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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那个美国实际上在他总统任期结束前便已经开始消失了。那样一个美国是独立自耕农的天堂，每个人都拥有一块带绝对产权的地产，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家的葡萄藤和无花果树下休憩，不过，变革潮流即将漫卷而来，这个明媚天堂开始变得黯淡。对杰斐逊来说，这个乌托邦就是以这样一个农人的国度显现出来。“在大地上劳作的人们，”他说，“就是上帝的选民，假如上帝真的有选民的话。”而且，那所谓的“美国梦”更要求土地不受工业化进程的污染。“既然我们都拥有可供劳作的土地，就一定不能看着我们的公民沦落工棚。”与其让我们的纯净海滩成为工人的炼狱，不如将我们的原材料送到欧洲，去换取那里的工业品，这样的办法显然要好得多，如此一来，这个纯净世界就不会因为“沾染工业作风和准则而堕落”。“城市暴民，”杰斐逊得出不祥的结论，“将会令政府权能平添无限助力，那情形就如同给人的躯体肆意制造创伤一样。” [1]
然而，现实终究是要背弃梦想的。《弗吉尼亚纪事》本身实际上就已经向世人呈现了一个忙忙碌碌的民族将会催生怎样的能量，虽然在这方面，这份文本做得并不充分。杰斐逊本人的总统任期中也已经有多次施政行动足以揭示出这个乌托邦即将覆灭的命运。无论将工厂留在欧洲的倡议是何等明智，将工厂带到美利坚，毫无疑问更有利可图。杰斐逊于1807年策动的《禁运法案》是他最喜爱的施政举措之一，但就其效果而论，则毫无疑问是出力帮助了人们在这美妙的伊甸园豢养了那条毒蛇，令制造业开始获得稳固的立足之地。实际上，此前的二十年间，这些工业建制就已经以小心翼翼的试探态势，在大西洋海岸地带悄悄铺展开来了。1812年战争以及英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则更进一步地刺激了美利坚国内工业的发展。保护性关税紧随战争而来，在关税大墙的保护之下，美利坚工业呈现出雨后春笋的发展态势。
在统计数据上，此时农业仍然是美利坚生活的中心，不过，商业也开始在美利坚民族想象以及美利坚施政体系当中发挥出愈发强劲的威力。1820—1840年间，美利坚的工业人口增幅为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农业人口增幅则只有百分之七十九。城市人口也有类似的增幅。1820年，美利坚的八千多个城镇只占据了不足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二十年后，同样是这些城镇，就已经占据了超过十二分之一的人口，这其中有九分之一的城镇，人口都超过了两千。 [2]
新经济当然要求新制度。昔日里纯粹的私人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重塑，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强劲工具；各州从立法层面创制了大量的特许公司，此类公司遂在传统企业旁边迅速崛起，踏上霸权之旅，首先是银行业，接着便是保险业和内陆运输业，很快就开始进驻制造业。
纸币体系随之介入，强有力地激发并传播着创业热情。共和国初生之时，人们紧紧地看守着银行业特权，严厉的杰斐逊派更是对此类特权秉持深刻怀疑态度。但到了这个时候，各州在立法层面上都已经大幅度地拓展了此类特权，1812年战争造成的银根紧缩局面，是这个过程中的突出节点。“野猫纸币（wildcat paper）”也许算不上特别可靠的资本形式，不过，这种资本形式周转速度极快，其扩张会消解那些怠惰资本。商人群体，破产也好，富有也好，显然都倾向选择这种能够高速流转且供应充沛的货币机制，尽管并不完美，谁愿意去承受那极为受限的货币供应机制呢？就这样，州银行体系迅速发育起来，其效用是很显见的，营利性能也颇为强劲，不久便令杰斐逊派残存的顾虑一扫而空了。银行之于新经济的分量如此迅速地攀升，很快便于1816年催生了一项重大政策建议，那就是创立第二家合众国银行，理由是要对迅速发展的银行业实施控制。与此同时，西进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新的外缘定居地被不断开拓出来，这些地方当然需要货币，但是硬币又是如此匮乏，这就催生了对流动资本的更大需求。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华盛顿将军的助手，才干出众且雄心勃勃，正是此人将相应的政治哲学赋予了这个新兴的工业主义。革命时代的那段动荡岁月令汉密尔顿意识到，社会稳定的基础在于政府和商业的稳固联盟。汉密尔顿相信，一个“不能将富人的利益和财力同国家的利益和财力统合起来”的社会，是没有机会成功的。早在1780年，汉密尔顿内心就已经在酝酿计划了，目的就是要让“财富阶层明白，同政府协作并取得政府的支持，是他们的 直接 利益所在”。
汉密尔顿相信财富阶层拥有根本性的智慧，同时对民众的自治能力不抱信任。“所有的群体，”在费城制宪会议之上他告诉众人，“都天然地要分化成少数和多数。少数富有且有教养，所谓多数也就是民众……民众暴烈无常，无定见，无恒心；基本上没有判断力，也无决断力。”因此，治国之道其实很简单。“在统治权能当中，给予少数群体显著且恒久的份额。他们将会遏制民众之反复无常，鉴于变动对少数群体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因此也就能够成为政府大船的压舱石。” [3]
如此，则对汉密尔顿来说，问题的关键也就简单了，那就是设计一种机制，可以确保“富有且有教养”的群体享有“显著且恒久的统治份额”。一开始，他寄望自己的规划能够灌注在正在设计的宪法当中；不过，他的此番努力在制宪会议上遭遇挫败，这令他认识到，必须在制宪行动结束之后，促成财富阶层和国家的姻缘，同时，也不能因此动摇民众的制度忠诚。
基于此等考量，汉密尔顿对共和制度框架予以欣然接纳，甚至在《联邦党人文集》当中为这套制度提供了强力辩护。谋得财政部部长之职后，他看到了机会，遂提起一份财政方案。这份方案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财政困境而提出的解决办法，尽管这种解决办法颇具政治家风范，这份方案更是一套辉煌设计，目的是将稳定且恒久的统治份额给予商业群体。为此，他先是提出由财富阶层包销国债并担当融资体系，这当然是他为了推行大计划而抛出的诱饵。为了达成国家和财富阶层的稳固联盟，他设计了作为此一联盟之基石的合众国银行。这是一个营利建制，由私人拥有，同时享受专门的公共资金渠道，有了此一建制，则如同他早先说的那样，就能够“在国家利益同财富阶层的利益之间铸就紧密纽带”。 [4] 他提出的《制造业报告》可以说是名扬四海，其中就对商业—政府之联盟机制的长期前景提供了一份经典申述。
《制造业报告》是对美利坚之工业化未来的第一份伟大表述。报告采取了相当聪明的办法，首先对杰斐逊派的梦想做出了让步，承认农业“相对于其他的一切产业部门，都拥有内在且强固的优先地位”，接着便表明，农业的切实利益“不会因为政府适度鼓励制造业而受损，反而会获益”。 [5] 有了这个前提作为保障，《报告》便顺利推展开来，直到得出最后的结论：政府应当保护工业。《报告》的目的是要铸造一个美利坚的商业集团，不过，汉密尔顿对此举的政治意涵保持沉默，同时对杰斐逊派的心思也是恭顺有加，尽管如此，《报告》的主旨是明白无误的，但凡有进取之意的资本家不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主旨。这份报告并没有产生即时效果，不过，其长远效能极为出色，实际上成了随后几代汉密尔顿主义者借以找寻论证和灵感的弹药库。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该报告蕴含的规划也逐渐推行开来，并最终成为美利坚商业群体日益崛起的标识。
1800年，杰斐逊赢得大选，这场胜利暂时击退了汉密尔顿和早期联邦主义者为了创建以商业集团为核心的社会导向而表现出来的率直干劲。但是，工业主义的能量毕竟是无可抵御的，这些人遂开始借助共和党来展开运作，由此汉密尔顿的经济纲领变得更为温和，用词也没那么激烈了。
1812年战争之后，该经济纲领最具说服力的支持者是来自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此人曾是杰斐逊共和派，他重塑了汉密尔顿经济纲领，令其适应西部诉求，亨利·克莱也因此成为西部世界的第一个伟大政治领袖。此番改造之下，克莱着意进一步阐发有关“国内市场”的论述，由此令汉密尔顿的关税议题也得以拓展，亨利·克莱特意保证说，工业化进程将令农民种植的一切东西都不难找到市场；他更提起政府支撑之下的“内部改进（Internal Improvements）”政策，由此令汉密尔顿的基本纲领更显丰满，也为亨利·克莱进一步赢得了西部。 [6]
于是，多项举措齐头并进，并且形成一个紧凑且整齐的体系，整个发展体系的主要依托就是借由汉密尔顿融资计划生发而出的公债系统。公债令“银行”成为必不可少的金融组件，关税作为财政源泉也获得同样必不可少的地位。“内部改进”政策承诺了一个有着稳定消费能力的未来，这将拯救债务系统免于坍塌。此外，债券本身就已经在政府和债权人、商业以及金融集团之间铸就了无从拆解的紧密纽带。“国债，”汉密尔顿写道，“只要不过量，就会是一项民族福祉。” [7]
亨利·克莱拥有高度的个人魅力、火一般炽烈的口才，在政治事务上也极具胆识，他就是凭借这样的才具，将联邦党人的纲领装点起来。在更为冷峻的汉密尔顿手中，这套纲领没有什么情感色彩，经亨利·克莱此番改造之后，浓浓的情感意蕴便从这冷硬的纲领之中散发出来。在美利坚的历史中，尚且没有哪个人能够像亨利·克莱那样，拥有如此卓绝的天赋去激发人们的热情。一个超群的演说家，对群众心理有着明晰的洞见，有着宏富且光华四射的想象力，这样一个人显然是最适合捕捉并表达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民众情感的，这种情感蕴含了模糊的渴望，也蕴含了民众的常俗和惊叹。亨利·克莱由此便将枯燥的逻辑文本里面的联邦主义幻化成活生生的愿景，用激动人心的辉煌未来图景，取代了汉密尔顿那枯燥的推理论章。民族主义因此得以熠熠闪光，并预示着一个新的且不那么引人警惕的名字：美利坚体制。在亨利·克莱的操持和奔走之下，再洗礼之后的联邦主义便慢慢地渗透到内阁议事会里面。
克莱予以接手并重塑的汉密尔顿经济纲领，只不过是一套整体性的社会哲学的组成部分而已，这套社会哲学的目标主要在于权力分配而非利益分配。汉密尔顿区分了“富有且有教养”的群体和“民众”，正是此一区分十分精简地为联邦主义者廓清了所谓的政府问题。联邦主义精神一旦登临全国性的舞台，便越发倾向于使用或者说是借助杰斐逊的语言、原则和党派，反而是在各州的地方舞台上，联邦主义者在“少数”和“多数”之间所做的传统区分保留着鲜活的生命力。在同英国的第二场战争结束之后的那段岁月里，各州均开始召集修宪集会，这方面存留下来的大量素材就足以证明这个情况。
先是三个大州积聚起强烈的不满情绪，要求修宪，分别是1820年的马萨诸塞州、1821年的纽约州和1829年的弗吉尼亚州。修宪集会的代表涵括了当时的众多政治人物，诸如约翰·亚当斯、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瑟夫·斯托里、詹姆斯·肯特、马丁·范布伦、约翰·马歇尔、詹姆斯·麦迪逊、詹姆斯·门罗、约翰·伦道夫、本杰明·沃特金斯·利、约翰·泰勒等，悉数在内。此类修宪集会本身就极为鲜活地呈现了正在搅动社会的诸般冲突场景。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门槛问题、公职的宗教门槛问题以及司法问题，则是这一系列问题的重中之重，剧烈的争论令联邦主义遭遇了民主派的全副火力攻击，最终也逼得联邦主义的一些潜在原则袒露无遗。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要将自己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这磐石就是他那深刻的信念：贵族之治是社会的最佳治理状态，最为恰当且经久的贵族制需要建基于财产之上。丹尼尔·韦伯斯特在马萨诸塞州修宪集会之上发表的那场演说如今已经是名扬四海，那场演说以沉甸甸的方式提起了这样的论证——“权力 自然 且 必然 要追随财产，”他宣示说，“共和体制表面上看来要倚重政治安排，但实际上，那些规约着财产继承和流转的法律才是共和体制的真正依托。”据此，他得出结论：“为政之道的要诀就在于将政府建基于财产；要建立一套用于规约财产继承和让渡的法律，据此稳定财产的分配机制，令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矢志捍卫政府。”本杰明·沃特金斯·利在弗吉尼亚修宪集会上给出了类似的申述：“强制或者欺诈也许能在一时之间将权力和财产割裂开来，但要二者真正分离，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一旦人们感受到分离之痛……财产自然而然地就会给自己购买权力，要不就是权力直接接管财产。无论是哪条路，最终都将是自由制度的终结。” [8]
倘若权力和财产彼此融合，倘若将选举权限制在拥有规定财产资格的群体，令二者达成切实的融合，那么新联邦主义的任务毫无疑问就是全力阻止二者分离，说白了，就是全力阻止政治权力从财产阶层滑落。
因此，这场修宪之战的关键就在于选举权是否可以向着无财产的大众扩张。法学家钱塞勒·肯特在纽约州修宪集会之上发言说：“有人认为，但凡劳动或者服役之人，都应当平等分享统治权能，这种看法实在是荒谬透顶，毫无正义可言。”为此，肯特还特地援引了自己平常最喜欢的一个比喻，“人们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而集结起来，由此便形成了社会，倘若一个人只给共同资金贡献了一分钱，那显然就不能跟那些贡献了数千美元的人享有同等财务权力”。这的确是这些人极为珍视的一种论证模式。“一切私人企业都承认这样一项原则，”另一名发言人在集会之上郑重宣示说，“财产份额越大，投票权也就越大。共同体也是如此。” [9]
此等原则的涵义不言自明，更为强硬一些的联邦主义者对此也并无避讳。“商业群体和制造业群体的财富日益攀升，”杰里迈亚·梅森写道，“他们的政治权力也应当相应地提升起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世人会怎样诟病这些上流社会富人。不过，在我国，倒完全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我们国家到处都是财富，我不禁怀疑，除了财富，还能到哪里去找寻一个自由且稳定的统治基础。” [10] 这个杰里迈亚·梅森可是丹尼尔·韦伯斯特眼中美国的头号律师。
就这样，财富的特权支撑起政治主导权，不平等的属性则又支撑起财富聚敛机制。彼得·奥克森布里奇·撒切尔，波士顿的一名法官，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用他的话来说——“穷人和富人的分野，乃是天意秩序……看看嘛，田野里的花都并非同样美丽，同样芬芳；再看看嘛，大地上的果实也绝对不会是同样丰富，同样健康。为什么，”他接着提醒听众说，“橡树巍巍耸立，直刺天际，而灌木丛只能匍匐脚下呢？无用的懊悔或者空空的不满，就能改变自然之道吗？” [11]
在这样一幅图景中，价值等级昭然若揭，荣誉尽归那高高耸立的橡树，恶德和懒惰当然是要下面的灌木丛去领受的。“在这个阶梯上，最低等级通常也都是最穷的人，最高等级则通常是最富的人”，这是《美国评论季刊》给出的直截评判。这样的评判倒也来得舒服惬意，不拖泥带水，“纵情感官享乐，缺乏智虑，道德低下，此乃底层的特征；知识、头脑以及精致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乃是上层的特征”。在联邦主义者的头脑和想象当中，财产基本上等同于品性。诸如尼古拉斯·比德尔这样的人，因此也就能够肆意无阻地发出尖刻抱怨，讥讽那些“没有财产可以估价，也没有品格可以失去的人们”，此等辞令差不多成了这些人的口头禅。 [12]
新联邦主义于是便拥有了强劲的逻辑力量，然而，即便是这样的逻辑力量，在现实面前，也是毫无用处。选举权最终还是将无财产民众吸纳进来，尽管在新联邦主义者看来，这简直是无法原谅的事情。反而是政治权力和财产的此番分离，令联邦主义逻辑陷入了危险境地。毕竟，若是按照新联邦主义的逻辑，则如同韦伯斯特说的那样，男性普选权体制“在财富极度不平均的社会格局当中是没有长存之机的”，此等情形之下，倘若各州的修宪潮流仍然朝着普选权的目标进发，那么韦伯斯特这一派岂不是有着绝对的责任去减少经济上的不平等吗？ [13]
因此，联邦主义的权力逻辑便也只能沦落为历史的牺牲品，毕竟，这些新联邦主义者既不愿意重新分配自己的财产，也不愿意重启普选权问题。不过，在基本目标方面，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谓的“美利坚体制”，已然靠着克莱的才具，从汉密尔顿的前提框架当中充分解放出来，经一番精心改造之后，继续向着汉密尔顿的目标奋力推进。此外，上流社会的富人自然地也会吸引社会当中一切赋有名望和特权的群体，法律和宗教的权威，都是其影响力的支撑因素。
一开始，联邦主义者严重低估了法院的力量。他们觉得既然行政权能完全在握，也就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寻求权力了。即便是汉密尔顿，也对司法系统的权能颇为瞧不上眼，认为“在三大权力部门当中，司法权能毫无疑问是绝对的弱者”。1800年，杰斐逊的胜利改变了这种局面。此时的汉密尔顿深陷沮丧，遂对宪法心生绝望，认为所谓宪法不过是“脆弱且无用的造物而已”。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具头脑和才干的政治家现身历史舞台，并拿起了保守主义的标尺。鉴于联邦党人已经被逐出行政和立法部门，现在至少还有司法系统是在他们手中的，约翰·马歇尔遂致力于令司法系统成为无可攻克的堡垒。用范布伦的话来说，此时的联邦党“开始着手操持司法系统，令其成为未来的方舟，借此将宪法置于公共舆论无从触碰的位置上”。 [14]
马歇尔凭借出类拔萃的才干，将这条新战线拱卫起来。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间，他时刻要面对杰斐逊的仇视以及整个弗吉尼亚集团的怒火，偶尔还会有诸如理查德·门·约翰逊以及马丁·范布伦等人在参议院向他发起攻击，但他仍然以无可征服的态势扩张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权能，并由此间接地提高了整个司法系统的威望。只要法官能够免受民意的惩罚，那么法院就毫无疑问地会成为民选政府的永恒约束。由此也就在各州的修宪集会上引发了一场剧烈冲突，议题便是司法体系的所谓“独立性”，当然叫法不一，也有人称之为“无责任原则”。大法官斯托里在马萨诸塞州修宪集会上坦率承认，“有志于法官独立原则的，是少数派”。 [15] 在英国司法独立传统的拱卫之下，联邦党人极为成功地依托司法体系建立了自己的强劲阵地。
他们还依托同样的精神和原则，竭力保存并捍卫英格兰普通法的全部神圣性和神秘性。在对手眼中，这普通法就是用先例熔就的一片令人完全找不到方向的泽国，其现实后果便是所谓的“法官造法”；的确，在诸如彼得·奥克森布里奇·撒切尔这等法官手中，普通法成了一座无底仓库，里面储藏了取之不竭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这么一片泽国束手无策、无所作为。致力于修订法律并将之法典化的这场民主运动，最终反而催生了另一条炽热战线。
联邦主义同样动员了宗教的力量来支持自己的社会观念。立国之初，便已经有不少的保守派秉持十八世纪绅士阶层特有的那种谨慎的怀疑主义，认为要约束下层的野蛮欲望，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上层并无这个必要。不过在随后的进程中，十八世纪的这种谨慎的怀疑主义消散而去，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神职阶层开始高声宣示，杰斐逊的自然神论是个重大威胁，不仅威胁到神职群体，更威胁到社会秩序之根基。于是，保守阶层的宗教信仰也开始越发地坚定起来。1802年，汉密尔顿于决绝的境地力图重振联邦党，遂倡议建立一个基督教宪法协会，目标是双重的，在推进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推进宪法。 [16]
汉密尔顿的此番努力当然没有收获任何成果，不过，他心目中的这个同盟规划迅速实现了。在这样一套同盟体系当中，上流社会的富人保护宗教不受杰斐逊反教权主义潮流的侵袭，作为回报，宗教则为上流社会的富人立下神性藩篱。于是，神职群体便担当起重大职能，要让社会底层适应并接受人世的不平等，并调教这些群体绝对服从藩篱。“基督徒的道德和虔诚，连同日常智性，”圣公会的牧师、后来的辉格党小册子作家，也是亨利·克莱的好友兼传记作者卡尔文·科尔顿宣示说，“乃是美利坚共和的最后希望，也是唯一有能力对横冲直撞的美利坚自由实施有益约束和控制的力量，那肆意冲撞的自由已然成了美利坚民族的特性了。” [17]
一些神职人员甚至着手论证联邦主义的神圣起源。1835年，尚未成为纽约州圣公会主教的乔纳森·M.温赖特，向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保证说，宗教“认可并批准了人间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原则……也认可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境遇”。 [18] 圣坛之上滚滚而来的言词将联邦主义的反对者们斥为宇宙秩序的敌人。“人类的境遇本来就应当是不平等的，恩典的一切作品都是如此，这显然是上天的指令，智慧且仁慈，”这就是哈伯德·温斯洛的申述，接着他便明确告诫说，“正是那种平均观念，令光芒四射的天使从星空坠落凡间”；至于温斯洛的朋友和偶像丹尼尔·韦伯斯特，则是尽其所能地将这位牧师对神意的此番解释，转变成土地法令。 [19]
就这样，宗教和法令将人类最深沉的欲望，也就是对社会稳定和宗教救赎的欲望，等同于特定的政治秩序，令联邦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同时，也保证了人口当中仅有的其权威并非依托财产的群体，对联邦主义的忠诚。确切地说，只要社会当中存在或者涌现出任何的身份贵族群体，那么在宗教和法律的此番背书和支持之下，这类贵族群体也必然会站在上流社会的富人一边。法官、神父和财富的此番联盟看来是无可征服的了。 [20]
当然，在这一时段，南方种植园主开始选择叛离之路，同时，新的社会群体崛起，开始追逐身份贵族这一社会地位，比如军中将领、报刊编辑以及文学人物等。老联邦主义对这些新群体的诉求一概予以拒绝，于是，这些人便都在未来的斗争中成为民众的潜在领袖，引领民众为政治权力而战。
[1] Thomas Jefferson,“Notes on Virginia,” Writings (Memorial Edition), II, 229-230.
[2] George Tucker, Pro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 135, 128; J. R. Commons and associates,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 I, 176.
[3] Hamilton to Robert Morris, 1780,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 , H. C. Lodge, ed., III, 332;“Speeches in the Federal Convention,”ibid., I, 410.
[4] Hamilton to Robert Morris, 1780, Works , III, 338.
[5] Hamilton,“Report on Manufactures,” Works , IV, 74.
[6] 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预见到美国社会对“内部改进”政策的需求以及此一政策的价值，只不过，他从未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参见，Hamilton to Jonathan Dyer, 1799, Works , VIII, 519。
[7] Hamilton to Robert Morris, April 20, 1781, Works , III, 387.
[8] Journal of Debates and Proceedings in the Convention of Delegates, Chosen to Revise the Co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 , 309, 312;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Virginia State Convention , 156.
[9] N. H. Carter and associates, Reports of the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Convention of 1821, assembled for the Purpose of Am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New-York, 221 ; Samuel S. Wilde in the Massachusetts Convention, Journal , 272.
[10]
Mason to George Ticknor, April 3, 1836, G. S. Hillard,
Memoir and Correspondence of Jeremiah Mason
, 359-360．这个梅森曾担任合众国银行朴茨茅斯分行的行长，在任期间激怒了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由此引发了杰克逊的反银行战争。梅森的党派取向十分明显，不过，他的所做作为至少也有审慎的信念在背后作为支撑。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后来在《莫尼金斯》中对此等联邦主义理论展开了嘲讽，可谓浓墨重彩，书中将此等理论冠名为“社会股份制”（Social Stake system）。参见，
The Monikins
, 74 and
Passim
。
[11] P. O. Thacher, A Charge to the Grand Jury of the County of Suffolk (1834), 17.
[12] “Results of Machinery,”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 XII, 307（December, 1832）; Biddle at the Tide Water Canal celebration, Niles' Register , August 29, 1840.《美国季度评论》的这个看法因为合众国银行采用的现金支付体制而得到了强化。民主党人对这一体制极为憎恶。威廉·莱格特（William Leggett）就曾注意到，这方面的任何迹象“都会激起根深蒂固的无知、偏见和恶意”。 New York Evening Post , December 16, 1834.
[13] 韦伯斯特在马萨诸塞州修宪集会上的演说，见， Journal , 312。
[14] Federalist No. 78, The Federalist , E. M. Earle, ed., 504; Hamilton to Gouverneur Morris, February 27, 1802, Hamilton, Works , VIII, 591; Martin Van Buren, Inquiry into Origin and Cours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278；也可参阅274—280，302。
[15] Journal , 525.
[16] Hamilton to J. A. Bayard, April, 1802, Hamilton, Works , VIII, 598.
[17] Calvin Colton, A Voice from America to England , 60.
[18] J. M. Wainwright, Inequality of Individual Wealth the Ordinance of Providence, and Essential to Civilization , 6, 7.实际上，就在四年之前，温赖特曾告诉来访的托克维尔，他从不涉入政治，甚至拒绝参加选举。参见，G. W. Pierson, Tocqueville and Beaumont in America , 138。
[19] Hubbard Winslow, An Oration delivered. . . July 4 , 1838 , 16-17 ．看到这样的宗教解说，也就不难理解欣斯代尔的伊卡博德·埃蒙斯（Ichabod Emmons of Hinsdale）内心油然升腾起来的那种迷茫和困惑了。这个单纯的辉格党人是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的议员，他近乎疯狂地宣示说：“我支持一切宗教团体，但凡反对宗教团体的人，也就是在反对基督教。” Boston Post , January 26, 1836。
[20] 可参见，理查德·希尔德雷思（Richard Hildreth）对1792年时合众国的“天然贵族”的敏锐叙述。“律师群体……已然是这个国家中的一个独立且优秀的集团”，“神职人员以及大教派的领袖人物”“商人和资本家”“中部各州的大地产主以及南方的种植园主”——“上述的这些群体应该说就是这个联邦的天然贵族”。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IV, 346-347。关于作为贵族群体的法律界人士，参见，A.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I, 297-306。也可参阅，马丁·范布伦的一番交心之论：“各州都会有两个群体，法官和神职人员，这两个群体若是介入政治，就一定会令真诚的共和党人天然地感到憎恶。” Political Parties , 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