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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到了这里，雷妮说。
杰克昨天走了。五点左右，我去商场购物后，拎着购物篮，背着手提包回家。既然杰克不在了，也就没多少东西好拿的，这倒不是件坏事，我的左肩肌肉一直酸痛，也没有坚持锻炼。街边的绿树变了色，秋叶落在人行道上，有黄的，有棕色的。我想，好了，事情还不算太糟，我好歹还活着。
我的邻居是个中国老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正在清扫前院。我屋子的前院铺上了石板，为的是方便停车。这就是说，这条街的房价是在上涨而非下降。过不了几年，我得搬走，不过很久以来我已经不再想这件事了。我的邻居拔掉死去的植物，把泥土耙成一块高出地面的长方形。春天，他要种上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我记得自己曾想过，要是我打算在这里住下去，现在就该知道它们叫什么。
我的确看到了那辆警察的巡逻车。它和其他车一样，停在停车收费器旁边，警灯没亮，离我住的地方隔了好几家，所以我没太注意它。往南，你见到的警车会更多，再往北，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前门敞开，这不算异常情况，天气暖和嘛。住在楼下的那个老女人不是房东，却颇像房东。她养猫，喜欢半开大门，让猫从小门进出。杰克管这门叫“猫洞”，他曾经这么叫。
我住在顶楼，门也开着，里面有人，男人，我听见他们在说话，在笑。我想不出来是谁在笑，不是杰克，不管是谁，发笑的人似乎并不在乎有人知道他们在那里。我总是把钥匙放在房门前的脚垫下，钥匙没动过，不过门框裂开，锁被撬离了位。我走进客厅，杰克堆在那里的一箱箱书还没收拾，一切原封不动。厨房里露出人的腿和脚、闪亮的靴子，挤在一起的腿。
两个警察坐在饭桌旁，我一下恐慌起来。上学迟到、被男孩子拦在楼梯上、做错事被当场发现，就是这种恐慌。我唯一想到的是他们在找酒喝，不过，抽屉没拉开，茶罐和咖啡壶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我想起了，杰克把那些贮藏品全带走了。为什么不呢？那都是他的。不过，反正这些人肯定不再担心这个了，现在人人如此，连警察也一样，喝酒差不多算是合法的了。
年纪稍轻的那个站起来，年纪大一些的那个没动，仍坐着，抬头冲我微笑，好像我是来应聘的。
您是威尔福德小姐？他问。没等我回答，又说，您太走运了。他大脑袋，头发短得像个小流氓，不过头皮还没有泛出青光，他大概五十多岁。
为什么？我说，出了什么事？
您的邻居不错，稍年轻的那个说。他看上去像高中的体操老师或浸礼会的教友，大概二十二岁，严肃认真。楼下的那个，是她打的电话。
是火灾吗？我说。不像是起火，没有味儿。
年纪稍大的那个笑了，另一个没笑。不是，他说，她听到楼上有脚步声，知道不是您，她先前看见您出去了，没听到有人上楼。那人用铁锹棒撬开了您的厨房的窗子。
我把购物篮放到桌上，去看了看窗子。窗子打开约有两英尺，白漆有刮损。
用一把带柄的小刀就能打开，他说，您应该安装保险锁。那人听到我们过来，又从这窗子出去了。
他拿走什么了吗？我问。
这得由您来告诉我们，年纪稍大的那个说。
年纪稍轻的警察面露不安。我们觉得他不是个盗贼，他说，他沏了一杯奥瓦汀茶。我想他是在等您。桌上有个杯子，里面是半杯浅棕色的东西。我觉得恶心：一个陌生人待在我的厨房里，打开我的冰箱和橱柜，也许还一边哼着歌，就像他住在这里一样，就像他是个老熟人。
为什么？我说。
年纪稍大的那个站起来。他占据了厨房的不少空间。看一看吧，他说，为自己是个负责人而沾沾自喜。他还专门留下了一份赠品。他走过我身边，走进客厅，又进到卧室。幸好那天早上我铺了床；近来我疏于理家。
被褥上有一段绳子，卷得整整齐齐。这绳子很不起眼，一点都不可怕，灰白色，中等厚度，可能是晾衣绳。
我只能想到这是我们以前玩过的破案游戏，或类似的游戏。你得猜三件事：格林先生，在暖房里，拿着扳手；普朗小姐，在厨房里，拿着刀。我就是想不起信封上的名字应该是谋杀者的还是被害者的。 威尔福德小姐，在卧室里，拿着绳子。
他在等您，年纪稍轻的那个在我身后说。
一边喝着奥瓦汀茶，大个子补充道。他盯着我的脸，低头冲我笑，几乎是满心高兴，就像大人刚刚对一个膝盖擦伤的调皮孩子说， 我跟你说过的 。
所以说您运气不错，年轻稍轻的那个说。他走过我身边，拿起绳子，小心翼翼地，好像它带有病菌。现在我看清了，他比我想的要老，眼睛周围布满焦虑的皱纹。
大个子漫不经心地打开衣柜，似乎他很有权力这样做。杰克的两件外套还挂在那里。
您一个人生活，对吗？大个子说。
我说是的。
这些是您的照片？大个子说，咧嘴笑了。
不，我说，这是我一个朋友的。这些照片是杰克的，他本该带走的。
真是好朋友啊，大个子说。
他肯定观察您有好一会儿了，年轻人说，他肯定知道您什么时候回家，想到有可能是谁吗？
没有，我说。我想坐下，想问他们要不要来点啤酒。
一个疯子，大个子说。您要是知道外面乱成什么样子，您是绝不会出去的。您洗澡时拉上浴室的帘子吗？
浴室里没有帘子，我说，那里没有窗子。
您晚上换衣服时拉上帘子吗？
是的，我说。
他会回来的，年轻人说，这种人总会回来的。
大个子还不肯停嘴。来这里的男人多吗？不同的人？
他想让我承担责任，就一点点，轻率、挑逗什么的。接下来，他就要开始给我上课，关于门锁，关于单身生活，关于安全的课。
我拉上帘子了，我说。这里没有男人，我关灯，我自己脱衣服，黑着灯的。
大个子朝我做作地笑了笑。他了解单身女性。突然，我生气了，解开衬衫，把左胳膊从袖子里抽出来，把裹伤口的绷带从肩上拉下来。
您到底在干什么呀？大个子说。
我想让你们相信我，我说。
* * *
飞机中途要在巴巴多斯岛停留两个小时，他们是这么跟她说的。雷妮在新建的机场找到盥洗室，那里播放着单调的背景音乐。她把厚厚的外套换成棉衬衫，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脸，想找到变化的迹象。其实，她看上去很不错，很正常。蓝色的衬衫洗得褪了色，脸色并没显得苍白，她化的是淡妆，不会显得与众不同，不像是过了气的嬉皮士或普利茅斯教友会会员，或别的什么的。这就是她追求的效果：中立。她的工作需要这样，她曾这么对杰克说。隐形的。
碰碰运气吧，杰克说。他多次努力要改变她，其中一次他这么说。那是什么时候了？带莱茵石细条纹的紫绸衣，这样会大有效果的。
其他人才有效果，她说，我只把效果写下来。
这是逃避，杰克说，既然你都把它写下来了，那就去炫耀炫耀它吧。
你才爱炫耀呢，雷妮说。
你又拒绝我了，杰克和蔼地说。他牙齿很棒，只是犬齿太长。
你是没法拒绝的，雷妮说，所以我爱你。
盥洗室里有吹风机，用来吹干手，据说可以防病。吹风机是加拿大制造，有法文和英文的使用说明。雷妮洗了手，放到吹风机下面吹干。只要是防病的，她都喜欢。
她想想出门还忘了什么事，取消了什么活动，还有什么活动是取不取消都没关系的。至于公寓，她上了一把闪闪发光的新锁，只要拉上门就好。她只想出门。生活越来越轻松，碗碟在洗碗池里堆上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也不过是小小的一堆，她不会再觉得有什么内疚。这种日子有可能一成不变。
雷妮运气不错，她可以躲开这些打击，处理现实生活中的这些小匮乏，大多数人则办不到。她不会被缚住手脚，这是一种优势。她多才多艺，这不错，这样有助于与人交往。这次交往的对象是基思。基思刚从《多伦多生活》杂志来到《面具》杂志工作，是她的联系人。联系人和朋友不完全一样。她住院的时候就相信，自己的大多数朋友不过是联系人而已。
我想去一个很远的、暖和的地方，她说。
那就去“庭院咖啡馆”吧，他说。
少来，是真的，雷妮说，我的生活现在走进了死胡同，我需要日光浴。
去不平静的加勒比海怎么样？他说，人人都想去哦。
不想和政治沾边，她说，让我去享受阳光的乐趣吧，有各种各样的葡萄酒和网球场，我会交个好差的，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说的是我最不想让你去的，基思说，你好歹才从墨西哥回来啊。
那是去年了，她说，得了，我们是老朋友了，我需要出去一段时间。
基思叹了口气，同意了，同意得有点儿太快。通常，他要再拖一拖。他肯定是听说了她做的手术，也许甚至知道杰克走了。他眼里隐约有一种渴望，似乎想给她什么东西，比如施舍。雷妮讨厌施舍。
这可不是百分之百的免费赠品，她说，我可不是什么都不做的。
选一个岛屿吧，他说，只要是我们没报道过的就行。这个怎么样？我有个朋友去过那里，好像是因为搞错了才去那里的。他说，那里别具一格。
雷妮从没听说过那个地方。听起来不错，她说。通常她会做些准备工作，不过这次很匆忙，她只能盲目行动了。
雷妮又整了整旅行包，把裤袜塞到外面的口袋里，里面放着钟。她去餐馆，那里的饭菜都装在柳条篮里。她点了一杯金汤力，没有眺望远处的大海，那里蓝得出奇。
餐馆没有满座，有几个女人是单独来的，更多的则是聚成一群群的，还有两家人。没有单独来的男人。男人要是一个人，一般去酒吧。杰克走后，她才知道，如果她总是用独身女人特有的、微微叛逆的目光环顾四周，表示自己一个人来是自愿的，那么，另一些独处的人就有可能来找她。所以，她只看着自己的手和杯子里的小冰块。尽管有空调，冰块还是很快融化了。
她走向登机口，人们告诉她，飞机晚点。她拖着旅行包和照相包，挨家逛小商店：手工制作的黑色小玩偶，香烟和嵌贝壳的镜子，用鲨鱼牙齿制成的项链，干胀干胀的刺
，一个小型钢鼓乐队站在一块漂流木上，演奏五样乐器的是蟾蜍。她端详一番，发现蟾蜍是真的，做成标本后填了料，上了漆。要是在很久以前，她会买下这怪物，送给某人，开个玩笑。
* * *
雷妮的家乡是多伦多的格里斯伍德。他们把格里斯伍德说成她的家庭背景。虽然它不太像是一个人的大背景，不像一个人的故里——维多利亚时期的红房子如诗如画，远处山坡上满是秋天的林木——也不像是小背景，不过，你虽然看不见它，但它就在那儿，全是粗砂古岩，埋在地下的树根、昆虫和骨头，你一点都不喜欢去的地方。雷妮常说，那些近来一直嚷嚷着要寻根的人从未仔细看过根是什么样的。她以前也宁愿是那棵树的另外一个部分。
以前，雷妮常拿格里斯伍德开玩笑，逗朋友开心，比如，要换一个灯泡，得叫上多少个格里斯伍德的人来？整个城镇的人都得叫上。一个换灯泡，十个管闲事，剩下的抨击你总想要更多的光亮，罪莫大焉。或者，要换一个灯泡，得叫上多少个格里斯伍德的人来？一个也不用。如果灯坏了，那是上帝的意愿，你能抱怨吗？
从大地方来的人，尤其是杰克，觉得格里斯伍德颇具古风，别有情趣。雷妮不同意。大多数时候她都尽量不去想格里斯伍德。她希望格里斯伍德只是一个证明她身份的东西。
不过，要摆脱格里斯伍德可没那么容易。比如雷妮看到床上的那段绳子，就知道格里斯伍德的人会怎么说。像你这样的女人就会碰上这种事，你还能指望什么，你活该。在格里斯伍德，人人都各得其所。在格里斯伍德，人人都活该遭大殃。
* * *
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杰克带雷妮出去吃晚饭，让她振作起来。她不想去，不过她知道，自己近来令人厌烦。很久以前，她还是二十出头时，就发过誓，绝不令人厌烦。要说到做到，不过这比她想的要难。
雷妮对厌烦颇有研究，还为《潘多拉》杂志的《人际关系》栏目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她宣称，厌烦涉及两个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人：讨人厌烦的人和感到厌烦的人。令人下颌发僵的厌烦是不折不扣的厌烦，只需稍稍转移注意力就可避免。她向女士建议， 厌烦时研究他的领带。如果你脱不了身，就假装收集耳垂，把他的耳垂也收进去。看他的喉结是怎样一上一下地动。保持微笑。 这些建议的前提是，男人是厌烦的强大来源，女人则是被动的承受者。当然，这不公平，不过除了女人，谁会去读《潘多拉》的《人际关系》这个栏目呢？她要是为《克鲁索》或《面具》这样以男性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写稿，提出的则是自救之道，即“如何读懂她的心思”。 如果她过分关注您的耳垂或盯着您的喉结一上一下，那就改变话题。
杰克带她去芬顿餐馆，这要在以前，可是太贵了。他们坐在屋里的一棵树下。开始，他拉着她的手，不过她觉得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过了一会儿，他就放开了。他点了一瓶葡萄酒，催她多喝，尽管她不想喝那么多。也许他觉得，一旦她喝醉了，就不那么令人厌烦了，不过，情况并非如此。
她不想谈手术，可又不知道谈什么。也许，手术会顺利的，或者，也许他们打开她的身体后，发现疾病扩散，到处穿孔，器官溃烂。很可能她醒来后，少了一个乳房。她知道，自己应该去想如何有尊严地死去，不过，她不想有尊严地死去，她根本不想死。
杰克聊起他们认识的人，都是些无聊的闲话，加上恶意的歪曲，从前她喜欢这样，现在她努力去喜欢，不料，她却开始研究起杰克的手指：他用左手握住酒杯的高脚，看似轻巧，指关节却明明发了白。他有个习惯，从不扔掉空的容器。那天早上，她把斯拉迪思牌牛奶盒从架子上拿下来，盒子空空的。如果他老是把空的花生酱罐、蜂蜜罐和可可粉罐留在架子上，她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该去买新的呢？她忍住没提这件事。她感到，杰克的目光一直从她脸上溜开，瞟她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似乎在那里到达了底线，一个禁区，目光又回到她脸上。他着迷了，她想。
他们相互搂着往家走，仿佛两人还在相爱。杰克洗澡，雷妮在卧室里，站在敞开的衣柜门前，不知道该穿哪件睡衣，两件都是杰克送的，黑的那件有透明的肩带，红缎的那件两侧开岔。他喜欢给她买这种东西，品位真低。吊袜带，“快乐寡妇装”，到臀部但不到腰部的红内裤，上面缀着亮晶晶的小金片，带铁圈的胸罩，把乳房勒得紧紧的，顶得鼓鼓的，像个妓女。这是真正的你，他说，语含讽刺，又满怀希望。谁知道呢？接下来就是黑皮带和鞭子了。
她想让他轻松些，想配合他守住那个幻想：她什么事也没有，或者，什么事也不会发生。镜子里的那个身体和从前一样。她不敢相信，一周后，一天后，它的某些部分可能消失。她想，他们会怎么处理那些部分。
最后，她什么也没穿，在床上等杰克洗完澡。他身上会发出沐浴液的味道，湿湿的，滑滑的。从前，她喜欢他就这样湿湿地进到她身体里，不过，今晚她只是在等待一段时间的过去，似乎是在牙医的诊所里，等着别人在自己身上做什么。一道程序。
起先，他干不了。太突然了。她告诉他，她得到通知，手术已经安排好，就在同一天进行。她能理解他的吃惊和厌恶，看出他努力掩盖这种心情，因为她有同感。她想告诉他，如果做爱太费劲，他不必做。不过，他是不会把她想得这样好的，他会觉得她是在挑剔自己。
他的手几次拂过她的乳房，生病的左乳房，哭了起来。她非常害怕自己也会哭起来。她抱着他，揉着他的后脑勺。
过后，他和她做爱，吃力地，花了很长时间。她听到他把牙齿咬得嘎嘎响，像是在发火。他忍耐着，等待她的高潮。他认为自己在照顾她，他是在照顾她。想到要别人照顾，她就受不了。她浑身无力，松垮，似乎已经被麻醉了。他仿佛感到了这一点，便紧绷皮肤和肌肉，扭动，弯曲，啃咬，咬得并不轻，猛力插进去，努力冲破失去活力的皮肉筑起的屏障。最后，她假装高潮来到。她曾经发过誓：绝不做假。
* * *
登机预告发出，这时，天已放黑。他们站在登机口，大约有十来个人，瞪着停机坪。登机口不算个登机口，不过是在水泥墙上开了个洞，横挂一条链子。两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一个浅棕肤色的姑娘，看样子十六岁左右，一个男孩，戴着耳机，两人都不知道乘客从哪个登机口进去，于是整队人从墙上的一个洞散开，移到另一个洞，如此来回几次。一个戴彩色眼镜的主动帮雷妮拿相机包，她婉拒了。她不想有人在飞机上坐在她身边，特别是一个穿猎装的男人。就算旅行装还看得过去，她也不喜欢。他是所有人中唯一的白人男子。
洞口终于被打开了，雷妮跟随其他人走向飞机。飞机小小的，像是手工制作的，看着有些吓人。雷妮告诉自己，搭这样的小飞机，出了事也比搭大型喷气式客机好。杰克开过飞机的玩笑，他说，它真的飞不起来，想想这么重的铁块儿能飞起来，真是可笑。它能在天上飞，这是乘客荒唐的信念，所有的飞机失事都是人失去信念的结果。
她想，对这一架，他也会叨上两句的，谁都看得出来它离不了地。圣安托万这地方并不富裕，人们买的飞机很可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四手货，然后用创可贴和带子粘起来，直到它不可救药地散开。就像餐馆之间的油交易。雷妮对餐馆里的油交易了如指掌：大餐馆把用过的油卖给二等餐馆，如此下去，那油一直卖到做便宜薯条的汉堡摊档上。雷妮对这种油交易有自己的叫法，那就是“见油识人”，这是编辑给栏目起的名字，不是她的。她想管这叫“肥油城”。
她爬上颤抖的铁梯，穿过黑色的热气，飞机也是热的，热上加热。相机包的带子勒进她的肩膀和左乳上的肌肉，伤口又裂开了。每当此时，她总是害怕往下看，害怕会看到鲜血、液体渗透、身体里的东西跑出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伤疤，别人比她更糟。她是幸运的，那她为什么不觉得自己幸运呢？
我不想做那个手术，她说。她同时相信两样东西：一是她什么事也没有，一是她反正完了，所以，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她害怕有人，或者说任何人，把刀插到她身体里，把她的什么东西切掉，不管他们把那东西叫做什么。她不喜欢一次被埋葬一个器官，这太像他们经常看到的那些女人，她们的尸身被这一块那一块地丢到沟壑里，或装在绿色的蔬菜袋子里到处乱扔，死了但没受到性侵犯。她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是在一份多伦多的报纸上，那时她八岁，以为性侵犯者就是身上长“黑痣 [1] ”的人。搞这种事的人是不体面的，她奶奶说。不过，奶奶对任何人都用这个词，她还是弄不懂。雷妮有时出于开玩笑，还会用这个词，而其他人则会用 下流 这个词。
丹尼尔——当时还是洛马博士——看着她，似乎对她感到失望：其他女人无疑说了同样的事情。这令她尴尬，刚刚她还满以为自己与众不同。
你不必，他说，或者说，哦，你 不必 做任何事。没人逼你，这是你自己的决定。他停了一下，让她记起他为她提供的另外一种选择是死亡。 非此即彼。 这是多项选择，只是不这么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