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序一
新常态下的经济学研究创新

钱颖一

一、学术研究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经过这些年来学习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方法、工具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经济学创新变得更加重要。我在这里提出经济学创新在中国特别需要平衡以下三种关系: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以及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可以表现为一种“得失交换”关系(Trade-off),或一种“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容易顾此失彼。但是,经济学创新往往发生在这些关系的平衡中。

第一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思想是对问题的深刻洞见,而学术则强调研究的规范。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研究更多的是学习和研究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以及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根本思路。那个时候的经济研究很具有思想性,但是学术性不够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术规范大大提高,但是同时似乎思想性显得不够了。没有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就不可能有科学性,学问就没有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思想性不强,尽管研究符合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不会太大。我们渴望的经济研究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并不容易做到。

第二是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学者,他们能够提出并研究重大问题,那些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局的根本性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掌握的研究工具并不精致,方法也不是很严谨。新一代经济学者的经济学技术功底要比上一代强很多。但是目前的倾向是多从文献出发和从工具出发,再去寻找问题;而不是从问题出发,特别是从重大问题出发,去寻找工具以回答问题。基于文献和工具的研究方法并不错,科学研究也都需要运用已有的文献和工具,特别是前沿工具。但是如果从技术工具出发,从手头有的数据出发,去研究不是很有意思的小问题,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希望的是研究重大问题,同时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并得到有创见的结果。

第三是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中国相关的经济问题不仅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它直接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最具比较优势的——因为我们熟悉中国经济运行的细节,掌握较多的案例和数据。但是,研究中国相关问题容易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而使研究结果失去一般性,这无疑会减弱其研究结果的力量。如果能把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中发现的道理上升到一般规律,这不仅能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有所贡献,反过来还能加深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发现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多的是授予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一般性经济问题取得的突破,包括在研究工具和方法论方面的突破。这种一般性的突破反过来对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也会极有帮助。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认真思考和平衡以上三种关系是取得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之时,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这是经济学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进而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一个长时期的状态。伴随这种新常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目标多元化,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本身并不是新问题,之前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早就做到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这两个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并且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结果。

第一是中国的规模导致的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中国进入人均中等收入与之前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比如韩国)都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的总量:14亿人口使得中国在只有接近美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4(购买力平价)之时就已经同美国的GDP总量相当(购买力平价),占全球GDP总量的16%。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发达经济体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况,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部分占全球经济增量部分1/3左右或以上的时间有可能并不短。

中国的规模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也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回顾历史,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经济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7000多万。

第二是中国的制度引发的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中。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热衷于经济发展,政府如此紧密地与经济发展相融合,政府有如此强烈的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成就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也造成了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中的新的重要问题。

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方面则是反过来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的机会。从实证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由此出现新的生机。

对于以上这两类由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引发的新常态下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者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要使得研究兼得思想性和学术性,既抓住重大问题又符合技术严谨性,同时又达到一般性,非有创新不可。

世界经济学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兴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研究也应该更加开放。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让世界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学家一起研究那些由新常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驱动经济学的创新。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历史的机会中,对重大问题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创新。 OSNLC7DqsFZNFm55OHJPGZVYKQkxPLbn3ckr3ZHAcA4AEOBptN/DJEsdOG4IYpzz



序二
深入中国现实,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

姚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经济学研究年评(第一卷)——中国问题与国际前沿》,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编写的《经济学研究年评》(以下简称《年评》)的第一本。编辑出版这样一份系列出版物,最初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笑寒教授的主意。在他的提议下,两个中心组建了编委会,由每个中心出十位同事组成。成员都是在科研一线从事前沿研究工作的年轻教师,非常了解学科前沿。经过多次商讨打磨,编委会决定每年编辑出版一卷经济学研究综述,由编委会成员或外部专家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写作比较详尽的综述文章,内容是介绍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内重要经济学议题,总结国内学者在国际学术前沿上对中国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国内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方向、方法和议题提出思考建议。本书是第一卷,今后要持续地出下去,希望成为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研究指南。

出版这样的年度综述辑刊在国内外都有先例。国外最为知名的是阿罗等人发起的《经济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自2009年以来已经出版了15辑,在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影响因子为5.6)。国内也有相似的出版物,最著名的是由张曙光老师主编的《中国经济学》系列,从1984年到2013年,每年出版一辑,每辑收录20篇左右国内期刊发表的优秀论文,主编为这些论文写一篇综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学》收录的文章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风向标。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研究年评》是《中国经济学》的延续,但在风格和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年评》不直接收录论文,而是发表一线学者撰写的综述性文章,覆盖面广、针对性强,易于让读者了解一个领域的研究全貌和最新进展。

我一向主张,衡量中国经济学研究好坏的标准是“两个有用”:一个是对中国有用,另一个是对经济学有用。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期,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置身事外。事实上,伟大的理论都来自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回应。斯密的《国富论》为被启蒙运动解放的人性找到了一个私利和公利相结合的出口,奠定了经济学的基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产生于对大萧条的思考,创造了宏观经济学;科斯的《企业的性质》来自他对福特式生产体系的观察,确立了交易成本在制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等等。中国经济学家要想发明新的理论,就必须深入中国现实,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伟大的经济学家从来不把从事经济学研究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是如韦伯所说的那样,把经济学研究当作自己的志业,即参与到研究对象之中,用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修正理论或发现新理论。凯恩斯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的理论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他在参与政府工作、自己下场交易以及参与公众讨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升华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为学者提供了广泛的参与机会,经济学更是显学,经济学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有作为。浪费这样的机会就是对学术生涯的浪费,而把握住机会就可能有新的发现、创立新的理论。

要做对中国有用的研究,就必须构建中国自己的研究议题。不可否认,当代国际经济学界仍然被欧美学者主导;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也仍然是判定中国经济学者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志。然而,欧美是成熟经济体,欧美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未必是中国的紧迫问题,急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就有可能写出投欧美经济学家所好但对中国现实没有多大意义的文章。《年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现和总结中国经济的重要议题,并呈现在这些议题上中国经济学者所做的一流研究成果。中国的经济崛起过程波澜壮阔,每个经济学研究领域都有值得研究的议题,一些交叉领域更是可能产生新的议题。比如,各级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而,把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就会产生许多新的研究议题。

但是,只研究对中国有用的学问是不够的,对专业的经济学家而言,自己的研究还要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每个国家都是特殊的,中国也不例外。如汪晖所言,中国学者的任务就是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的东西。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穷尽了所有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实现经济赶超的经济体寥寥无几,说明多数国家都还没有找到一条快速赶超的路径。中国是过去四十多年里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研究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

一方面,经济学是社会科学里在方法方面最严谨的学科,经济学的发现和理论必须经得起方法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方法也有助于我们获得新的发现和理论。因此,掌握方法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者的必备的条件。《年评》重视对研究方法的介绍,并展示方法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的应用。相信这样的取向将推动中国经济学在规范化和科学化方面的进步。

《年评》第一卷收录了五篇综述文章,主要作者都是编委会成员。五篇文章涵盖的领域涉及劳动经济学、劳动和金融交叉学科、市场设计、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学。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主要视作者的领域而定。这种编辑策略有利于提高《年评》的可持续性。《年评》对每篇综述文章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求作者详尽地描述一个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前沿方法,因而需要作者付出很大的努力。找到愿意如此付出的作者是《年评》面临的最大挑战。本卷五篇文章的作者做出了表率。他们都是领域内的一流学者,给出的综述覆盖面广、论述详尽,尽显学者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情怀。他们为《年评》确定了标杆,《年评》今后的综述要达到甚至超越他们的水平。有了第一卷这样的精品,相信《年评》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的风向标。


2024年4月6日 OSNLC7DqsFZNFm55OHJPGZVYKQkxPLbn3ckr3ZHAcA4AEOBptN/DJEsdOG4IYpzz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