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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后文简称“刘”）： 韩老师好，去年我在汨罗问过您，您说以后不准备在那里长住了。今后长住海口，对汨罗是不是有所留恋？
韩少功（后文简称“韩”）： 我今年没再在乡下长住，以后恐怕也不会了。上半年去汨罗打理了一下，告个别。主要是年纪大，恐怕要服老。去年我牙痛，但那里离县城都有七十公里，牙医不好找。年底回到海口，牙医就教训我：你耽误太久了么。所以还是得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那里人文环境变了，我熟悉的一代，有的死了，有的病了，有的糊涂了，有的随子女进城了。新的一代呢，大多在外，不常回家，只是逢年过节回来转一下，你熟不起来。既然这样，我在那里当个留守老人，有意义吗？
刘 ：有一些朋友向我打听，韩老师还写不写小说？我也代大家问您一下，还打算写长篇小说吗？其实大部分人对小说这种形式似乎已经丧失热情了，这背后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怀疑，小说不再能通达生活的核心秘密了。您现在还看小说吗？有没有让您感觉特别带劲儿的小说？
韩： 我这几年没写，电脑里有素材，也有半成品，但好像已没心劲儿，一时找不到兴奋感。小说当然死不了，我也偶尔看看。林森的第二个集子比前面的好很多，有大眼光了。严敬的也一直很特别。还有一个陈俨，退伍将军，在海南待过多年，技术上不是没问题，但写的军营故事啊，惊心动魄，读得我揪心，有时还热泪盈眶，是经验放血的那种。湖南的何立伟和蔡测海，老作家了，有艺术包浆了，新作虽不是很多，但放在二三十年前，那肯定都是爆款。可惜这些小说都没多少人看，更没人评，好像与屏幕前长大的一代，心理上根本不接轨。或许是眼下的信息工具太多？素材也好，心理感受也好，一不小心就被社交媒体咀嚼过几十遍，剩给小说家一些渣渣。这可能涉及你说的，有认识论上的怀疑。
刘： 现在的经验膨胀之后似乎迅速贬值了，人们也丧失了对他人经验的兴趣，也不再信任经验和真实生活根基的关系，它背后的意义和价值。不管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还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真”都没意义了。现实成为完全虚幻的东西，被各种人为的虚假信息层层覆盖和篡改的东西，而且，很多虚构之物，由于我们当成真的，最后它确实也成真的了，然后再叠累上新的虚构。对于这种后现代理论，大家似乎都有质朴的领会。所以，对一切故事都不相信了。以怀疑主义对待一切。鲁迅那个时候，尽管猫在租界里，宅在家里，但是他根据报纸等媒体，完全能够重建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和真实逻辑，他能够接起来。这是因为那个的媒体哪怕有意的撒谎，还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不像现在。
您平时看不看微信、抖音、B站？
韩： 我有微信，但只有一个家庭群，退休了嘛，没工作需要了。但我可以蹭老伴的微信，朋友推荐我看的，我也能看到。这就有了一个筛选机制，其他网站没法直接向我推送。世界上的信息和知识太多了，我毫无义务照收不误，当一个垃圾桶，就像一个人不需要一天吃九顿饭，不需要结交一百万个朋友，见到谁都握手寒暄。是不是？社交媒体的问题很大。原以为互联网这东西太好了，又快捷，又低廉，方便人们相互交流和沟通。但现在的情况反而是，上网越多就越可能钻入“信息茧房”。算法利用人性的弱点，专门投喂你觉得爽的，以“黏”住客户为最优先级。结果呢，就可能把你喂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偏执。动不动就是“妖魔化”和“阴谋论”。不仅国际地缘政治上烽烟四起，“认知战”成了很多人的战略布局，连科学啊，技术啊，体育啊，艺术啊，慈善啊，宠物选秀啊，原来都是号称“没有国界”的，是白莲花的神圣净土，现在也都“饭圈化”了，“喷子”化了。陈梦和孙颖莎，都是非常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粉丝们偏要闹一个你死我活？这样的信息垃圾，你捏着鼻子躲都来不及。鲁迅那个时代，当然也有问题，但那时候的识字人少，媒体做什么，都局限在小圈子里，也没有什么算法来操纵和推送，所以对社会的危害要小很多。
刘： 当前网络世界的极端和褊狭是一种全球现象了，各地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这是不是一种人类文明衰败的征兆？还是历史性的周期性表现？很多人挺悲观的，您怎么看？
韩： 我们办《海南纪实》，1988年就自己上电脑，上激光照排，可能是全国期刊行业最早的。后来办《天涯》，至少在海南是最早实现无纸化办公，被省政府表扬过。当时还是电话拨号上网那种。每个员工都要通过上机、上网考试，通过了的就奖一万元——那时杂志是企业化管理，有奖金的。可见我是一个科技粉，妥妥的技术乐观派。但网络世界很快被商业化了，一些搜索引擎，百度啊，360啊，一打开，前面好几页差不多都是广告。你想知道“胃病”或“PUA”是什么，只能去垃圾堆里淘。网络也政治化了，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两次派团来考察，确认“极不可能”的事情，还是被好多贴子说得有鼻子有眼。缅甸罗兴亚事件，先是伊斯兰极端分子闹，见了血，但闹得不算大。随后是军队和佛教极端分子报复，大杀四方，腥风血雨。缅甸人90%信佛教，应该是相对温和的，为什么这样狂热？原因就是脸书之类在拱火和递刀。算法发现，最能吸引客户的贴子就是让人愤慨。所以，后台可能还没怎么操控，也不一定知道缅甸是怎么回事，服务器就自动把全套本领用上了，置顶啊，推送啊，链接啊，标题党啊，甚至流氓得让你退不出去，不由得你不愤慨，不由得不拔刀相向。连美国学者福山都说，现在最大的不幸，就是“信任度”降低，人们被各种方式洗脑，没有可以“共同接受的事实”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
刘： 八十年代的技术进步主义者可能要失望了，章太炎曾提出俱分进化论，他说：社会的进化，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随形。对于现代化的弊端和隐忧，您参与的“寻根文学”可以说是较早进行的审美的反抗吧。今年是著名的杭州会议举行四十周年，当年的参加者不是搞了一个重聚的活动吗？你们这些当年的寻根主将有什么新想法？怎么看当年的“寻根文学”运动？
韩： 我觉得那事早翻篇了，不必再说了。架不住主办方诚恳相邀，我最后还是去了。见见老朋友当然还是不错的机会吧。参加过1984年会议的来了“七老”：黄子平、李杭育、李庆西、陈思和、许子东、黄育海、加上我。其余有的在国外，有的身体不适，有的或有其他原因。那个会是四十年前开的，我的很多记忆有误。比如我记得会期是两三天，对记者是这样说的。但庆西告诉我，哪止三天啊，是整整七天！还交流得意犹未尽，停不下来。那时候条件远不比现在，都是合住两人间或三人间，据说最俏的反而是三人间，恨不得是四人、五人间才好，因为要聊天啊。庆西熬了两个晚上，有点受不了，后来就想法子去陈村的房里泡，到时候方便自己撤。没想到他刚撤，陈村端着茶杯就跟了来，要同他接着聊，赖着不走，真是哭笑不得。可见那时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爱文学，爱思想，爱得昏天黑地奋不顾身。八十年代就有这种气氛。回头看，虽然八十年代有肤浅，也有偏失，但整个精神状态确实令人怀念，有点青春无敌天高地阔的气象。
至于“寻根”，重视本土和传统的文化资源，是那个会上的议题之一，但并不是全部。《上海文学》是主办方之一。已故的编辑部主任周介人，有个简要的会议记录，后来在《文学自由谈》发表，根本没提这个事。鲁枢元每天有日记，据黄子平说也发表了，里面更多是涉及现代主义、先锋艺术什么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什么的。那么，把一个大杂烩似的神仙会，简化成“文化寻根”的集体动员，是一些媒体人和学院派的想当然。把“文化寻根”和“现代主义”两相对立，描述成两个阵营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更是他们想当然。因为我第二年发表《文学的根》时，自己正在武汉大学进修英文。潘凯雄作为《文艺报》记者来找我，我就在老斋舍打饭。当时我同室友们约好，不准讲中文。那是些大三的室友，还有练口语的冲动。相比之下，大一的讲不好，大四的不愿讲了，我就专挑了这样一间寝室。我说这些，是想证明主张“寻根”与对外开放并不矛盾，从来没有矛盾过。“保守主义”“排外主义”那些大帽子，是他们强加的。
在我看来，越是全球化，就越会激发本土化。本土化本是全球化的产物。文化的趋同与趋异，总是在相互交织和相互激发，将来还会这样。
恰恰相反，在我看来，越是全球化，就越会激发本土化。本土化本是全球化的产物。文化的趋同与趋异，总是在相互交织和相互激发，将来还会这样。以前的“横扫四旧”也好，“全盘西化”也好，无论左右，无论朝野，都是一种文化大换血的思路。冯牧、陈荒煤都是很温和的文学前辈，但对“寻根”忧心忡忡，怕青年走错路，找我谈话的口气里，横竖就是一个恨铁不成钢。在另一方面，刘心武当时是明星作家，写文章批评和嘲讽“寻根”。另一匹批评界的“黑马”更出格，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罗的一个大会上，说“中国文化这条大毒根，斩断都来不及，还寻什么寻？”这句话立刻引来全场热烈掌声。1988年，我记得是春天，有个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华人提问：你们这些作家怎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刘心武回答的大意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彻底否定、批判、铲除，否则中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这一次，华人们没鼓掌，倒是迷惑和气愤，后来还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被中新社的写了内参上报中央。其实，换位思考一下，那些华人在国外地位低，被西方人瞧不起，所以文化传统就成了最后的立身之本，唱个京剧，舞个狮子，讲一讲孔子和老子，才有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点点自我存在感。你把他们这一点点都给刨了，他们能不生气？但国内的知识精英呢，刚走出“文革”，很多人对官本位、一言堂、君臣父子那些烦得很，还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惯性里。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语境和所指完全不一样，是鸡同鸭讲。他们的冲突，也许恰恰也印证了全球化激发本土化。越是在外面“洋”过的，“洋”得多的，反而越会看重“土”。
我对传统有复杂的心态。赞成“寻根”的人也多种多样，有的“根”只是艺术形式，有的“根”是指民间伦理或者哲学方法。有的是怀疑甚至厌恶，有的是留恋甚至崇拜，其实根本形不成“派”。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觉得有话可说。
刘： 您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很有意思。这让我更加怀疑历史的真实性了，哈哈。被文学史神话化的各种“故事”就早就被我们当作历史本身了，然后一代一代教学生，一篇一篇写论文，最终成为“层累的历史”。当然，历史学毕竟还是有真实的基础和内核，只不过我们必须对历史叙述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您的叙述是一份大历史的解毒剂，提醒我们留意历史本身的复杂与含混，不要不加反省地相信过于清晰明确的结论。
其实，这种观念的窄化也体现在关于寻根文学的评价上，当时评论界形成了一种主流的说法，寻根分两种，寻优根和批劣根。阿城和李杭育等人是寻优根的，而您是批劣根的代表，这似乎给《爸爸爸》《女女女》定了调。其实这种二分法非常成问题。反倒是外国的评论家和翻译家置身场外，能发现丙崽身上的复杂性，可惜他们的说法没人太注意，这可能也和这些观点不符合国内评论界的“期待视野”有关系。他们认为您对丙崽不只有批判，还有某种肯定。
《爸爸爸》对传统和民间表现出双重态度，既表达了批判，也呈现了山野中无法被理解的神秘，民间的粗俗怪诞背后，似乎隐藏着让人着迷的能量。跳出启蒙主义的思路来看，丙崽，这个白痴，恰恰包含着正常理性无力把握的潜能。
《爸爸爸》有对传统的批判，也有对当代历史的批判，里面写到两个寨子的火拼，就带有文革时期民间仇杀的影子。不过，您也反对那种神化现代化的思路，于是在小说安排了另一个重要人物，仁宝，讽刺意味比较重。所以，您对寻根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通过您刚才的解释，您的寻根的真正目标很清晰了，它是往前看的，传统与现代左右互搏，既反对退缩到民族文化的保守主义，又反对盲目乐观的现代化，既坚持中国自我，又坚持开放的世界性。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
韩： 没错。我对传统有复杂的心态。赞成“寻根”的人也多种多样，有的“根”只是艺术形式，有的“根”是指民间伦理或者哲学方法。有的是怀疑甚至厌恶，有的是留恋甚至崇拜，其实根本形不成“派”。但这并不妨碍大家都觉得有话可说。从这些人的经历看，他们大多是下乡或回乡知青，像贾平凹、阿城、李杭育、莫言等等都是，都有过城乡两种生活经验。城市嘛，无非是“洋”一些，西化一些。乡下嘛，无非是“土”一些，相对传统一些。“寻根”只是一个比喻，算不上深刻理论，但大家一碰触这个话题，就觉得记忆中有大量的鸡零狗碎可以释放。其实这也就是建构一种中西文化的对话关系。
写过那篇《文学的根》以后，我基本上不发声，因为讨论太情绪化了，太标签化了，多说无益。其实，现在想起来，除了有关的生活经验积累，中国丰富的文化遗存，应该也是“寻根”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就像钱穆说的，因为秦始皇“书同文”，因为汉字几千年不变，中国文明一直没有中断。你看看非洲、拉美、中东、东南亚，那里的本土文化传统，或者本身就薄弱，或者被外来族群、殖民者一再扫荡，有些地方连文字、宗教、制度都换血了，人种都混了，有什么“根”？如何“寻”得起来？我在《爸爸爸》里，抹掉了所有地域方位的痕迹，也避开任何可能暗示时间的用词，比如“干部”改成“官员”，“中学生”改成“读书人”，就是想抽象一些，突出比较普遍和恒久的问题。里面的父子俩，差不多一个是传统派，一个是现代派，这种情况在哪里都有。我对他们都有所怀疑，也都有一点同情。
刘： 关于寻根文学的起源，九十年代以后，有些研究的重心有所偏移，不再聚焦于传统与现代的老框架，而是讨论它和知青经验的关系，比如给知青一代做精神分析，琢磨这一代人为什么要把伤痕时期控诉的下乡经验神秘化，进行文化上的升华，这里面既有政治上要为一代人定个名份的冲动，也和现代化乡愁导致的返观和再发现有关。其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知青文学，包括寻根文学吧，内部在观念和立场上的分歧是很大的，不像早期伤痕阶段相对一致。知青群体开始分化了，到九十年代以后分化就更明显了。您后来的创作一直持续关注这一群体，在我看来，它甚至构成了您文学写作的一个潜在线索，当然是和其他的主题纠缠在一起。九十年代的《马桥词典》《暗示》写到很多知青生活，而且贯穿了今昔对比。比较近的两部长篇小说《日夜书》《修改过程》更是对知青一代人进行了反省，这些小说都重点写到了知青群体的分化和变异。而且通过这一代人，连通了三个时代，革命的六十年代、启蒙的八十年代和市场的九十年代。您是有意识地要进行历史批判吗？
韩： 我对同代人没有特别的义务，只是比较熟悉他们，写起来顺手些。从革命年代进入市场年代，中国人的人生轨迹变化多端，本该是文学的富矿，但很多作家好像不感光，或者找不到称手的观察工具。写完“伤痕文学”或者“先锋文学”，一路写到性解放，好像就是最高峰了。写社会矛盾呢，写到市场化和引进外资，就是完美的大结局，好多电视剧和小说都是这样的。真有点美国学者福山说的那味道：历史的终结。到了九十年代，也就是才过去十多年，居然情况就大不一样，很多作家见面，就没什么好谈了，终结了嘛。男的谈谈足球，或者豪车和洋酒。女的见面就说说购物，说说美容减肥。有一个朋友当文学期刊主编，我问他来稿情况如何。他说来稿倒是不少，但90%的男作者在写出轨，90%的女作家在写离婚。当然，这些题材不是不能写，写出传世之作也说不定。但大家脑子里只有一个兴奋点，显然就极不正常了。哪怕到了现在，不少启蒙前辈还是老一套，一动笔，一发言，只有八十年代那几个标签，“文革”啊，“自由”啊，诸如此类，“诉苦会”四十年一贯制。他们私下里也显得没那么孤陋寡闻，这事那事好像都知道，但他们一面对公众，就只有当年的三句半，一点长进也没有。文学圈开始变成了一个高度自恋、自闭的小圈子。
刘： 您提到“历史的终结”，我倒是挺有感触。因为写文章需要，去年我又重新读了一遍《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真觉得福山是个了不起的理论家。抛开立场和结论不论，他真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要害问题。现代社会就算真能解决温饱和自由问题，却无法回避“末人”或“最后的人”的普遍状况对生存意义的严峻挑战。福山追问了尼采曾提出的问题，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把人性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拉平了，于是人的品质也就很难分出个好坏对错，上下高低，那每个人还能有什么精神追求呢，还能有什么人生意义和价值呢？当然福山认为，这没办法，历史的终结必然伴随着末人时代的来临，虽然他也软弱无力地给出一些追求优异，显现个体价值的出路，总体上还是比较悲观的。
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文化知识界似乎是挺相信历史的终结的，或者说，已经提前进入了历史终结的状态。历史的终结必然导致文学艺术的终结，因为已经没有好坏对错了，只剩欲望问题了。还有什么故事好讲？
但是，历史不可能终结，不但现实的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层出不穷，各种邪恶丑陋沉渣泛起、花样翻新，各种层面的压迫和不公平持续存在，未来也不会消失，只不过是文学艺术不愿面对罢了。看不见好坏对错，就不会有真正的戏剧性，就不会有真正的修辞学，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激情。我有时想，作家日子太舒服了很危险，如果没有很自觉的反思意识，还挺陶醉的，那就成了末人作家，也就不可能是作家了。偏偏我们现在的文坛已经形成了某种末人式的垄断，评论界和创作界又互相吹捧，相互麻醉，真正生猛尖利的揭示生活真理的作品反倒不容易出来，那些不接受历史终结的写作即使有也不太容易在现在的文坛被看见。于是文坛表面上热闹，其实不免有些寂寞了。您九十年代以后杂文随笔写得较多，而且小说也融入了很多杂文化的笔法，是不是也想逃避文学主流，保持文学更直接的介入性？
有人说，你这叫四不像，不伦不类，放到大学里根本不可能报职称。那又怎么样？我也可以给《天涯》挂一幅对联：“发C刊报职称请往别处，洒狗血灌鸡汤勿入斯门”。
韩： 我对随笔的兴趣，差不多是与操办《天涯》同时开始的，所以有人就把这种夹叙夹议的文字，戏称为“天涯体”。文无定法么，用纯文学还是用杂文学，要看应用场景。遇到思想僵化，你得用感觉去冲击。遇到感觉封闭，你得用思想去瓦解。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人的正常思维其实就是这样，没那么高深莫测。比如你觉得哪个人很讨厌，说不清理由，那就是感觉；能说出理由了，说出一二三或者ABC了，那就是思想。是不是？一个人看世界，总有看得清和看不太清的两部分，再正常不过。因为经过了极左时代的概念化写作，有些同行就把思想理论当毒药，当天敌，好像谁读书谁白痴，谁思考谁掉价，这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思想，不过是懒汉的思想。好长时间里，文青们热衷于小感觉、小情趣，要不“狗血”，要不“鸡汤”，搞得“文青”后来都成了网上的负面词汇。这恐怕怪不得网友们重理轻文，有势利眼，主要还是怪文学自身缺钙。
《天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叫“作家立场”，就是突出思想性的。国外好多文学期刊，《纽约客》《哈泼斯》什么的，也是主打随笔和评论，纯文学退居20%以下。可见这个时代对思想有渴求，对重新打通文史哲有渴求。你可以写纯文学，也可以写杂文学，大可相机而定，因地制宜就好。当然，我不是理论家，打不了阵地战，只能打打游击，无非是把思想尽量现场化、细节化、和泥带水化，说好听点，叫是后现代主义一再强调的“还原语境”，也是作家帮得上忙的赛道。有人说，你这叫四不像，不伦不类，放到大学里根本不可能报职称。那又怎么样？我也可以给《天涯》挂一幅对联：“发C刊报职称请往别处，洒狗血灌鸡汤勿入斯门”。能与读者分享交流，就行了，就够了。
刘： 《天涯》真的是个历史奇迹，无法复制，不单是地利人和不可复制，历史大势也提供了不可再有的条件。现在纸媒惨淡，订户寥落，难以想象还可以达到当年的景象。目前，所谓知识界的主流兴趣转移，大都忙绩效去了，主要在C刊写八股文章或搞考据自娱自乐，懒得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发言了，主客观条件限制，吵架都吵不起来了。
我还真挺怀念那时的思想界的吵架，虽然可能伤了感情，造成读书人群体的撕裂，但能吵得起来呀。《天涯》杂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讨论平台，可谓兼容并包，当然，离不开您的策划，当时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都有什么招数？
韩： “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口碑，当然大大超出了改版时的期待。做这事还真没有秘招，无非态度上端正，论质量不论派。我在编辑部说，大家平等竞争，但要六十分以上，不能上来就扣帽子、泼脏水、东拉西扯，然后说我也是多元中的一元。对不起，这个“多元”我们不承认，一边待着去。当时有汪晖、戴锦华、温铁军等等，被很多人看成偏左翼的。也有秦晖、何清涟、冯克利等等，被看成偏右翼的。我们都及时提供版面。有一篇批评汪晖的长文，几万字，我们还头条推出。这叫相互之间展开“破坏性检验”。当编辑的也不能小气，比如很多媒体都要求稿件的首发和独家，出版法规也支持这样做，但我们主动放弃权益。好作品嘛，就是要让它多传播，反复传播，对社会有益就行，其他小九九不重要。刘亮程的散文，是一个新疆朋友来串门时说到的，当时早已在新疆出版了，没什么影响。我们觉得好，就给他集束式再发表，同时拉一些名家展开研讨，形成一定的声势，成了当时的“爆款”，爆得连央视一频道也立刻做专访。
编辑部还有一条规定，责编对所有好文本，都要做好“售后服务”，就是联系其他媒体转载、评论、报道，转载费一分钱都不要，不在乎那个。当然，最重要的是刊物要有灵魂，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能够干什么。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大潮汹涌，冲击得不少文人六神无主，大部分文学期刊都是丢盔弃甲。最陋（low）的一种人，就是混日子，拿版面勾兑点小利益。好一些的，也只是不分香臭追名人，请客送礼陪笑脸，当“买单专业户”。但这已算是相当敬业的了，放在哪里都算得上模范员工。在我们心目中，最好的编辑当然应该是策划人、批评家、组织者，是良师益友。这就要求当编辑努力学习，终身学习，同最优秀的作者共同成长。我们办过好多班，请专家来讲经济学、哲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音乐史，还讲过中医和宗教。编辑部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订了不少外刊，至少核心人员要多翻翻，碰到好文章，就请人翻译，来不及就编辑自己、编辑家属来救急。佩里·安德森有一次来海南探访他老父亲的生活故地，就是那本《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的弟弟。他听说《天涯》名声不小，想看看。当他听说刊物议题涉及市场化、“三农”、新自由主义、中国道路、环境保护等等，非常惊讶和兴奋，大有相见恨晚之态，虽不懂中文，也要了沉沉的一大套，背回美国去了。我后来才知道，他夫人是华裔，可以帮助他读的。
事实证明，不是思想过时了，是新思想太缺了。1999年秋，《天涯》在海南开了一个有关生态与文学的会，请来四五十个国内外的作家和学者，产生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很快就在全球产生了十多个译本。这次会又是整整开了七天，几乎再现了当年杭州会议的昏天黑地，大会套小会，晚上再加班，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美籍学者德里克做学术报告，实在没时间可安排了，只能放在晚餐后的海滩，由《读书》主编黄平现场传译，大家光着膀子或裹着浴袍席地而坐，算是很不正规的“野会”。苏童说，接到邀请时还不知道是啥事，以为是讨论五讲四美、公共卫生呢，没想到这么有意思。七天以后回到海口，叶兆言还同蒋子丹急，说怎么就开完了？怎么就散了？相比之下，后来文学界好多会都太形式主义了，虚头巴脑，云遮雾绕，开个一天半天的，每人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专家点评五分钟，完事。然后合影和碰杯，没有一点激情，好多人从头到尾都在偷偷看手机。
在我们心目中，最好的编辑当然应该是策划人、批评家、组织者，是良师益友。这就要求当编辑努力学习，终身学习，同最优秀的作者共同成长。
刘： 可惜我到海南晚，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是，在我看来，海南文化界的氛围已经是全国最好的了，这要感谢您的组织和带动。其实，2004年决定到海南，就是听到各种私下的讲述，心向往之，才起心动念的。记得我打算到海南去之前还给您写过邮件，您当时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利弊分析，大意是，海南是全国的后排，但后排才有利于观察和思考。果然如此，后来我就老用这个说法动员人才加盟我们学院。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真的觉得海南的文学界和学界风气是最好的——说这个话，谨代表个人，个人负责。文学界要感谢您和蒋子丹等老师，学界要感谢张志扬、曹锡仁等老师。海南之前没有很强的本土文化势力和传统，建省之后创立的新传统真的是了不起，它在当下仍有所传承，既激励人，也给人以压力，比如，在文学界搞歪门邪道，没人呼应；在人文学界，靠投靠豪门，经营关系，急功近利追求亮眼成果，也会被看不起。
今天我必须得拍拍马屁，您别拦着我，哈哈。我觉得，这才是您最重要的作品。文字毕竟是纸上的，古人云，立功、立德、立言，立言在最后，这个次序很重要，您最大的追求从来不是立言，我们就曲解一下古人，把立言说成是文学成就吧。真正重要的是社会实践。您最大的特点是知行合一。不管是当年搞的集体性的乌托邦单位实验，还是重回湖南耕读乡野，写作和生活实践是不脱节的，说话和做事是不脱节的。有些研究也说您的思想观念应该受到“湘学”的影响，虽然解释比较笼统和宽泛，有的没的都安在您身上。但是，这个方向是有道理的。您反省过没有，有没有这部分思想传统的潜在影响？
教育崇拜，随之而来的精英崇拜，在当下积重难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读好社会和人生这本大书，善于汲收底层民众的实践经验，那才是最合格的精英。
韩： “湖湘学派”以王夫之为代表，是晚期儒学中最务实的部分，经世致用，或者说把仁义道德的普世价值，落实到地理、军事、外交、经济、实业等等中去。我对这些略有了解，但自己受没受影响，不知道。王夫之那句话：“谓井田、封建、肉刑之不可行者，不知道也；谓其必可行者，不知德也。”这种话，在我看来，肯定只能是实干家言，是煎熬和挣扎出来的血泪之言，不是灵机一动就有的。
其实，很多时候，作者对自己看不清楚，只能听别人说。有一个评论家说，你好像一直不信任知识分子，在小说里经常把他们写成负面人物。我吃了一惊，后来发现，还真是啊，从早期的《回声》，到后期的《山歌天上来》《赶马的老三》，里面都有个学历高的被我挖苦。是不是自己有某种不良的、危险的潜意识？还有个评论家说，韩某人同鲁迅那一代不同，那一代中的不少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农民的同情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角度，而韩某人是平视的。我想了想，觉得差不多。我从不愿神化民众，但确实觉得有些大老粗让我喜欢、佩服、受启发。这种人可能并不是多数，但一个村子里总有那么几个，代表了底层原生的智慧和精气神。2000年以后，我每年到那里去乡下住半年，就是觉得同那些农民、商人、基层干部混，比我在知识分子圈里快活许多。包括他们的语言，都很值得作家学习。就说骂人吧，一个教授骂人，可能憋红了一张脸，只能说你好坏，太坏了，非常非常坏。一个农民呢，哪怕没读过书，倒能骂得活色生香天花乱坠，骂两三个钟头没一句重复的。你不服不行吧？
在中国现代史上，左的或者右的错误，以俄为师或者以美为师，都是洋教条害死人。国外那些“白左”，哪个不是名校背景？美国有一本书，叫《白领政府》，作者调查了一两百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学历高的政客，反而比学历低的，治理成效普遍要差。大麻合法化、LGBT什么的，走火入魔了，气得马斯克都投了特朗普。可见高学历不是什么坏事，但学历不代表能力和智慧。教育崇拜，随之而来的精英崇拜，在当下积重难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读好社会和人生这本大书，善于汲收底层民众的实践经验，那才是最合格的精英。有一个全球最大的咨询管理公司，叫麦肯锡，主营业务之一是“猎头”，肯定在全球已阅人无数了。这个公司的老板说，真正的人才有两条，一是hungry，即饥饿，意思是要困艰过的人。那么官二代、富二代反而要小心了，他们的经历反而是一种成长劣势。第二是streetsmart，可翻译成“街头聪明”，意思是从街混子里混出来的，从底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最有成才的大概率，反而是书呆子不靠谱。
刘： 这是个问题。现在的麻烦在于，所谓知识界、学术界和创作界，野生的读书人越来越少了，而且各界“界”限森严，“野路子”没机会了，不像八十年代，现代体制还没有那么严丝合缝地规范化起来，各种灵光乍现，说干就干，甚至异想天开，居然干成了的还不少，这可能也和中国革命的传统有些关系。规范化当然有规范化的好处，但坏处是造成了精致的普遍平庸。在各界混都要捞个出身，进高校必须是博士，最好是名校，成果要漂亮，有没有想法没人关心。当作家似乎也要有师承和门阀了。学术体制培养了一批批讲规矩的优等生，某些“创意写作”学科似乎也把写作看成可以按套路教的技术了。思想和写作不再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成了各界内部或文本数据库的内循环，这就真干不过人工智能了。反倒是野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不怎么怕AI，毕竟硅基的智能再聪明也没办法摸爬滚打地经历真实的红尘，至少目前不能，它最怕不按套路出牌。人类靠背谱和它下棋肯定输。
我知道您一直很关心人工智能等问题，您其实是理科脑，误打误撞成了作家。对于所谓人工智能对写作的冲击，您怎么评价？对目前比较火的创意写作，您怎么看？海南大学也刚成立了“韩少功创意写作中心”，您是应邀做贡献，被“硬邀”义务劳动，我们拉个大旗，有个名目。您不妨说说真实的想法，创意写作能干过人工智能吗？
韩： 海大是一片好意，怕我闲着，要给我派点活。最后谈成的协议是不付一分钱工资，这就给了我较为宽松自由的空间。从挂牌第一天起，我就对学生们说，创意是没法从课堂上学来的。我让他们想一想，为什么木匠的儿子当木匠的多，画家和演员的代际传承也多见，唯独文二代成功率很低？真做出了模样的，大仲马和小仲马算得上，茹志娟和王安忆也算得上，不是没有，但屈指可数。这就证明，文学大概有一点点技术性，是课堂上可教和可学的，但最重要的人生经验感受，谁也教不了，连父母也教不了，只能靠自己用一生的时光去亲历，去攒，去熬。要是有灵丹妙药，哪有父母不愿优先自家的娃呢？
我非常赞成你的看法，能教的大多是些套路性的东西，不是最核心的。我在七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过，人工智能最合适干这个。比如写作，也分不同的应用场景。秘书的活，机器人大概可干到95%，眼下“豆包”“飞书”（APP）就干得很不错。应考的活，答辩的活，写教授八股的那些活，AI大概也能超过人类的八成以上，这已经被很多实验所证明。这是因为AI的理解，是一种概率性理解；AI的生成，是一种概率性生成，总是以数据库里的多数优先，以权威的工具书优先。那么，对付文秘、应考什么的，基本上够了。不过，当一个好记者、好作家、好评论家是另一回事。这些应用场景，对人生的经验感受依存度高，千差百异，千变万化，不按套路出牌，AI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很多年前，维特根斯坦就问过图灵先生：“图灵机有牙痛吗？”是啊，AI没有牙痛，没有性别，没有亲人，没有衣食住行，没有民族和阶级……因此，即便能高速处理有关这一切的数据，那也只是模仿，只是“装懂”。我的意思是，大学教育不必被苛求，但学子们如果不补上人生与社会的大课，就只是一些“装懂”的人，充其量是一堆披着人皮的工具书。这种人形工具书几乎从不犯错，但就是平庸，最容易被AI替代。这在社会人文领域特别重要，因为这里大量的应用场景，都涉及人类差异化的经验感受。
大学教育不必被苛求，但学子们如果不补上人生与社会的大课，就只是一些“装懂”的人，充其量是一堆披着人皮的工具书。这种人形工具书几乎从不犯错，但就是平庸，最容易被AI替代。
刘： 是啊，按AI的方式和AI竞争，肯定干不过，但是现在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主流似乎就是套路化的生产模式，这既造成了知识和文学的泛滥，也为进一步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有时候我想，抛开科学技术知识不说，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不是也遵循一般的经济规律，也要经历周期性的扩张和危机过程，最后导致通货膨胀，“信用”贬值，最终的解决总是破坏性的，一是通过人类历史的周期性的社会灾难和重建来解决，二是通过开辟新赛道或新载体、新媒介来解决。
人类的原创性的精神生产能力其实是有限的，很多人生价值层面的东西甚至是不太需要被不断创新的，这一点保守主义并非没道理。什么东西一多了就贬值，就混乱，普通人没办法分辨好坏，劣币驱逐良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人脑就被整乱套了，整宕机了，古代人不会有这个困惑，学富五车，也就读过几十部书，读书破万卷，也就读了百把部书，就算我们的八十年代，每年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也是很有限的，阅读有点饥饿感才好，书非借不能读，当年知青翻山越岭读书排班，读得才深入高效。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少点，好坏高下才可以形成公共判断，激发公共讨论，现在完全不可能了，即使不说其他原因，仅数量一条就是个障碍，读者群无限细分。
当然，这算个玩笑，多了当然好，有选择总是好的，但是，也得有点办法限制无效产能，哈哈。如果有个准确的，可以信赖的评价筛选机制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健全”市场反馈，或者，专业的评论家和行规，但这两个机制似乎都失灵了。您读书吞吐量大，面也宽，您凭什么做选择？
韩： 多歧亡羊，多方丧生，信息和知识肯定不是越多越好。人类在计算速度、记忆容量等方面，远远比不上AI，但遗忘这一条，至少到现在为止，还可能是人类的优势之一，能化繁为简，得意忘言，轻装上阵，以少胜多。再说，所谓遗忘，到底是不是真遗忘了，是不是还在潜意识里暗中发挥作用，以形“无”实“有”的方式，影响本能和直觉，这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互联网和AI发展得太快了，人类缺乏管理经验，就像肌肉膨胀得太快，神经系统跟不上。谁想管一下吧，又怕政治上不正确，妨碍自由啊，阻碍进步啊，大家都不愿戴保守主义这顶臭帽子。可能要到暴饮暴食闹出人命了，得到惨痛教训了，才会回到常识，比如想到心理卫生这回事。该遗忘就要遗忘，该屏蔽就要屏蔽，这是心理和生理卫生的需要。
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公报，显示居民每天就业劳动的时间，是人均多于3小时，而每天上网的时间，竟是人均多于5小时。这个统计口径可能有点粗，比如外卖骑手连线客户的时间，不知算进了哪一头。但不管如何，即便有些出入，“线上”大大多于“线下”，仍然构成了一个惊人的势头。这显示出，连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也在高度网络化和符号化，生活在迅速地“脱实向虚”。在这种情况下，接触实际越来越少，知识和信息就处于无根和空心的状态，就是你说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什么？“币”大于“货”，甚至有“币”无“货”，这个“币”就会泡沫化，没法不贬值。眼下的应试教育也好，“抗日神剧”或“霸总神剧”也好，官场里的形式主义也好，投资领域的“概念行情”和“概念风投”也好……很多人都只会用叙事来干活了，都是有“币”无“货”。这反过来诱发了信息、知识的进一步泡沫化。所以说，筛选机制一定得有，多数为王的市场逻辑一定不可任性。而且把控机制的人要选对，是能盯住实践的明白人。
刘： 这个矛盾，中外哲人早就意识到了，尼采就指出，对于民族来说，并不是历史知识越多越好，对于个体来说，也不是记忆越丰富越好。像您说的，会遗忘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该忘得不会忘，会得精神病。而且，信息太多，思虑过重，就没有行动力，人会被历史压死，没办法开辟未来，这就是历史的滥用和弊端。
“无知者无畏”，从正面理解，就是没有思想负担，不信邪，不知道怕。“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就是前瞻后顾，前怕狼后怕虎，非得等万事俱备才动手，非得集齐了前提条件不可，历史机遇早错过去了，而且条件永远集不齐。有些事必须得先干开，草鞋没样，边打边像，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种实践哲学是百年中国最重要的思想遗产。当然，这种勇敢必须和适当的审慎结合起来才好。
对于个体来说，在学习和阅读上，必须会选择，必须有主见，最好的境界是，为我所用，充分汲取有用信息，博学广识，但是目标还是为了有效地行动和实践，都是为人生的。必须有能力复杂地思考，但是又能放下，回到单纯。去除掉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才能把心灵再度打开，对于这些问题，您在《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等作品中写过。当年您决定在汩罗安家，是不是也有重新打开心灵的考虑？
韩： 回到汨罗，最开始只是厌烦成天的开会和应酬，不喜欢这种机关生活，要跳出去才好，具体干什么来不及细想。山区的日子，当然要单纯许多。时间与纪年、日历没什么关系，过着过着就不知令夕何夕。空间的地理特征最重要，爬山过水，你不会关注脚下的产权或价格。你同植物、动物、微生物交道多了，见到人反而稀罕，互相之间容易亲切。这种感觉比较好。我起初买了支猎枪，在当地办了持枪证，担心穷乡僻壤的治安不好，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小蟊贼、白粉鬼什么的从来没骚扰过我。当地一个传说中的黑社会头子，老百姓闻风色变的，还给我送来两盆铁树，表示对文化的尊重。这样，我在那里待了二十四个半年，相当于时不时“冬眠”，时不时“补血”“采地气”，尽可能屏蔽不良的信息和社交，觉得自己的生活健康多了。这算不算把心灵打开，我也不知道。
一个人在历史大势之下能做的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有所取舍，营构小环境，把握自己的小命运。好几个重要的选择题，我自觉还没怎么失手。一个人选择道路并没那么难，关键是你要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回到自然，回到底层社会，窝在自己那个村子里。萨特说，哪怕你在监狱里也有选择的自由。谁说我们就一无可为，只能随波逐流呢？
刘： 不管是知识和学问，还是文学和艺术，对于生存的功能，就是有助于养成判断力。学问有助于理性的判断力，文学有助于感性的感判力，当然二者是相互渗透的。好学者必须有想象力和文学的隐喻式思维，好作家也要有各种学问和理性逻辑能力打底。到了一定境界，凭气味和直觉就能感知好坏对错，从心所欲不逾矩。什么事都靠理论推导，判断成本太高，有时也来不及，而且还靠不住。能力要均衡，左右脑要协调，体力和精神要全面发展。您是有意识地从事全面发展的，不脱离体力劳动，接受信息视野开阔，特别关心人类社会各领域的最新动态，比如对科学技术的进展也很关注，您平时阅读有什么习惯和偏好？
韩： 我喜欢读杂书。文学作品当然会读，中年以后，读历史、哲学好像觉得更解渴。科普也是兴趣之一，主要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有人说这些还是属于文科，那就算是吧。眼下出版物太多了，我的筛选机制主要是朋友推荐，也注意一下书评，比如《参考消息》上的报道和评介，哪怕三言两语，也是找书的线索。读点外文版也有好处，比如读亚里士多德或索绪尔，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英文版会不时泄露出双语之间的差异，即语言和思维的差异，可能让你读出意外体会。当然，更重要的，读书最好都不要急功近利，有时候就是读一个乐，思维游戏，无用之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知识变现能力强，有些则不是。我们经常把知识比喻成一棵树，其中树茎、树根、树叶、树枝都不好卖钱，只有果品好卖钱。那么，如果我们只要果子，把其他统统砍掉，苹果从哪里来？还会不会有苹果？这就是说，变现能力强的知识和变现能力不强的知识，共同组成了知识的有机整体，那才会有可持续的知识树。这就是求知的大功利观。有些人“精准读书”，只盯住学生的应试，或者是教师的C刊，各奔各的功利，跳过过程直取结果。这可能获一时之利，却可能离知识越来越远。不仅会读得苦巴巴的，而且所学很快归零。我在香港看到有些教授，今天退休了，马上把个人藏书摆在路边统统卖掉。我真是很惊奇。这也是读书人啊！
我们经常把知识比喻成一棵树，其中树茎、树根、树叶、树枝都不好卖钱，只有果品好卖钱。那么，如果我们只要果子，把其他统统砍掉，苹果从哪里来？还会不会有苹果？这就是说，变现能力强的知识和变现能力不强的知识，共同组成了知识的有机整体，那才会有可持续的知识树。这就是求知的大功利观。
刘： 的确，无目的读书，才有读书之乐。可惜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卷，任务导向，没有闲暇和心境，早早把胃口败坏了，这才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上学时，从中学到大学，还是有条件的乱读书，读闲书的。您青少年时期读书的心态更是放松。关于七十年代阅读经验，您在《漫长的假期》里谈起过，在比较的视野里，那倒是个文学阅读的好时代。王安忆的小说《隐居的时代》也写七十年代，她表达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一定限度内的物质短缺，恰是精神得以维系甚至创造的条件。物质的匮乏反而助长了精神的追求，“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
您有类似的感受吗？
韩： 我以前说过，读书是穷日子里镇痛剂，是隐秘的金矿和财产保单，同安忆的意思差不多。眼下越是物质丰裕，倒越可能窒息人的精神需求，这是一个现代性的难题，值得社会学家们注意和研究。我接触一些境内外的出版人，他们现在的目光主要盯住小四到初二的学生，那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市场，因为小四以下的还读不了，高中的要高考，本科的要保研，都太“卷”，不指望了。父母大多愿意掏钱给这个时段的孩子买书，自己去掼蛋或搓麻将。网上有个词叫“土豪”，蛮准确的。“豪”是有钱了，“土”是没文化，不读书了。这是恐怕社会发展一个最大的短板。
刘： 其实，任何时代，深度阅读都是刚需，是人的基本欲望。现在能把这种刚需打残废，也是时代伟力的不世之功。我倒不认为新的媒介和技术条件起多大负作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利用媒介的社会政治力量。影视剧和短视频也可以是深度学习的手段，艺术表达的利器，商业性也不见得和思想艺术价值不兼容，巴尔扎克也追求商业性。您平时看不看影视剧？要说作家“触电”，您可是够早的，1983年就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了电影《风吹唢呐声》，这次跨媒介创作的经验如何？
韩： 好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我当然都会看。至于我自己，那一次太年轻，对影视这种形式毫无经验，也很不适应。主要是不适应集体生产方式。作家是单干户，写小说就是稿纸上的暴君，要谁死就谁死，要谁活就谁活，高度自由。但参加摄制组就是当一个零部件，得照顾和协调方方面面。有时候内耗太严重。我没这个能力，性格也不合适，一次“触电”就被吓跑了。我相信好的影视团队要靠“泡”，泡茶一样，慢慢泡，主创人员泡出了默契，泡出了志同道合，团队就活成了一个“人”，谁是大脑，谁是眼睛，谁是手足，大家心领神会，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好像北、上、广一类大城市，人才聚集区，这样“泡”的条件方便一些，海南这里就不大行，相关从业人员少。以后是高科技时代了，大团队、大投入的文化生产必然多起来，需要新的组织方式，需要各种“泡”出来的自由组合。行政机构、投资人可能需要尊重这种艺术规律。据说有一次拍电影，投资人发现周杰伦人气旺，流量大，临时把他拉进去，不惜临时改剧本和加角色，结果效果并不好。有些行政首长眼下热心文化了，这不是坏事。但其中有些人喜欢吃点菜，一上来就点谁编剧，要谁导演，要谁主演，恐怕也是外行帮倒忙。总之，文化生态变了，文化生产的组织方式也在变。
刘： 八十年代的中国剧组基本算是农业时代的古典剧组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充分工业化，却充分商业化了。编剧已经成了一般工种，更没地位了，海报上经常没有编剧名字，路演的时候主持人介绍主创只提导演和主演。一方面，制片方只认挣钱，只关心流量，并不在意文学创意。另一方面，大部分编剧早就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工种了，尽管可能是无奈的被动认可。
真正具有作者性的优秀剧作家和优秀的小说家一样，决不甘心于仅仅为了某种外在功利目的接个活儿，比如挣钱，获奖等等，他必定是具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关心更广大的世界，试图找到独创性的锐利修辞把他的看法和感受表达出来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也会自觉地磨练对人性和历史的洞察力。
比如刘和平，就是这样的剧作家，可惜现在的影视剧生产环境已经不可能再产生这样的编剧了。您和刘和平也有过交流，应该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文学家气质。能不能说说您心中最重要的文学家的气质和禀赋，说说您最喜欢的作家或作家类型？
韩： 我在国外旅游，对作家故居、纪念馆什么的不大感兴趣，总觉得作家个性强，容易毛病多，近距离相处不容易，不想对他们了解得太细。我甚至会暗暗同情他们的伴侣或其他亲人，真是难为了啊。我写过一篇杂文，说这些人远观就好，不必近看。在另一方面，作家肯定也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同行要多包容，不计较，你活人家也活。有一个法国作家，见中国同行扎堆聊天好热闹，就非常惊讶，说你们怎么会这么熟呢？因为他和法国同行极少见面，几十年下来，可能互相就知道个名字，只是读读作品。我倒是觉得他们那种状态比较健康。文人宜散不宜聚么。中国有不少机构和社团，可能太热心了，太有钱了，搞得评奖、研讨、采风、纪念、各种仪式实在太多，反而容易搞得人心浮躁。九十年代有一段，中国作协几乎半瘫痪，文学不还是照样繁荣？我最不怕作家剑走偏锋，不怕你怪，不怕你狂，但我不相信活得太热闹的人，左右逢源的人。如果哪个能避开热闹、拒绝热闹，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有大事了。这是指他们心中有大事，才可以活得旁若无人。小孩子玩沙子或者玩蝌蚪的时候，就是这样旁若无人的。作家最好也是这种状态。刘和平就是心里有大事的人，我们又是老乡，谈得来。张承志和史铁生也是心里有大事的，尽管他们的立场区别很大。
刘： 现在的文学活动挺多的，有些地方政府和高校似乎不缺钱，年终的时候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感觉都不够用了。但是，要写出好东西，做些有价值的研究，还是要心静。身在闹市不一定不心静，远离尘嚣如果老惦记获奖和挣钱，仍然是不心静。您一直心很静。不过，以后长住海南，生活模式和节律上还是发生了不小变化，以后还有什么写作计划，生活上还有什么规划？
韩： 没有具体规划，顺其自然吧。一切看自己的状态而定。
（作者单位：韩少功，海南省文联；刘复生，海南大学人文学院）
1953—1967年，0 ～ 14岁
在湖南长沙度过了童年生活，先后进入长沙市乐道古巷小学、长沙市第七中学学习。拮据的童年生活经历、父辈坎坷的人生以及学生时期的读书经验，直接影响了韩少功的精神气质与文学创作。
1968—1974年，15 ～ 21岁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未到政策规定年龄即主动报名下乡，落户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现汨罗市罗江镇）茶场。与朋友一起开办读书小组、农民夜校，后因涉嫌进行违禁政治活动，被公社拘押审查。1972年2月，与另外五位知青奉命转点至天井公社长岭大队。这一年，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创作短篇小说《路》，但未发表。另有一些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创作上的初露锋芒，被点名参加省城的创作培训班。1974年12月，因创作实绩被汨罗文化馆录用，结束了六年的知青生活。这一年开始公开发表作品，有短篇小说《洪炉上山》《一条胖鲤鱼》以及时论《“天马”“独往”》。
1975—1977年，22 ～ 24岁
发表短篇小说《稻草问题》、时论《从三次排位看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文论《斥“雷同化”的根源》、小说《对台戏》。1977年2月，参加农村工作队，对农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为写作《月兰》准备了生活素材。12月，参加高考。年内还曾接受写作传记文学《任弼时》的任务，奔赴江西、四川、陕西、北京等地采访和调查。历时一年多。采访人物有王首道、王震、李维汉、胡乔木、萧三等。
1978年，25岁
3月，入读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因短篇小说《七月洪峰》刊登在《人民文学》第2期上，在学校声名大振。短篇小说《笋妹》刊《少年文艺》第2期。《山路》刊《广东文艺》第4期。
9月，同莫应丰、张新奇等人组织“四五文学社”。主持的《新长征》壁报因尺度大招致学院领导不满。12月，与梁预立结婚。《夜宿青江铺》刊《人民文学》第12期。
1979年，26岁
2月，小说《战俘》刊《湘江文艺》第1—2期合刊。
3月，随“中国作家赴前线参观团”到广西和云南战争前线采访，这次参访对他刺激很大。
4月，短篇小说《月兰》在《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
5月，创作《调动》，后刊于1980年《文艺生活》。
8月，《“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质疑》刊《湖南学院学报》第4期。年内，与甘征文合著的传记文学《任弼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0年，27岁
1月，女儿韩寒诞生。
2月，小说《人人都有记忆》刊《湖南群众文艺》第2期，《吴四老倌》刊《湘江文艺》第2期。
5月，中篇小说《回声》刊《小说季刊》第2期。
10月，参加《芙蓉》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座谈会。《西望茅草地》刊《人民文学》第10期。
1981年，28岁
5月，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月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6月，短篇小说《同志交响曲》刊《芙蓉》第2期，后获《芙蓉》文学奖；文论《留给“茅草地”的思索》刊《小说选刊》第6期。
7月，《飞过蓝天》刊《中国青年》第13期，后获“五四”青年文学奖、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9月，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刊《人民文学》第9期，文论《用思想的光芒照亮生活》刊《中国青年》第18期。
1982年，29岁
2月，毕业离校，分配至湖南省总工会，并为筹办《主人翁》杂志而忙碌。
3月，将短篇小说《风吹唢呐声》改编为电影剧本，后由凌子执导，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
1982、1983年前后，小说转向对现实庸常的关注。《风吹唢呐声》《飞过蓝天》《反光镜里》《谷雨茶》等作品不再介入宏大政治话题或反思革命，转而投入对日常的关注与叙述。
1983年，30岁
当选湖南省政协常委。年内发表《克服小说语言中的“学生腔”》《谈作家的功底》《远方的树》《戈壁听沙》等。
《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一文引起争议，因此再作《从创作论到认识方法》，对钱念孙等人进行辩驳。
王蒙也参与了这场辩论。
12月，参加湖南省第三次青年文学作者代表会议。
1984年，31岁
5月，任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下半年更名为《朋友》）杂志的副主编，工作至1985年4月。
12月12日至16日于杭州参加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市文联组织的“新时期文学的回顾与预测”研讨会，做关于文学“寻根”话题的发言，这次会议被视为文学“寻根”运动崛起的标志。
1985年，32岁
1月，写作《文学的“根”》，随后引发“文化寻根大讨论”。
2月，调入湖南省作家协会，赴武汉大学英文系进修英语和德语。
11月，湖南省委组织部下文，与叶蔚林等八位作家一起下基层兼职体验生活，挂职期间，发起“湘西之旅”，发表短篇小说《空城》《雷祸》。年内发表数篇重要作品，如《信息社会与文学前景》《爸爸爸》《归去来》《蓝盖子》《〈文学的“根”〉补记》。
1986年，33岁
8月，应邀参加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者计划”，创作纪实性散文《美国佬彼尔》与《重逢》。
年内，《女女女》刊《上海文学》第5期，与《爸爸爸》一同成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刊《文学月报》第6期，发表时原名为《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延续了《文学的“根”》所讨论的东西文化之辩的议题。
1987年，34岁
4月，参加《钟山》杂志和南海舰队在海南岛联合举办的“南海笔会”。5月，与韩刚合译的《命运五部曲》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合译的另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内部出版，有删节。
年内创作并发表《仍有人仰望星空》《棋霸》《猎户》《布珠寨一日》《文学散步》《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代创作谈）》等作品，并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作序。
1988年，35岁
2月，调海南省文联，于海南建省之际举家南迁。
8月，任《海南纪实》杂志主编，开始筹办该杂志、《特区文摘报》与海南新闻文学函授学院，并进行小社会实验和制度设计，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地制定了一份《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
10月，《海南纪实》第一期出版，创下发行60万册记录，后破百万发行量。
年内，中短篇小说集《空城》繁体字版由中国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
1989年，36岁
4月，《归去来》刊《中国文学》（英文版）第2期。
8月，《特区文摘报》被迫停刊。
10月，《海南纪实》被迫停刊。
12月，中短篇小说集《谋杀》被列入“远景文学丛书”，由中国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出版，后获中国台湾《联合报》第11届小说奖。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繁体字版）由中国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1990年，37岁
1月，台湾《联合报》第十一届小说奖揭晓，《谋杀》获大陆地区推荐奖。
年内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有《海念》《全球化、信息革命、综合化与文化之再造》《记忆的价值》等。
法文版《诱惑》由PHILIPPEPICQUIER出版。
1991年，38岁
1月，为英文版《方方中短篇小说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作序《无我之我》。10日，撰文《然后》纪念莫应丰。
3月，与韩刚合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出访法国，历时三个月，期间参与了创作交流、做演讲和出席签售活动。年内，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的诺埃尔·杜菜特与中国留学生户思社合译的《爸爸爸》由阿利内阿出版社出版。法文版《女女女》由PHILIPPE PICQUIRR出版。
1992年，39岁
10月，开始尝试电脑写作。
年内，《雷祸》（〔日〕井口晃译）日文版发表于《季刊中国现代小说》第21号；《鞋癖》（〔日〕井口晃译）日文版发表于《季刊中国现代小说》第23号、法文版由ARCANE出版；《归去来》英文小说集由香港RESEARCH CENTRE FORTRANSLATION出版，《爸爸爸》意大利文版由EDIZIONE THEORIA出版。
《鞋癖》获本年度上海文学奖。
1993年，40岁
11月，小说集《爸爸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空屋的秘密》法文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年内，创作《夜行者梦语》，为后来一系列长篇思想随笔的起始。
1994年，41岁
1月，《马桥词典》的创作起始于此时。关于一部词典体长篇的构思让韩兴奋不已，为避免外界干扰，电话一概不接。后于1995年秋完成初稿。
年内，创作并发表《在小说的后台》《南方的自由》《圣战与游戏》等作品；出版有《夜行者梦语：韩少功随笔》（上海知识出版社）、《鞋癖》（长江文艺出版社）、《韩少功》（人民文学出版社）、《圣战与游戏》（牛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等；还翻译了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他们不是你丈夫》；法文版《空屋》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5年，42岁
2月，《真要出事》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3月，母亲病重，写作了一篇深切为母担忧的文章——《母亲的看》。
一个月后韩母去世。
5月，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出任《天涯》杂志社社长。
1996年，43岁
1月，《天涯》改版号推出。
同月，《马桥词典》定稿，发表于1996年《小说界》第2期。后作家出版社发行单行本。《马桥词典》引起学界轰动。
年内，出版有《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再版）、《韩少功小说精选》（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心想》（天津人民出版社）、《灵魂的声音》（吉林人民出版社）、《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佛魔一念间》（北岳文艺出版社）、《海念》（海南出版社）等。翻译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作品《惶然录》的部分章节，首发《天涯》第6期；荷兰文版《爸爸爸》由DE GEUS出版社出版。
1997年，44岁
12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马桥词典》名誉侵权案。
年内，创作并发表《批评者的“本土”》《我们的残疾》《哪一种“大众”？》《语言的节日》《岁末恒河》《收水费》《主义向人的还原》《九十年代的文化追寻》《遥远的自然》《强奸的学术》等；为林河作品《古雄寻踪》作序《傩：另一个中国》；年内，出版有《韩少功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马桥词典》繁体版分别由时报出版公司（台湾）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998年，45岁
8月，“马桥诉讼”历时两年尘埃落定，胜诉。
本年《马桥词典》获上海第四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一等奖。年内，出版有日文版《爸爸爸》（加藤三由纪译），收入藤井省三编《现代中国短篇集》（日本平凡社）、《韩少功散文（两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真要出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故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精神的白天与黑夜》（泰山出版社）。
1999年，46岁
10月下旬，在海南省三亚南山主持召开“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产生总结性文件《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
年内创作并发表《大题小作——韩少功散文新则》《韩少功新译作能否再火》《感觉跟着什么走？》《国境的这边和那边》等；译作《惶然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韩少功》繁体版由明报出版社出版。
2000年，47岁
5月，“辞官”后迁居湖南省汨罗市八景乡新居，此地与当年下乡之地很近，且方言相通。
与乡村的近距离接触增添了文学活力，年内，创作有《老李醉酒》（《民间故事选刊》，第9期）等一系列作品。年内，散文《人在江湖》入选《散文选刊》评选的199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法文版《山上的声音》由GALLIMARD出版，被评为该年度十本法国文学好书之一；《马桥词典》被海内外各方专家推荐为“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之一。
2001年，48岁
年内，出版有《爸爸爸》（时代文艺出版社）、《领袖之死》（北岳文艺出版社）、《韩少功小说精选》（太白文艺出版社）、《韩少功文库》（十卷）（山东文艺出版社）；并有译作《惶然录》繁体版由时报出版公司（台湾）出版。
2002年，49岁
4月，获得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章”。
4月，《暗示》获年度“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小说奖。
年内，出版有《进步的回退》（春风文艺出版社）、《韩少功读本》（花山文艺出版社）、《蓝盖子：韩少功代表作》（春风文艺出版社）、《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荷兰文版《马桥词典》，日文版《你好，加藤》发表于《蓝·BLUE》第6号。
2003年，50岁
年内，出版有《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北门口预言》（江苏文艺出版社）、《完美的假定》（昆仑出版社）、《暗示》（繁体字版，中国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另出版英文版《马桥词典》（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匈牙利文版《爸爸爸》（EUROPAKONYUKIADO），日文版《归去来》（〔日〕山本佳子译）发表于《螺旋》第9号。
2004年，51岁
年内，出版有随笔集《阅读的年轮：〈米兰·昆德拉之轻〉及其他》（九州出版社）、《韩少功中篇小说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韩少功自选集》（海南出版社）、《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浙江文艺出版社）、《空院残月》（云南人民出版社）、《马桥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译作《惶然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韩少功中篇小说集》繁体版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另出版法文版《暗香》（GIBERT JOSEPH）、英文版《马桥词典》（澳大利亚Harper Collins）。
2005年，52岁
12月，“《天涯》十年：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座谈会在海口召开，做题为《我们傻故我们在》的发言。
年内，出版有小说集《暗香》（中国社会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空院残月》（云南出版社）、《暗香》（中国社会出版社）、《报告政府》（作家出版社）。另有英文版《马桥词典》由美国兰登书屋旗下的BANTAMDELL出版，荷兰文版《鞋癖》由HET TRAGE VUUR出版。
2006年，53岁
6月，参加首届上海大学文学周，做主题为“文学：梦游与苏醒”的演讲。
本年接受新京报、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报纸采访，产生了一系列访谈作品。
年内，出版有《马桥词典》（春风文艺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归去来》（春风文艺出版社）；另有日文版《月光两题》（〔日〕加藤三由纪译）发表于《火锅子》第67号，日文版《暗香》（〔日〕加藤三由纪译）收入《ミステリー？イン？チャイナ——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由东方书店出版，西班牙文《马桥词典》由KAILAS EDITORIAL出版。
2007年，54岁
4月，长篇散文《山南水北》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10月，荷兰Muziektheater De Helling 剧团将《爸爸爸》和《女女女》改编为音乐剧公演。
11月，长篇散文《山南水北》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年内，出版了越文版《爸爸爸》（NHA NAM PCJC），韩文版《马桥词典》（MINUMSA）等。
2008年，55岁
3月，接受马国川采访，谈《文学的“根”》。
年内，出版有《韩少功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山南水北》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译作《惶然录》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另出版韩文版《阅读的年轮》（CHUNGARAMMEDIA）、越文版《马桥词典》（NHA NAM PCJC）、西班牙文版《爸爸爸》（KAILAS EDITORIAL）。
2009年，56岁
3月，《蛮师傅》获《小说选刊》举办的首届蒲松龄微型小说奖。
4月，短篇小说《第四十三页》入登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排行榜。
年内，出版有越文版《报告政府》（NHA NAM PCJC）、瑞典文版《马桥词典》（ALBERT BONNIERSFORLAG）、波兰文版《马桥词典》（BERTELSMANN MEDIA）。
2010年，57岁
5月，短篇小说《怒目金刚》获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2009年度奖。
11月，以中篇小说《赶马的老三》获《人民文学》2010年度优秀作品奖。
11月，以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获美国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
2011年，58岁
5月，赴韩国参加外国语大学所举办的韩少功作品研讨会。
11月，中国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在台北举办韩少功随笔研讨会。
12月，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天涯》杂志社、海南省文联召开“韩少功文学创作与当代思潮研讨会”。
年内，由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苹果例外》，短篇小说集《鞋癖》，中国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出版《韩少功随笔》。
2012年，59岁
3月，受邀为中山大学驻校作家，为期两个月。
4月，受邀访问新加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峡时报》等机构演讲。年内，出版有《韩少功作品系列》（十卷）（上海文艺出版社）、《赶马的老三》（海豚出版社）、《韩少功汉语探索读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年，60岁
12月，长篇思想随笔《革命后记》由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繁体版。《革命后记》是韩少功在思想领域的一次大胆掘进与突破，是中国思想界在新世纪的一次重要收获。年内，长篇小说《日夜书》出版。
2014年，61岁
12月，作为主讲嘉宾之一参加“文汇讲堂·文学季”第五期活动。演讲内容以“顺变守恒，再造文学”之名发表在本年12月30日的《文汇报》第8版上。
年内，出版有散文集《山南水北》（中国台湾人间出版社，再版）、《马桥词典》（湖南文艺出版社，再版）、韩文版短篇小说集《归去来》（Changbi出版社）等；英文版《山歌天上来》入选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中篇小说选》。
2015年，62岁
8月，小说集《爸爸爸》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9月，《为语言招魂：韩少功序跋选编》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年内，西文版《爸爸爸》由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2016年，63岁
1月，“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草原长调》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6月，《孤独中有无尽繁华》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10月，“韩少功自选集系列”《西江月》《红苹果例外》《感觉跟着什么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年内，韩文版《革命后记》由韩国书坛子出版社出版。
2017年，64岁
1月，“短篇经典文库”《少功六短篇》由海豚出版社出版。
3月，“路标石丛书”《韩少功自选集》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4月，“小文艺·口袋文库·小说系列”《报告政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7月，“本色文丛”《四面八方：韩少功散文精选》由海天出版社出版；《马桥词典》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8月，《韩少功作品系列》（十二卷）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9月15日，“韩少功文学创作四十周年汨罗乡亲见面会”在湖南汨罗举办。年内，韩文版《马桥词典》由韩国民音出版社出版；塞尔维亚文版《马桥词典》由Geopoetka izdavastvo出版。
2018年，65岁
1月，散文集《山南水北》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7月，随笔合集《态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月，“经典名家小说文库”《报告政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1月，小说《修改过程》刊《花城》第6期，由花城出版社同时出版。
年内，俄语版《爸爸爸》收录于《Папапа.Соврем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повесть》中。
2019年，66岁
1月，出席《修改过程》海口读者见面会暨签售会。
3月，“知青小说代表作”丛书《归去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大作家·小时候”系列丛书《湘水谣》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5月，“双峰文丛”《归去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年内，韩文版《暗示》由Bookconnertor出版。
2020年，67岁
2月，散文《重返雪峰山》发表于《芙蓉》2020 年第1期。
7月，《爸爸爸》（中篇小说集）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余烬》四部短篇小说代表作。
10月，《当代中国名家双语阅读文库·韩少功》，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1年，68岁
5月，《山歌天上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收录不同创作时期的乡土题材代表作品，如《山歌天上来》《赶马的老三》《末日》《风吹唢呐声》《北门口预言》《怒目金刚》等。10月，《人生忽然》，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近年散文新作的首次结集。
年内，波兰文版《赶马的老三》由Time Marszalek Group出版；意大利文版《马桥词典》由Einaudi出版公司出版。
2022年，69岁
1月9日，携新书《人生忽然》在湖南图书馆湘图讲坛与何立伟对谈人生与文学，探讨了他们对文学及人生的观察、思考与实践，并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与数十万读者交流。
4月，《另一种幸福人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2年4月刊，探讨了中国青年的意义与自由等问题。年内，俄文小说集《西江月》由MOCKBA出版社出版。
2023年，70岁
5月，散文集《人生忽然》入选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芙蓉文学图书榜”。
6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新修订版《山南水北》《日夜书》。8月，在汨罗市“蓝墨水”文化大讲堂举办专题讲座。从五四运动谈起，结合中西文化对比论述我国文化自信问题，并以新文化运动时期汉字改革为例，批评文化自卑现象，并分享了“寻根文学”的相关观点。
年内，阿拉伯文版《假官员》（即赶马的老三）由Dar Kalemat出版。
2024年，71岁
2月，《日夜书》《鞋癖》《修改过程》《马桥词典》（台湾联经版）由中国台湾联经出版社再版。
6月，参加《文化纵横》杂志播客节目，从“知青”到“二舅”谈开去，论及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潮流的变化、近20年农村变化、当前文化与文学的“根”在何处等问题，并谈到了对影视剧、互联网短视频等大众文化作品的观察和思考。
6月15日至16日，参加“生态文明与新质生产力”学术研讨会，作题为《南山会议前后》的演讲发言，为1999年的“南山大论战”增添了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10月，海南大学成立“韩少功创意写作中心”。
年内，阿拉伯文版《马桥词典》由Takween出版；俄文版《马桥词典》由Sindbad Publishers Limited出版。
年表写作参考了项静、孔见、廖述务、武新军、王松锋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在韩少功老师提供的补充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小部分修订。特此致谢！
《月兰》（中篇小说集），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
《飞过蓝天》（中篇小说集），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诱惑》（中短篇小说集），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随笔集），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空城》（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台湾：林白出版社，1988年版。
《谋杀》（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89年版。
《归去来》，中国香港：RESEARCHCENTRE FOR TRANSLATION，1992年出版英文版；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中国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1月版，收录韩少功，阿城等多位作家共8篇短篇小说，当年3月重印。
《爸爸爸》（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台湾：正中书局，2005年版名为《爸爸爸——韩少功作品精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3年出版“大字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
《夜行者梦语》（散文随笔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鞋癖》（中短篇小说兼随笔集），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韩少功》（中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西：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香港：明报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繁体版。《圣战与游戏》（随笔集），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公司，1994年版。《北门口预言》，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初版为短篇小说集；1995年再版改为中短篇小说集；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同名中短篇小说集。
《海念》，海南：海南出版社，1994年初版为随笔集，1996年再版改为同名散文集。
《空屋》，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法文版。
《真要出事》（中短篇小说与散文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2月初版，1998年再版。
《韩少功散文》，海南：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灵魂的声音》（散文集），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韩少功自选集》（四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海南：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韩少功小说精选》，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1年再版。《心想》（散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世界》（散文集），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佛魔一念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韩少功作品自选集》，广西：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余烬》，山东：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
《故人》，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精神的白天与黑夜》（散文、小说、译文集），山东：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
《领袖之死》（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韩少功文库》（十卷），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进步的回退》（演讲集），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韩少功读本》（中短篇小说集），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蓝盖子：韩少功代表作》，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完美的假定》（随笔集），北京：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阅读的年轮：〈米兰·昆德拉之轻〉及其他》（散文兼对话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韩少功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空院残月》（中短篇小说集），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报告政府》（中短篇小说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大题小作》，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出版时增加副标题，书名为《大题小作——对话，访谈集》。
《暗香》（中短篇小说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韩少功作品精选》，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韩少功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
《然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山南水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同志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初版、2017年再版。
《在后台的后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2017年再版。《中国当代作家·韩少功系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重现：韩少功的读史笔记》，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初版、2017年再版；中国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10年版更名为《历史现场——韩少功读史笔记》。
《山川入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
《西望茅草地》，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当代名家·韩少功作品集》，中国台湾：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
《韩少功随笔集》，中国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1年版。
《韩少功作品系列》（十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赶马的老三》，北京：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
《想不明白》（上下），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初版，2017年再版。
《想明白》，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很久以前》，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怒目金刚》，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少功六短篇》，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版。
《熟悉的陌生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收录《完美的假定》《夜行者梦语》《文学中的“二律背反”》《读书卫生须知》《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等六十四篇随笔。《夜深人静》，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枪手》（彩插版），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山歌天上来》，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收录韩少功不同创作时期的乡土题材代表作品，如《山歌天上来》《赶马的老三》《末日》《风吹唢呐声》《北门口预言》《怒目金刚》等。
《路》，创作于1972年，未公开发表。
《红炉上山》，《湘江文艺》，1974年第2期。
《一条胖鲤鱼》，《湘江文艺》，1974年第3期。
《稻草问题》，《湘江文艺》，1975年第4期。
《对台戏》，《湘江文艺》，1976年第4期。
《开刀》，《湘江文艺》，1976年第5期。
《笋妹》，《少年文艺》，1978年第2期。
《七月洪峰》，《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
《夜宿青江铺》，《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
《战俘》，《湘江文艺》，1979年第1-2期合刊。
《月兰》，《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起诉》，《芙蓉》，1980年第2期。
《吴四老倌》，《湘江文艺》，1980年第2期。
《火花亮在夜空》，《上海文学》，1980年6月号。
《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癌》，《湘江文艺》，1980年第11期。
《晨笛》，《芳草》，1981年第1期。
《同志交响曲》，《芙蓉》，1981年第2期。
《道上人匆匆》，《青春》，1981年第2期。
《风吹唢呐声》，《人民文学》，1981年第9期。
《谷雨茶》，《北京文学》，1981年第12期。
《飞过蓝天》，《中国青年》，1981年第13期。当年《小说选刊》第9期转载，获1981年中国“五四”青年文学奖和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反光镜里》，《青年文学》，1982年第2期。
《那晨风，那柳岸》，《芙蓉》，1982年第6期。
《命运的五公分》，《文学月报》，1984年第7期。
《前进中12—376》，《主人翁》，1984年第7期。
《归去来》，《上海文学》，1985年6月号总第93期。
《蓝盖子》，《上海文学》，1985年6月号总第93期。
《空城》，《文学月报》，1985年第11期。
《雷祸》，《文学月报》，1985年第11期。
《诱惑（之一）》，《文学月报》，1986年第1期。
《史遗三录》（包括《猎户》《秘书》《棋霸》），《青年文学》，1986年第4期。
《申诉状》，《新创作》，1986年5—6月号总第24期。
《老梦》，《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
《棋霸》《猎户》，《新创作》，1987年2—3月号。
《故人》《人迹》，《钟山》，1987年第5期。
《谋杀》，《作家》，1988年第2期。
《无学历档案》，《湖南文学》，1988年第4期。
《会心一笑》，《收获》，1991年第5期。
《真要出事》，《作家》，1993年2月号。
《山上的声音》，《作家》，1995年第1期。
《暗香》，《作家》，1995年第3期。
《老李醉酒》，《民间故事选刊》，2000年第9期。
《兄弟》，《山花》，2001年第3期。
《月下桨声》，《文汇报》，2004年7月14日第8版。
《月光两题》，《天涯》，2004年第5期。
《是吗？》，《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
《801室故事》，《上海文学》，2004年第9期。
《白麂子》，《山花》，2005年第1期。
《土地》，《文学界》，2005年第5期。
《末日》，《山花》，2007年第10期。
《张家与李家的故事》，《天涯》，2009年第4期。
《怒目金刚》，《北京文学》，2009年第11期。
《赶马的老三》，《人民文学》，2009年第11期。
《生气》，《山花》，2009年第15期。
《能不忆边关》，《中国作家》，2009年第17期。
《回声》，《小说季刊》，1980年第2期。
《远方的树》，《人民文学》，1983年第5期。
《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
《女女女》，《上海文学》，1986年第5期。
《暂行条例》（发表时原题为“火宅”），《芙蓉》，1986年第5期。
《鞋癖》，《上海文学》，1991年第10期，获1992年上海文学奖。
《昨天再会》，《小说界》，1993年第5期。
《红苹果例外》，《芙蓉》，1995年第1期总第90期。
《山歌天上来》，《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
《马桥词典》，定稿于1996年1月，首发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小说界》杂志1996年第2期；现存图书版本如下：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9年再版、2011年三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初、2012年再版，2017年三版；中国台湾：中国时报出版公司，1997年版；中国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年版；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2008年再版，2019年出版“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系列”平装版及精装版两种，2023年再版；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版；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3年版；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2018年版；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初版、2023年出版典藏纪念版；中国台湾：联经出版社，2011年初版、2024年再版。
《暗示》，首发于《钟山》2002年第5期，现存版本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8年再版、2019年三版；中国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繁体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初版、2017年再版；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山南水北》，最早由作家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现存图书版本如下：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公司，2008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再版、2009年重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初版，2017年再版名为《山南水北——八溪峒笔记》；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2015年版；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全新修订版；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日夜书》，最早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2013年发表于《收获》杂志2013年第2期；另有中国台湾：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6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修改过程》，由花城出版社于2018年11月出版。另有台湾联经出版社2024年版。
《任弼时》（与甘征文合作），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革命后记》，发表于《钟山》2014年第2期；另有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天马”“独往”》，《湘江文艺》（批林批孔增刊），1974年3月号。
《从三次排位看宋江投降主义的组织路线》，《湘江文艺》，1975年第5期。《斥“雷同化的根源”》（与刘勇合作），《湘江文艺》，1976年第2期。
《山路》，《广东文艺》，1978年第4期。《宝塔山下正气篇——记任弼时同志在“抢救”运动中与康生的斗争》，《湘江文艺》，1978年第4期。《志愿军指挥员》，《湖南日报》，1979年5月20日。
《人人都有记忆》，《湖南群众文艺》，1980年第2期。
《留给“茅草地”的思索》，《小说选刊》，1981年第6期。
《用思想的光芒照亮生活》，《中国青年》，1981年第18期。
《难在不诱于时利》，《湘江文学》，1982年第4期。
《文学创作的“二律背反”》，《上海文学》，1982年第11期。
《学生腔》（发表时原题为《克服小说语言中的“学生腔”》），《北方文学》，1983年第1期。
《谈作家的功底》，《文艺研究》，1983年第1期。
《从创作论到认识方法》，《上海文学》，1983年8月号。
《欢迎爽直而有见地的批评——韩少功给陈达专的信》，《光明日报》，1984年2月23日第3版。
《文学创作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求索》，1984年第6期。
《面对空阔和神秘的世界——致友人书简》，《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3期。
《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文学的“根”〉补记》，《作家》，1985年第6期。
《东方的寻找和重造》（发表时原题为《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文学月报》，1986年第6期。
《好作品主义》，《小说选刊》，1986年第9期。
《祝贺〈作家〉创刊三十周年》，《作家》，1986年第10期。
《致骆晓戈的信》，《作家》，1986年第11期。
《美国佬彼尔》，《湖南文学》，1987年第9期。
《文学散步（三篇）》，《天津文学》，1987年第11期。
《老同学梁恒》，《湖南文学》，1988年1月号。
《美不可译时的烦恼》，《文学角》，1988年第1期。
《艰难旅程》，《特区文学》，1988年第1期。
《不谈文学——访美手记〈彼岸〉之六》，《钟山》，1988年第2期。
《自由路上的摇滚——访美手记》，《小说界》，1988年第2期。
《记曹进》，《湖南文学》，1988年4月号。
《全球性、信息革命、综合化与文化之再造》，《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比喻的传说》，《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1期。
《然后》，《湖南文学》，1991年1月号。
《灵魂的声音》，《海南日报》，1991年11月23日。
《作与协的希望》，《海南日报》，1991年12月9日。
《灵魂的声音》，《小说界》，1992年第1期。
《无价之人》，《海南日报》，1992年6月19日。
《笑的遗产》，《中国作家》，1992年第5期。
《小说似乎在逐渐死亡》，《四川文学》，1992年第10期。
《语言的流浪》，《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1期。
《无价之人》，《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人的逃避》，《小说家》，1993年第3期。
《访法散记》，《湖南文学》，1993年第3期。
《旧笺拾零》，《作家》，1993年第6期。
《夜行者梦语》，《读书》，1993年第5期。
《作揖的好处》，《青年文学》，1993年第8期。
《那年的高墙》，《光明日报》，1993年8月7日。
《关于〈超越语言〉的通信》，《作家》，1993年第11期。
《走亲戚》，《福建文学》，1993年第12期。
《性而上的迷失》，《读书》，1994年第1期。
《即此即彼》，《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个狗主义》，《钟山》，1994年第2期。
《阳台上的遗憾》，《海南日报》，1994年4月23日。
《致友人书》，《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
《佛魔一念间》，《读书》，1994年第5期。
《世界》，《花城》，1994年第6期。
《从人身上可以读出书，从书里也可以读出人》，《中国青年报》，1994年12月16日。
《心想》，《读书》，1995年第1期。
《余烬》，《上海文学》，1995年第1期。
《为什么写作》，《书屋》，1995年第1期。
《圣战与游戏》，《书屋》，1995年第1期。
《远行者的回望》，《书屋》，1995年第1期。
《什么是自由？》，《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4期。
《听舒伯特的歌》，《作家》，1995年第7期。
《第一本书之后——致友人书简》，《扬子晚报》，1995年10月29日。
《完美的假定》，《天涯》，1996年第1期。
《中西各有其“甜”》，《天涯》，1996年第2期。
《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我的词典》，韩少功，《中华读书报》，1996年5月8日。
《批评者的“本土”》，《上海文学》，1997年元月号。
《哪一种“大众”》，《读书》，1997年第2期。
《语言的节日》，《新创作》，1997年第2期。
《岁末恒河》，《作家》，1997年第4期。
《遥远的自然》，《天涯》，1997年第4期。
《阳台上的遗憾》，《美术观察》，1997年第9期。
《强奸的学术》，《青年文学》，1997年第11期。
《亚洲经济泡沫的破灭》，《天涯》，1998年第1期。
《第二级历史：“酷”的文化现代之一》，《读书》，1998年第2期。
《第二级历史：“酷”的文化现代之二》，《读书》，1998年第3期。
《熟悉的陌生人》，《天涯》，1998年第3期。
《工具，有时也是价值》，《琼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译后记》，《书屋》，1998年第5期。
《公因数、临时建筑以及兔子》，《读书》，1998年第6期。
《祝〈小说界〉百期》，《小说界》，1998年第6期。
《作者的性格型智障》，《湘江文学》，1998年第12期。
《大题小作——韩少功散文新作三则》（包括《饿他三天以后》《乏味的真理》《自我机会高估》），《芙蓉》，1999年第2期。
《韩少功致本刊的一封信》，《芙蓉》，1999年第3期。
《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天涯》，1999年第6期。
《感觉跟着什么走？》，《读书》，1999年第6期。
《依附与独立》，《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第27期。
《你好，加藤》，《天涯》，2001年第2期。
《杭州会议前后》，《上海文学》，2001年第2期。
《镜头的许诺》，《天涯》，2001年第5期。
《好“自我”而知其恶》，《上海文学》，2001年第5期。
《后革命的中国》，《上海文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国家化的放大？》，《金融经济》，2001年第10期。
《人情超级大国（一）》，《读书》，2001年第12期。
《人情超级大国（二）》，《读书》，2002年第1期。
《农民当网民》，《湖南农业》，2002年第2期。
《性而上的迷失》，《东方艺术》，2002年第2期。
《山之想（三题）》，《天涯》，2002年第5期。
《从幻想到理想——看电视剧〈没有冬天的海岛〉》，《人民日报》，2002年8月4日。
《政治家的行为艺术》，《领导文萃》，2002年第9期。
《数据掩盖了什么》，《金融经济》，2002年第9期。
《草原长调》，《天涯》，2002年第6期。
《面容》，《中国文化报》，2002年12月18日。
《草原长调》，《中国民族》，2003年第1期。
《货殖两题》，《当代》，2003年第1期。
《岁月》，《遵义晚报》，2003年5月15日。
《重说南洋》，《新东方》，2003年第3期。
《论白开水》，《南风窗》，2003年第3期。
《万泉河雨季》，《当代》，2003年第3期。
《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天涯》，2003年第3期。
《民主的高烧与冷冻》，《南风窗》，2003年第4期。
《文化的游击战或游乐场》，《天涯》，2003年第5期。
《个性》，《小说选刊》，2004年第1期。
《个性》，《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技术》，《小说选刊》，2004年第3期。
《生态的压力》，《羊城晚报》，2004年9月7日。
《浑身有戏》，《山花》，2005年第1期。
《小说中的诗眼》，《天涯》，2005年第4期。
《关于文学》《生活选择了我》《土地》，《文学界》，2005年第5期。
《“文革”为何结束？》，《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
《山居心情》，《天涯》，2006年第1期。
《我们傻故我们在》，《天涯》，2006年第2期。
《一个人本主义者的生态观》，《天涯》，2007年第1期。
《多“我”之界》，《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文学的四个旧梦》，《上海采风》，2007年第5期。
《道的无名与专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石太瑞与湘西神话》，《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6期。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天涯》，2008年第1期。
《葛亮的感觉》，《天涯》，2008年第2期。
《笛鸣香港》，《天涯》，2008年第5期。
《寻根群体的条件》，《上海文化》，2009年第5期。
《扁平时代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6期。
《重访旧楼》，《新闻天地》，2009年第9期。
《天数使然，可遇而不可求》，《山花》，2009年第15期。
《心灵之门》，《海南日报》，2009年11月9日。
《文学何为》，《人民日报》，2009年12月3日。
《寻找语言的灵魂》，《人民日报》，2010年1月12日。
《“扁平世界”呼唤精神高度——关于当前读书、写作的思考》，《人民日报》，2010年2月2日。
《慎用洋词好说事》，《天涯》，2010年第2期。
《上帝之死与人民之死》，《上海文化》，2010年第5期。
《他是中国文学的幸运》，《天涯》，2011年第2期。
《“小感觉”与“大体检”》，《文艺报》，2012年12月31日。
《牛桥故事》，《读书》，2013年第11期。
《关于经典的加减法》，《名作欣赏》，2014年第1期。
《刘舰平的诗歌修辞法》，《文艺报》，2014年2月26日。
《镜头够不着的地方》，《文艺报》，2014年10月15日。
《在幽怨与愤怒之外——读孔见新作〈谁来承担我们的不幸〉》，《文艺报》，2014年11月28日。
《对于电视剧的“两喜一忧”》，《文艺理论与批评》，2015年第1期。
《萤火虫的故事》，《名作欣赏》，2015年第1期。
《想象一种批评》，《文艺报》，2015年5月6日。
《落花时节读旧笺》，《上海文学》，2015年第7期。
《学步回顾》，代跋小说集《月兰》，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文学和人格——访作家韩少功》，韩少功、林伟平，《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答美州〈华侨日报〉记者问》，《钟山》，1987年第5期。
《男性与无性的文学之后》序，蒋子丹小说集《昨天已经古老》，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前言》（后改名《米兰·昆德拉之轻》），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记忆的价值·序》，《知青回忆录选》，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记忆的价值》，《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3期。
《阳光的文学——长篇小说〈十八园人家〉代序》，《海南日报》，1991年1月16日。
《比喻的传统》（法文版《女女女》自序），《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1期。
《朋友与情人·序》（喻大翔散文集《朋友与情人》序），《海南日报》，1993年4月30日。
《文化复兴的共同使命——兼序〈访台掠影〉》，《海南日报》，1993年11月14日。
《平常心，平常文学》（黄茵散文集《咸淡人生》序言），《海南日报》，1994年4月14日；《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3期。
《在小说的后台》（林建法所编《作家编辑印象记选集》序言），《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我”者文之魂——〈豪屋——访泰闲笔〉序》，《海南日报》，1994年4月21日。
《无我之我》（方方英文版小说集序言），《新民晚报》，1994年9月4日。《远行者的回望》（为韩少功主编散文集《吾土吾根散文精品丛书·湘鄂卷》序言），《书屋》，1995年第1期。
《多义的欧洲——答法国〈世界报辩论〉杂志编者问》，《文学自由谈》，1995年第2期。
《关于精神的对话》，韩少功、鲁枢元，《东方艺术》，1995年第3期。
《说小人物》序，张浩文小说集《狼祸》，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5年版。
《词语与世界——关于〈马桥词典〉的谈话及其他》，韩少功、李少君，《小说选刊》，1996年第7期。
《九十年代的文化追寻》，萧元、韩少功，《书屋》，1997年第3期。
《风流铁骑·序》，载植展鹏散文集《风流铁骑》，海南：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版。
《译后记》（译著《惶然录》），《书屋》，1998年第5期。
《读梦者——序〈黑狼笔记〉》，《书屋》，1998年第5期。
《文学的追问与修养——韩少功访谈录》，韩少功、蓝白、黄丹，《东方艺术》，1998年第5期。
《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韩少功、崔卫平，《作家》，2000年第4期。
《韩少功访谈录》，韩少功、许风海，《博览群书》，2000年第6期。
《返归乡村坚守自己——韩少功近况访谈录》，韩少功、黄灯，《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1期。
《进步的回退》（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天涯》，2002年第1期。《知识危机的突围者——〈穷人与富人的经济学〉代序》，《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4月11日。
《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南方周末》，2002年10月24日。
《韩少功：不愿拘泥一法》，韩少功、萧文，《中国青年报》，2002年11月6日。
《韩少功：我喜欢冒险的写作状态》，主持人舒晋瑜，《南方日报》，2002年12月31日。
《〈进步的回退〉自序》，《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1期。
《〈暗示〉前言》，《青海日报》，2003年3月28日。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韩少功，《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3期。
《在妖化与美化之外的历史》，韩少功、王尧，《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3期。
《坚持公民写作》，韩少功、杨柳，《中国国土资源报》，2003年6月4日。
《文化的游击战或游乐场》，韩少功、王尧，《天涯》，2003年第5期。《八十年代：个人的解放与茫然》，韩少功、王尧，《当代》，2003年第6期。
《心灵的再生和永生——序王厚宏〈感悟集〉》，《海南日报》，2003年12月28日。
《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双向激活》，韩少功、王尧，《小说界》，2004年第1期。
《再启蒙：社会的破碎与重建》，韩少功、王尧，《当代》，2004年第1期。
《语言：展开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双翼》，韩少功、王尧，《钟山》，2004年第1期。
《文学：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观》，韩少功、王尧，《当代》，2004年第2期。
《廿年前的刺，廿年后的根》，韩少功、鲁意，《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6月25日。
《小说，太多的叙事空转与失禁》，韩少功、王尧，《解放日报》，2004年8月9日。
《用语言挑战语言——韩少功访谈录》，张均、韩少功，《小说评论》，2004年第6期。
《自述》（此文是韩少功先生2000年3月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学周”上的发言，原题为“文学传统的现代再生”，此处略有删节），《小说评论》，2004年第6期。
《一个作家眼中的全球化——韩少功在汨罗市乡镇干部会上的演讲》，《新民周刊》，2004年第9期。
《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序》，载《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思想的声音——韩少功谈话录》，韩少功、何羽、郑菁华、陈博夫，《新作文》（高中版），2005年第Z1期。《现代汉语再认识》（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演讲时题为“现代汉语的写作”），《天涯》，2005年第2期。
《展望一片明丽辽阔的水域》（为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海岸文丛》所作总序），《海南日报》，2006年2月19日。
《语言的表情与命运》，《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
《“有一种身份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公民身份”》，韩少功、夏榆、马宁宁，《南方周末》，2006年5月25日。
《情感的飞行》，《天涯》，2006年第6期。
《文学史中的寻根》，韩少功、李建立，《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关于〈山南水北〉》，何志云、韩少功，《西部》，2007年第5期。
《穿行在海岛和山乡之间——答记者、评论家王樽》，韩少功、王樽，《时代文学》，2008年第1期。
《穷溯其远 仰止其山——在〈庄子奥义〉研讨会上的发言》，《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第2期。
《一个棋盘，多种棋子——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对话》，韩少功、罗莎，《花城》，2009年第3期。
《重建乡土中国的文学践行者》，韩少功、相宜，《上海文学》，2011年第5期。
《要捣乱，要狂飙，必是情理所逼》，韩少功、李晓虹、和歌，《黄河文学》，2012年第3期。
《再冷的时候也不必绝望——访中国作家韩少功》，韩少功、张曦娜，《联合早报》，2012年4月3日。
《中国文学及东亚文学的可能性》，韩少功、〔韩〕白池云，《文学报》，2012年4月19日。
《文学寻根与文化苏醒——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演讲》，《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数字化时代的文化生态与精神重构》，韩少功、龚曙光，《芙蓉》，2013年第3期。
《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韩少功、胡妍妍，《人民日报》，2013年3月29日。
《韩少功：从“文革”时代到改革时代》，韩少功、木叶，《中华读书报》，2013年9月25日。
《几个50后的中国故事——关于〈日夜书〉的对话》，韩少功、刘复生，《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一代人的安魂曲——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访谈录》，韩少功、吴越，《朔方》，2013年第9期。
《时代与文学》，韩少功、荒林，《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12期。
《革命与游戏——2012秋讲·韩少功 格非卷》，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顺变守恒，再造文学》，《文汇报》，2014年12月30日。
《命运五部曲》（短篇小说集），韩刚、韩少功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年版。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著，韩少功、韩刚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年9月版；中国台湾：時報出版公司1988年初版、1989年重印、1995年再版；
《惶然录》，费尔南多·佩索阿著，韩少功译，刊载于《天涯》1996年第6期；现存以下版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初版，1999年、2004年、2008年、2012年、2017年、2019年数度再版、重印；另有中国台湾：時報出版公司，2001年版。
《诱惑》（法文）
[法]PHILIPPE PICQUIER
1990年
《女女女》（法文）
[法]PHILIPPE PICQUIER
1991年
《爸爸爸》（法文）
[法]ALINEA
1991年
《归去来》（英文小说集）
[中国香港]RESEARCH CENTREFOR TRANSLATION
1992年
《鞋癖》（法文）
[法]ARCANE
1992年
《鞋癖》（荷文）
[荷]HET TRAGE VUUR
1992年
《爸爸爸》（意文）
[意]EDIZIONE THEORIA
1992年
《空屋》（法文）
[中]CHINA LITERATURE
1994年
《爸爸爸》（荷文）
[荷]DE GEUS
1996年
《山上的声音》（法文小说集）
[法]GALLIMARD
2000年
《马桥词典》（荷文）
[荷]DE GEUS
2002年
《马桥词典》（英文）
[美]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年
《爸爸爸》（匈文）
[匈]EUROPA KONYUKIADO
2003年
《暗香》（法文）
[法]GIBERT JOSEPH
2004年
《马桥词典》（英文）
[澳]HARPPER COLLINS
2004年
《鞋癖》（荷兰文）
[荷]HET TRAGE VUUR
2005年
《马桥词典》（英文）
[美]BANTAM DELL
2005年
《马桥词典》（西文）
[西]KAILAS EDITORIAL
2006年
《马桥词典》（韩文）
[韩]MINUMSA
2007年
《爸爸爸》（越文）
[越]NHA NAM PCJC
2007年
《阅读的年轮》（韩文）
[韩]CHUNGARAM MEDIA
2008年
《马桥词典》（越文）
[越]NHA NAM PCJC
2008年
《爸爸爸》（西文）
[西]Kailas Editorial
2008年
《报告政府》（越文）
[越]NHA NAM PCJC
2009年
《山南水北》（韩文）
[韩]IRE PUBLISHING CO
2009年
《马桥词典》（瑞典文）
[瑞]ALBERT BONNIERS FORLAG
2009年
《马桥词典》（波兰文）
[波]BERTELSMANN MEDIA
2009年
《归去来》（韩文小说集）
[韩]Changbi出版社
2014年
《爸爸爸》（西文）
[中]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5年
《革命后记》（韩文）
[韩]书坛子出版社
2016年
《山南水北》（韩文新版）
[韩]IRE PUBLISHING CO
2016年
《日夜书》（韩文）
[韩]民音出版社
2017年
《马桥词典》（塞尔维亚文）
[塞]Geopoetka izdavastvo
2017年
《暗示》（韩文）
[韩]Bookconnertor
2019年
《马桥词典》（意文）
[意]Einaudi出版公司
2021年
《赶马的老三》（波兰文）
[波]Time Marszalek Group
2021年
《西江月》（俄文小说集）
[俄]MOCKBA
2022年
《假官员（即赶马的老三）》（阿文）
[埃]Dar Kalemat
2023年
《马桥词典》（阿拉伯文）
[科]Takween
2024年
《马桥词典》（俄文）
[俄]Sindbad Publishers Limited
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