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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这个标题指的是它的创作方法。托尼·朱特由于肌萎缩侧索硬化（ALS）而身体瘫痪，当来日无多，死亡即将到来，他决定回顾自己的过去。虽然身体无法写作，但他的头脑一如既往敏锐活跃。朱特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在脑海中构思了这本书中的二十五篇短文。他使用的记忆方法来自近代早期版本的“记忆宫殿”（memory palace），也就是将叙事元素与视觉化记忆空间中的点联系起来。但朱特用的不是宫殿，而是他儿时度假曾住过的一间瑞士小木屋，这个木屋在他脑海里仍然清晰，如在眼前。第二天，他便根据由此形成的结构来口述文章。除四篇外，这些文章最初都是单独发表，但结集为一本书后，它们的影响力大大增强。这本书既是回忆录，又是自画像，还是他的信条宣言。
朱特说，ALS在两种意义上incommunicable，即患者无法说话表达，其痛苦也难以言喻，但他的生动描述让人觉得能理解他那种无助：
因为无法使用我的双臂，我不能挠痒、调整眼镜、去除牙齿上的食物残渣，或者做任何我们稍加反思就会意识到自己每天重复几十次的事情。
这还不像是失去了伸展、弯腰、站立或躺下、跑步甚至锻炼的欲望。当冲动来临，你没有任何——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找一些聊胜于无的替代，或者努力压制欲望和随之而来的肌肉记忆。
想想你在夜里改变身体姿势的频率。我不是指完全改变位置……仅仅是你挪动手、脚的频率，你在入睡前挠身体不同部位的频率，你无意识地略微调整来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的频率。想象一下，如果你被迫绝对静止地仰卧……七个小时不间断，并且不得不想办法忍受这种磨难，还不仅仅是一晚，而是你的全部余生。
但他认为，更深层的孤立和囚禁体验他无法传达；他感到自己像卡夫卡的格雷戈尔·萨姆沙
一样，无法被他人的想象触及。
生动再现他已失去的活跃生活，是朱特对囚禁和将至之死的回应。而比起他同样重要的历史和批判性著作，这更能为他的遗存增添个人色彩。这些动人的个人回忆充满了历史意识，但它们也反映并解释了托尼·朱特鲜明的观点和态度，标志出他的与众不同，让认识他或阅读过他作品的人难以忘怀。朱特对群体身份很谨慎，他是英国人，但又特别具有世界主义精神；他是犹太人，但又直言不讳批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他是平等社会民主主义者（egalitarian social democrat），但同时也是精英主义者（elitist），是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捍卫者。
朱特于1948年出生在伦敦，父母是东欧裔的世俗犹太人，他经历了战后英国的紧缩，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凡社会流动性与社会变革。终其一生，他都是福利国家及其慷慨教育的知恩受惠者。他还热爱公共交通，他动情地描绘他青年时期的火车、巴士和渡轮，可惜它们都自此衰落：
我会从滑铁卢线诺尔比顿车站上车，把自行车停在行李车厢里，坐着郊区电车前往汉普郡的乡村，在唐斯山坡上的某个小村站点下车，然后悠闲地骑车向东，直到抵达伦敦至布莱顿的旧铁路线西端，再跳上开往维多利亚站的地区列车，最后在克莱普姆枢纽站下车。在那里，我有十九个站台的丰富选项——那毕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路枢纽站——我很享受地挑选回家的火车。整个过程会持续到夏季里漫长的一天结束。
朱特表达了对他成长于其中的物质世界的热爱，但文字、思想和人类制度才是他生活里的真正实质。他是那种聪明的中下阶层男孩，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教育的开放。他就读于一所择优录取的独立学校，学校由地方市政当局“直接资助”，对在十一岁的考试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免收学费。朱特说他讨厌上学，他只记得一位他尊敬的老师——一位很凶的德语老师，利用学生对蔑视的恐惧来施行高标准。但他肯定在那里学到了其他东西，因为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入学考试中表现出色，免于毕业考试（A Levels
）而被录取；于是，他在最后一年中途退学了。
到1966年他入读国王学院时，那里正是“战后英国优绩主义的化身”。一个拥有华丽建筑和卓越传统的古老机构，此时充满了来自择优公立学校、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被鼓励接过学院里无处不在、代代相传的自信。几年内，繁文缛节、学士长袍和门禁时间都被废除。但朱特在校时，他感受到一种精英成员的身份，不是源自出身，而是基于才干：
我们凭才干而晋升到一个即将消失的阶级与文化中，又经历了牛津剑桥衰落前的最后时刻——对于这个衰落我得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在掌权居位后，负有很大责任。
朱特坚信，区分卓越与平庸并且让区分发挥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构成了他的基本信念。自他那时起，知识和文化上的平等主义、反精英主义在英国教育中取得重大成果，朱特却嗤之以鼻：
四十年来，英国教育经历了一系列灾难性“改革”，这些改革旨在遏制教育界的精英主义传统并将“平等”制度化……最严重的破坏发生在中学阶段。政客们执意摧毁为我这代人提供了一流公费教育的择优公立学校，强制让公立体系向下同一……如今，英国政府想让百分之五十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但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少数学生，在获得的教育质量上与其他所有人拉开的差距，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的。”
尽管他在政治上属于左翼，主张减少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但他对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这些名义上的平等力量毫无同情。成为美国学者后，他发现了许多值得谴责的现象：
如今的本科生可以选择一系列身份研究课程，如“性别研究”“女性研究”“亚太裔美国人研究”等数十种课程。这些“准学术”课程的缺点并不在于它们集中研究特定的民族或地理上的少数群体，而在于它们鼓励少数群体成员研究自己——从而否定了博雅教育的目标，反而强化了博雅教育誓要削弱的群体划分和群聚封闭心态。
对于自他青年时期的性解放以来逐渐形成的性表达和性关系禁忌，他同样不以为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即使冒着错失友谊前途和调情乐趣的风险，美国人也要刻意避免任何可能带有骚扰意味的行为。尽管原因大不相同，但他们就像早些年代的男人一样，对犯错格外谨慎。为此我很是沮丧。清教徒有坚实的神学基础来约束自己和他人的欲望，但今天的盲从者却没有类似的理由。
因为这些观点，一些学术同僚认为朱特是头“反动的恐龙”。他不为所困，但也的确曾指出，政治上倾向于左派却捍卫大学精英主义，这里可能有些不一致：
我们这一代人既认为自己是激进派，又自认是精英一员。如果这听上去不一致，那它就是我们在大学岁月里直觉地吸收的某种自由主义传承的不一致。它是贵族凯恩斯的不一致——为了所有人的更大利益，建立皇家芭蕾舞团和艺术委员会，但又确保它们由内行专家管理。它是优绩主义的不一致：给予每个人机会，然后优待有才之人。这是我所在的国王学院的不一致，而我很有幸体验到了这一点。
我想这是一种讽刺。但值得说明的是，想要减少经济分层，同时保留基于能力的教育选拔，这没有不一致。对老派左翼来说这只不过是常识。他们认识到并非所有形式的不平等都一样，而平衡教育系统对穷人并无帮助。朱特正是这种学术上保守的老派左翼，他也能做出区分，这样的人现在已经濒临灭绝了。
他的老派还不止这一面，还有忠于社会民主主义，不信任市场资本主义，不信任重要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及相信体面的社会应防止市场经济所倾向的巨大财富不平等。他甚至更进一步，把当前对市场正统的普遍接受，比作欧洲知识分子早前对于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屈从。我认为这是夸大其词了。虽然意识形态领域有许多教条主义，但关于政府如何利用好资本主义在创新和生产上的力量、促进共同利益，在经验上或道德上仍有许多真诚的论辩未有定论。
这本回忆录所表露的最复杂的情感，关乎犹太人、犹太性（Jewishness）和以色列。朱特的直系家庭并不遵从宗教仪式，反而总会在家里放一棵圣诞树
。朱特学校过千名学生中仅有约十个犹太人，他就是其中一个。而他显然继承了非常强烈的犹太身份认同感，从十五岁起，他就深度参与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其青年运动组织的一名官员。他在以色列的基布兹
工作了三个夏天，入读剑桥之前还在那儿工作了六个月。他是名真正的信徒：
我理想化了犹太人的独特性。犹太复国主义强调分离和族群差异，我从直觉上领会然后再现了这一点……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ur Zionism）在那些年仍忠实于创始教义，其核心在于对犹太人工作的承诺：年轻的散居犹太人将从他们那种衰弱、被同化的生活中得到拯救，转移到巴勒斯坦乡村地区的偏远集体定居点——在那里创造（而且是“再造”，如该主义所言）一个既不剥削也不被剥削、充满活力的犹太农民阶级。
最终，他说他出于两个原因而心灰意冷。第一个是，他计划入读剑桥，并为此放弃定居以色列，他基布兹的同伴们对此很是震惊。第二个是他在六日战争
后，在戈兰高地
协助以色列武装部队时的见闻。以色列年轻人对待刚刚战败的阿拉伯人的态度使他震惊。“即将占领和统治阿拉伯土地的他们漫不经心、毫无顾虑，即便当时也让我感到恐惧。”这次经历让他对各种形式的诱人承诺产生了免疫：
我知道做一名“信徒”意味着什么——但我也知道为这种强烈身份认同和无条件忠诚要付出什么代价。在二十岁之前，我就已经成为过，又不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群主义定居者……和我剑桥的大多数同龄人不同，我由此对新左派的热情和诱惑免疫，更遑论其激进分支，如毛主义、左派激进主义
、第三世界主义
等等。出于同样原因，我对反资本主义变革的那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条毫无兴趣，更不用说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性别政治的诱惑了。我曾经——并仍旧——对所有形式的身份政治保持怀疑，犹太身份尤甚。
然而，犹太性是种难以磨灭的身份认同，朱特不断挣扎于这对他而言的意味。他说他不是个“背离的”犹太人，但他无疑是个背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最具挑衅性的出版物是发表于《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文章倡导废除以色列的回归法，并希望最终在大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双民族的犹太—阿拉伯国家——这是个有意为之的乌托邦幻想，将他对身份政治的拒斥推向极致。
不过，朱特仍坚定认为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必须问：“在信仰衰退、迫害减少和社区分裂之后，坚持犹太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那不安的回答涉及记忆，而世俗犹太身份的一切尴尬都在他关于大屠杀的评论中显现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犹太人关注大屠杀就像入了魔，这在本能上是对的：那提供了参照、礼仪、榜样和道德教诲——也将人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然而，他们犯了严重错误：他们错把记忆的手段当成了记忆的理由。除了希特勒试图灭绝我们的祖辈，难道我们就没有更好的理由成为犹太人了吗？
恐怕我就是他说的那类世俗犹太人中的一员——我们将大屠杀和更广泛的反犹太历史当作充分理由，并且还认为，要是没有这些理由，其他的所谓非宗教理由就不会有多大分量。朱特诉诸一种智识传统：
于我而言，犹太教是种情感，是集体的自我质疑和令人不安的真相诉说：那种曾让我们闻名的“达夫卡式
”（逆势的）尴尬和异议特质。仅仅站在他人习俗的边缘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是自己最无情的批评者。对这一过去我感到有责任。我因此而是犹太人。
然而，仅凭这些，如果没有那种认同希特勒的受害者的可怕需求，我怀疑还是不够。而朱特也未能免于这种需求。他反思犹太教的那一章以“托尼”为标题，在结尾他告诉我们，他父亲的堂妹叫托尼·阿维盖尔，她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杀害，而朱特的名字正是由她而来。
面对迫害，反应是要防御，还对被迫害群体的传统和特征产生更强烈的自豪感，这很自然。这样的反应在朱特的情感中也可见端倪，尽管他持有普遍主义信念，尽管他批判在美国常与大屠杀纪念相关联的“坚定不移的亲以色列情结”和“悲情的自怜”。
但他的自我认同中，占主导的仍是社会民主形式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1968年的真正革命发生在布拉格和华沙，朱特那一代西方激进分子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这让他懊悔不已，哪怕革命高潮其实是在二十年后。他自学了捷克语，成为不仅研究现代法国还研究整个欧洲的历史学家。他热爱纽约，因为这里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人。我是托尼·朱特的朋友。在他病痛的末期，我们谈论了死亡，谈论了做超越自身之事对人生何等重要，也谈论了人离世后会留下什么。朱特希望我们了解他的真实面貌。而以他的状况写下这本书是多么宏伟而坚毅，这部作品作为他这般非凡之人的遗产，恰如其分。
[1] 这是对托尼·朱特的作品《记忆小屋》（ The Memory Chalet ，Penguin, 2010）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