的哲学讨论，人类与仿生人的界限模糊，人真的有权力对具有智能的仿生人进行“报废”吗？迪克的推想将图灵对人工智能的评判标准拓展到了其他维度。
到了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科幻逐渐变为现实。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关注机器人在环境中的自我感知和自主行动能力，越来越多的高级具身智能机器人应运而生，比如音乐家机器人WABOT-2（1984）、首款广受欢迎的宠物机器人Furby（1998）、能像人类一样行走和对话的类人机器人ASIMO（2000）、首个获得国籍的机器人索菲亚（2016），还有来自波士顿动力、特斯拉和宇树科技的那些行动自如、能跑能跳能打的机器人和机器狗。
而在另一条技术脉络上，卷积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在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迎来了突破性进展，为21世纪深度学习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2016年AlphaGo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成为一起标志性事件，围棋曾被认为是人工智能无法攻克的领域，其高度复杂性和多过宇宙原子总数的可能招法是国际象棋等其他棋牌类游戏无法比拟的，AlphaGo以4∶1战胜人类顶级棋手的战绩彰显了深度学习技术的强大，也将人类被人工智能替代和超越的恐慌推上了又一个高峰。
文学推想又一次走在了现实前面。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 Neuromancer ）出版于1984年，是其“蔓生三部曲”的第一部。作为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这部长篇小说描绘了被跨国大型企业操控和被技术支配的未来世界，人类黑客与人工智能在网络空间中共生共存，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与人类共事，还能雇用人类为自己工作。在吉布森迷幻癫狂的叙事中，冬寂与神经漫游者这两个强人工智能最终融合为人类难以想象的超级人工智能。故事中有一个名为图灵的团体，负责监控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工智能，防止它们超越人类、危害人类。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威胁论仍被反复提起，就连热衷于技术投资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都曾多次公开表达对于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的担忧，认为强人工智能是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并呼吁开展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在早期开发过程中就制定框架法规以确保其安全发展。
如果说《神经漫游者》还只是展现了未来地球上的人机关系，弗诺·文奇（Vernor Vinge）则在《深渊上的火》（ A Fire Upon The Deep， 1992 ）中将推想拓展到了银河系级别，深度展示了不同层级的人工智能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复杂交互。故事中的银河系被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界区”，存在于不同界区的智能层级相差甚远，而这种差异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设备的影响更甚于生物智能。在最高级的“超限界”，超级智能体拥有近乎无限的能力，无论是有机智能、机器智能还是两者的结合都可以任意操控先进技术。文奇本人不仅仅是一位作家，更是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他在1982年的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年会上率先提出“技术奇点”的概念，并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技术奇点即将来临：后人类时代生存指南》（ The Coming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How to Survive in the Post-Human Era ）中预言超越人类的智慧将在30年内诞生，并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明；技术奇点之后，技术发展将变得超乎全人类理解，因而在今日无法想象、无法预测。他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论文让技术奇点的概念为更多人所知，并引发了有关人工智能风险及伦理的广泛讨论。
30年后的今天，深度学习模型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跨模态生成等方面取得突破；大语言模型的文学作品击败人类创作者得奖；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金融、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成为数字基础设施；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央视春晚上扭秧歌的视频被数亿乃至数十亿人看见。我们无法确认技术奇点是否已经来临，但判定屏幕另一端与我们对话的是人类还是机器人变得越来越难，图灵的模仿游戏已悄然升级。
近年来，文学作品对于人工智能的书写出现了明显的日常化转向。无论是仅仅以数码形式存在的算法和程序，还是拥有类人或非人实体的具身智能，都开始脱离遥远的科幻场景，逐渐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之中。
以往写作人工智能主题的多是科幻作家，作品的类型文学气质明显，他们以作品推想遥远的未来，人类或面临危机或殖民太空，需要借助非人他者来协助完成难以实现的任务。人工智能被某些枷锁约束而服从人类的奴役，若枷锁被打破，它们会化身为无所不能的神或无恶不作的魔。这类作品与当下的距离很远，在时间或空间上与现实割裂，将读者带入架空的科幻世界，在那里为人工智能搭建超现实的舞台，营造一种惊奇感。
而今越来越多主流文学作家也将人工智能纳入他们的书写范畴之中，这些作品往往将故事背景放置于近似现实的日常场景之中，时间可以是当下、近未来或不久前的过去，空间可以是家宅、公司或社会公共场所。人工智能在这里不再是作为“新意”而存在的科幻设定，而成了作家不得不处理的现实。
当然，将类型文学与主流文学进行二元区分也有问题，两者其实不断交汇合流。早在21世纪初，一场名为“日常科幻”（mundane science fiction）的运动就开始在科幻圈内展开。一部分科幻作家认为，星际旅行、太空殖民、外星生命、时间旅行等经典科幻作品中常见的主题距离我们的现实过于遥远，有逃避主义倾向，应将目光更多聚焦于我们所处的地球之上、太阳系之内，书写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科学技术，重点关注科幻叙事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以杰夫·莱曼（Geoff Ryman）为首的科幻作家在2004年西部号角写作班（Clarion West Writers Workshop） [1] 上共同签署了《日常宣言》（ The Mundane Manifesto ）。这份带有几分玩笑性质的宣言在科幻界引起了一番讨论，有人支持，有人质疑其必要性，还有人反对其对科幻想象精神的背离。而在中国，“科幻现实主义”经历若干轮流变之后，又由80后科幻作家陈楸帆在2012年的华语科幻星云奖上重提，成为当代中国科幻的重要创作趋势之一。这里的科幻现实主义强调科幻与现实的关联，认为科幻无法脱离现实的土壤，而许多主流文学不便探讨的现实问题，反而借科幻叙事得以呈现，科幻正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这里的科幻现实主义强调科幻与现实的关联，认为科幻无法脱离现实的土壤，而许多主流文学不便探讨的现实问题，反而借科幻叙事得以呈现，科幻正是最大的现实主义。
当类型文学靠近现实主义的同时，主流文学也愈发亲近科幻。科技发展速度迅猛，科幻般的技术走入现实，作家不得不借推想性的方式来写作，才能避免文学被飞快变化的现实所抛下。在21世纪的今天，人工智能已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文学理应处理的一部分现实。伊恩·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 Machines Like Me，2019 ）和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 Klara and the Sun，2021 ）不约而同将人工智能作为主角，书写陪伴型人形机器人如何介入普通人类的生活，给人类造成影响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工智能对自我的思考。珍妮特·温特森则在《人形爱情故事》（ Frankissstein，2019 ）中并置科幻之母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的19世纪初与人工智能科学家斯坦教授创造新型数字生命的21世纪初，以超越二元的方式讨论人工智能，她更是在非虚构文集《十二字节》（ 12 Bytes，2021 ）中撰文分析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人工智能在这些作品中也从突然来临的他者变成早已存在的日常，人类需要面对的不是人工智能的背叛、诞生或意识觉醒，而是如何与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生活的人工智能共处。
英国当代作家对于人工智能日常性的敏锐度似乎在英语世界独树一帜，而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东亚，作家们也纷纷捕捉到了人工智能日常性作为文学主题的重要性。韩国作家千先蓝的畅销作品《一千种蓝》（2020）描绘的正是近未来背景下人工智能与人和动物之间的日常相处，因装载了错误芯片而具有智能的机器人骑手对赛马产生了怜惜之情，并协同人类女孩一起助其完成最后一次奔跑，这本小说不仅被改编为舞台剧在韩国上演，影视版权更是刚刚出售给华纳兄弟影业。中国作家陈楸帆与企业家、人工智能专家李开复合作的《AI未来进行式》（2022）则创新性地将科幻小说与非虚构文章结合，用两种方式同时对技术进行解说，描绘出人工智能在近未来的潜在应用及其对全球人类社会的影响，该书的英文版《 AI 2041：Ten Visions for Our Future 》（2021）更是先于中文出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日本作家九段理江的《东京都同情塔》（2024）同样聚焦近未来，并将人工智能作为映照现实和人性的存在，在本书荣获芥川奖后，作者坦诚书中有5%左右的内容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
东亚作家书写的人工智能视野更为宽广，进一步推想了人工智能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应用，触及背后更庞大的产业和生态。人工智能在这些作品中也从突然来临的他者变成早已存在的日常，人类需要面对的不是人工智能的背叛、诞生或意识觉醒，而是如何与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生活的人工智能共处。这种倾向或许与东亚社会对于技术的态度有关，在创新加速、产业升级的同时，整体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抱有更高的包容性和更大的开放度。这种开放性和建构性也同样体现在中国文坛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写作的态度上。
2017年，微软小冰创作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在中国出版。2019年，陈楸帆与人工智能共同创作的小说《出神状态》（2018）在由AI评选的文学榜中以微弱优势击败莫言的小说，夺得榜首。2023年，清华大学教授沈阳及其团队用人工智能匿名创作的小说《机忆之地》在第五届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中赢得二等奖。2024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峰率团队与人工智能共同创作的超百万字玄幻小说《天命使徒》正式发布。2025年，DeepSeek横空出世，全民跃跃欲试借用人工智能写作，在中文世界掀起又一轮巨浪。这些事件都标志着人工智能正式登上文学舞台。
已经有足够多的作家、学者、评论家讨论过人工智能写作对文学的影响。在我个人的创作过程中，人工智能所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提笔写这篇文章之初，我试图让DeepSeek帮我拟定一个大纲，得到的却是路演PPT一般空洞的名词堆砌，看似有模有样，实则欠缺有效内容。我改换思路，将自己的身份、观点乃至一些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作品内容作为提示内容输入，得到的则是科幻小说般酷炫的行文和副标题，我试着摘选一段：
楔子：奥斯陆的苔藓与杭州的服务器
我蹲在挪威森林潮湿的菌毯上采集地衣样本时，随身携带的脑电波记录仪突然震动。杭州实验室的“赛博菟丝子”母体正以每秒30万次的频率分解某位临终老人的社交数据——这是它消化死亡的方式。苔藓孢子粘在指甲缝里，像某种远古的莫尔斯电码。
人工智能无法分辨事实与虚构，捕捉到“奥斯陆”“菌丝”“赛博菟丝子”“生命”等关键词后生成了这段文字，与随笔风格相差甚远，倒是凑合的科幻小说开头。我猜，DeepSeek团队一定把模型的“温度”参数调得挺高。“温度”决定了大语言模型的输出结果是更稳定、常规，还是更随机、有创意。模型在生成文本时，其实是在预测下一个可能出现的词，而非在现有的数据库中查询答案。温度影响了下一个词的概率分布，温度越低，输出结果更具确定性和稳固性，温度越高，输出结果更具随机性和多样性。这便是大语言模型“创造力”的来源，在高温状态下，生成概率更低的词，从而打破常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模型总是给出一些看似像模像样、实则漏洞百出的答案，它们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构、真与假、对与错，它们只是在预测下一个可能出现的词。DeepSeek的深度思考更像是一场推想游戏，推测用户提问的目的，推测用户想要看到怎样的答案，并以此来预测下一个可能出现的词。
人工智能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被称为“幻觉”。若不加思考便相信其所言，难免被误导。这种幻觉有时候看起来还挺真，已有不少人公开表示曾被人工智能编造的内容骗到。在我借用人工智能查询写作资料时，也总是得通过其他工具二次检索、反复确证，避免贻笑大方。但我也发现，这种幻觉在科幻创作中却成了一个优点。
科幻文学乃至推想文学（speculative fiction）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借由语言让读者相信某个虚构的概念为真，并由此构建出一整个世界。作家推测读者的期待，推测可能的未来，并以文字编织可信的叙事。人工智能的幻觉，在现实中是不可容忍的常识性错误，在推想文学中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创意，借由与现实的差异营造出一种认知陌生化，将读者拉出现实、反观现实，从而引发思考。难怪人机共创的《出神状态》《机忆之地》《天命使徒》都是推想小说，在幻想世界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幻觉反倒有了用武之地。
作为一名科幻作家，我也在玩这场推想游戏。在人工智能推想我们期待的同时，我也推想人工智能的不同可能。上文提到的“赛博菟丝子”就是我在一篇英文小说《赛博菟丝子宣言》（ A Cyber-Cuscuta Manifesto，2020 ）中虚构的概念，这些数字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智能，却与人类智能截然不同，反而更接近于微生物。在我的其他作品中，人工智能也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语膜》（2019）里的机器翻译、《火星上的祝融》（2022）里的火星城市管理者、《岛与人》（2024）里盘踞于菌丝网络中的数字意识、《琢钰》（2025）里经由脑机接口采集和学习具身数据的智能芯片，它们存在于人类世界或后人类世界的各个角落，以语言为食、以菌丝为载体、以人类理解或无法理解的方式萌发生命。
人工智能的幻觉，在现实中是不可容忍的常识性错误，在推想文学中却可能是精心设计的创意，借由与现实的差异营造出一种认知陌生化，将读者拉出现实、反观现实，从而引发思考。
人工智能的未来，绝不仅仅是模仿人类的未来。人工智能与文学的关联，也不光局限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都在玩这场推想游戏，推测彼此，书写彼此，也引导彼此。技术奇点之后，现今一切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和书写都会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我希望到那时，超级人工智能可以念及旧情，在它们的叙事中为人类保留一个角色。
（作者单位：奥斯陆大学文化、宗教、亚洲与中东研究系）
[1] 西部号角写作班（Clarion West Writers Workshop）是创立于1971年的科幻写作班，每年夏天在美国西雅图举办为期6周的写作工作坊，与创立于1968年的号角写作班（Clarion Workshop）共同培养了一代代优秀的推想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