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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上一章中的那只莫哈韦角蜥一样，当一种动物的背上描绘着它祖先的家园时，我们的眼睛就能立刻毫不费力地读出它祖先所在的世界，以及它们曾经历的危险处境。右页图中有另一种高度伪装的蜥蜴
，你能在树皮背景下找到它吗？你能找到，是因为这张照片是近距离、在强光下拍摄的。你就像一个幸运的捕食者，在理想的观察条件下偶然发现了一个受害者。正是这种近距离的相遇施加了选择压力，使猎物的伪装日臻完善。但是，伪装的进化是如何开始的呢？四处游荡的捕食者，闲散地用眼角余光扫视，或在光线不足时进行捕猎，这些行为给出了选择压力，令被捕食者开始了朝向树皮拟态的进化过程。最初的模仿较为稚嫩，尚不值一提。迈向完美伪装的中间阶段依赖于某种中间态的观察条件。从“身在远处、光线不足、眼角余光瞥见或不经意间看到”一直到“近距离、光线充足、正面看到全貌”，这些可进行观察的条件是一个连续的梯度。今天我们看到的蜥蜴背上有一幅生动细致、高度精确的“树皮画”，这幅画是由在基因库中幸存下来的基因绘制的，而这些基因之所以幸存，便是因为它们所绘制的画越来越精确。
我们只要看一眼下图中的这只青蛙，就能“读”出它祖先所处的环境中生长着丰富的灰色地衣。或者，用第1章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这只青蛙的基因对地衣“下注”。我所说的“下注”和“读”都接近其字面意思。这种“读”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或仪器，只需要一双动物学家的眼睛。达尔文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这幅画是为了欺骗捕食者的眼睛而存在的，而捕食者的眼睛与动物学家自己的眼睛显然具有相同的工作原理。这只青蛙的祖先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它们成功地欺骗了捕食者的眼睛，就像欺骗动物学家的眼睛——或者是你们，身为脊椎动物的读者的眼睛——一样。
在某些情况下，在体表涂上其祖先所处世界的颜色和图案的不是猎物，而是捕食者，它们这么做，是为了能更不易被察觉地接近猎物。老虎的基因打赌，老虎生来就处在一个明暗相间、布满垂直茎条的世界里。动物学家在检视雪豹的身体时，可能会打赌它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布满嶙峋岩石的斑驳世界，也许是山区。而它的基因则将未来的赌注押在了同样的环境上，以此作为后代的掩护。
顺便说一句，大型猫科动物的哺乳类猎物可能比我们更容易被它的伪装迷惑。我们猿类和旧世界猴
拥有三色视觉，视网膜上有三种对颜色敏感的细胞，就像现代数码相机一样。而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是二色视觉动物，它们是我们所说的红绿色盲。这可能意味着，它们比我们更难将老虎或雪豹从背景中分辨出来。自然选择将老虎的条纹和雪豹的斑点“设计”成这样，以欺骗它们典型猎物的眼睛。当然它们也很擅长欺骗我们的三色视觉眼睛。
此外，我还注意到十分令人惊讶的一点，那就是原本伪装得非常出色的动物却因为一个致命的缺陷——对称性——而功亏一篑。下图中这只猫头鹰的羽毛很好地模仿了树皮。但是，对称性暴露了它，伪装就这样失败了。
我不得不怀疑，一定有某种深层次的胚胎学限制，使得生物难以摆脱这种左右对称。或者说，对称性是否会在社交场合带来某种我们难以理解的优势？也许这是为了恐吓竞争对手？猫头鹰转动脖子的角度比我们大得多，也许这可以缓解面部对称带来的问题。这张特别的照片让人猜测，自然选择可能会偏爱其闭上一只眼睛的习性，因为这会降低对称性。不过，我想这是奢望。
与“绘画”略有不同的是“雕像”。在这种情形下，动物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独立存在的别样物体。像断树桩的茶色林鸱，小树枝模样的枯枝毛虫，形似石头或干土块的蚱蜢，模仿鸟粪的毛虫，这些都是动物“雕像”的例子。
“绘画”和“雕像”的区别在于，一旦动物离开自然背景，“绘画”就不再具有欺骗性，而“雕像”则不然。如果将一只“彩绘”的桦尺蛾从与它体色类似的浅色树皮上移开，并置于任何其他背景上，它都会立即被捕食者发现并被捕获。右页上图的背景是工业区中一棵被煤烟熏黑的树，这对同种蛾的黑色变异体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你在它旁边时可能不会一下子就注意到它
。右页下图由阿尼尔·库马尔·维尔马（Anil Kumar Verma）在印度拍摄。照片中，这条尺蠖置于任何背景之中，都很有可能被误认为一根棍子，从而被捕食者忽视。这使其成为一个优秀的动物“雕像”。
虽然“雕像”与自然背景中的物体相似，但其效果并不像“绘画”那样依赖于在特定的背景中呈现。相反，它在相似背景下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草坪上，一只孤零零的竹节虫可能会被当作掉落的树枝而被忽视。一只被真正树枝环绕的竹节虫，反而可能因其不同之处而更容易被发现。当叶海龙独自漂流时，它那酷似一团海藻的外形可能会保护它，至少让它比其表亲海马要安全得多，因为后者的外形丝毫不似海藻。如果这座“雕像”依偎在遍布真正海藻的海床上时，它的安全性会因此降低吗？这还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下图左下方的生物为淡水贻贝心形美丽蚌（Lampsilis cardium），其幼虫以吸食鱼鳃中的血液为生。为了把幼虫放进鱼的体内，这种贻贝会通过一个“雕像”来欺骗鱼。
心形美丽蚌的外套膜边缘有一个育雏袋，用来装微小的幼虫。育雏袋是对一对小鱼的高度模仿，配有假眼，还会做出鱼游泳般的假动作，令人印象深刻。雕像是不会动的，所以用“雕像”这个词形容这个部位不太合适，不过没关系，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就行。大鱼会靠近这对假鱼并试图捕食。可实际上，大鱼吃到的是对它没有任何好处的贻贝幼虫。
再来看看这条来自伊朗的高度伪装的蛇，其尾部末端配有一只假蜘蛛
。从静态图片上看，它这种拟态的效果可能只是让人半信半疑。但是，这条蛇移动尾巴的方式会令其看起来非常像一只四处乱窜的蜘蛛。这确实非常逼真，尤其是当蛇隐藏在洞穴中，只有尾尖探出洞口的时候。当鸟儿扑向“蜘蛛”时，其葬身蛇腹的结局便已注定。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出这样的把戏堪称非凡壮举，值得思考的是，其中间阶段是什么样的，进化序列又是如何开始的。我猜想，在蛇的尾尖看起来像蜘蛛之前，简单地摆动尾尖便会对鸟类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鸟类会被任何移动的小物体吸引。
“绘画”和“雕像”都是对祖先世界（祖先生存的环境）的易解读描述。枯枝毛虫是对过往存在的细枝的详细描摹，而林鸱则是被遗忘已久的树桩残段的完美模型。只不过，树桩并没有真正被遗忘。树桩本身就是记忆。过去时代的细枝将自己的模样刻在了枯枝毛虫的伪装上，而各个时代的细沙也在下页上图中这只蜘蛛的表面画上了它们的集体自画像，让你难以发现蜘蛛的存在。
“旧岁之雪又在何方？”
自然选择将它们冻结在柳雷鸟的冬羽中。
叶尾壁虎让我们不禁想象它的祖先栖息在枯叶中的情景，虽然它自己不会有此回想。它所体现的是对一代又一代落叶的达尔文式“记忆”，这些落叶早在人类来到马达加斯加并看到这种壁虎之前就已经落下了，也许早在人类出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处之前就已经落下了。
右图中的绿蝈蝈（长角蚱蜢）并不知道自己的身形体现了其祖先曾在绿色苔藓和叶片上穿行而留下的基因记忆。但我们一看便知。上页左下角那只可爱的越南苔蛙
也是如此。
动物雕像并不总是模仿细枝、鹅卵石、枯叶或残枝等无生命的物体。有些模仿者会将自己模拟成某种有毒或令人生厌的生物，但它们本身并非如此。乍一看，你可能会以为下图是一只黄蜂，犹豫着要不要把它清理掉。可实际上，这是一只无害的食蚜蝇。从它的眼睛就能看出它与黄蜂的不同。蝇的复眼比黄蜂的大，这一特征可能已经写在了重写本的底层文本中，且出于某种原因很难被覆写。蝇和黄蜂在解剖学上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两只翅膀而不是四只翅膀（蝇类属于“双翅目”）——这一点可能也很难被覆写。不过，也许这条潜在的线索很难被注意到，毕竟哪个捕食者会花时间去数猎物的翅膀呢？
真正的黄蜂，也就是食蚜蝇模仿的原型，并没有试图隐藏自身。它们是伪装的对立面。它们腹部鲜艳的条纹在高喊着：“小心！别惹我！”食蚜蝇也在叫嚣同样的话语，但那不过是谎言。它没有螫针，只要捕食者敢攻击它，它就会成为美味的食物。它是一座雕像，而不是一幅绘画，因为它的（假）警告并不依赖于背景。以本书中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读出它的条纹是在告诉我们，它的祖先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着危险的黄黑条纹生物，以及惧怕此类生物的捕食者。食蚜蝇的条纹是对过去黄蜂条纹的模拟，是自然选择涂抹在它的腹部上的。昆虫身上的黄黑条纹是一种可靠的警告信号——无论真假——它在警告攻击者，攻击它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右上图中的甲虫是另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
如果你与下图中的生物面对面，而它正透过灌木丛窥视着你，你会以为它是一条蛇因而畏缩不前吗？
其实它并没有窥视你，它也不是一条蛇。这是一种蝴蝶，即王朝环蝶（Dynastor darius）的蝶蛹，而蝶蛹是不会窥视你的。它将自己巧妙伪装成蛇的头部，看起来经过精心设计，恐吓效果不错。当然，如果我们以理性态度对其多加考量，就会发现作为一条危险的蛇，它的体型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一定的距离外，蛇确实看起来就是那么小，且仍然足以让人担惊受怕。更何况，惊慌失措的鸟儿可没时间三思，它只会惊叫一声，然后振翅飞走。而对于研读“遗传之书”的达尔文主义者，只要有更多的思考时间，就可以把毛虫的祖先世界解读为“有危险的蛇类栖息”。有些毛虫的尾部也会玩这种模拟蛇的把戏，它们甚至会移动肌肉，让假眼睛看起来时闭时睁。不能指望那些潜在捕食者知道蛇是不会这样做的。
眼睛本身就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飞蛾的翅膀上有眼斑，当它们被捕食者吓到时会突然露出这些斑纹。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老虎或其他猫科动物，那么如果突然之间面对这种产自东南亚的所谓猫头鹰蛾（上图），你会不会惊慌失措地后退呢？
在一定危险距离内，老虎或豹子在视网膜上呈现的图像与特定种飞蛾翅膀上的图像一样大。好吧，在我们看来这并不像猫科动物种任何一个特定成员的眼睛。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不同种类的动物会对与实物粗略相似的仿制品产生反应——稻草人就是一个熟悉的例子，此外还有很多相关的实验证据。黑头鸥会对木棍末端的海鸥头模型做出反应，就好像它是一只完整的真海鸥
。而捕食者一次惊恐的退缩也许就能让上页下图中的这只飞蛾幸免于难。
听说画在牛屁股上的眼睛可以有效地阻止狮子捕食
，这让我忍俊不禁。
我们可以称之为“巴巴效应”（Babar effect），以让·德·布吕诺夫（Jean de Brunhoff）笔下可爱而聪明的大象之王命名，它在大象士兵的屁股上各画了一双可怕的眼睛，从而赢得了与犀牛王国的战争。
上图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龙？梦魇魔鬼马？事实上，它是一种澳大利亚蛾——粉红色后翅蛾——的幼虫。当它静止时，它是不会展现这令人生畏的眼睛和牙齿图案的，因为幼虫的皮肤褶皱会将其挡住。而当受到威胁时，这种动物就会拉开皮幕，露出它的“眼睛和獠牙”，对此我只能说，如果我是捕食者，我绝不会无动于衷
。
右下图由侯赛因·拉蒂夫（Hussein Latif）摄
如果让我选出我所知的最可怕的假脸，可以看看上页左下图中的章鱼
和上页右下图中的兀鹫
。章鱼的真眼睛就在那双突出的大假眼的“眉毛”内侧上方。如果你能先找到这只高山兀鹫的喙，然后定位它真正的头部，就能找到它真正的眼睛。章鱼的假眼大概是为了威慑捕食者，而兀鹫似乎会用它的假脸恐吓其他兀鹫，以便在围着尸体的鹫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有些蝴蝶的翅膀后面有一个“假头”
。这能给它带来什么好处呢？人们提出了五种假说，其中最有望达成共识的是“偏转假说”：人们认为鸟类会去啄食不那么脆弱的假头，而让真正的头部逃过一劫。我则更倾向于第六种观点，即捕食者会因此对蝴蝶的飞行方向做出错误预测。我为什么偏爱这种观点呢？也许是因为我坚信动物是通过预测未来生存的。
旨在愚弄捕食者的这些绘画和雕像在任何一本“遗传之书”中都是最接近于其字面意义的解读，是对其祖先世界的切实描述。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其惊人的准确性和对细节的关注。下页图中的这只叶背螳螂甚至还模仿了叶片边缘的瑕疵。而枯枝毛虫（例如第19页下图中的那种）身上还有假芽。
对于这本“遗传之书”中不那么直观易懂、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部分，我们也没有理由不予以同样细致的关注。我相信，在内部器官、大脑行为回路、细胞生物化学以及其他更间接或更深层次文本的解读中，也潜藏着同样的完美细节。这些细节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只要我们能够开发出以此为目标的工具。自然选择怎会只针对动物的“外表”而不顾其他呢？要知道，内部细节，甚至可说“所有”的细节，对于动物的生存同样至关重要。它们同样会成为对过去世界的书面描述，尽管这种描述是用一种不那么一目了然的文字书写的，也比本章中这些流于表面的绘画和雕像更难解读。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绘画和雕像之所以比“遗传之书”的内页更容易阅读，原因并不难找。它们瞄准的目标是眼睛，尤其是捕食者的眼睛。而且，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捕食者的眼睛，至少是脊椎动物的眼睛，与我们的眼睛的工作方式相同。难怪在“遗传之书”呈现的所有页面中，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拟态伪装以及其他形式的绘画和雕像。
我相信，动物体内埋藏的对祖先世界的描述也会像我们在其外部看到的绘画和雕像一样细致完美。为什么不呢？只是这些描述不那么直白，更隐晦，需要更复杂的解码方式。正如我们的耳朵对第1章中的“姐妹”发音的解码一样，本章中的绘画和雕像也是“遗传之书”中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读懂的书页。但是，正如代表“姐妹”的波形以二进制数字的形式呈现——一开始它可能令人无从下手，但最终在分析之下无所遁形——动物及其基因中那些并非显而易见，也不似皮毛颜色般浅显的细节一样会在穷究之下露出真容。“遗传之书”将被我们阅读，甚至深埋在每个细胞中的微小细节也概莫能外。
这正是我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在此我要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自然选择的精雕细琢不仅作用于动物的外表，一如我们可以用肉眼读出的枯枝毛虫、树栖蜥蜴、叶背螳螂或茶色林鸱的样貌。这位遵循达尔文主义的雕刻者手中锋利的斧凿能深入动物体内的每一个角落，直探亚显微的细胞内部和其中高速运转的化学机制。不要因为那些埋藏更深的细节更难以辨认而对其置若罔闻。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不管是身披绘画的蜥蜴或飞蛾，还是雕刻成形的林鸱或毛虫，都不过是一座巨大而隐蔽的冰山露出海面的可见尖端而已。达尔文用他最雄辩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点。
可以说，自然选择每时每刻都在审视世界每一处发生的每一种变异，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异也逃不过它的法眼；它弃绝坏的，保留并增加一切好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机会，自然选择就会潜移默化地改善每一个有机生物与其所处的有机和无机生活环境的关系。我们对这些缓慢的变化进程一无所知，直到时间之手在漫长的岁月中留下些许痕迹，我们对过往悠久地质年代的观察是如此不完善，以至于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生命形式不同于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