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芥川龙之介（1892—1927），俳号“我鬼”，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他不仅在日本的近现代文坛极端重要，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文坛和文学读者中，芥川早有极高的知名度。

芥川小说的中文译介最早见之于鲁迅、周作人编选的《日本现代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3）。鲁迅最早翻译的是《罗生门》和《鼻子》。1927年，开明书店又出版了鲁迅、方光焘、夏丏尊翻译的《芥川龙之介集》，其中《罗生门》和《鼻子》仍采用鲁迅的译本，夏丏尊翻译了芥川若干中国题材小说如《南京的基督》和《湖南的扇子》等，同时翻译了异常重要的非小说类作品《中国游记》。《中国游记》涉及章太炎、郑孝胥等当时的中国名流，也十分透彻地展现了大家芥川的文化关注和作家风采。芥川去世后，鲁迅在其创刊的《文学研究》（1930）上刊出了唐木顺三的文章《芥川龙之介在思想史上的位置》（韩侍桁译）。

不言而喻，中国文学创作界和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一直重视芥川龙之介在近现代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与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乃是中国引进、翻译日本文学的新的高潮期。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楼适夷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文洁若、吕元明等翻译的《芥川龙之介小说选》；另有一些日本文学选集，也重点纳入了芥川的作品，如文洁若、高慧勤分别选编出版的《日本短篇小说选》等；1998年，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叶渭渠主编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2005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高慧勤、魏大海共同主编的五卷本《芥川龙之介全集》；2012年9月，山东文艺刊出了修订的第二版。如所周知，山东文艺的五卷本《芥川全集》囊括了芥川龙之介小说、随笔、游记、评论、书信等所有体裁的作品，对中国读者乃至文学研究界解读、研究芥川文学进而了解日本的近现代文学，无疑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铺垫性工作。汉译《芥川龙之介全集》因此受到中国读者、中国社会乃至日本相关学界的广泛关注。2021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魏大海主编的《芥川文集+别卷》（《罗生门》《点鬼簿》《大川之水》和宫坂觉著、魏大海译的《人品与作品》）。之后，一页出版又在2022年推出了魏大海主编的八卷文库本《芥川龙之介精选》。

芥川龙之介乃是东京生人，本姓新原。出生九个月后，其母精神失常，旋被送至舅父家做养子。芥川家为旧式士族，家庭的氛围，对芥川龙之介日后的生命历程和文学生涯皆有很大的影响。其实，芥川自小就对文学情有独钟。中小学时代，他的阅读书目已包括江户文学、《西游记》、《水浒传》以及泉镜花、幸田露伴、夏目漱石、森鸥外等近代日本文学巨匠的作品。

1913年，芥川龙之介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1916年同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等两次复刊《新思潮》杂志，促进了日本文学界新潮流或新思潮的传播。随后，发表了短篇小说名作《罗生门》（1915）、《鼻子》（1916）和《山药粥》（1916）等，确立了其新进作家的文学地位。1917年至1923年，芥川先后出版了六部短篇小说集，题名分别为《罗生门》《烟草与魔鬼》《傀儡师》《影灯笼》《夜来花》和《春服》。需要强调，芥川的文学创作始自历史小说，后转向明治时期的文明开化题材，最后则是现实题材的小说。但芥川的文学创作先后也就十余年时间，宛若闪耀的流星转瞬即逝。

1927年7月24日，在健康问题、思想压力等多重原因作用下，芥川在自家寓所服安眠药自杀，时年三十五岁。一般认为，“芥川的自杀”与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状况相关。在当时的日本文坛，无产阶级文学迅速兴起，追求“艺术至上” 的芥川感受到强烈的时代躁动与不安（“恍惚的不安” ），过度敏感的神经使之怀疑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文友菊池宽和久米正雄逃向了通俗小说，芥川却苦于无法效仿。当然，芥川龙之介自身的生存苦闷或精神状态，对他的死也有重要的触媒作用。

他曾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心中苦闷：“我所期望的是，不论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应失去精神的自由” 。芥川龙之介是二十世纪初日本“新思潮派” 文学最重要的作家，集新现实主义、新理智派和新技巧派文学特征于一身，其创作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此外他也发展了日本的短篇小说文学类型，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结构样式，打破了“私小说”单一、消极的写实性创作模式，强化了日本现代小说的虚构性。他在现代日本文学中确立起独自的创作方法和文学地位。另外，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日本文坛，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芥川文学”本身特异的文学价值上，也体现在“芥川之死”包含的文学史分期象征意义上（日本现代文学起始之象征）。“芥川之死”对于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坛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有人谓之为“北村透谷第二”。日后确立并延续至今的“芥川文学奖”，也长期发挥着日本纯文学奖掖和推动的作用。“芥川奖”是日本现代和当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纯文学大奖。

如前所述，芥川龙之介最为重要的文学成就在小说。从形式上看，芥川擅长的是类似于江户、明治时期历史小说的特殊类型。早期名作《鼻子》刊于《新思潮》，获夏目漱石的高度赞赏，《鼻子》的特征在于以现代小说的创作方法，将日本古典故事集《今昔物语》第二十八卷中的特定故事及《宇治拾遗物语》中一段相似的故事，以简素的语言实现了再创作。短篇名作《罗生门》，亦为同样类型的历史小说，出处同样是《今昔物语》。根据日本文学史论家西乡信纲的说法，《今昔物语》原本的相关描述是朴素而简单的，显现为一种没有思想性虚饰的原色调，芥川却给那般“存在”增添了人类的“认识”与“逻辑”。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通过生动的故事性虚构，探究了相对抽象的观念问题。

除了典型性的《罗生门》和《鼻子》，另一部历史小说代表作《地狱变》同样实现了成功的转换。《地狱变》的模板正是前述《宇治拾遗物语》，在环环相扣的精湛描写中，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哲理性或理念性艺术画面，或以极端化的图景展示了权力与艺术的对垒。该作也被称作芥川龙之介“艺术至上主义”的一个宣言。此类历史小说，尚有《枯野抄》《孤独地狱》《忠义》《基督徒之死》《戏作三昧》等。

当然，芥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其实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重要特征。一般认为，森鸥外的历史小说是尊重史实的，芥川却以近代式的理性或精神自由，随意性地解释历史，或披着历史的外衣描写现实性主题。有观点认为，芥川的历史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卢卡契所谓的“历史的现代化”或“历史的假托”。

此外，芥川也被称作日本最后一位富有东方文人色彩的文学大家。一种另类批评值得一提。在当代日本文学评论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也曾提及芥川文学。他说有趣的是某种“反文学”志向（私小说）促成了日本“纯文学”的形成，日本“私小说”作家对于“透视法式的装置”或超越论似的意义缺乏清醒的自觉，也没有那般自觉的必要。相反对此具有明确自觉意识的却唯有晚年开始厌恶结构式写作的芥川龙之介。柄谷行人认为，重要的并非芥川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动向的敏感，也不在其有意识地创作那般“私小说”，重要的是芥川结合了西欧的动向与日本“私小说”式的作品，使此类“私小说”式的作品作为走向世界最前端的形式具有了意义。柄谷又说，“私小说”作家无法理解（芥川的）那种视角，（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私小说”作家的观念中，他们以为是在自然而然地描写“自我”，与西欧作家的所为一致。实际上芥川看到的并非“自白”与“虚构”，而是“私小说”具有的“装置形态”问题。芥川的观察基于无中心的、片段的和诸多关系的视点。

柄谷行人的评述似不好理解，事实上却异常难得地证明了“芥川文学”对于日本现代文学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此次推出的芥川六卷本的基本特色在于分卷与选目，三卷为小说、三卷为散文，卷名分别是小说卷《罗生门·地狱变》《邪宗门·竹林中》《桃太郎·点鬼簿》，散文卷《大川之水·京都日记》《文艺杂感·偏颇之见》《侏儒絮语·西方之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尚有国际芥川学会前会长宫坂觉的一篇论文力作。论作题为《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战略与音乐性——紧张、迟缓、速度、反复及多重性、复调》，论作中提到：所谓当代性该如何理解？芥川文学面世已一个世纪，却仍旧饱含着对于当代问题的敏锐剖析。在如今更加关注人间力的后现代，芥川文学仍具现实意义且获得了新的评价。例如，《罗生门》体现了终身雇佣制的崩溃和遭解雇的青年超越困境，《鼻子》是自己内心阴暗面的发现与改造，《山药粥》是凌辱的诸般形态和自我发现，《戏作三昧》是囚于他者的孤立以及谋求他者视线的开放，《地狱变》表现权力与个人、艺术与日常乃至血亲至爱的本质，《蜘蛛之丝》揭示了他者之爱及等待的意义，《基督徒之死》关注冤罪与无偿的爱，《舞会》发现了年轻人的自我中心及老者的聪明，《南京的基督》展现了信仰带来的真正的幸福，《杜子春》体现的是学习能力的缺乏和等待的意义，《竹林中》揭示了怀疑中的自我戏剧化及确信中无解的混沌，《诸神的微笑》触及东与西、多神教国家与一神教国家、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之间难以消解的矛盾，《一块地》《玄鹤山房》探究家族与老龄问题，《西方之人》的主角是耶稣基督。不胜枚举。芥川的叙述体系和文学战略，保证了文学向现代稳定、和缓又自然地传达信息。更严谨地说，芥川龙之介创造并运用自如地立足于文本的所谓文学战略。

宫坂觉还提到，村上春树有一篇别具一格的芥川论《芥川龙之介：一个知性精英的毁灭》，以新的视角更加简洁地揭示了芥川的魅力。

宫坂觉说，二十一世纪初，发生了两个关联于芥川文学评价的事件，令作家芥川的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加——其一是2005年3月《芥川龙之介全集》（全五卷）在中国出版；其二是翌年3月，英语文化圈读者众多的企鹅名著系列《罗生门与其他十七个故事》（英国版） ^[1] 刊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芥川龙之介学会“本部日本” 于2006年8月成立，目前在十几个国家会员百数十人。

他说，中国最初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近代作家全集，正是2005年山东文艺出版社的《芥川龙之介全集》（全五卷），主编高慧勤、魏大海。一年后的3月，时任哈佛大学教授的杰·鲁宾翻译、刊行了企鹅名著系列《罗生门与其他十七个故事》（英国版）。两个事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英国版《罗生门与其他十七个故事》中的序文。村上春树执笔，题为《芥川龙之介：一个知性精英的毁灭》。村上春树破格为《罗生门与其他十七个故事》撰序，洋洋洒洒写了十九页。文中指出，芥川文学魅力的支点在于“音乐性”。村上写道：

芥川文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在我看来，美点首先在于文章巧妙、质地纯雅。至少那些作为经典流传下来的作品经得起反复品鉴，百读不厌。（中略）“焦点确立”后的芥川文章，论敏锐无人能及，堪谓行云流水。行文酣畅淋漓，充满生命力。

村上春树将芥川龙之介喻为钢琴家，他准确、敏锐地验证了芥川文学。宫坂觉认为，音乐性概念的提出，触及了芥川文学的核心。

最后也想提示，在山东文艺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中，高慧勤主编撰写了十分精到的“前言”，全面论述了芥川的作家经历和文学特质。2012年修订版全集面世时，高慧勤老师已过世。毫无疑问，目前的六卷本精选，基础仍是前述山东文艺的《芥川龙之介全集》。除少数作品重译，基本是“原班人马”。由此，值此新的芥川六卷本出版之际，我由衷地怀念并感激李芒先生和高慧勤老师，两位皆为我的恩师。

同时，也想重提高慧勤“前言”中重要的部分内容，以表达对高慧勤老师的敬重。高慧勤前言中提到，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间不长，从1914年算起，前后不过十三年。重要的是，他走的是一条“从书本到现实”的路线。芥川不仅从书中认识人生了解人性，也从书中取材。他毫不隐晦地说，其小说素材“大抵得之于旧书”（《我与创作》）。代表作《罗生门》和《鼻子》，便取材于日本十二世纪的古典故事集《今昔物语》。高慧勤也提到鲁迅早在1923年芥川在世时，就译介了上述两部作品并收入其《日本现代小说集》。高慧勤指出，芥川熟读典籍，从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撷取精华，进而写成立意新颖、精致优美的作品。此外芥川从日本古典故事集《今昔物语》中看出了“野性之美”，认为以“最野蛮、最残酷的方式，描写了古人的痛苦……是王朝时代的人间喜剧”（芥川龙之介《关于〈今昔物语〉》）。高慧勤强调，芥川文学取材历史也取材于现实，他说任何艺术活动都是艺术家“有意识的创造”“艺术始于表现亦终于表现”“艺术即表现，而所表现者乃作家其人”。高慧勤在“前言”中论及了芥川的诸多重要作品《鼻子》《玄鹤山房》《罗生门》《点鬼簿》《地狱变》《河童》《齿轮》《竹林中》和《一个傻瓜的一生》等，给予了切中肯綮的评价，同时也提到夏目漱石对芥川早期名作《鼻子》的评价：“小说十分有趣……不失为上品……令人敬服。像这样的小说，若再写上二三十篇，必将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高慧勤还提到日本作家久米正雄对《鼻子》的评价：既是芥川的处女作也是其“最后”的作品，最为完美最为成功（《鼻子与芥川龙之介》）。高慧勤同时指出，芥川龙之介也熟悉中国的典籍，其小说善于发掘古今人类共有的心理或人性，芥川很有汉文学功底，也成功写出一系列中国题材小说《女体》《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秋山图》《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高慧勤还特别提到芥川对于人性的尖锐而透彻的剖析。她说，芥川本人也曾强调，“事实上我对‘人性’表示轻蔑，事实上又喜好关注‘人性’的主题。”芥川文学的深刻性也体现在人性丑恶的发现中。

魏大海
2023年10月10日识于燕郊

[1] 即 Rashomon and Seventeen Other St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