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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锐的观察者们或者已经意识到，当代写作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的这一边，是传统写作在长期象征资本的积累下所建构的神话，并通过大学教育、经典阅读和评奖体系不停地加固其本身的信仰。在临界点的另一边，新技术、新媒介、新的传播方式与新的生活形式正在聚集，并通过种种途径来改变当代写作场域的力量平衡。在这其中，一种“在基层写作”的现象引人瞩目。在我看来，“在基层写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指向，一是从创作主体看，大量的“素人”、文学爱好者、处于文学中心之外区域的人开始进入写作的行业；二是从创作内容看，县城、小镇、乡村、冷门的行业和群体成为书写的主体内容，这两年流行的县城美学正是这一潮流的一个具体表征；三是从传播方式看，从早期的BBS论坛，到如今的微博、微信朋友圈、小红书，尤其是抖音和快手的出现，传播方式在不停地下沉，“在基层写作”通过这种下沉的传播方式，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和受众。
在基层写作意味着一种新大众文艺的面向。李敬泽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新大众文艺的根本之‘新’就是人民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传播，进而改变和塑造着一个时代的文艺形态。作者与读者、作品与观众的传统区隔正在被打破。文艺的接受者同时成为充满活力、充满热情的文艺创造的参与者，文艺溢出传统的场景、媒介，水银泻地、八面来风，正在深刻地嵌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内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情感和想象。或许可以说，在中国文艺乃至世界文艺的历史上，文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深入地成为大众生活的一种家常日用的基本力量。”（《支撑新高峰 砥砺新经典》，《人民日报》2025年1月7日，第20版）。在我看来，这一新大众文艺在多个方面互相搏击：商业的，意识形态的，最后才可能是文学/文艺的。这也就意味着它既是蓬勃有力的，同时也是鱼龙混杂的。它是否最终能够为时代提供新的审美形式和审美内容，还有待时间的观察，不过既然临界点已经出现，破壁之时也就指日可待。
本期刊发的柳冬妩和赵汗青的两篇论文，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种复杂性及其多重面相与可能。柳冬妩以“打工诗歌”切入，剖析了大量五花八门的命名背后的意识形态博弈，并基于自身的理论体系对此做了界定：打工诗歌的精义就是要表现大机器生产时代和资本截然对立的工人阶级，他们的苦痛、反思与呐喊。赵汗青的文章主要聚焦于这两年被媒介大力推介宣传的诗歌写作者，并将其命名为“劳力者之诗”，这一源自《孟子》的概念，一方面展现了“诚其意”“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另外也关注这类诗歌的文学价值，尤其强调了劳动者也有大量抽离于劳动的艺术性、精神性体验和诗歌表达。同时，她也对“劳力者诗歌”在宣传、创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身份政治”保持了警惕。
这两篇论文主要聚焦于诗歌，但很显然，非虚构、长篇小说等题材也同样彰显着在基层写作的实绩。再推开一些，公号文、短视频、微短剧、脱口秀、涂鸦、抖音上的生活展示等等，都是这一文艺潮流的表现形式，对这些现象的归纳、分析和总结，将会是未来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