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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终将逝去，而世界将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继续运转。塞缪尔·谢夫勒在他独具匠心的著作《死亡与来世》中，探讨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何影响我们。它们以强大却常常难以察觉的方式，既影响着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价值观，又影响着塑造了这些价值观的动机。
书名中的“来世”并非指个体死后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的个人的来世。谢夫勒不相信个人有来世，书的部分篇幅就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若死亡是我们存在的终结，我们应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有限？然而他的主要话题是他所谓的集体来世，即人类在我们个人死亡后的存续和持续更新——不仅是现在活着的人的存续，还有我们死后许久才出生的人的未来生活。谢夫勒认为，集体来世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我们个体的存续更重要，我们却因太过习以为常而忽视其重要性。
这本书源自谢夫勒在坦纳人类价值讲座
上的两次演讲，以及在伯纳德·威廉斯作品研讨会上关于死亡的一次演讲。按照坦纳讲座的惯例形式，演讲内容后附有一系列评论和谢夫勒的一篇回应。
为了揭示“来世”（接下来我一般会省略“集体”这个限定词）在我们的关切、动机和价值结构中的地位，谢夫勒运用了经典的哲学方法——反事实思想实验：为了理解某个事物的重要性，去想象它的缺失，看看会造成什么改变。他提出了两个假想情境：世界末日情境和人类不育情境。
在世界末日情境中，你要想象自己享有正常寿命而且会自然死亡，但在你死后三十天，地球将被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摧毁。在人类不育情境中（取自P.D.詹姆斯1992年的小说《人类之子》，后由阿方索·卡隆改编成电影），全人类变得无法生育，因此现存所有人自然死亡后人类将不复存在。这两种情境都非常可怕，但有趣的问题是，它们到底可怕在哪儿？当我们思考人类的灭绝时，有哪些价值在起作用？
我们的反应当然关涉到现在活着的人的命运。在世界末日情境中，在你自然死亡后仍活着的人将在一场大灾难中结束生命。在人类不育情境中，现在的年轻人将会看到世界人口不断减少，直至只剩下少数孤独的老人，文明无法维系。但谢夫勒感兴趣的不是这方面的反应。他认为，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些情境，我们会意识到，未来的人的缺失本身就会对现存者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这说明，来世，即人类在遥远未来的存续，对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重要。正如他总结时所说：
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将不复存在，对比起未来那些我们不认识、身份仍未确定之人的不存在，从某些具体功能和动机层面来说，后者对我们的意义更重大。或者更正面地说，未来那些我们不认识也不爱的人的出现，比起我们自己的存续以及我们所认识和爱的人的存续，要更加重要。
谢夫勒提出这个矛盾主张的依据是，来世的消失会破坏我们对当下大多数行为的价值感，而我们个人自身的灭亡则不会有同等破坏。我们现实的有其终日的生命与活动，只有置身于一段伸向遥远未来的人类历史中，才会有价值。
当下的价值依赖于未来活着的人，这样的例子有些很显而易见：如果人类即将灭绝，那么许多长期项目就毫无意义了，比如寻找癌症疗法，逆转全球变暖，或发展有效的国际法体系。而谢夫勒认为，灭绝的前景也可能会削弱许多其他活动的动机：生育（在世界末日情境中）当然包括在内；但还包括艺术、音乐和文学创作，以及人文、历史和科学研究——尽管这些活动在时间维度上看似自成一体。谢夫勒认为，我们赋予这些活动价值并且有动机去追求它们，背后有个重要条件：它们身处一些传统之中，而这些传统的延伸远超我们自身的生命与贡献。
在某种程度上，他这里的说法已在他早前的讨论中有所预示。在《传统的规范性》（“The Normativity of Tradition”）一文中，他讨论了价值、时间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传统是一种人类实践，目的在于超越任何单一个体或世代的寿命而保存价值。它们是人类设计的跨世代合作事业，以满足人类想保存珍视之物的深刻冲动。在遵守一项传统时……人们致力于确保自己珍视之物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存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就不那么看重自身死亡的意义了。 [2]
然而，借来世来探讨未来对现在的全面影响，既大大扩展了这个主题，又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考。我们并不只是希望自己珍视之物能在我们死后存续。实际上，我们生活中许多事物在当下的价值，都依赖于它们在我们逝去后能长久存续、发展。
谢夫勒承认，有些事情可以避免沦为毫无意义，例如友谊、个人的舒适和快乐、避免痛苦，以及某些本身就没有进一步意义的活动，比如游戏——他把这些叫作“自成一体的意义泡泡”。但如果一个生命的价值仅限于个体直接体验的质量，这样的生命是贫瘠的。我们关心的远不止于我们自己的体验。谢夫勒说，这正是我们作为非个体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生命中的许多珍视之物，都依赖于人类未来的存续。谢夫勒还更进一步。他认为，P.D.詹姆斯小说中的一个想法“并非毫无道理”：
人类即将消失的前景，将普遍压抑人们的动机，压抑人们对其活动价值的信心，降低他们在许许多多领域内饱含激情、全情投入、愉快活动的能力……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明知人类未来不复存在的世界中，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尝试理解量子力学，甚至享用一顿美餐的活动，对人们而言有同样的意义，会带来同等回报。
尽管这只是个宽泛推测，它还是值得我们怀疑。实际上，人类终结的前景可能会增加许多体验的价值，而不是减少。想象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听《唐璜》时知道这是它最后几次被聆听——它很快会永远消失，因为人类也将不再。人们可能会对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有同样的感觉——在灯光永远熄灭之前，极度渴求最后一次强烈体验。
另一方面，谢夫勒似乎也有正确之处。在这两种假想情境下，我们很难维持动力去做那些贡献于我们的文化、知识、经济和社会的工作，这将让我们生活的许多意义都消失殆尽，社会可能因此全面崩溃。然而，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非大多数人从事的创造性活动中。对于电工、服务员或公交车司机来说，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这么认为吗：自己的工作本质上是人类集体历史的一部分，而且会延伸到遥远的未来——因此一旦未来不再，这些工作就失去了意义？
我推测，就大多数人支撑自己生活和活动的价值来说，除了与直接后代的关联外，与同时代人的横向关联远比与遥远未来的纵向关联更为重要。但谢夫勒显然成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极具价值和重要性的哲学问题，即便这个问题的确切影响范围可能难以确定。价值明显具有长时间尺度的历史维度。
谢夫勒的第三篇文章《恐惧、死亡与信心》虽然也很有创意，但讨论的问题更为人所熟悉。文章大部分是在回应伯纳德·威廉斯的名篇《马克罗普洛斯案：反思永生的乏味》（“The Makropoulos Case:Refl 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 [3] ，但它也涉及可追溯至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大量文献，探讨了诸多话题：如果没有个人的来世，死亡是不是件坏事；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不存在感到不安，却对过去的不存在毫不在意；永生是否是件好事；等等。威廉斯认为，虽然死亡对逝者而言通常是件坏事，但永生并不会是件好事。他还提出我们有理由害怕死亡。谢夫勒则捍卫了他自己版本的这三个观点，而观点之间并不明显相容。
威廉斯认为，永生终将陷入无限乏味。谢夫勒对永生的反对意见有所不同，他认为生命之有限是我们生命意义的条件。他说：“我的基本观点很简单。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其时间有限性的理解所塑造的，搁置这种理解，就会动摇我们珍视生命并渴望其延续的根基。”稀缺性，尤其是时间上的稀缺性，在谢夫勒看来是我们赋予大多数事物价值的条件。因此，尽管死亡一旦降临就是件坏事（除了终止极端痛苦的情形）——因为我们珍视的生命被剥夺了，但如果死亡永远不会到来，我们就无法以现在的方式珍视生命。谢夫勒生动地描述了俗世的永生有多么离奇：
我们想象的是某种理当和我们一样的生物，但肉身组成却与我们不同，其生命不会历经不同阶段，对各阶段的典型挑战、得胜、灾厄都无所知晓，无须为生存而工作，不会遇到或克服危险，不会衰老，不会面对死亡或死亡风险，不会因挚爱之死而感到悲痛失落，也从不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机会中尽力而为。更广泛地来说，我们试图想象的生物，其生命中几乎没有什么能与我们经历的悲剧或甚至艰难抉择相匹配，更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我们在终极稀缺资源——时间——的限制背景下做决定的那种经历相匹配。而人类的 每个 决定都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因此在想象永生时，我们是在想象一种实际上不存在人类抉择的生命。
这些都没错。永恒的生命，不会只是无限版本的有限生命：它们不会有明确的形态。但这就意味着那样的生命将完全失去意义吗？人类的适应能力非常惊人，而且在历史上已经发展出许多不同的生活与价值形式，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物质环境。生命的有限在塑造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尘世的永生就一定不是件好事——这样的说法说服不了我。要是医学最终找到停止衰老过程的方法，我猜测我们会应对得很好。
诚然，谢夫勒也有可能是对的。那样的话，我们的价值结构会受到很有意思的影响。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价值，其存在恰恰是因为它们将终止于死亡，但死亡对我们来说又几乎总是件坏事，因为它终结了我们珍视的许多东西。这看起来像是个矛盾，但其实不是。这只不过意味着，在人类生活中好与坏不可分割。
谢夫勒对死亡恐惧也有出色的探讨。他引用菲利普·拉金的话：“这是种特别的恐惧 /没有任何技巧可以将之驱散……”并且他有力地主张，当我们评估这种恐惧时，争辩死亡是不是死者的不幸、如果是的话又为什么，都偏离了重点。这种恐惧不能解释为看不到子孙成长或永远无法参观吴哥窟的遗憾，也不能用被剥夺了某种未来的体验或活动来解释。在谢夫勒看来，死亡的恐惧独一无二，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尽管我曾有过失去重要之物、美好之事终结的经历，而且是由我自己经历……但我会把死亡理解为那个有过这些经历的“我自己”将要终结。那个自我中心的主体——为我之前所有的终结经历提供了固定背景的那个主体——本身将要终结。我能用以应对这种前景的唯一资源，似乎是将这样一些态度转向自己——伤心、悲痛、愤怒、焦虑——它们就是为自我遭受损失的情况而定制的。但当这些态度转而指向其主体，它们就变得无所依附。这将会或可能引发 恐慌 。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人完全无法理解、感到毛骨悚然，甚至觉得这不可能发生。
谢夫勒因此持有一组奇特的态度组合。他认为，恐惧死亡、将死亡视作大多数情况下的坏事，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个体的永生又是不可取的。相比之下，集体来世则非常重要：
尽管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可能是合理的，但我们对我们的价值的信心，更依赖于我们相信他人在我们死后会存续，而非相信自己会活下去。实际上，我们自身的永恒存续会削弱这种信心。稍过于简化地说：要维持对我们的价值的信心，必要的是我们应死去，而他人应活着。
他进一步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相信某些宗教所宣扬的个人来世，“可能会让人过于轻易地接受地球上生命的消失，并使得防止生命消失显得不那么紧迫”。（这一推测可能得到以下事实的支持：一些相信个人来世的人，不仅预料地球生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末日中结束，而且他们欢迎这样的未来。）谢夫勒认为，对于那些不相信个人来世的人来说，认识到集体来世之重要，就会有动力采取更多行动来避免全球灾难：
即使死亡对我们的信心不构成威胁，我们对它的恐惧也并非不合理。但人类存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恐惧，因此没有努力战胜这些威胁，那就不合理了，因为我们的信心确实依赖于人类存续。
这种动力不是出于对未来人类的利他关怀，而是出于对我们自己生活的意义的关心。我们希望未来就某些方面而言是我们的未来——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即使我们永远无法抵达。
四位评论者中的两位，苏珊·沃尔夫和哈里·法兰克福，并不信服谢夫勒的观点，即人类灭绝的前景会普遍侵蚀我们对价值的信心。法兰克福坚持认为，许多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本身就重要的——不仅是快乐、友谊，还有音乐、艺术创作、科学和历史的追求——即使没有来世，这些事情也不会失去它们的价值。然而，谢夫勒说这些事情的价值并非在个体的体验中自成一体，这显然是对的。沃尔夫则更认同这样的观点：我们将自己的活动看作是在……
……进入某种流传，或作为其中的部分——艺术或科学的历史与共同体的流传，民族或宗教文化的流传，法律、政治、工业、技术发展的流传，等等。
但她认为，即便人类没有未来，我们关心和慰藉他人的责任感也并不会减少，甚至可能会增强，而且会为我们的生活赋予意义。
沃尔夫还探讨了谢夫勒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我们都知道人类不会永远存在——仅仅是因为太阳演化，就会在亿万年后让地球变得无法居住——但这并不像世界末日或人类不育的情境那样影响我们。谢夫勒指出，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像伍迪·艾伦在《安妮·霍尔》中的角色阿尔维·辛格那样陷入绝望，他在九岁时认为做家庭作业毫无意义，因为他意识到宇宙在膨胀并将在数十亿年后瓦解。沃尔夫主张，如果我们反对阿尔维的反应，那么出于一致性，对世界末日和人类不育情境的无意义感反应，我们可能也要反对。但谢夫勒回应说，这些情况是不可比的，因为在面对太阳死亡或宇宙瓦解这样的大时间尺度时，我们的价值判断会变得困惑；我们无法代入其中，所以“没有反应”这一点就不能被当作可靠指南，来说明人类灭绝如何与我们生活的意义相关。
肖恩娜·希夫林总体上赞同谢夫勒的立场，但以康德的精神建议：也许，其他理性生命会在未来存续，并继续进行价值实践，这就足以支撑我们，而人类的存续就并非必要。谢夫勒回应道：
虽然我对此没有坚定无疑的看法，但我的感觉是，我们的依附比希夫林所认为的要更具体地指向人类。这可能部分是因为我比她更重视历史，部分是因为我更看到生物生理的意义。
尼科·科洛德内聚焦于第三篇文章，质疑因自己即将来临的不存在本身而害怕是否合理。我认为谢夫勒对这种特殊形式的恐慌的同情解读很有说服力，但关于这一点的分歧并不容易解决，谢夫勒本人也不愿声称只有一类反应是客观上正确的。对我们自身的死亡所持有的情绪是否有“正确”可言，这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或许，不同人对生命终结的反应和态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差异。
但这并不会减少探究的价值。通过细致的论证、反驳和对替代理论的比较评估，这本书提供了绝佳范例，来说明分析哲学如何应用于人人（而不只是学术哲学家）都关心的基本问题。谢夫勒为生与死开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1] 这是对《死亡与来世》（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一书的评论。该书作者为塞缪尔·谢夫勒（Samuel Scheffler），书中所附评论来自苏珊·沃尔夫（Susan Wolf）、哈里·G.法兰克福（Harry G.Frankfurt）、肖恩娜·瓦伦丁·希夫林（Seana Valentine Shiffrin），以及尼科·科洛德内（Niko Kolodny）。
[2] 见塞缪尔·谢夫勒《平等与传统：道德与政治理论中的价值问题》（ Equality and Tradition: Questions of Value in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y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第305页。
[3] 收录于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自我的问题》（ Problems of the Self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