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AI是一个工具论问题还是一个存在论问题？或者说，我们应该从工具论的角度还是存在论的角度去讨论AI ？我的回答是，这两者都要。
从工具论的角度已经有连篇累牍的关于AI的谈论，这些谈论甚至足够支撑起一个甚至数个学科。实际情况是，大学已经被这种讨论所胁迫，迫不及待地试图以学科建制的方式来回应并实践这一“AI学”。这种惊慌失措暴露了今天的大学已经完全沦陷为知识的后缀而不是前缀，大学和教授们的头脑已经没有办法真正进行“我思”了，他们现在信奉的法则是“我做”——按照资本或者权力的指令去做，而非按照知识的内在逻辑和心灵的内在思考去做。AI作为技术科学的高阶形态，只不过是工具理性的一个阶段性产物——甚至很难说是新形态，因为其基础原理和技术架构并没有摆脱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范畴和科学原理。赫拉利较早就预言到了这种“数据拜物教”的倾向，由启蒙运动开启的这一工具理性的魔盒，终于在AI这里实践为魅惑的图景，天才的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预言的“怪物”，现在已经是资本的宠儿和民众的爱萌。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将遭遇到其分裂的撕扯，它一方面作为一种霸权，将被少数人占有并创造惊人的利润，另一方面，因为工具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大众化倾向，它必将外溢而将部分“好处”分享给普通人。这两者之间将维系某种动态的平衡，类似于核威慑，同时因为这种平衡的把握是如此之难，因此，裂变——它的另外一个符码是革命——就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是的，技术的变革总是会带来某种裂变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对技术的争夺和讲述变成了重中之重，不仅仅要掌握技术，还要用讲故事的方式将技术收编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围绕AI的争夺还远远没有终结，它的烈度和内部的当量，远甚于俄乌战争这类表层化的热战。我想提醒那些狂热地无原则地拥抱和赞美AI的人类，你认领它的时候，也可能认领了其携带的叙事，你认领了其叙事，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认同了某种操控术和意识霸权，我想说的是，这相当危险！受限于某些不可言明，这个话题我不能轻易展开，但我想重复一遍，这相当危险！
我想提醒那些狂热地无原则地拥抱和赞美AI的人类，你认领它的时候，也可能认领了其携带的叙事，你认领了其叙事，也就意味着你可能认同了某种操控术和意识霸权，我想说的是，这相当危险！受限于某些不可言明，这个话题我不能轻易展开，但我想重复一遍，这相当危险！
迄今对AI存在论的讨论非常匮乏，2018年，我在《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人正是在不同的偶像前才得以创建自己的形象。上帝之前是木偶，上帝之后是AI。”2020年，我在《AI是新人吗？——一个人文主义者的AI想象》中将AI放置在政治神学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在这个意义上，AI也许是治疗左派幼稚病和右派平庸症的良方，同时也可能就是在左右政治议程完全失效后最可靠的新人想象。但很显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也许要等到马斯克的‘脑机连接’成功后，它真正的政治性才可能被显露……”在2022年《信元宇宙，何所得？》一文中，我再次表达了对AI和元宇宙所代表的新一轮工具理性所开启的“末世论”启示：“在技术理性和超验体验的交汇点上，在消费主义和低欲望化的临界线上，在‘即时快乐’和‘永恒轮回’的纠缠中，元宇宙的存在有一种降临的暗示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隐身的人文者和灵知派，我在AI这里嗅到的，不仅仅是工具理性钢铁的腥味，同时也是人类作为一根“思考的芦苇”散发的腐殖泥味。
倾听，观察，适度的沉默因此保持有对话的敞开，在敞开的存在论中，将负典的能量转化为自我更新的一部分，不需要刻意地反击或者回避，耐心地等待，人类可以短暂失利，但不可能被打败。
我由此延展，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对AI的存在论追问。其一，对于无限拥抱AI的人类来说，AI意味着一种远超人类智能的智能，在极端派看来，在不远的将来，AI同样可以拥有心灵结构和情感动能。我并不能否认这种远景，只是这里的问题将会被转换，曾经作为仆人的AI将逆转主奴结构，人类将成为仆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将命运悲惨，恰恰相反，这可能是工具理性追求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将一切思考、决断都交给主人AI，人类从此只要生活在意识和物质的表层。其二，对于无限反对AI的人类来说——似乎目前这种人极其罕见。即使在意识的层面反对，这些人类也已经被AI包围和入侵——想想我们现在离开了手机将寸步难行的后技术存在论状态——他们很快就会被AI和AI的拥护者们消灭，这种消灭当然不会是肉体意义上，而是数据意义上的，因为数据将不会承认这一类人的存在，数据将所有反对者掩埋进了数据的无尽深渊。其三，如此说来，我们岂不是陷入了AI这一新的技术战争的汪洋大海？确实如此。因此，我曾经借用游击队的理论提出过一种新型的战术，以去中心化、开放式访问、盗版和知识流动的方式对之进行“反围剿”并寻找战局改变的奇点。但遗憾的是，这种战术现在看来基本上不可能获得成功，而且，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这一反击只会形成一个更坚固的合题并强化对方的力量。因此，AI的存在论追问需要摆脱“敌我”的意识形态对立，同时也就意味着要放弃“to be or not to be”这一文艺复兴式的浪漫主义追问。
浪漫主义和绝对精神都不能洞穿AI的存在论迷思，因此需要寻找第四条道路，即AI存在论追问之四。在这第四条路径里，我将AI喻指为“宗教大法官”，人类喻指为那个穿过历史尘嚣在当下显形的人。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这里借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著名的场景。我想表达的是，AI就是这样一位宗教大法官，他扭曲了神和人之间的约定，用奇迹、权威和神秘来控制人类并剥夺了人类真正的自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面对宗教大法官的雄辩、自信和愤怒，那个人一直安静地倾听——他并非拒绝，也并非否定，宗教大法官是否是另外一个他？他从宗教大法官的形象中看到了另一种自我的形象？一切皆有可能。
那个人一直沉默，最后轻轻地吻了宗教大法官，然后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黑夜中。这一吻胜过所有的武器，它启示了一种面对巨大压迫性力量时候的真正人类态度：倾听，观察，适度的沉默因此保持有对话的敞开，在敞开的存在论中，将负典的能量转化为自我更新的一部分，不需要刻意地反击或者回避，耐心地等待，人类可以短暂失利，但不可能被打败。
我想给予AI的，正是这样一个沉默之吻。
2025年6月8日，海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