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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〇年代是失望的十年，这个十年在沮丧中诞生，满是苦痛和恐慌，暴力和叛乱也在摇撼着这个十年。这个十年，杰斐逊垂头丧气，约翰·泰勒满心焦虑，约翰·伦道夫绝望到狂怒地步，这一切都折射出已然是疲惫不堪的老一代政治家们内心的不安和苦楚。但是若要追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此一时期美利坚社会那些蒸蒸日上且精力勃勃的阶层，这些阶层深感顿挫，因为他们觉得联邦政府对他们的需求和利益秉持着深刻的敌意。南方的种植园主、北方的工人、北方和西部已经对亨利·克莱失去信任的小农阶层，都禁不住地对“美利坚体制”的运作生出沉重的怨气。在他们看来，这套体制实际上背叛了杰斐逊的平权承诺，只是为着某个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当然，杰斐逊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种信念本身就足以制造麻烦，更何况，在这十年间，这种信念更是大范围地传布开来，地方层面的怨诉令麻烦变得更加严重。新兴的西部各州都感觉自身的发展遭受了眼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阻挡和压制，这些制度俨然都操控在东部集团手中。北方和中部各州新兴的工业化生活方式，也向美利坚社会提出了诸多问题，昔日里习惯了农耕、船运和家庭作坊的人群必须在这个急剧变迁的时代迎来变革期的阵痛，必须面对生活方式变更引发的苦痛。保护性关税体制彻底激怒了南方种植园主，他们认为这样的关税实际上就是北方银行家和工业家对他们实施的敲诈和掠夺。与此同时，选举权正在向全体国民扩张，令那些昔日里自认被剥夺了政府福祉的阶层和群体有了权力意识。在这个暴风骤雨的十年，仇恨多次演变成公开的争斗和冲突，这其中有不少事件都昭示出，西部的农民、东部的工人和南方的种植园主是何等强烈地感到现存体制对他们的压制和牵绊，当然也足以昭示他们有着何等强烈的决心要去改变现存制度。
在西部，金融危机触发了一系列的骚乱，最剧烈者当属发生在肯塔基州的那场“救济战（Relief War）”。边疆地区的银行体系首先跟杰斐逊式的反金融垄断观念迎头相撞。不过，1812年战争期间，资金严重匮乏，1816年之后的几年间，第二合众国银行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令银行体系在包括肯塔基和田纳西在内的西部各州，不分青红皂白地迅速扩张起来。接着便迎来了1819年的经济萧条，萧条令大银行纷纷转变政策，推行相当霸道的紧缩路线。铸币遂大量流出西部，一路之上留下的是一连串的破产和大量资不抵债的人。
强大的民众压力之下，很多州都通过了“救济”法令，包括中断支付令、延期支付令以及临时归还令等等，并且创建了州银行，授权这些银行发行数百万美元额度的纸币。这场所谓的“救济”行动，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最终的结果便是仿佛回归了那十分幸福的往日时光，“债主们纷纷逃离债务人，债务人则气宇轩昂地追着债主，就这么无情地要还债给债主”。 [1] 1823年，肯塔基州上诉法院表达了债权人群体痛心疾首的看法，宣布救济体制违宪。
此一判决以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1819年“斯特奇斯诉克劳宁希尔德案”发布的判决意见为基础；据此判决意见，破产法若是损害到契约义务，则归于无效，法律救济若是涉及总体契约范围之内的债务，则这部分债务不受立法控制。 [2]
来自法庭的判决一点都没有吓住“救济党”，即便是亨利·克莱以及肯塔基州上层集团的反对，也没有影响这场运动的展开，“救济党”在1824年的选战中赢得大胜，遂尝试取消州法院，此举未能成功，于是他们便着手建立自己的法院：新任的州法院首席法官名叫威廉·泰·巴里（William T. Barry），原是律师，口才出众；书记员名叫弗朗西斯·普雷斯顿·布莱尔，此人原是报界人士，脾气火暴；他们的代言人，也是救济党首领的捉刀人，则是一个相当热诚、认真的北方人，名叫阿莫斯·肯德尔，此人似乎一直是籍籍无名之辈，人们此前不曾听闻过他的公共表现。
新老法院遂就司法权能展开激烈争夺，新闻报刊也加入战团，一时之间，谩骂、斗殴之声四起，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光阴流逝，经济萧条逐渐缓解，双方斗争的主题也从救济问题转变为合宪性问题。最终，繁荣稳步到来，人们的怨气也随之缓和下来，新法院派败退并解体。这场战斗最终于1827年宣告结束。不过，斗争也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只是在等待新的机会破土而出。权力斗争并未真正结束，只是暂缓了。
新的工业化进程在北方和中部各州开始显现威力，特别是原来的熟练工产业开始纳入资本主义的组织体系，这就引发了又一场不满和骚乱。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逐渐失去了对劳动工具的掌控，还有一些传统的熟练工人失去了同市场的直接接触，昔日里不少熟练工人觉得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跟金融集团是对等的，如今，这种感受开始坍塌并消散。当然，还有一些工人干脆在身体上就无法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纪律。这一切的因素汇总起来，令工人阶层开始变得不满且不安起来。此时北方和中部各州的工人群体并不像西部的债务人群体那般人数众多，在头脑和思想上也不及南方种植园主集团那般自信，他们的不满并没有演变成骚乱，而是逐渐演变成历时十年的怨诉和抗议。
在社会隔离感的催逼之下，工人们开始发育出阶级意识，这种意识的确是有助于他们在这么一套日益非人性化且一直压制他们的社会秩序中找回他们作为人的感受。他们不断地举行集会，发布怨诉陈词，创办劳工报刊和工会。他们的主要方向是要确证他们的社会地位，找回自尊和安全感。他们的诉求围绕教育问题、取消债务监禁问题、民兵体制改革问题展开。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如不解决，他们就很可能会沦为化外之民。
1824年和1825年，物价攀升，工人开始采取相当有攻击性的组织活动。1828年，费城技工协会组建了第一个工人政党。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有多个这样的工人党派涌现出来，其中一些主要是乡村党派，另一些则是城市党派。 [3]
此一时期，国家忠诚问题的指向也沦落含混境地。当众议院选任约翰·昆西·亚当斯为总统的时候，华府也因为一场暴雪的到来而大大地松了口气，正是这场暴雪驱散了“下层民众”集会，集会者们本来已经准备好了要予以燃烧的人物肖像，据说还会有“一些愚蠢的暴力行径”。 [4] 不过，此类骚乱是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的。当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最多也只是偶尔会对劳工阶层发出诉求。这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阶级意识的培育工作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事情，比如说纽约州的罗伯特·戴尔·欧文、乔治·亨·埃文斯以及弗朗西丝·赖特等等。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缺乏引导和方向当然令工人运动遭遇不少顿挫，不过，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不满的确存在。北方工人群体逐渐因为一系列的一般性的顿挫和具体怨诉而变得火药味十足了，所有这些一般性的顿挫和具体的怨诉，说到底都植根于那所谓的“美利坚体制”以及这“体制”背后的社会哲学。1828—1829年间的萧条及其给各个大城市带来的严酷的冬天，令先前的不满演变成行动指令。
南方的种植园主阶层是自己地界上的统治者。这个集团身负责任，正是这种责任意识令他们不能像肯塔基州的贫穷债务人那样偶尔干扰一下政府事务，也不能像北方和中部各州的工人那样挺进华府，焚烧总统的肖像。不过，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不焦虑，实际上，他们同样是万分不安；他们的抗拒姿态主要是在观念层面上伸展，但是，最终对联邦造成的威胁却不是北方的喧嚣和骚乱能够比拟的。
这十年间，棉花产业的利润一路走低，令南方不得不重新审视“美利坚体制”，并进而重新审视一直以来推行的那种松散的宪法解释路线。这样的解释路线令“美利坚体制”成为可能。此等情形之下，弗吉尼亚州首先行动，以更为精细也更为坚定的方式和态度，开启了严格的宪法解释路线论题；伦道夫和泰勒将这场宪法解释问题上的论战提升到新的激烈程度；种植园财务账簿上的红墨水已然确证了对北方的所有指控。就这样，南方开始从1812年战争铸就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轨道上撤退了。
约翰·考·卡尔霍恩将这场大变迁的潮流完整地蹚了一遍。他曾是第二合众国银行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同样也支持1816年的关税计划和内部改进运动，但是到了1828年，他便已经转变为最严格的狭义宪法解释派。1823年，他前往加罗林拜会“圣人”泰勒。 [5] 没有人知道此次拜会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不过，其结果应当是一场“按手礼”。泰勒谢世之后，卡尔霍恩便辞去了副总统的职位，暂时归隐，悄悄地开始为州权塑造理论根基，结果便催生了他那全面且不朽的伟大理论。1828年推行的“可恶关税法”（ Tariff of Abominations ），令卡尔霍恩感到必须要毫不妥协地探索一切可能的保障机制，对眼前的这种松散的宪法解释路线实施有效钳制。
“你当然可以在羊皮卷上施加各种限制，”约翰·伦道夫呐喊道，“但是，唯有权力才能够限制权力。” [6] 卡尔霍恩遂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将伦道夫的此一敏锐直觉系统化，在他的这套体系当中，各州必须重新攫取各自的主权，唯有如此方能形成自我保护，不受联邦政府的政治侵夺，而他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所谓的否决权。在1828年的“南卡罗来纳论章”（South Carolina Exposition）中，卡尔霍恩提出这样的论证，除非有四分之三的州借由各自的法律修订权最终批准了某项联邦法令，否则，单独一个州就可以裁决该法令违宪，将之搁置。此处所谓的“违宪”实际上指的就是某个州判定该法令违背自身的利益。
此一理论开启了奴隶制问题的一个新阶段，令南方集团的领导权从温和的弗吉尼亚转移到激进的南卡罗来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越发感觉到“美利坚体制”对这个国家的钳制，卡尔霍恩的理论等于是在一个新的领域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感受，毫无疑问，这类表达并不是什么吉兆。
南卡罗来纳在关税问题上的特殊处境，以及卡尔霍恩以其强劲且抽象的逻辑力量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沉思，解释了南卡罗来纳之地塑造的州权理论为何会有此等锋刃。不过话又说回来，对“美利坚体制”抱有怨诉的所有群体此时也都认识到狭义的宪法解释路线是能够保护他们的。这些群体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杰斐逊主义是唯一有效的民主和平等统绪。此时南方更是利用一种杰斐逊传统所蕴含的州权张力，北方和西部则更侧重杰斐逊传统中的平等诉求。不过，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州权和平等无可拆解地纠结在一起，由此，美利坚大地之上各处的失意群体都开始在卡尔霍恩的教义下集结起来，这些教义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依靠梅肯和泰勒这等人物在孤独和忠诚中保存并传递下来。1824年，这个日益强大的反对集团的领袖人物开始支持佐治亚州的威廉·哈·克劳福德作为总统候选人，此人对“美利坚体制”的反对态度最为强烈。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选战中胜出，这就给了商业集团最后的机会。倘若亚当斯内阁能够化解当前的不满和危机，那么商业集团的领导地位将不会遭遇挑战，“美利坚体制”连同银行、关税以及内部改进运动，也就都是安全的。
新总统对当前问题的性质是有认识的。1820年5月的一个暖洋洋的日子里，尚在门罗内阁担任国务卿的亚当斯骑马巡游华府周边的那片绿色原野，同行的人是时任战争部长的卡尔霍恩，此时的卡尔霍恩还置身自己的国家主义时期。途中，卡尔霍恩谈到1819年的经济萧条，情绪十分沮丧。他说，这场经济危机“令政府众叛亲离，不满情绪并不是集中在某个特定的方向或者领域，任何事件都会成为大家发泄怒气的理由，民众似乎也都在急不可耐地找寻自己的领袖”。密苏里危机和关税危机令这个国家陷入亢奋之中，卡尔霍恩认为，这只不过折射出人们内心更深的焦虑。“不满已经广为散布了，而且极为含混模糊，”卡尔霍恩禁不住地重申道，“这当然是每个个体遭遇的混乱境遇引发的，但是结果会造成这样的普遍印象：本届政府肯定犯下了大错。”
卡尔霍恩的此番品评令亚当斯沉思良久。经济危机的原因其实很清楚，那就是纸币体系的过度扩张，但是补救之策又在哪里呢？“很难办，”亚当斯语气哀婉，“……政府什么也做不了，至少就目前的举措和政策体系而言，政府确实没有办法，只能不断地转移不满，牺牲一个群体来迎合另一个群体。” [7] 不过，若是不满情绪愈演愈烈，难道就真的不能“牺牲”忠诚派，去“迎合”不满群体吗？
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留下的日记并没有提供清晰见解，不过，他的施政行为足以让人们将他看得清清楚楚。倘若那些需要“迎合”的的群体不在亚当斯的经验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会牺牲忠诚集团去迎合他心目中的那些陌生群体，因为他从中看不到任何的好处。亚当斯其人的确有着相当的实务才干，不过，作为总统，他基本上没有表现出政治家才具。面对危机，他无动于衷，这样的懒政行为毫无疑问加深了已然传布甚广的那种印象：“政府方面肯定出了大错。”1828年，亚当斯倒台，恰恰就是因为他未能应对卡尔霍恩提起的那些问题。1824年，美利坚民众就已经推出了他们的最爱来取代亚当斯——此前的民众领袖克劳福德因为突发中风而中断了政治生涯——反亚当斯派的领导集团遂转向此人。
人民的这个新宠，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是怎样一个人呢？人民知道他，主要是因为他是战场上的英雄。独立战争期间，他因为拒绝为英国人清洗靴子，遭到英军军官的抽打，对方用的还是军刀。1812年战争中，他展现出极大的能量和才能，镇压了印第安人的数次叛乱，1815年，在和约订立之后，他在新奥尔良取得了到那时为止美国历史上的最伟大胜利。就职业而论，他应当算是法律界的人，在联邦参众两院都有履历，也在田纳西州高等法院有任职经历。过去的那个十年，他主要是以田纳西州绅士的身份过着自己的日子，就在纳什维尔附近的一处上好农庄里过着呼朋唤友的生活，时不时地去参加赛马，当然，也经常热议政治。1828年的安德鲁·杰克逊已经是六十一岁高龄了。
1824年，杰克逊便已经建立起巨大的民众票仓，票仓的基础就在于他的军事声誉以及民众对他的刚正品性的广泛信任。 [8] 至于他的实际政治履历，则相当模糊不清。1808年，他曾对伦道夫和梅肯引领的那场分裂运动表示同情，不过在1816年给总统门罗的一封信中，他却主张同联邦党集团强硬派和解（并且还表达了自己的巨大遗憾，因为哈特福德集会的领导人物竟然逃脱了绞刑）。七年之后的一次参议院票决，他至少对“美利坚体制”表示了宽容。他主张一种他自己所谓的“审慎”关税，以此来结束美利坚在战争物资上的对外依赖局面。至于他所谓的“审慎”关税究竟是什么，则实在是个谜团，与此同时，他明确反对联邦主义的诸般前提要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国家债务就是国家赐福，我就是其中一员，”他说，“我认为国债是共和国身上的诅咒；原因很简单，国债体系既出，就必定要在华府身边集结起一批金融贵族，这个集团是对国民自由的威胁。” [9]
在田纳西，杰克逊至少名义上是同地产贵族走在一起的，他的这个圈子既反对金融贵族，也反对草根民主。1819年的经济萧条降临之时，田纳西州也采纳了类似肯塔基州的那种救济体系。这个时候的杰克逊高调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态度，此举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银行集团，而是依托一种相当正确的信念：通货膨胀并不能解决债务问题。然而，他也支持了田纳西州的一项很可疑的冒险举措，此一举措很有可能为投机客的利益而将众多小农毁灭掉。他的政治履历，无论是在联邦层面还是在州政治层面，都提供不了任何线索，可以让人们对登临总统大位之后的他有所预期。 [10]
1824年，杰克逊的确斩获了巨大的支持度，不过，这种支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无从推演。各个政治派系的人都给了他政治背书，其中甚至包括不少昔日的联邦党人，他们绝对不能原谅约翰·昆西·亚当斯抛弃了他们的党；弗吉尼亚正统派的卫道士当然是特别反感他的。据说，杰斐逊就曾亲口告诉丹尼尔·韦伯斯特：“他是最不配这个位置的……他是个危险人物。” [11] 此时的约翰·泰勒在两相权衡之下，毅然选择了支持亚当斯，他和詹姆斯·麦迪逊一样，都无法对杰克逊形成信任。马丁·范布伦，1824年是克劳福德的选举经理人，1828年则十分低调地劝说弗吉尼亚派加入杰克逊的选战阵营。即便如此，弗吉尼亚派对杰克逊的疑虑也从来没有消散过。范布伦曾经谈到，《里士满探查者》的出版人托马斯·里奇“有那么一段时间甚至都不敢睡觉……担心一觉醒来就听说将军发动政变了”。 [12]
杰克逊其人的确是有脾气暴躁、蛮横无理的名声，据说也是野心勃勃的权力追逐者。做将军的时候，就经常大刀阔斧，先斩后奏。他的政治对头死死咬住他的军事履历大做文章，翻箱倒柜，搜罗了不少证据坐实他的蛮横作风和暴烈脾性。
在共和国初生的那段岁月，军事声望对政治生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选举权在不断地开放和扩张，民族主义情感也开始涌动起来，旧日统治阶层的荣光逐渐褪去，这就为新偶像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氛围，1812年战争很快便造就了军事英雄。旧式贵族对此等庸俗的 暴发户 声望持仇视态度，因此一个有着杰克逊式声誉的人，差不多就只能在旧贵族的压制之下，投身反对派阵营。此外，扩容之后的票仓以及民众日益高涨的沙文主义情感，令军事英雄获得热烈追捧。旧式贵族基本上都是依托古典资源教养起来的，古典的历史时刻都在告诉这些老派贵族，对共和政体来说，最危险的人物莫过于这种战争造就的英雄。西塞罗发出的警告以及恺撒的例证，令老贵族有充分的素材和理据去抱怨、去抗拒、去仇视。有了这样的背景，再加上杰克逊自身的履历，也就不难解释当杰克逊赢得候选人资格之时，老派贵族的那种极度的震动。
事实上，所有的证据和证言都支撑这样一种看法：在随后的这些年间，杰克逊本质上是一个极其文雅的人，作风也很是清平明澈。1823到1824年的冬天，他在参议院供职的时候，就大大地驱散了人们对他的那种边疆野人的刻板印象。《国家简讯》的主编的夫人是文雅圈中的代表人物，据她说，杰克逊将军是“真正的外柔内刚之人”。即便是丹尼尔·韦伯斯特，在1824年也不免评点说：“杰克逊将军比别的候选人都更具备总统风范……我的妻子是坚定支持他的。” [13]
杰克逊又高又瘦，一头白发从前额径直向后梳去，长长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一股沧桑和刚劲之气迎面袭来，眼神锐利，投射出威慑力，这样的形象不失高贵且令人印象深刻。若是步行，他从来都迈着坚定的军中步姿，嘴唇紧闭，表情坚定；若是骑马，他的坐姿也堪称一流，双手轻放，马匹也很是从容。自然流露而出的威严是很少有人能够抗拒的。在这个痛苦的日子里，波士顿的众多保守商人都透过自家窗户去观瞧这位老将军，在紧张和期待当中，他们“认为即将出现的老将军似乎像是刚刚抓捕了极为危险的怪兽，正带着怪兽的笼子走过他们的房舍”。当杰克逊最终现身的时候，这些人的敌视情绪顷刻之间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纷纷高喊：“快出来欢迎我们的老将军吧！”杰克逊则将自己的小女儿抱在前面，小姑娘挥舞着手帕。此时的杰克逊，就像约书亚·昆西说的那样，“让老老少少都着了迷”。 [14]
到了1829年，纯粹从身体角度讲，杰克逊已经是个病人了，他的脑力正在衰退。经年累月咀嚼烟草，令他的脑袋经常疼痛欲裂，剧烈的咳嗽令他消瘦的身形摇摇晃晃。然而，他的脸色虽然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憔悴，他的精神却始终庄重且无可征服。
在白宫接待室，他仍然是那么文雅，尽管显得有些呆板和拘谨。若是在密友中间，他也会放松下来，变得和善且令人愉悦。要是抽起烟来，他可是要投注不小的精力，他通常用的是那种长长的烟斗，管子很长，他会双腿交叉，将烟管靠在腿上，而后便开始吞云吐雾，直到整个房间都烟雾弥漫，“令人呼吸困难”。有时候，他也会遵循田纳西人的习惯，定期咀嚼烟草而后再吐出来，即便在跟人谈话乃至履行国务的时候，也是如此。 [15]
他语速很快，讲起话来，强劲有力，要是有所强调，他通常会举起握紧的拳头，做出一个短暂且有力的姿势。“他显然是有幽默感的，只不过表达得很含蓄而已，”这是亨利·亚·怀斯的品评，此人是杰克逊多年的死对头，“他喜欢用格言警句，暗藏讥讽。在遇到考验的时候，他非常积极，也特别引人尊重。”在下定决心的时候，他会拉下左边嘴角，给出一副表情，就如同人们说的那样，“一副舍我其谁的表情”。 [16]
不过，杰克逊并非那种肆意、武断之人。他的确习惯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在意识到自己犯了错的时候，他也能够慨然让步。就如同本顿说的那样，没有人比杰克逊更明白坚定和顽固的区别了。“我曾蒙多位总统之约，陈述我的看法，当我自感正确的时候，我在杰克逊面前是最敢直言的。”此番证言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范布伦也品评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般完全没有自负的人，他在任何问题上都能够耐心倾听，他将之视为一种享受，同时也视为一种责任，我还从没见过有谁能像他这样做得如此到位……他非常乐于认错，这跟他的倾听习惯是有关联的。” [17]
人们常常以为杰克逊总是强求一致，事实绝非如此。实际上，杰克逊对待分歧极为宽和，甚至激怒了他的一些激进追随者，诸如阿莫斯·肯德尔和罗杰·布·托尼这样的人。“若真要在这方面批评他的话，”肯德尔写道，“那也只能批评他太过宽忍了。”“他自己很率直（身为公众人物，他在这方面做得有些过分了），”托尼如是说，“他也喜欢他人的坦率；他认为属下的反对意见恰恰证明了属下的坚定和诚实。” [18]
在军事事务上，杰克逊总是会征询作战会议的意见，不过，他从来不会用票决方式来论定问题。作为总统，也是如此，他会将问题提供给内阁充分讨论；但是当要采取切实行动的时候，他通常自己做决定。“我从来都尊重并倾听其他人的意见，”杰克逊解释说，“不过，做决定则是我个人的职责。”一旦做了决定，任何威胁、警告、三思之请，就都不能再动摇他了。“我根本不关心那些鼓噪，各位，听好了，我就是这么我行我素，只做我认为正确且应当的事情。” [19]
如此卓绝的自主能力，除非是有同样卓绝的自控能力予以配合，否则便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在这个问题上，实际情形再次跟所谓的杰克逊神话背道而驰。人们常常传言杰克逊那无可控制的火暴脾气，这类传言并无太多理据。杰克逊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常常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点。“有时候，他会即席演出一番，假装发上一通脾气，目的是震慑并压制反对者，当然，这是在他心意已定的情况下，”一名观察者评点说，“很显然，他的自控能力近乎完美。”他之所以会让自己的脾气一下子爆发出来，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毫无意义的争论。在应国会委员会约请，为自己的金融政策作解释的时候，他就上演了这么一出剧情，突然变得狂怒起来，对金融垄断集团展开猛烈抨击。散会之后，委员们纷纷离去，他一下子回归本来的安静，抽上了烟斗，并揶揄道，“他们觉得我疯了”，而后便极为明澈地谈论起在重大问题上一定不能让步的重要性；他说，失去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安抚敌人，是定然没有可能的。
有那么一次，杰克逊在一个代表团面前再次爆发了。此时对杰克逊尚且不太了解的范布伦，对杰克逊的此等表现十分不悦。但是当大门在两人身后关闭的时候，杰克逊突然很柔和地评论说：“我知道我那样说话让你不高兴了。”范布伦并不否认。不过，总统接着申述：“不，我的朋友，我对你的判断力是极为敬重的，但是你并不是十分了解这些先生们，我太了解他们了。”接下来的话就足以还杰克逊一个清白了。范布伦后来记述说，“这样的事情有很多，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件，他常常会表现出显然是过度了的激愤，但骨子里他非常冷静、非常清明，我多次见识过他这种表面和内里的矛盾，说实在的，我基本上没有见过他真正失去冷静的时候。”阿莫斯·肯德尔则把话说得更为直率，“我不曾见过他受困于一时的情绪”。尼古拉斯·菲·特里斯特，杰克逊的私人秘书，也给出了同样的评说：“我从没见过他失去冷静。” [20]
杰克逊的头脑胜在判断力而非分析能力。就如同本顿说的那样，“他有着强劲的思考能力，但并不擅长将自己的想法排列并组织起来”。“他的头脑足以洞察事情的实质，”范布伦说，“但是在细节方面他这个脑袋并非尽善尽美。”“他不曾研究过语言的精微之处，”托尼也给出了类似的说法，“他也不喜欢雕琢辞令，他认为那不过是逞口舌之能。”他当然没有能力写就本顿的那种博学论章或者范布伦的那种深思之论，也不会有托尼那般杰出的论证才能，爱德华·利文斯顿的文章或者阿莫斯·肯德尔的辩论，自然也不会是他擅长的。不过，所有这些人都在为他效力，是他统领着所有这些人。
后续的岁月里面，杰克逊的这些朋友面对的问题，毫无疑问都凸显了杰克逊的判断力在其中有着何等的分量。在他的这种判断力面前，朋友们的辞藻之能或者推理之能都显得不过是雕虫小技，这种判断力也将朋友们在逻辑上的分析能力远远甩在后面了。（“收敛一下你们的哲学论说吧，”杰克逊总是宣示说，“……吹毛求疵是很危险的事情。”）“他的心灵，”本顿品评说，“是那种以判断力见长的类型，他能够迅速地把握事物。凭借直觉性的洞察力，他总是能够迅速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路易斯·麦克莱恩宣称：“杰克逊将军的推断速度很快，我还没遇到过有他这种反应速度的人，我刚开始考量前提，他就已经跳跃到结论了。”作家詹姆斯·柯克·保尔丁写道：“他的确不是寻常之人，令我如此吃惊且仰慕的人物，也只有他了。在他面前，一切的所谓学识似乎都没有用处了。他凭借直觉就能有所洞察，在其他人还在三思考量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定见了。” [21]
1858年7月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天气炎热，意大利的夕阳照射着佛罗伦萨城中建筑的屋顶。两个美国人正在这里交谈，述说着对杰克逊的敬重。纳撒尼尔·霍桑只是在1833年见过杰克逊一次，那一年，老将军访问了霍桑隐居的塞勒姆小镇。当时的霍桑还是个年轻人，他清楚记得自己是如何前往小镇边上，就为了看一看这个老英雄。老将军那庄重、威严的面容令他终生难忘。多年之后，霍桑见到了拉斐尔为教皇朱利叶斯二世作的画像，“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画像了”，霍桑当时的第一个心愿就是拉斐尔也能够为杰克逊将军画上一幅画像。
海勒姆·鲍尔斯是很有名的雕刻家，他曾跟杰克逊有一面之缘，两人有过攀谈。据霍桑回忆说：“鲍尔斯认为，杰克逊将军是那种直觉极为敏锐且可靠的人，对人对事都是如此，但是并无明晰的论证能力去达成结论，也没有能力将自己的思考或者思想传递给他人。”实际上，有不少人都曾跟霍桑谈到过杰克逊将军，比如富兰克林·皮尔斯、詹姆斯·布坎南等，霍桑也一直在思忖朋友们的这些议论。“熟识杰克逊并且在大事情上见识过杰克逊的处理方式的人，在杰克逊的思考能力和论证能力究竟如何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一致看法，当然，所有这些人都完全同意，杰克逊有着强大的直觉能力。”杰克逊的结论总是斩钉截铁。“很显然，他是伟大人物，他与生俱来的那种力量，包括头脑的力量和性格的力量，足以令跟他接近的所有人甘愿为他效力；在他面前，一个人越是聪明，就越是会成为他的有力工具。” [22]
1829年的杰克逊已然来到政治生涯的一道关键门槛，在这样一个时刻，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眼前的危机将会令杰克逊成为伟人。危机铸就的挑战、领袖的责任、民心的砥砺以及对变革之必然性的直觉体认，正是这一切塑造了杰克逊总统其人，同时也塑造了杰克逊极为辉煌的政治前景。跟华盛顿、林肯、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杰克逊在政治生涯早期没有展示出太多的才能，只是在登临总统宝座之后，他才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是这个艰难时世淬炼并砥砺了他的天生才具，并令其有了用武之地。 [23]
从就职演说那一刻开始，杰克逊便显著地迅速成长起来。在自信心和想象力上，他的领袖资质都稳步提升。每次同人民的接触，都令他变得更加强大。说到底，他力量的源泉就在于他天生就对人民有着深刻了解。“他和人民简直就是血亲，”范布伦说，“而且，人民是他唯一的血亲。”杰克逊相信：“为民众的福祉操劳，是造物主分配给他的专门使命，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没有人比他更配得上这个使命了。” [24] 是人民召唤他引领他们走出这囚禁和奴役之地，他来了，就如同伟大的民间英雄那样。 [25]
[1] Dr. Witherspoon quoted by W. M. Gouge, A Short History of Paper Money and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 part ii, 234.
[2]
奥格登诉桑德斯案（Ogden v. Saunders, 1827）是类似的案件。该案的判决意见表明，法庭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化程度是非常严重的，远不像斯特奇斯诉克劳宁希尔德案（
Sturgesv. Crowninshield
）那般简单。这其中涵涉一个次生问题——此一普遍原则是否适用于所有债务，还是说仅仅适用于救济法令通过之前订立的债务，若是后面这种情况，则救济法令一旦生效，就会对之后的一切债务都拥有完全的执行力。马歇尔认为应当适用于一切债务，不过，奥格登诉桑德斯案的判决最终抵制了马歇尔的看法，此一判决裁定，马歇尔的判决意见仅适用于救济法令落地之前订立的债务。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Louis Boudin, G
overment by Judiciary
, chs. xii, xiv；以及，A. M. Stickles,
The Critical Court Struggle in Kentucky
, 1819-1829。
斯特奇斯诉克劳宁希尔德案之后，1823年的格林诉比德尔案（
Green v.
Biddle）给出的判决，则被认为背离了肯塔基人的利益。这些判决导致肯塔基州的理查德·门·约翰逊（Richard M. Johnson）中尉在参议院对法庭展开了攻击。约翰逊是1812年的战争英雄，主张取消债务监禁，是肯塔基州债务人的同盟者。
[3] Commons and associates, History of Labour , I, 108-231.
[4] Margaret B. Smith,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Washington Society , 186.
[5] Taylor to Monroe, April 29, 1823,“Letters of John Taylor,” Branch Historical Papers , II, 352.
[6] Bruce, Randolph , II, 211.
[7] Adams, Memoirs , V. 128-129.
[8] Van Buren, Autobiography , 449.
[9] Jackson to L. H. Colman, April 26, 1824, James Parton, Life of Andrew Jackson , III, 35-36.
[10] 关于杰克逊在田纳西时候的情况，可参阅，Gouge, Paper Money , part ii, 135; St. G. L. Sioussat,“Some Phases of Tennessee Politics in the Jackson Perio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XIV, 60-61; T. P. Abernethy,“Andrew Jackson and the Rise of Southwestern Democracy,” ibid ., XXXIII, 64-77。
[11]
Webster,
Private Correspondence
, Fletcher Webster, ed., I, 371。也可参阅，George Ticknor to George Bancroft, December 26, 1824,
Bancroft Papers
：杰斐逊先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他并不愿意看到杰克逊先生登临总统宝座，他的态度跟我们这些新英格兰人一样坚决”。门罗曾问过杰斐逊，任命杰克逊担任俄国大使之职是否合适，杰斐逊闻听此言，即刻爆发了：“我的上帝，千万别！他不出一个月，就会给你制造大麻烦的！”Adams,
Memoirs
, IV, 76。
不过，也应当指出，韦伯斯特同杰斐逊此番交流的初始记录，并没有提及杰斐逊对杰克逊的这些攻击之词，霍尔（Hoar）参议员在再版这份文献的时候也相当坦率地申明，这部分谈话“全部出自这些回忆录”；至于韦伯斯特，则是在杰斐逊去世之后才公开了此次谈话的全部内容，此举是为了满足政治需要。George F. Hoar,“Daniel Webster,”
Scribner's Magazine
, XXVI, 215（August, 1899）。巴西特教授指出，韦伯斯特的这个说法若是真的，那么杰斐逊致杰克逊的一封信的内容和语气也就令人无法理解了，见，Jefferson to Jackson, December 18, 1823。Bassett,
Jackson
, 329。
[12] Van Buren, Political Parties , 322.
[13] Letter of Sarah Gales Seaton, December, 1823．她接着描述说：“将军这人确实文雅，谦恭有礼，是女性圈子的完美贵客，将军对所有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 William Winston Seaton , 161。韦伯斯特的这番品评，可见Daniel Webster to Ezekiel Webster, February 22, 1824, Webster, Private Correspondence , I, 346。参阅以利亚·H.米尔斯（Elijah H. Mills）给妻子的一封信中的一番评说。米尔斯是马萨诸塞州老资格的联邦党人，他在信中写道：“人们似乎都认为他极端鲁莽，不体谅人，顽固坚持自己的原则，专横且专断。不过，在亲身跟他有了交往之后，我可以确认，这种看法完全是空穴来风。他非常和善，非常平易，心地善良，虽然是在西部的狂野世界养育出来的，但他的言谈举止极其文雅，谦卑有礼。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他的确是那种让人愉悦的人。”见，Elijah H. Mills to his wife, January 22, 1824, Proceeding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 XIX, 40-41。
[14] 丹尼尔·P.帕克（Daniel P. Parker）是当时在场的一名波士顿商人；Josiah Quincy, Figures of the Past , 363。这里面包括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讲述的是昆西本人是如何被杰克逊的魅力折服的。
[15] 此处引文，见，Henry A. Wise, Seven Decades of the Union , 110-111。也可参阅，Edward Everett to his wife, January 1, 1834, Everett Papers, and Theodore Sedgwick, Jr., to Theodore Sedgwick, February 6, 1835, Sedgwick Papers。
[16] 此处引文，参见，Wise, Seven Decades , 98-99, and J. B. Derby, Political Reminiscences, including a Sketch. . . of the“Statesman Party ” of Boston , 57。
[17] Benton, Thirty Years' View , I, 378; Van Buren, Autobiography , 312.
[18] Amos Kendall,“Anecdotes of General Jackson,” Democratic Review , XI, 272 (September, 1842); R. B. Taney, Bank War Manuscript, 90.
[19] 杰克逊的这两番话，引自，J. A. Hamilton to Timothy Pickering, July 3, 1828, J. A. Hamilton, Reminiscences , 77, and by N. P. Trist in a communication to James Parton, Parton, Jackson , III, 605。
[20]
此处的第一份引文来自，T. N. Parmalee,“Recollections of an Old Stager,”
Harpers
, XLV, 602（September, 1872）；此处提及的这些逸闻趣事引自Wise,
Seven Decades
, 106-107, and Van Buren,
Political Parties
, 324；此处最后的两份引文出自，Amos Kendall,
Autobiography
, William Stickney, ed., 635, and Parton,
Jackson
, III, 603。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杰克逊的这些暴脾气表演的背后，都有着精心的盘算。在这个问题上，可参阅怀斯的一番申述：“他很清楚，人们……都认为他的脾性存在弱点，都认为他容易冲动，行动欠缺考量；他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将世人眼中他性格上的这种弱点变成自己的一笔大资本。在这方面，他堪称完美的演员，每走一步，背后有清楚的意识和细致的盘算，他始终都很清楚，世人都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擅长盘算的人。这也就令他总是能够将一番心机成功地隐藏在激情和冲动的背后，骗过世人的眼睛。”
Seven Decades
, 106。乔治·班克罗夫特曾跟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谈到，杰克逊“本性温和，除非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才会刻意地发上一通脾气”。Gold Smith,
Reminiscences
, Arnold Hautain, ed., 333.也可参阅，B. F. Perry,
Reminiscences of Public Men
, 29; and Marquis James,
Andrew Jackson: Portrait of a President
, 366, 368。
[21] 此处引文分别出自，Benton, Thirty Years' View , I, 738; Van Buren, Political Parties , 313; Taney, Bank War Manuscrip t, 88; Parton, Jackson , III, 610; Benton, Thirty Years' Vew , I, 737; Kendall, Autobiography , 634; W. I. Paulding, Literary Life of James K. Paulding , 287-288。
[22] 霍桑认为，鲍尔斯的此番申述从内里来看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并没有足够有力的反面证据。最高级的施政才能，或者说人们平常所谓的高超施政才能，就是直觉性的，是先于推理和论证能力的，并且也高于推理和论证能力。什么事情是应当做的、必须做的，这实际上要靠直觉去体认，直觉会给出强烈启示，这样的启示极有可能无法付诸言辞推演；当然，倘若行动者也能够用言辞来呈现自己的行动，那将是额外的奖赏，而且也是免费的奖赏，这就如同你不能指望诗人围绕自己的诗篇展开分析论证那样。”“French and Italian Note-books,” Writing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Manse Edition）, XXII, 158-60。
[23] 范布伦后来曾留下如下一段申述，很可能就是以杰克逊为原型写的：“无论何时，也无论何地，重大危机、伟大事件，都会造就伟大人物，借由这伟大人物，将伟大才具付诸行动。此等才具的力量，若非经伟大事件砥砺而出，即便是这才具的拥有者也将对之无所知晓，世界对之就更是无从知晓了。”Van Buren, Political Parties , 171-172。
[24] Van Buren, Autobiography , 255.
[25]
绝少有现代史学家会认同文学圈一手铸造的那种辉格党—共和党的杰克逊传奇，不过，今天，这个解释却有了很明显的复兴迹象，并以一种更为精巧的形态出现，特别参见，T. P. Abernethy,“Andrew Jackson and the Rise of Southwestern Democrac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XXXIII, 64-77，这篇文章出自阿伯内西的一部杰出专著，
From Frontier to Plantation in Tennessee
，同时也可参阅阿伯内西教授在《美利坚人物词典》里面撰写的“杰克逊”词条，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 IX, 526-534。
阿伯内西教授大体上认为，杰克逊在田纳西政治生态圈中，并不曾扮演民主派的伟大领袖角色，因此，也就不可能是民众事业的真正支持者，确切地说，杰克逊只不过是无原则的政治投机客而已，并且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才将他推到民主运动领袖的位置上。阿伯内西认为，杰克逊本质上是个保守派，但是他和他的支持者“并没有太强的信念持守，因此都乐于与时俱进。由此可见，攀上政治巅峰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伟大人物”。（这样的一番含沙射影的攻击之论贯穿了阿伯内西这部作品的全篇。）“杰克逊非但不是有操守的政客，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领袖……借人民之力来达成政客的目的，这就是他所信守的东西。在杰克逊这里，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有了这个东西，他就能够赢得人民的宠爱，据此就可以达成自己的最终目的。杰克逊绝对不是民主事业的真正支持者。”（
From Frontier to Plantation
, 241, 248, 249; Passim, especially chapter iv。）“不曾有历史学家指控过杰克逊的政治哲学，尽管他在世人眼中是个伟大的民主派。事实上，甚至都很难看出他有过什么政治原则……也许他觉得他在跟人民讲话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但他绝非真心地支持人民的事业。他只不过是在催动人民去支持他自己的事业。”（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XXXIII, 76-77。）“这场民主运动最终以他的名字冠名，但他对这场运动基本上没有理解，他支持这场运动，主要是因为这场运动支持他。”（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 IX, 534。）
对于阿伯内西教授提起的这个论题，我想说的是，他的结论应当靠证据而非纯粹的逻辑推演建立起来。确切地说，若真要评判杰克逊民主运动的特性，就必须去考察杰克逊在任总统期间的所作所为，并以此为据，其他的论证都不可成立；当然也就更不能以杰克逊成为总统之前的行迹作为论据，进行含沙射影、添枝加叶式的推演。
以1828年之前的证据为基础得出的任何推论，都不可能取代1828年之后的证据所指向的结论。然而，阿伯内西教授的这部作品完全建基于杰克逊的田纳西生涯。他在《美利坚人物词典》里面的材料运用完全是首尾颠倒了，竟然将三分之二还多的篇幅锚定在杰克逊总统任期之前的那段生涯，阿伯内西教授内心的偏见也由此显露无遗。倘若他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林肯、威尔逊或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依托这些人在总统任期之前的生涯来理论，那么得出的结论将会荒谬到何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