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存在依赖于某个特定人类生物的生命,那么当这个生物死去,你也将消失:此刻正阅读这句话的意识中心将湮灭,宇宙将对你关闭。在他雄心勃勃又异想天开的《死后余生》一书中,马克·约翰斯顿展现出对死亡的自然恐惧的深刻理解,反驳了一些关于我们何以在死后存活的传统宗教和哲学理论。他随后另行解释,生理死亡后的存活在理论上何以可能,即便是以自然主义世界观为前提。不过,他所提供的存活希望,除了在哲学上不合理之外,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我们这些读者都几乎无法实现,所以这本书给人的慰藉并不多。尽管如此,这本书仍引人深思,写作上展现出纯熟的技巧与十足的魅力,内容上满是极具启发性的哲学反思:反思我们的本质,反思我们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持续存在,反思自我、人格、人类、身体、灵魂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不想死,那你在乎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某个特定生物体的存续本身。你在乎这个人类动物的存续,因为这是 你 继续存活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如果你能在它消亡后存活,那么即便你可能会怀念你那老爷车般的躯体,但至少你已经避免了最坏情形。但这种可能性真的合理甚至切实可信吗?我们大多数人很容易想象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审判日降临,或想象自己转世投胎成其他人,但这些可能只是想象的把戏,是不具备任何真实可能性的自我投射。
约翰斯顿的探究动机不仅是纯粹的存活愿望,还有另一种似乎需要依靠存活才能实现的愿望:希望善良得到回报。那些善良的人并非为了回报而善良,但约翰斯顿相信,如果为了行善而做出的巨大牺牲得不到回报,善的重要性乃至合理性都会受到威胁。他的结论与康德一样:有希望在来世获得回报,才会相信善的重要。我完全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相信,即使需要牺牲,为善的理由也是自足的。但约翰斯顿的信念促使他致力于证明,死亡对善良的人比对坏人更好,这是他分析存活这个概念时的关键。
然而他必须首先处理相当数量的替代理论。这些理论分为三类:灵魂不朽、肉体复活和心理连续性。约翰斯顿基于不同理由,反驳了这三种我们在死后存活的方式,而他的论证也带给我们一场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各种神学和哲学理论的精彩旅程。他说,我们没有证据反对这样一个自然主义观点——要维持有意识的心理生活,除了正常运作的大脑外,什么都不需要;更具体地说,灵异研究没有找到可分离灵魂的任何可信证据。他基于微妙的形而上学理由得出了如下观点:当审判日来临,上帝在你死亡之后,迅速用构成你身体的同一批原子重新组装一具身体,即使它和你原先的身体一模一样,那也不再是同一个身体了。而且他认为,尽管我们关心记忆和人格的连续,但这种心理连续性本身不足以保证一个未来的心理复制品就是你。
上述三种形式的存活是否可行?尽管这个问题远没有定论,但约翰斯顿为否定的回答提供了有力论据。他最弱的论证是:即使你有一个非物质的灵魂,这也不能证明你有正当理由要特别关心这个灵魂的未来,因为其他人也都有这样的灵魂——对此,一个回应是说,只有你的灵魂的未来经历将是 属于你的 。然而,假设我们认同约翰斯顿,将前面三种理论都抛到了一边,那还有什么选择呢?
要判断死后存活是否可能,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使未来的一段经历成为我的经历。约翰斯顿的一个重要且合理的主张是,我们无法通过对各种可能情形的先验反思来得出判断,因为我们所持有的人格同一概念并不是这样来运作的。相反,在我们的概念里,同一性的条件会被“转移”到某些实际上持续存在的事物的真实本质上——在我们自身这个例子中就是作为动物的人类——而我们仅凭其显现的属性来认定同一。如他所说:“转移的概念可以用一句格言来表达,‘我不知道跨时间同一性的(有意义的)充分条件是什么,但当我看到一个持续存在的东西,我确实能认出来’。”这种转移现象在诸如水或黄金这样的“自然类”案例中很常见,它们的真实本质不能通过对我们的概念的先验反思来发现,而是需要经验调查。
借用形而上学家所称的 实体 ,我们可以对跨时同一性的标准进行“转移”。实体,也就是“其当前表现决定了怎样才算是同一事物再次存在的东西”。生物是最明显的实体的例子,因为它们具有随着时间推移维持自身的积极倾向。为了判断人格同一性——自我的同一——我们转移到持续存在的人类生物,一类我们认为其拥有具身心智的生物。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理生活确切地依赖于大脑运作,我们就可以补充说,如果一个大脑可以在没有身体的情况下存活,它将会继续让同样的心灵具现。这似乎意味着,人格同一性的真正条件是由心理生活如何在大脑中产生来判断,这似乎确定地排除了我们在生理死亡后存活的任何可能。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结论。然而约翰斯顿相信他能避开这个结论。
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摒弃通常的持续存在的自我的观念,他生动地将这一观念描述为:“我最直接地体验到自身的方式,是作为这个存在和行动场域的中心。”这就是主观意义上的“我”,而且正是这个主观的“我”,对自己的利益有直接而全神贯注的关心,并对自身的死亡感到恐惧。“这个‘我’的纯粹的存活欲望,可能会 滋生 出一个‘希望约翰斯顿存活’的欲望,但它本身并非希望约翰斯顿存活的欲望。它实际是希望具有作为‘我’的属性的某个人继续存在。”
约翰斯顿论证的核心是说,不存在这样的属性,或者说,不存在任何东西来正当化并指导这种指向未来的特殊的自我关心。不管我们怎么认为,世界当前的面貌并不能决定同一个存在和行动场域在将来存在的条件是什么。约翰斯顿否认(在我看来没有说服力)这种主观的同一性可以转移到目前占据了这个存在和行动场域的特定人类的持续性条件上。相反,他主张自我不过是个有意为之的对象,其同一性并非客观存在,而是依赖于主体如何 看待 它。就像麦克白幻觉中出现的匕首一样,是否把不同时间点出现的匕首视为同一把,完全取决于主体如何看待它。约翰斯顿在人格同一性上的相对主义,彻底颠覆了传统观念——你对未来的关心取决于你认为未来谁会是你。相反,他主张人格同一性是“回应依赖”或者说依赖于看法的:你有种倾向是指向未来的关心,这决定了未来谁将会是你,而不是反过来。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约翰斯顿想象了三种人类生物,分别称为冬眠者、传送者和普通人。冬眠者在冬季陷入沉睡,在他们看来,春天醒来时拥有着他们的记忆和人格的人,和他们不是同一批人。他们不认为自己从无梦睡眠中存活了下来。至于传送者,他们习惯于科幻小说中常见的那种超快速旅行。他们走进一台机器,机器完整读取他们身体的微观构造,摧毁身体,然后以光速将信息发送到目的地的目标机器,在那里以当地材料生产出一具在生理与心理上都与原先无法区分的身体。传送者们认为自己从这些旅行中存活了下来,他们毫无疑虑地认定,从目标机器中走出来的人就是自己。最后,普通人相信他们从无梦睡眠中存活了下来,但不相信他们会在传送后存活:他们不会为了哪怕一百万美元而走进传送机器。在每一种情况下,相应的信念都是直接的,并以不加反思的模式,显现在指向未来的特殊关心中。
约翰斯顿说,冬眠者、传送者和普通人在各自情况里都是对的。没有一个客观事实可以使其中一种信念正确而其他信念错误。同一性依赖于看法,是“对某个未来的人的深刻且连贯的认同”的这个倾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关心那个未来人的经历——构成了可以判定同一性的倾向。
关键点来了:如果你发展出一个倾向,对在你死后存在的所有人,都有种指向未来的关心——换言之,如果你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一个“如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后人”的人,那么当现在位于你的存在和行动场域中心的人生理死亡后,你也能存活下来。可一旦认识到自我的客观存在是个幻觉,我们应持有的理性态度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一个持续存在的自我值得关心,那么,由特殊的自我关心所预期且乐见的超额或超量待遇,就不能算是合理要求或期待……一个人的自身利益之所以值得考虑,并不是 因为 那是自己的利益,而只是因为那是利益。利益,无论在哪里产生,只要正当,就都同等值得考虑。”
因此, 博爱 ( agape ),即基督教中作为善的理想的普遍之爱,自带回报,给予博爱之人。个人是普罗透斯式的 :个人的构成,可以是单个人类,也可以是一组人类,甚至可以是一大群人——“全人类的前进洪流”,这取决于他直接倾向于将哪些利益纳入他的实践观念。约翰斯顿的理论让绝对的善成为生命持续的条件,从而捍卫了善的重要性。
极致无私带来的这种形式的存活,需要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几乎无人能企及,而且无论如何也不由意志控制。然而约翰斯顿补充说,即使我们达不到这种完美的善,我们也要认识到各人利益与我们自身利益同等重要,从而以一种更熟悉的方式去超越自私和偏袒的天性。即使我们无法真正做到善良,我们也可以变得“足够善良”,不是为了在死后存活,而是为了“直面死亡,看透死亡,走向人性得以绽放的美好未来……而对于完全自私的人来说,他们个体人格的消亡,就意味着他们看重的一切都消亡了”。但这个观点很常见,并不能消除个人死亡的绝对性。
要接受约翰斯顿的理论——人格同一是相对的,人是普罗透斯式千变万化的,把未来的人当作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在死后存活——我们至少要像相信灵魂不朽或肉体复活那样一厢情愿。似乎更有可能的是:现实世界,尤其是关于大脑如何支撑心灵的事实,决定了我们是什么,即便这些事实仍大多不为我们所知。约翰斯顿不认为纯粹的精神实体能承载人格同一性,这很合理;但我们所熟悉又叹其可朽的人类肉身,决定性地控制着我们的命运,要想摆脱这种控制实在很难。
[1] 这是对马克·约翰斯顿(Mark Johnston)的书《死后余生》( Surviving Dea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