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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类社会的各行各业放在一起，文学怎么看都属于跟“经济基础”相对的“上层建筑”中的“上层建筑”。尤其是诗歌这种一直被俗语称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文体，更是有着上层建筑塔顶避雷针般的意味。但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当代，文学的位置与它的“传统形象”相比，已经悄悄发生转变。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教育普及度和识字率的增长，使得文盲率遽速趋近于零，义务教育的普及更是让文学的基本功阅读、写作成为一种公民普遍拥有的能力，仿佛跟“说话”无本质区别，无非就是好好说话、有辞采地说话。互联网时代更是使无数文字内容，以及影像中也必然附带的大量文字信息充斥着人的视听，使得最日常的生活、娱乐也必然包含了对“文学基本功”的训练。
这种情况，常常使人忽略掉，在更漫长的历史当中，文学其实并不“属于人人”。从《诗经》时代开始，文学本质一直属于精英阶层，或曰贵族、士人阶层。虽然“国风”中大量动人的诗作，会让人常有一种“人民群众只要直抒胸臆都是天生诗人”的错觉，但首先那一百余篇诗作是大浪淘沙的沉淀，其次更有儒生删修之功。可进入文字信息高度饱和、读写能力充分普及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的当代，我们或许真的可以像“国风”传统最美好的愿景那样，看到或实现文学回到人人、属于人人。尤其，跟音乐、舞蹈、电影等诸多需要高难度技术训练、大量资金投入的文艺形式相比，文学看起来又最零成本（小成本）、低门槛。因此，文学自然很易成为当代众多基层劳动者自我表达、追求精神理想的首选媒介。写作起来篇幅最短小、易碎片化的诗歌，更是得天独厚。
从《诗经》时代开始，文学本质一直属于精英阶层，或曰贵族、士人阶层。虽然“国风”中大量动人的诗作，会让人常有一种“人民群众只要直抒胸臆都是天生诗人”的错觉，但首先那一百余篇诗作是大浪淘沙的沉淀，其次更有儒生删修之功。
而近十几年，在八十年代启蒙潮、诗歌热和九十年代“诗人自杀”现象引人注目之后，几次颇具影响力的“诗歌现象”和“出圈”的诗人，几乎都与基层乃至“底层”劳力者的创作有关。比如最当之无愧的“顶流”诗人余秀华，在2014年这个微信刚开始普及的年份，这位脑瘫农妇靠极抓人眼球的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迅速被转发百万次，在“朋友圈”和更大的互联网彻底走红。秦晓宇讲述工人诗歌的纪录片《我的诗篇》（2015年首映）更是被捧上诸多国内外电影节，片中的打工诗人也因此开始受邀出国，交流演讲。2014年，富士康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自杀也把文学与“打工”——一种含有被剥削意味的体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推到了分外尖锐、引人瞩目的境地。同时，以《诗刊》为代表的诸多官方期刊、文学奖项、电视台媒体也开始对基层“劳力者”的诗歌写作进行愈发大力的发掘、褒奖、宣传，并确实产生了非常醒目的效果。2025年新年开始没几天，“共青团中央”等大量官方媒体都开始宣传“外卖诗人”王计兵收到央视春晚邀请函，同时被宣传受邀的还有“麦子阿姨”“带货车长”，充分展示了一种与民同乐、赞颂劳动及劳动者的态度。其他文体里，家政保姆范雨素以平直、克制叙说生活及苦难的“非虚构”散文，迅速爆火。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引发各个圈层共情、引用，其中也包括众多“装订”大概率并不“拙劣”的知识分子。
为何在一个文学尤其纯文学相对式微的年代，以诗文破圈走红、引发热议、备受追捧的，每每不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苦营创作的文艺青年，而是在基层的体力劳动者？作品本身的质量、撄人心的能量固不可少。但除此之外，读者心态、预设期待也很关键。范雨素曾直言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她觉得在很多人眼中，“工人会写作就像猴子会骑自行车”，隐含着一种读者自己都很难察觉的根深蒂固的歧视、猎奇嫌疑。这一点，在质朴纪实、非虚构性的写作里，或许还不明显，许多人怀的是读《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等社会特稿的心态。但在诗歌领域，则显得格外尖锐了起来。虽然每一个中国人在提及祖国文化时都会极其自豪地承认、强调自己是“诗歌的国度”，但一面对无论是时代还是语言上的汉语“现代诗”，态度则陡然复杂、奇怪甚至鄙薄了起来。如今大多数官方诗歌刊物都在大力经营自媒体赛道，用最直观的方式宣传诗歌、扩大效益，甚至最凄惨地说，努力扭转现代诗在最普罗大众心中的尴尬形象。但在“中国诗歌网”等众多平台视频下，总是时不时有评论言之凿凿“现代诗比古诗词差远了！”“多读读李白杜甫吧！”“现代诗都是垃圾”等等，甚至“诗人都吃不起饭吗？”“诗人都是精神病吗？”等话题还能孜孜不倦地被讨论。
这种尴尬的印象、处境，或许是因为现代汉诗所对比的古诗传统过于泰山北斗、源远流长，或许是因为绝大部分非专业人士的知识天花板——中小学课本对现代诗讲授不足，或许是因为现代诗歌倾向于书面阅读，缺少古诗朗朗上口、易于记诵的品质。当代人无疑是需要当代诗的。比如每年九月到来时，都会有大批文青在社交平台转发周云蓬演唱的《九月》：“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我的泪水全无……”，其排面阵仗远超泰勒·斯威夫特《August》所有之待遇。亦有颇多“正统”当代诗人主要是为了版税，有意降低水准，和一些正常发挥的“非正统”当代诗人一道，出版了诸多极宜当朋友圈文案的小甜水风“诗集”，销量观之甚伟，甚至成为流量男星微博图片里的座上宾。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当代人的诗歌需求，纵然未必“雅正”，但确乎存在。但与正常诗歌需求相伴而生的，是对诗人形象“不正常”的认知、想象。忧郁、痛苦、分裂、自杀、精神疾病、思想高深但生活能力笨拙……这些特质成为现代诗人难脱的刻板标签。同一类人一边日常痛斥“现在还有真正的诗人吗？！”一边对自杀或英年早逝的诗人忙不迭奉上“这才是真正的诗人！”的大肯定。
一个当世写诗的人，想要获得文学小圈子以外的广泛认可，收获纯褒义而非嘲讽义、审视义的“诗人”身份，似乎多多少少得有点“不正常”。自杀与疯癫是一种“不正常”，身体残疾也是。对办公室里“劳心”工作的白领来说颇为陌生的重体力劳动（特指危险、痛苦、疲累的重体力劳动，不是给蛋糕裱花这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不正常”？当代诗人仅凭作品，似乎很难被读者广泛信任。所以总得靠一点诗外的东西。比如诗人一旦自杀了，那他作品里深邃超越、冲击精神极限的品质便显得格外值得信任。一个诗人一旦是辛苦谋生的基层劳力者，那他诗中的现实感、情感力量便会格外值得信任。就好比在爱情诗这个几乎人人都写、历代都写的赛道里，优雅、美丽、精致的作者，未免已经让人麻木了。因此余秀华这种实在不像言情故事主人公的形象身份，写出来的情诗就格外显得张力十足、可堪赞颂。当然，她的情诗仅论文本也足够动人，充满抒情性和美学感。“而光阴皎洁，我不宜肝肠寸断”“所以我一次次地按住我内心的雪，他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我爱你》）……配上人物身份细品，这些诗句一下就从优美动人跃升出了震撼人心的品质。
一个当世写诗的人，想要获得文学小圈子以外的广泛认可，收获纯褒义而非嘲讽义、审视义的“诗人”身份，似乎多多少少得有点“不正常”。
但其实，放眼当代女诗人——甚至不用把林徽因这种祖奶奶级辈分请出来，只看年轻一代，也有大量十分优秀、令人难忘的爱情诗句。这些作者并没有展现巨大的压抑和苦难，但诗句亦足动人。比如杨碧薇“在人群中，我思想的初夜先于身体降临”（《再写西贡》），写爱情与文学带来的思想启蒙；葭苇“他的吻是补丁，让温暖的棉重新填满我的身体”（《伊萨卡，或一个家的信念》），写爱情的治愈救赎……类似的诗人、诗句还有大量可以举证。但因为作者都太过“正常”，所以多少缺了些反差带来的震撼、非凡之感。
熟悉当代诗歌生态的人——尤其最好还读个文学系、涉足诗歌研究的话，很容易感到在现在的诗歌写作中，高度智性化，在语言内部自我狂欢、自我欣赏、自造困境的现象愈发普遍。
当然，尽管官方宣传和读者审美取向在推崇一些基层劳动者诗歌时，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身份政治”的因素，但很多“劳力”诗人的出名、诗作的成功，并不全依靠于身份政治的红利，甚至身份政治主要起到一个给佳作锦上添花、如虎添翼的功用。这些劳力者之诗，首先最打动人心的，是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人间苦难，流淌出的高度“诚其意”的情感与诗性。“诚”是这些诗歌最宝贵、最动人、最具不朽气质的一大特点。比如王计兵最具代表性的诗是《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短诗像这位外卖诗人的一张身份名片，被各类媒体转载，也是各种场合朗诵的首选。但他的诗除了书写自我身份，更多是写一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一切小事中所能拥有的哀乐悲愁。例如他写对父母的思念：“三年了，父母相继离世/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人间/三岁的父亲/也许正领着一岁的母亲/蹒跚在稚气满满的路上……如果，真的有另一个人间/父亲母亲，请你们/掉下两朵花瓣给我看吧/给我，一个刹车的理由和一个/可以痛哭失声的傍晚”（《春天的车轮》），最深的感情只需要最质朴的文字就可以催人泪下。煤矿工人榆木的诗歌，许多是关于矿井下高危工作带来的细腻、极端体验，总与死亡擦肩的劳动让情感被拷问得极端真诚、直锥人心：“在这里，除了老鼠活着/就是我了”（《盘区变电所》），“在地下，我从不敢大声喊你们的名字/我害怕这黑乎乎的巷道悄悄地记住你们/因为我的亲人，就是被这黑暗给扯住的/至今，还没有回家”（《名字》）。
熟悉当代诗歌生态的人——尤其最好还读个文学系、涉足诗歌研究的话，很容易感到在现在的诗歌写作中，高度智性化，在语言内部自我狂欢、自我欣赏、自造困境的现象愈发普遍。汉语诗歌语言的象征性、陌生化日益缠绕纯熟，诗人技法亦高速推新出奇，张枣的“元诗”理论（当代诗歌更多关注语言本体，而非现实世界）在各类诗歌中几乎畅行无阻。与此同时，诗人内部对诗的理解能力也在水涨船高，“看不懂”的阈值被日益抬高。朦胧诗时代，杜运燮的一首《秋》就能把专业的诗歌研究者气得写出篇《令人气闷的“朦胧”》，大斥其含混不清。但以今日眼光、水准看，那些诗简直直白到有些过分坦荡了。所以，这些修辞技巧朴实无华、抒情叙事真挚赤诚的劳动者诗歌杀进当代诗现场时，其效果就像给沉迷雕龙刻凤技艺的冰雕师傅，猛地泼了一盆滚烫的热水。持刻刀者被烫得一个激灵，烫得热泪盈眶。慢慢缓过劲儿来——原来这才是人类皮肤正常的温度——这才是做人的感觉。
很显然，这些触人心弦的“劳力者之诗”，继承，或者也可以说是发扬了自上古以来最根本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诗歌传统。这种回归、这种表现，深深地提醒了我们，人类诗歌的原点是什么，以及为何无论科技如何迭代，诗歌在人类生活中依然有不可取代的永恒价值。当然，深挚之情、穷苦之情易出好诗这一点，古人早已意识到并深深信奉。但其实很容易就能发现，在文学创作上，“情”比“技”要难多了。为了写诗去通读文学史、外国诗人全集，实在是比下矿井工作十年、跑十万公里外卖要轻松太多太多了。因此，钱锺书《七缀集·诗可以怨》就记述过一个古代的故事，说有人诗里写了句“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被感叹这是何等人间惨剧？！结果纯属是为了对仗而编造的。于是就有了讥嘲：“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因此，诗人也大可不必为了追求诗歌的动人刻意去自讨苦吃，自编惨剧。如果一个人因为承受了罕见之辛劳困苦，于是“蚌病成珠”，创作出了罕见之佳作，那只能说，是他活该写出这么好的诗，这是文学予人的一点应得的、微薄的安慰。自然，丰富人生阅历和体验从来都是每个创作者的必修课。
除了在穷苦之情上的刻意攀附，劳动者诗歌开始受热爱、受推崇之后，还需要警惕一种可能在身份政治上的攀附。比如，近年来官方出版发表、宣传资源越来越多地向基层工农作者倾斜，“新工业诗歌”、十大农民诗人评选之类的活动数量益多、声势益大。盖因这可以充分展现一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展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高度结合的丰硕成果。但如果一个诗人不直接参与基层体力劳动，或许对某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解、有参与、有热情，那他写的关于劳动的诗可以被视作劳动者诗歌吗？比如煤矿主写的关于煤矿的诗，可以叫“煤矿诗歌”吗？刘强东管京东所有快递员都叫“兄弟”，如果他也写诗，那能算“快递诗人”吗？那这种对劳动的表现，自然就从“风”的范畴变到了“颂”的范畴，而且极易写得用力又虚浮、虚假、虚伪。如果文学那并不宽裕的市场还存在一点点红利的话，那读者和平台都应擦亮心眼，尽可能把红利给最需要、最适合的人。
另一方面，也应扩大对劳动者诗歌文学性以及文学技艺的认识。上文提到的“诚其意”的品质，确实是这类诗最感人、最珍贵的一种特点。但也不能因此就觉得，只要感情够真挚，抒情够坦诚，就自然会有好诗了。其实细读一番，会发现许多工农诗人作品中会使用非常先锋、精熟的诗歌技法，有时还能看出作者的阅读脉络、风格上和中外前辈诗人的承袭痕迹。比如身患残疾的牧羊诗人李松山，有视频显示在采访他时拍到了他的日常读物，其中有大量新出版的中外诗集，很多作品是文学专业人士也未必读过的。工农诗人的写作范围，不光是“形而下”的劳动生活，也有极其“形而上”的精神思索，且表现的深度、艺术性并不逊色甚至可以高于日常“劳心以为业”的知识分子。比如许立志的《流水线上的兵马俑》，点名般地列了一串工友名字，“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写工人生活深刻而奇异。但他无关打工的诗则体现了一个文学青年纯精神生活的才情壮思，比如《北游记》中一句“和他携手登长城/他叫我立志/我叫他润之”，有和《沁园春·长沙》中的少年同学挥斥方遒、隔空击掌的气魄。
其实细读一番，会发现许多工农诗人作品中会使用非常先锋、精熟的诗歌技法，有时还能看出作者的阅读脉络、风格上和中外前辈诗人的承袭痕迹。
爆破工诗人陈年喜的许多诗，则时不时会让人读出一股海子风味。比如一首《在秋天的喀什看香妃》：“赶六千里路 来看你/我是安静的/我看山看水看尘埃的眼睛/几年前已经锈了……乾隆和清国我不想回望了/你出嫁和回乡的路血迹还在/我爱你身上的香/也爱你骨头里的霜雪……台阶落了秋叶 但仍是干净的/像你的一生 它一直向上/由尘世到达天堂……没有哪种事物是永恒的/唯有秋天贯穿我们一生”一起手，其句式语势都有戴望舒《萧红墓畔口占》的神韵，诗中的穆穆秋意又颇似海子“秋天深了，王在写诗”等句，整体清幽、深沉的怀古意味，让它在一系列最爱怀古的文人诗里，也属佳品。劳力者诗歌在劳者以诚歌其事、穷苦之言易好等特质之外，也具有极为丰富、灿烂、深邃的形而上维度和艺术性。这提醒我们，不是一腔真情砸进现实里就能“落地成诗”，文学本质上还是一种技艺的锤炼。更告诉我们，能有这样脚踏泥地、又思驰云端的表现力，或许这并不是因为这几位工农诗人，他们自己有多么伟大、卓异，而是因为，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他们，其心灵世界本就有这么多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