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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4年，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女性题材电影、电视剧在各大平台先后推出，女性题材影视作品的崛起受到广泛关注，这一年也因此被观众和评论者称为“女性主义影视元年” [1] 。其中，讲述张桂梅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事迹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反响尤为突出，各项收视数据、评价指标均突破国产剧多年以来的纪录，成为2024年现象级的影视作品。
2024年9月，以张桂梅为原型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播出后社会反响极为热烈，豆瓣评分一路涨至9.6，成为近九年国产剧最高分。该剧将主流价值宣传导向和商业市场导向有机结合，打造出兼具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新英模剧”，探索出一种全新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制作方式。在叙事上，该剧以紧凑的情节段落和有张力的情感表达调动观众共鸣，塑造出具有感染力的“当代女性共产党员”形象，并在着重表现张桂梅事迹中建构新型女性主体和女性关系、在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传统下推进女性解放实践等核心要素，创造出一种既植根于当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又契合于当下社会心理和情感结构的大众文化叙事范式。
2023年底，同样以张桂梅事迹为原型的电影《我本是高山》上映，受到广泛差评，上映一个月累计票房不到9000万元人民币，亏损近5000万元，至今未在豆瓣网开分。 [2] 由于前期同题材作品的失败，《山花烂漫时》在播出前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和期待。而自2024年9月10日《山花烂漫时》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并在腾讯视频同步上线后，社会反响极为热烈，引发观众强烈情感共鸣，收视率持续飙升。国庆前夕，《山花烂漫时》在央视收官，豆瓣开分即以9.0的高分成为2024年国产电视剧豆瓣最高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口碑发酵，评分最终涨至9.6分，成为近九年豆瓣国产剧评分第一名。该剧首播期间，平均收视率、到达率、忠实度三项指标均在同期热播的所有剧目中位列第一，累计收视户次突破8.8亿，总体触达观众超过2亿人。 [3]
相比于近年来其他较为成功的主旋律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破圈程度高，在年轻观众群体中引起的反响更热烈，电视剧同名微博话题阅读量破2.8亿，讨论量超78万，抖音总播放量破21亿，相关话题登上小红书热点TOP 1。 [4] 在该剧的豆瓣评论区，最有热度的话题是“蔡桂芝×谷雨：我们是对方的天才女友”“《山花烂漫时》版的张桂梅终于对味了”。 [5] 在小红书上，很多年轻观众热烈地表达着他们对这部剧的喜爱：“请不要被这件事本身的崇高和庄重吓退，《山花烂漫时》绝对是一部笑中带泪、即使上完一天班半夜还在改文稿拖着一身疲惫也能轻松接受的剧，不会加重精神的任何负担。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请看《山花烂漫时》！” [6] 在2024年底，梳理该年度重要影视作品的评论文章中，《山花烂漫时》也被称为“一份近乎满分的答卷”“当之无愧的2024年国产剧集黑马”。 [7]
《山花烂漫时》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的事迹改编，讲述了以张桂梅为代表的基层共产党员创建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帮助贫困山区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这样一部以英模人物事迹为主题的主旋律电视剧，为何能够获得观众如此高度的认同和真情实感的喜爱？在接受层面超乎寻常的热烈反响，让这部剧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个案。在观众的评价和主创团队的讲述中，《山花烂漫时》同时拥有多个标签，既是典型的主旋律英模剧，也是大女主创业剧、青春校园剧，“高燃”“热血女高”“一个五十岁女人的热血番”“中国最好的青春剧” [8] 是各类评论文章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叙事的多重话语空间让这部剧拥有多元的受众群体，其中有基层扶贫问题的关注者，有女性主义立场的持有者，也有通过应试教育和高考实现阶层跃升的亲历者。剧中对于基层女性教育难题的呈现，对“大女主”形象的塑造，对亲密健康的“女性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对于何为“共产党员”、何谓“信仰”的阐释，都构成了观众在接受这部电视剧时的观看重点。
“英模剧”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文艺类型，从20世纪50年代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较长的生产制作脉络，形成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下独特的文艺传统。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新的时代主旋律，爱国主义的时代底色得到进一步强化，主流话语对于塑造时代英雄、引领社会风尚给予更高程度的重视。2019年以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一百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先后到来，“共和国勋章”“时代楷模”“七一勋章”等重大先进典型荣誉称号相继颁发，一批英雄模范人物集中涌现并受到广泛宣传，在全社会进一步强化了崇尚英雄、追慕模范的话语指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以英雄模范人物为主人公的影视作品先后推出，从2021年讲述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事迹的《功勋》到2022年以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再到2024年以张桂梅为原型的《山花烂漫时》，将英模剧推向了一个小高潮，使其成为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以上几部电视剧豆瓣评分均在9.0以上，相较于传统英模剧，它们表现的内容更具有当下时代特征，表现方式更新颖，打开了英模剧这一影视作品类型的新面向。
其中，《山花烂漫时》的“新”表现得最为突出。相比于以往的英模剧，《山花烂漫时》是一次更为典型的商业制作，它通过主旋律与商业性的完美融合，打造出一种全新的英模事迹书写范式。这部剧的商业性首先与题材本身所蕴含的话语空间有关。张桂梅的故事本身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其中包含教育、扶贫等社会发展的重要面向，也关涉性别、城乡、地域等多重话语维度，在一个故事中集合了多个大众关心的公共议题。早在2020年，歆光影业制片人李行看到关于张桂梅的新闻，“直觉这是一个很好看的故事”。2021年，张桂梅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后，这一项目正式开始筹备，歆光影业团队深入云南省华坪县对张桂梅及相关人员进行采访，并寻找可以共同开发《山花烂漫时》电视剧的合作方。腾讯在线视频影视内容制作部副总经理黄杰听完李行讲述的采访故事后，认为“这会是一个有共鸣、有突破的题材”，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意向。 [9] 主创团队敏锐地把握到这个题材的丰富性和社会关注度，并对其进行了符合受众期待的表达。尤其是在对大众文化热点的女性议题的处理上，《山花烂漫时》注重表现女性主体性生成的过程，建构积极良好的女性关系模式，为基层女性问题打开了富有生命力的空间；在表现人物具体行动的同时不忽略话语层面的建构，将女性主义表达自然融入对话和情节之中，既坚决有力，又不失温和轻松，在不同层面上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预期，是一次成功的女性题材尝试。
但主创团队将创业剧、青春校园剧、大女主剧等多种商业影视类型融入其中，将大众文化流行的叙事元素与英模事迹巧妙结合。
此外，《山花烂漫时》的商业性也与电视剧讲述故事的方式密切相关。虽然这部剧在主基调上属于主旋律英模剧，但主创团队将创业剧、青春校园剧、大女主剧等多种商业影视类型融入其中，将大众文化流行的叙事元素与英模事迹巧妙结合。在“创业”元素上，主创团队有意识地用“创业剧”的方式打开英模事迹，解放从结果“倒推”的英模叙事思维，而是从张桂梅产生办女高的想法写起，把“不确定性”作为重要的叙事基调和叙事动力 [10] ，张桂梅和老师、学生、基层干部们不断克服困难、化解危机的故事，带给观众创业剧特有的“打怪升级”的“爽文感”。在“青春校园”元素方面，《山花烂漫时》没有将“大山里的女校”呈现为一种遥远的奇观化场景，而是塑造出极具“青春感”的“热血校园”故事，尽管剧中所呈现的生活状态与受众的个体经验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但青春成长、校园生活、应试教育模式、高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阶层流动，作为中国当代社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资源，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引起共情，召唤起观众对于“青春”的回忆和想象。在“大女主”形象方面，不同于此前新闻报道以及电影《我本是高山》中对其坚韧牺牲、积劳成疾等特点的突出表现，《山花烂漫时》有意将张桂梅塑造为一个目标坚定、能力超群、有智慧的强大女性，同时也是一个爽朗、可爱、自带幽默感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一方面削弱了英模题材本身的严肃性、沉重性，让英模人物成为观众喜爱、理解和共情的丰富个体；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女性主体性建构实践，区别于既往很多影视剧作为营销亮点但却经不住推敲的“大女主”形象，《山花烂漫时》将张桂梅塑造为一个拥有强大精神内核、永远在行动、能够给他人传递力量的女性形象，让这一形象受到观众认可，被评价为“真正的大女主”。
对题材的准确定位、对市场的预判以及叙事上的创新元素，让《山花烂漫时》成为一次成功的商业制作，然而作为以央视为第一出品方的主旋律英模剧，其生产制作也必然具有价值宣传的导向和“非商业”的特征。在主创团队进行为期两年的采访并写出剧本初版后，导演费振翔对剧本中“一板一眼”、不够生动的人物形象感到不满意，但如果在当时的节点上推翻剧本重来，平台和出品方都要经受极大的时间、预算压力。在费振翔感到顾虑时，歆光影业集团总裁康捷的观点让他坚定了信心：“我们想做的是让更多人看到张桂梅这个人，这不是做一个商业项目。” [11] 在这样的理念下，主创团队开始重新改写、打磨剧本，最终电视剧呈现的喜剧性元素以及人物群像之间的密切互动，都是在这次大幅度的修改中加入的。“商业性”与“非商业性”的结合，让《山花烂漫时》实现了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双赢，探索出一种全新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制作方式。
在英模主题文艺作品创作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行为动力机制的建构是叙事的核心。与其他现实主义题材相比，有人物原型的故事更难给观众带来新鲜感，客观存在的人物和事实也让创作可以发挥的空间更为有限。在《山花烂漫时》播出前，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存在大量关于张桂梅的前文本，其中官方媒体的报道大多强调她的付出和牺牲，张桂梅的形象也较为严肃、沉重；电影《我本是高山》将张桂梅坚持办学的动力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亡夫的思念，这样的处理方式在网络上受到广泛的批评。如何立足于真实的人物和事迹，塑造出与前文本有所不同的、更具亮点和魅力的人物形象，是《山花烂漫时》的创作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在今天，如何把英模故事中有关政治的部分重新带回大众文化中？这是英模叙事的难点所在，未能处理好这一问题也是此前电影《我本是高山》失败的核心原因。而《山花烂漫时》选择直面，探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今天大众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与作用路径。主创团队通过多次对张桂梅的深度采访，力图还原她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历程，并在剧情设计中通过清晰完整的叙事段落，讲清楚张桂梅的思想基础、办学动力、办学过程中的重重困难及其克服过程，以跌宕紧凑的叙事和有张力的情感表达调动观众共鸣。电视剧着力于塑造张桂梅作为“当代女性共产党员”的形象，突出“共产党员”的信仰话语和“女性”的性别话语，同时也通过方言运用和神态动作设计，在其形象中加入喜剧性元素，让剧中的张桂梅一方面成为当下主旋律叙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崭新人物，另一方面也因其可爱、有趣、富有个人魅力的形象而得到观众的喜爱、理解与共情。
要讲清楚张桂梅的信仰根基和行为动力，需要对其人生经历和思想资源进行追溯，并依托于大众文化特有的表现形式进行表达。张桂梅1957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在她少年时期的20世纪50—60年代，重工业高速发展的东北洋溢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文化，艰苦奋斗精神、爱国奉献情怀以及“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社会主义性别文化观念，深刻地塑造了她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张桂梅的青少年时期深受革命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她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江姐，我一生的榜样》中回忆道，自己在小学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成为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后感到无比光荣自豪。读中学时，学校排练歌剧《江姐》，张桂梅被选为主演，江姐的“美”“忠诚”“纯粹”让她钦佩和感动，她说：“演江姐、学江姐，她的坚强，她的忠诚，她的坚定信仰，她的无畏，成了我一生的楷模。当时，我便暗下决心，要以她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12] 1974年，17岁的张桂梅跟随参加“三线建设”的姐姐来到云南省中甸县，在迪庆州中甸林场工作，成为一名援边知青。
作为一部23集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将有限的叙事篇幅放在“办女高”这一主体情节上，没有对张桂梅的成长背景和知青经历进行直接表现，但却鲜明地表现出她身上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印记——实际上，张桂梅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立起来的。在外在形象上，张桂梅很像李双双这一类20世纪50年代被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女性形象，一种健壮、爽利而张扬的女性形象，虽然张桂梅在现实中和剧中都是多病的，但她的身体散发出一种超越疾病的能量和强悍的气质；在语言上，张桂梅的东北方言自带爽朗、幽默、干练的特质，她说话的方式源自社会主义传统，带有明显的20世纪50—70年代的话语特色，比如“有没有信心，敢不敢胜利”“甩开膀子干”这一类语言，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动员方式；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张桂梅风风火火、快言快语、雷厉风行而又粗中有细的性格特点，绝对的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对人为努力可以战胜一切客观困难的信心，也来源于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在思想资源方面，张桂梅崇拜江姐等革命英雄人物，喜欢《红梅赞》等红歌，喜欢毛泽东诗词……这些社会主义中国经典的文化资源，在张桂梅的故事中得到复现。在剧中，这些文化符号往往在情感高潮时出现，比如她差点被夺走校长职务时，在楼顶唱《红梅赞》；在女高因为没钱交电费停电的夜晚，听到学生朗诵《沁园春·长沙》，心境顿时豁然开朗；多年并肩战斗的同事陈四海辞职离开的时候，流着泪唱《送战友》为他送行……电视剧将这些文化符号嵌入张桂梅的形象中，表现出张桂梅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浸染和教育中成长的人，通过凸显张桂梅身上的社会主义传统特质，进行了一种联通历史与当下的努力。
《山花烂漫时》选择直面，探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今天大众文化中的表现形式与作用路径。
张桂梅是在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浸染和教育中成长的人，通过凸显张桂梅身上的社会主义传统特质，进行了一种联通历史与当下的努力。
在现实中，张桂梅这一英模人物的出现，彰显了革命年代话语在当下的延续和作用方式。张桂梅信仰的坚定和自洽，彰显出革命话语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结构的深刻塑造；而《山花烂漫时》对张桂梅信仰的书写能够打动今天的观众，也印证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情感伦理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之中，或者说潜在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依托于具体的文化表达实践，依然可以发生切实的作用。
《山花烂漫时》对张桂梅信仰的书写能够打动今天的观众，也印证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情感伦理依然存在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之中，或者说潜在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依托于具体的文化表达实践，依然可以发生切实的作用。
作为一部以女性为题材且具有自觉性别意识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也注重呈现张桂梅身上关于“女性”的部分。电视剧没有刻意将张桂梅的动力单一地归结于共产主义信仰，而是挖掘张桂梅作为个体的独特性和丰富向度，将信仰叙事与当代女性独有的生命经验深度融合。电视剧在第16集通过张桂梅对往事的回忆，对她的前史进行书写：她与丈夫相识相恋，结婚以后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丈夫去世以后她悲痛地离开大理来到华坪，不幸身患重病，是党组织、妇联和华坪的群众给她捐款，挽救了她的生命，一位农村妇女把回家的路费捐给她，对她说“你不能死，大山里不缺我们这样的人，缺的是你这样的人” [13] 。这样的经历让她希望回报华坪这片土地：“是华坪的乡亲们救了我，是华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4] ；党组织、妇联和普通的农村妇女对她的帮助，让她看到大山里女性的艰难和善良，感受到女性之间共情与互助的力量，同时也让她建立起自身的身份体认，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比我还苦还难的女人” [15] ，所以在重获新生之后，她立志用自己的余生去帮助她们。
由此，《山花烂漫时》塑造出一个真实、具有感染力的“当代女性共产党员”形象。在信仰层面，她的信仰不是从虚空中来，是从她的成长背景、从中国历史上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中来的，也是从个人重大人生转折的经历中来的，“她的个人生活经历驱动她靠近信仰，信仰又反过来支撑反哺，为她提供力量”。在性别层面，她有着鲜明的“身为女性”的性别自觉，她深度共情大山里的女性境遇：“但凡家里有点钱，被送出去上学的都是男孩，被牺牲的都是女孩” [16] ，也对自己的行为有着明确的认知：“要跟已经扎根千百年的宗法观念对抗” [17] 。因此在电视剧中，张桂梅的形象是立得住的，她的行为动力是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这也是电视剧实现成功的英模塑造和主旋律叙事的关键原因。
在对张桂梅信仰的书写方式上，《山花烂漫时》有意区别于媒体报道中严肃、沉重、牺牲的一面，而是抓住张桂梅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实际上这是共产主义信仰的一部分，也是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气质。总编剧袁子弹将其总结为“唯乐观与热爱能成就伟业”，她认为“要写张老师的难，更要写张老师的强，这个强既表现在她永远有行动、永远有方法，更表现在她乐观积极的态度”，“极力去写她的乐在其中，写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18]
制片人李行说：“每次一个东西爆火了，需要用专业的视角去看是哪个环节让它变好的。” [19] 《山花烂漫时》的剧本通过长期打磨，以有技巧的故事讲述方式让观众看到张桂梅这个人物以及她所从事的事业。电视剧以四个主要的叙事段落组织情节，在每个叙事段落内部都包括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情节模式凸显张桂梅所面临的困难、她行为的必要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她的乐观、坚定和极强的行动力。这四个情节段落分别是：张桂梅希望创办女高但经费不足—参加党代会受到关注，成功建起女高；女高资金不足、老师辞职，面临办不下去的危险—张桂梅四处筹款，用红色教育团结凝聚师生；女高第一届高三成绩差，升学率堪忧—张桂梅带领学生共同奋战，用填志愿、开解压大会等方式鼓舞士气；随着时代发展，更年轻的一代学生出现新的问题—张桂梅和老师们以新的理念和方式教育培养学生。在每一个情节段落中，张桂梅面对困难都从不停留于挫败和抱怨，而总是处在行动当中，用具体的行动对抗现实困境，电视剧以张桂梅及其周围人的行动作为推动叙事的动力。
“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叙事模式看似是较为传统的，但正是这样基本的叙事技巧，让张桂梅的行为逻辑清晰明了、触动人心。电视剧一开头，第一个场景就是谷雨被迫决定辍学嫁人，张桂梅前来营救，直接把山区女孩面临的困境呈现在观众眼前。区别于电影《我本是高山》中看不到张桂梅办女高的动因、山区女孩亟须帮助的状态，以及因此让观众无法实现共情的问题，《山花烂漫时》用“讲好故事”的理念和技巧让人物形象和行为动机变得可见、可知、可感。电视剧没有过多地让张桂梅进行关于信仰的自我表述，没有在理念上唱高调，而是通过表现她的具体行动，“日常的、忙忙叨叨的、永远在干着具体事情” [20] ，塑造出这个坚定的、纯粹的、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绝对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形象。传统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信仰”或者说“党性”可能不是所有受众都可以顺利感知和接受的，而《山花烂漫时》在关于张桂梅信仰的书写中，着力凸显其中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特质，通过张桂梅和她身边的群像人物反复书写理想与现实的对峙和交融，将共产主义信仰落实到对有意义的事情的坚持、对理想的追求、对困境的超越，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召唤观众共情。
《山花烂漫时》的信仰书写不是写张桂梅一个人的信仰，而是写一群人的信仰，写张桂梅以自身信仰对周围人的动员和感召，以及人与人信仰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激荡。主创团队在创作过程中着重表现群像，这不是一个《武训传》式的依靠个人慈善心办教育的故事，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依托基层治理体系处理教育、女性、扶贫等问题的故事。因此在电视剧叙事中，基层干部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支持是女高办成的必要因素。张桂梅对基层干部以及女高老师的动员，可以看作“信仰”在当下语境中如何被看待、被表述、被认同的叙事。对于马县长、周局长等基层干部，张桂梅所坚持的信仰是一种“召唤”的过程。马、周两人的塑造带有喜剧色彩，他们的形象体现出一种当下文化中常见的对基层干部的想象：在千头万绪的基层工作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往往忙于应付具体的事务，而缺乏敢想敢干的决心，虽然深知基层社会存在的问题，但囿于现实的困境而倾向于将问题搁置。张桂梅以“死缠烂打”的执着和“拼命硬干”的决心打动马、周两位基层干部，实际上是在推动他们进行一种对“党员”身份的重新发现和体认，让他们在“庸常”中再次发现“理想”，召唤普通人身上的理想主义面向。在电视剧中，这种感召确实是有效的，在张桂梅因为职称限制当不上女高校长的时候，周局长劝说马县长打破教条，因为“只有张桂梅愿意当这个愚公，女高需要的也正是像她这样的愚公” [21] ；女高开学突降暴雨、学生无法走出大山来报到的时候，面对马县长对调车接学生的犹豫，周局长愤怒地喊道“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看人家张桂梅是怎么做的，这个时候我们党组织不上哪个上” [22] 。随着情节发展，马、周两位基层干部逐渐从质疑者变为同行者，从“泼冷水”到主动“躬身入局”，比如在女高交不起电费时帮忙垫付，勇闯省委副书记视察现场争取领导视察和拨款，等等。马县长、周局长和张桂梅三个人在不同岗位上为共同的目标努力，虽然有时意见相左，但即使是在辩论争执当中，他们的立场、观点和信念也并不对立，而是呈现出一种良性的相互补充、相互激荡的样态，他们三人也成为观众喜爱的“三人组”。
张桂梅与女高老师们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的特点。在女高最困难的时候，张桂梅带领老师们重温入党誓词，她对老师们说：“在抗日战争年代，这个阵地上哪怕只有一名党员，这个阵地都不会丢掉，我们有六名党员，难道我们会把女高这块阵地给党丢掉吗？” [23] 这一段情节设置与现实高度吻合，通过“党员”的身份体认和“同志”的关系建构，让张桂梅周围的基层干部、老师被动员起来，主动加入建设女高的事业当中。在电视剧文本内部，张桂梅与基层干部和老师们的互动是吸引观众的看点，在接受层面上，电视剧所传达的信仰与观众的信仰同样形成相互激荡的关系。在各类网络社交平台，《山花烂漫时》的信仰书写受到广泛认可，“重温入党誓词”的情节带给年轻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如小红书上有网友这样评论：“张桂梅校长让我意识到即便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时代，党员两个字依旧有些沉甸甸的分量，依旧代表着崇高的理想和浪漫的情怀，这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纯粹又激昂的、高于一切又有着厚重积蕴的人生，原来那些誓言并非一纸空谈。” [24] 无论是张桂梅与基层干部、老师的关系，还是电视剧与观众的关系，都不是在单方面进行情感询唤，而是形成一种持续动态的互动关系。电视剧通过群像塑造表现信仰的感染力、号召力和互动性，也引导观众进入这一“信仰共同体”之中，共享这样一种存在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之中的文化伦理和情感结构。
无论是张桂梅与基层干部、老师的关系，还是电视剧与观众的关系，都不是在单方面进行情感询唤，而是形成一种持续动态的互动关系。电视剧通过群像塑造表现信仰的感染力、号召力和互动性，也引导观众进入这一“信仰共同体”之中，共享这样一种存在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之中的文化伦理和情感结构。
无论是在现实层面还是大众文化表达层面，张桂梅创建女高的行为以及在女高实行的教育模式都是一种具有激进性、革命性的实践，其中涉及新型女性主体的生成和新型女性关系的建构，体现出中国女性主义的特殊性和先锋性，也关联着中国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传统。
《山花烂漫时》讲述了女性主体性如何建构和生成的过程。剧中张桂梅自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主体性的女性形象。相比于电影《我本是高山》过于强调情感经历对张桂梅办学的影响，电视剧非常好地处理了张桂梅自身主体性的问题。正如前文提到的，电视剧将张桂梅塑造为一个个性鲜明的、有感染力的“当代女共产党员”的形象，她在情感上、道德上都不是他人的附庸，她行为的动力不来自于他人，而完全来自于自身的精神情感结构。同时，张桂梅的主体性也体现在，她没有被塑造为一个单纯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载体，而是具有自身的丰富性和兼容性，她的性格和情感来自于复杂的人生经历，她的思想中也兼容多种文化资源。正如毛尖指出的，她是“接受了全部现代思想”的个体，“不能用女性主义来条框她，也不能用扶贫、励志来限定她，她的生命能量是敞开的” [25] 。有网友这样评价剧中张桂梅多元的形象和身份：“乐观风趣的小老太太，刚强的不屈灵魂，伟大的人民教师，坚定的共产党人” [26] 。《山花烂漫时》对张桂梅的塑造让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中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具有强大主体性的女性形象。
《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创办女高的行为以及在女高实行的教育模式也指向一种新的女性主体的生成。电视剧着重表现了女高实行的红色教育，包括唱红歌、看红色电影、朗诵毛主席诗词等措施，以及多次出现的女高誓词。如果说张桂梅带领老师重温入党誓词、说服当地干部支持女高建设，是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下语境中的“重新发现”——对“党员身份”的重新体认，对“理想信念”的重新照见，那么面向女高学生的红色教育，实际上真正目的并不是将她们动员进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而是将她们从家庭、社会等结构性压迫中解脱出来，从蒙昧状态中解脱出来，让她们重新认识自我、建立自身主体性。
在中国历史的一般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女性解放的起点，这个时期的女性解放主要表现为走出家庭；毛泽东时代之后，妇女解放在更大规模上变成了具体的社会改造实践，强调女性要参与社会活动，在农村倡导女性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西方女权运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追求的受教育权、工作权、参政权、继承权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已实现。 [27] 然而由于中国地域的广大、人口的庞大，中国性别和阶级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任何一个时期的女性解放都难以完全覆盖到全部地区和各个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几种文化状态依然同时并存。直面最底层女性境遇，这是现实中张桂梅的创举，也是《山花烂漫时》在叙事上的突破，这样的叙事拓展了原有女性话题的边界，同时处理性别与阶级这两个相互构建、相互缠绕的话语维度。电视剧所表现的云南山区，由于极度的偏僻落后，无论是五四启蒙话语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都呈现为缺席的状态，女性仍然处在严重的压迫中，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甚至被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电视剧开头，张桂梅与来谷雨家提亲的媒婆争吵时，说“你们当《婚姻法》是摆设，还是当九年义务教育是空气” [28] ，在贫困落后、习惯法大于行政法的基层社会，20世纪50年代就颁布的《婚姻法》在很多时候依然是一纸空文，对女性权益无法起到切实的保障。
因此在《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的学生们最初来到女高的时候，很多人还处在一种较为蒙昧的状态，缺乏对自身主体性的认知。比如柳细莺一心想嫁人，认为嫁到村里或者镇里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宁华因为家庭和周围环境的重男轻女不能承认自己的女性身份，出现了错位的性别意识。在《山花烂漫时》呈现的女高教育模式中，糅合了红色教育、启蒙话语和中国式应试教育等多种元素，话语的多质杂糅从侧面印证了基层女性处境的复杂性和改变现状的艰巨性。广为流传的女高誓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我要上九天揽月，我要下五洋捉鳖……” [29] 其中具有五四启蒙话语的特质，又加入大量毛泽东诗词的元素，核心即是对“自我”的发现和高扬，对“自我”价值和能力的高度肯定。这样的话语表述将原本处于乡村宗法制度和性别秩序束缚中的女性从家庭结构中解放出来，认识到“自我主体性”的意义。电视剧在学生群像的塑造中，以谷雨、蔡桂芝等为主要人物，讲述了谷雨辍学打工又重回学校，蔡桂芝在父亲病重的家庭变故面前最终还是选择坚持参加高考等，呈现出她们逐渐学会正视自己的处境并勇敢面对、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意义以及寻找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的过程，以“成长叙事”的逻辑表现出她们主体性生成、巩固和最终确立的过程，形塑出一种新的女性主体性建构路径。
直面最底层女性境遇，这是现实中张桂梅的创举，也是《山花烂漫时》在叙事上的突破，这样的叙事拓展了原有女性话题的边界，同时处理性别与阶级这两个相互构建、相互缠绕的话语维度。
《山花烂漫时》着力于塑造女性群像，建构亲密、健康、积极的新型女性关系，形成一种“女性共同体”的关系模式。剧中，张桂梅和学生之间是一种“类母女”的关系，她把谷雨从家里救出来以后说“你爸不管你，我管你” [30] ，象征着一种帮助山区女孩逃离原生家庭、建构新的亲缘关系和成长环境的实践。在这些女孩的成长过程中，张桂梅切实地扮演了妈妈的角色，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妈妈”形象：她是为孩子遮风挡雨，帮孩子扛起一切苦难的；她的态度有时会有些不耐烦，但底色总是亲切的；她时而强势甚至显得有些专制，但其实愿意理解也能够理解孩子，给孩子提供情感慰藉；她会严格督促她们的学习和生活，也会拿出奖金给全校学生买奶茶，让女孩们尝一尝“远方的滋味”，她提供的是一种不容分说的、强有力的爱和关照。电视剧着重塑造了张桂梅和谷雨之间的关系，谷雨既是剧中第一个被张桂梅拯救的学生，同时与张桂梅之间也形成了超越师生、类似母女的情感张力。她从师范大学毕业回女高任教，又从被拯救对象成了传承人。她们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成全甚至是情感上的伤害，都指向一种传承与镜像的双重关系，也表达出女性关系或者说母女关系深刻而复杂的情感状态。在第16集除夕夜共话往事的场景中，张桂梅和谷雨的情感互动达到高潮，张桂梅对谷雨讲述了自己丈夫去世、身患重病后在华坪获得新生的经历，谷雨则讲出了自己在心里早就把张桂梅当成了妈妈。 [31] 在她们相拥而泣的时刻，她们两个人同时与自己的创伤记忆和解，相互慰藉，相互依靠，达成不同代际女性之间深层次的理解和共情。
女高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是电视剧女性关系建构的亮点。成绩优异的谷雨和蔡桂芝被网友评价为“双子星”“我的天才女友”，她们之间有竞争关系，更有相互欣赏、相互钦佩、相互促进的女性情谊。在谷雨辍学后重回学校的时候，蔡桂芝把自己的笔记借给谷雨，并用激将法激起谷雨学习的斗志 [32] ；在蔡桂芝父亲住院，她想退学支撑家庭的时候，谷雨用自己曾经辍学打工的经历告诉蔡桂芝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读书考上大学 [33] 。作为亲密的朋友和强劲的对手，她们彼此需要，她们敢于竞争也相互扶持、命运与共也各自闪耀的友谊，形塑出一种积极良性的女性关系模式。包括全宿舍劝“恋爱脑”柳细莺分手、关心照顾第一次来月经的宁华，全体同学在蔡桂芝重返校园时打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欢迎纸牌，毕业时手持蜡烛与张桂梅告别……电视剧在校园生活日常的叙述中，塑造出美好的少女群像，建构出团结、友好、紧密而又保存个体特性的“女性共同体”。
张桂梅建设女高的实践承续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激进性和先锋性。女高的建设不是一种温和的改良，而是具有颠覆性甚至革命性的创举。全免费高中的建设可以看作一种小范围内共产主义愿景的实践，而只招收女生则是一种强力的对女性权益的保护，指向乌托邦式的“女性共同体”的建设。
正如前文所提到，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确实赋予女性很大的权利，《婚姻法》的颁布让小飞蛾的女儿不再重复她的命运，大跃进、人民公社对劳动力的动员让李双双这样的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劳动生产。50—70年代的历史固然有其过于激进而显得荒诞的一面，因此也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很快被终结，但确实在当时大幅度地、颠覆式地推动了妇女解放的进程，也根本性地影响了今天中国女性的地位和处境。
张桂梅在创办华坪女高的实践中激进的、乌托邦的性质与50—70年代的妇女解放实践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当代史的整体视野中来看，我们会自然地把这两者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和思考，它们之间既有关联，也有本质上的差异。50—70年代，女性赋权的同时也存在忽视和抹杀性别差异的问题，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口号是“男女都一样”，但“男女都一样”实际上指的是“女的跟男的一样”，也就是女性的主体想象是依据男性来决定的，女性丧失了保有性别差异的权利 [34] ，这也给后来中国社会文化中女性主体性的建构带来持续性的影响。而在《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对性别差异和女性的性别特质有非常自觉的认识，她曾直接表达自己对女性生命的欣赏、赞叹和期许：“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就应该一尘不染地漂亮，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是闪闪发光的。” [35] 在宁华因为“从小被当成男孩养”不能正视自己的女性身份，对自己的性别产生羞耻感的时候，张桂梅引导她正确接受自己的性别身份，告诉她没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选择做什么样的女性是自己说了算的，做一个女性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感到羞耻的。 [36] 在如何进行当代女性性别身份建构方面，剧中的张桂梅给出了一种更具现代性、更为合理的解决方式。
在《山花烂漫时》中，虽然女高建设过程中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和来自社会面的关注与支援，但张桂梅的实践依然表现出明显的个人性、特殊性，基本上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华坪女高只能帮助当地女性，在云南之外，还有很多地区的女性遭受同样的境遇，却无法得到类似形式的帮助；媒体对于张桂梅积劳成疾、疾病缠身的报道也让我们感到担忧，如果在张桂梅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继续管理女高以后，女高是否能被坚持下去，是否能够保留其建设的初衷？50—70年代的女性解放是国家意志和法律政策的直接结果，今天的妇女解放也依然需要制度层面的建设与革新。张桂梅的故事以及《山花烂漫时》的叙事在给观众带来震撼和感动的同时，也带来“这样一种实践是否有可能落实到制度层面，惠及更多中国农村女性”的问题和思考。
《山花烂漫时》没有回避在基层工作中女性教育问题所处的边缘位置。张桂梅去北京开党代会前，县领导嘱咐她多说说修路的问题和县里的经济 [37] ；马县长和周局长去修路施工现场找正在视察的省委副书记时，书记的秘书拦下他们，套用哲学的两点论和重点论，说修路是省里抓的主要矛盾，言外之意是女高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38] 。1942年，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曾提到，在当时的延安有人经常说“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 [39] ；而在今天，基层工作中也仍然存在“先实现脱贫目标”“先抓经济发展”之类的论调，而将性别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女性受教育问题作为次要矛盾搁置，或者认为这样的问题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脱贫实现自然而然地解决。在今天的中国，要扭转固有的阶级、性别权力秩序，要对抗不合理的发展观念，也依然需要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基层女性受教育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张桂梅式的个人英雄，也不能只依靠马县长、周局长等基层干部顶着巨大压力的支持，或者是省委副书记偶然的发现和拨款。张桂梅的故事呼唤着更关注女性权益的、更制度化的、更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的生成，而《山花烂漫时》在讲述英模故事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将具体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建设，如何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今天的中国继续推进妇女解放事业的问题。
张桂梅的故事呼唤着更关注女性权益的、更制度化的、更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的生成，而《山花烂漫时》在讲述英模故事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将具体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建设，如何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今天的中国继续推进妇女解放事业的问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1]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生活方式 |女性影视、综艺盘点》，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InZXQI-_OO40XMoHTiDOA。
[2]腾讯网：《〈我本是高山〉亏损近 5000 万，争议过大至今未开分》，链接：https://news.qq.com/rain/a/20231223 A01EXM00。
[3]腾讯网：《〈山花烂漫时〉高分收官，时代之作收获高度评价》，链接：https://news.qq.com/rain/a/20240930 A057OT00。
[4]腾讯网：《〈山花烂漫时〉高分收官，时代之作收获高度评价》，链接：https://news.qq.com/rain/a/20240930A 057OT00。
[5]豆瓣《山花烂漫时》综合评论内容列表，链接：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movie/3549 6807。
[6]小红书博主“云朵有点甜”发布的帖子《发现 8个人 6 个是党员，我一下子底气就来了……》的评论，链接：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6e98f020000 00001201327d?app_platform=android&ignoreEn gage=true&app_version=8.67.0&share_from_user_hid den=true&xsec_source=app_share&type=normal&x sec_token=CB6KBjhnukpBNvdia3nkGWGzibNO Suaf6FasUhx5iQ6iM=&author_share=1&xhsshare=-WeixinSession&shareRedId=ODdFOUQ-NEs2NzUy OTgwNjY1OThKRjk5&apptime=1736309074&share_id=c6d4e26a4a8743ecb4dc757e2c8db982&wechatWid=-1f2ece4f51520a112f3fedb5cb2fe949&wechatOrigin=menu。
[7]公众号Kongfu Girls：《蒂一次，我们选出了 2024女性影视十佳》，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Oqn0V YlTtwnu3CLFpc3T0Q。
[8]袁子弹：《唯乐观与热爱能成就伟大事业 ——〈山花烂漫时〉剧本创作谈》，公众号“学习时报”，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N5LI8yV0hztExf27WE_sQ。
[9]“人物”公众号：《大山里的女校，和一群人的“信念”》，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T8NtnjoFlYH p3AH5Lcc8g。
[10]“影视独舌”公众号：《〈山花烂漫时〉总编剧袁子弹：这一次，我们用“创业剧”的方式打开英模事迹》，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v3orwc2c4tqIox9uexfNKw。
[11]“人物”公众号：《大山里的女校，和一群人的“信念”》，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T8NtnjoFlYH p3AH5Lcc8g。
[12]张桂梅、徐元锋：《江姐，我一生的榜样》，《人民日报》2021 年 6 月 3 日第 20 版。
[13]《山花烂漫时》第 16 集，腾讯视频播放。
[14]《山花烂漫时》第 16 集，腾讯视频播放。
[15]《山花烂漫时》第 16 集，腾讯视频播放。
[16]《山花烂漫时》第 2 集，腾讯视频播放。
[17]《山花烂漫时》第 5 集，腾讯视频播放。
[18]袁子弹：《唯乐观与热爱能成就伟大事业——〈山花烂漫时〉剧本创作谈》，公众号“学习时报”，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N5LI8yV0hztExf27WE_sQ。
[19]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山花烂漫时〉制片人李行：走在赛道外，遍地都是故事》，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WeY_tvqyEYBGvWkRFXkmA。
[20]袁子弹：《唯乐观与热爱能成就伟大事业 ——〈山花烂漫时〉剧本创作谈》，公众号“学习时报”，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N5LI8yV0hztExf27WE_sQ。
[21]《山花烂漫时》第 6 集，腾讯视频播放。
[22]《山花烂漫时》第 6 集，腾讯视频播放。
[23]《山花烂漫时》第 9 集，腾讯视频播放。
[24]小红书博主“折耳根拌香菜”发布的帖子《这样大大方方拍出来就很好啊》的评论，链接：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6e553b5000000001e018b47?app_platform=android&ignoreEngage=true&app_ver sion=8.67.0&share_from_user_hidden=true&xsec_source=app_share&type=normal&xsec_token=CBLJMt1QQDlqlNP m5K7sq96WQbeeqtM1EofdSwbajQO8Q=&author_share=1&x hsshare=WeixinSession&shareRedId=ODdFOUQ-NEs2N zUyOTgwNjY1OThKRjk5&apptime=1735622732&share_id=4dc73ceb9f374892aad83e6610ea1700&wechatWid=23c 25c4fa949de3568c969dccad97cdd&wechatOrigin=menu。
[25]公众号“文化纵横”：《广阔天地，有钱人又成了“坏人”：毛尖、舒炜、陶庆梅谈〈山花烂漫时〉》，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LynUQh_3SKXcDijHOBi6yQ。
[26]小红书博主momo发布的帖子《〈山花烂漫时〉观后感》，链接：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6e553b50 00000001e018b47?app_platform=android&ignoreEn gage=true&app_version=8.67.0&share_from_user_hid den=true&xsec_source=app_share&type=normal&x sec_token=CBLJMt1QQDlqlNPm5K7sq96WQbeeqt M1EofdSwbajQO8Q=&author_share=1&xhsshare=-WeixinSession&shareRedId=ODdFOUQ-NEs2NzUy OTgwNjY1OThKRjk5&apptime=1735622732&share_id=4dc73ceb9f374892aad83e6610ea1700&wechat Wid=23c25c4fa949de3568c969dccad97cdd&wechat Origin=menu。
[27]贺桂梅：《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 5 期，第54—55 页。
[28]《山花烂漫时》第 1 集，腾讯视频播放。
[29]《山花烂漫时》第 18 集，腾讯视频播放。
[30]《山花烂漫时》第 1 集，腾讯视频播放。
[31]《山花烂漫时》第 16 集，腾讯视频播放。
[32]《山花烂漫时》第 14 集，腾讯视频播放。
[33]《山花烂漫时》第 17 集，腾讯视频播放。
[34]贺桂梅：《三个女性形象与当代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变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第55页。
[35]《山花烂漫时》第 9 集，腾讯视频播放。
[36]《山花烂漫时》第 8 集，腾讯视频播放。
[37]《山花烂漫时》第 2 集，腾讯视频播放。
[38]《山花烂漫时》第 10 集，腾讯视频播放。
[39]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 3 月 9 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