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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位于布拉格以北约60千米处，它在纳粹的灭绝行动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它的主要目的是将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德国的犹太人集中起来，然后将他们转移至波兰的死亡集中营。但它对外却被展示为一个自治的犹太定居点，旨在塑造一种犹太人被以一种人道的方式驱逐出德国的假象。集中营有一个犹太人内部的管理机构，但它完全受控于党卫军，并在执行上述两项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捷克作家兼历史学家H.G.阿德勒（H.G.Adler）所说，这将特莱西恩施塔特“编入了希特勒迫害犹太人历史上最恐怖的亡灵之舞”。
首先来看一下数字：从1941年11月到1945年4月，大约有141000人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在此期间，约有33500人死亡，死因多是疾病或营养不良
。有88000人被遣送到东部，其中仅有3500人生还，其余人在奥斯威辛或其他集中营被杀害。另有2400人被释放到中立国或成功逃脱。在德国投降前夕，党卫军将集中营的管理权移交给红十字会，当时集中营内有17500名幸存者。在战争最后的数周，数千名囚犯从其他集中营被转移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但在最初被送往此地的所有人中，仅有不到六分之一幸免于难。
阿德勒（1910—1988年）是其中的一名幸存者，一位来自布拉格的作家和学者，和许多捷克犹太人一样，他的母语是德语。战后他虽然居住在英国，但仍以德语创作，成了一名高产的诗人和小说家。他的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是一名医生和化学家，在集中营里担任医生和医学实验室的负责人，而阿德勒本人则从事杂工或文书工作。1944年10月，他们作为最后一批犹太人被转移至奥斯威辛。格特鲁德本可以活下来，但她不愿意抛下她的母亲，最终两人一同在毒气室里丧生
。阿德勒被选中参加强制劳动，最终在奥斯威辛和其他几个集中营中幸存下来，并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布拉格。阿德勒在大屠杀中失去了18位近亲。
在被送入特莱西恩施塔特时，阿德勒并不指望自己能够活下来。但他下定决心，如果能活下来，他将详细记录这一切。在被送往奥斯威辛时，他遗失了他的笔记和材料，不过它们最终都被找回来了。从被释放后一直到1947年移居英国（由于他预见到捷克斯洛伐克即将发生政权更迭）之前，他又积累了更多的素材。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1945》最初于1955年以德语出版，1960年出版了第二版增订本。该书于2005年再版，附有他战后出生的儿子杰里米·阿德勒（Jeremy Adler）所写的后记，并且终于被翻译成了英文。这本书的篇幅超过800页，内容详尽且注释精细，包括了大量原始文件和记录，是一部信息丰富、分析透彻且充满道德反思的不朽之作。尽管它读起来让人心痛，但它的历史意义无可替代。 [2]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其中第二部分是最长的，它用十二个章节介绍了集中营的方方面面，从伙食到文化。全书一半的内容是非阿德勒自述的原始资料——官方文件、行政通信、统计报表、组织和法律文书，以及其他曾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的口述。在海量的资料面前，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病态的现实之中，像是一个被丢入异域社会的文化人类学者，而这正是阿德勒想要达到的效果。然而，就阿德勒自己的观察和评论而言，他并没有试图保持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他的写作充满了道德判断，试图从人类在这些难以言状的境况下的行为中汲取道德教训，而这也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1941年秋天，德国、奥地利和被占领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但不包括根据1938年《慕尼黑协定》被德国吞并的苏台德地区）开始将犹太人驱逐至波兰。尽管灭绝营此时正在建设并于1941年12月开始运作，但纳粹仍设法将其保密了一段时间。然而，那些被驱逐至东部的人的杳无音信，还是让“转移”成为最令每个犹太人恐惧的词。
布拉格的官方犹太组织“犹太文化社区”（JKG）认为，在附近建立一个集中营似乎是更安全的选择。阿德勒写道：
JKG的成员们告诉自己，任何事情都要比被驱逐至波兰好。就像柏林的“帝国协会”（该地的犹太组织）一样，他们希望至少能推迟驱逐。事态的发展让这些希望落空了。
从一开始就只有两种可能：（1）他们或许在1939年3月（纳粹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并进军布拉格时）就已经决定，即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解散所有犹太社区和机构，并销毁所有记录和文件；（2）他们必须采取措施，与当局进行巧妙的谈判，缓和局势，推迟最坏情况的发生。第二条路线走到了尽头并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可怕的纠葛。
一些犹太官员主张采用第一条路线，但第二条路线最终胜出。尽管第二条路线完全没有达到JKG领导人所期望的目标，但阿德勒并没有谴责他们的选择。他的指责集中在其他方面。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本是一座有围墙的军管城镇，建于哈布斯堡帝国时期。由于其兵营的存在，它在被清空并改造成犹太人隔离区后，可以轻松地容纳大量囚犯。1942年9月，该集中营的人口最多时超过了58000人。（如今，这里成为一个名为特雷津的普通城镇，人口约为3000人。）这里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极为恶劣。除了犹太长老会（集中营的内部管理结构）的成员可以和家人一起居住外，其他人都是男女分开居住的。
营地由少数党卫军控制——大约20人，并由120名捷克宪兵看守。大多数囚犯和党卫军几乎没有直接接触，党卫军也很少在集中营内杀害囚犯。只有犹太长老会的领导及其副手才被允许与集中营的指挥官对话，进行每日汇报并接收命令。（长老会成员最初来自布拉格的JKG，1942年6月从德国和奥地利转移而来的柏林和维也纳犹太官员后来也加入其中 [3] 。）党卫军的命令从来都是以口头而不是书面的形式传达，但犹太人的行政机构会通过大量书面的指示、表格、记录和备忘录来执行这些命令。这些文书的内容是如此详尽，以至于经常有人抱怨纸张不足。
在压迫性如此之强的体制之下，中欧犹太人仍然能够展现他们丰富的文化生活。一些囚犯带来了乐器，这使得音乐表演成为可能。作曲家继续作曲，艺术家继续绘画，作家继续写作，各领域的专家频繁举办讲座，阿德勒本人还组织了卡夫卡六十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然而，一个精心设计的官僚机构控制着集中营的物资和实际生活条件，它导致了可怕的腐败，在那种情况下，腐败几乎等同于谋杀。
囚犯们最关心的问题，除了不被列入下一次转移的名单，就是食物。集中营的食物仅够勉强维持生命，而那些负责准备和分发食物的人却不停窃取本就不多的食物，以供自己和朋友享用。结果便是其他人只能挨饿，尤其是无助的老人。行政机构有少数成员力图阻止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但收效甚微。这是阿德勒笔下众多例子中的一个，它展示了绝境下人性和德行的普遍失败：
即使身体上还能坚持，人们也几乎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与所有人为敌的斗争中，只有那些拥有坚定道德信念的人才能坚守自己的良心。
当纳粹党卫军下达转移命令时，行政机构会决定哪些人将被转移至东部，这里也体现了另一种道德失败：
单次或一系列的短期转移会按照以下流程进行。艾希曼（Eichmann）向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纳粹党卫军“办公室”下达指令，规定转移的次数、人数、日期、一般指南和“特别指示”。集中营的负责人，有时也与其他党卫军军官一起，向犹太长老下达更具体的命令。他们会被告知需要选择或保护哪个年龄段，哪个原国籍，或其他某个类别的人……纳粹党卫军不会更进一步地决定哪些人将成为受害者，这个任务被交给了犹太人。
这一任务由隶属于中央管理机构的“转移部”完成。在1944年秋的最后一次转移前（当时有三分之二的囚犯在一个月内被运送到奥斯威辛），长老会的成员及其家属能够免于被转移，而其他人却只能拼命地在集中营的劳动力或官僚机构中谋求一席之地，以让自己显得不可或缺。
即便不知道毒气室的存在，每个人也都害怕在东部等待着他们的命运。1943年初，内部管理机构的领导人从一些自奥斯威辛逃脱的人的口中得知了真相，但他们对此秘而不宣，就连长老会的名誉主席、被阿德勒视为具有高尚人格和正直品性的拉比列奥·贝克（Rabbi Leo Baeck）也不例外。
我能理解这样的决定，但它还是让我震惊不已——尽管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会怎么做。阿德勒肯定是在战后才知道这件事的，他似乎难以对长老们的决定做出评价。他将谴责留给了那些知晓真相后不仅偏袒自己的朋友，还利用转移除掉自己敌人的人。例如，“侦查部”成员弗拉基米尔·魏斯（Vladimir Weiss）向犹太长老保罗·埃普施泰因（Paul Eppstein）递交了一份关于食品分配存在严重腐败的详细指控后，他和他的家人便在下一次转移中消失了。
阿德勒还指出，即便是像他这样有意避免任何权力职位的人，也是集中营所制造的“罪恶共同体”中的一员。这显然是一种真切的感受，它似乎指向了对一个以谋杀为终极目标的组织的任何形式的参与。
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纳粹赢得了战争，他们会如何解释犹太人在欧洲的消失。灭绝政策从1942年1月由万湖会议制定起就被掩藏起来，阿道夫·艾希曼当时将特莱西恩施塔特描述为“在外人面前保全面子”的一环。这种欺骗还包括迫使一些抵达奥斯威辛的人写下安慰亲属的明信片，在他们被毒气杀害后，每隔一段时间这些明信片就会被寄出。对结果的保密当然有助于驱逐的顺利进行；但似乎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个计划不同于军事征服运动或初期的种族排斥政策，它依赖的价值观甚至连纳粹都不愿公开宣扬。
特莱西恩施塔特在不止一个方面起到了伪装掩饰的作用。它被描述为一个退休聚居地，用于安置那些来自德国领土，因年老而无法被送往东部劳役的被驱逐者，同时它也接纳了一些“名人”——那些在外界有名望的犹太人，他们的处境可能会得到亲友以外的人的关注。为了向包括红十字会代表在内的少数外国人做形象展示，集中营（被称为“犹太人定居区”）在1944年和1945年被解放前进行过两次“美化”行动。此外，还有一部以该集中营为主题的宣传片。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第一次“美化”行动包括翻新街道和建筑外墙，种植1200株玫瑰，建造一个带有沙池、戏水池和旋转木马的“儿童乐园”，以及将食物配给翻倍。在此期间，有7500人被送往奥斯威辛以降低集中营的人口密度。此外，行动还安排了音乐会、歌舞表演、戏剧演出、一场足球比赛，甚至还在犹太法庭上演了一出盗窃审判。这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策划和彩排。
1944年6月，丹麦政府的两名代表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的一名瑞士代表成为第一批国际访客。（当时集中营里有400名丹麦籍犹太人，丹麦人在得到纳粹即将进行大规模逮捕的警告后完成了将7000多名犹太人从丹麦疏散至中立国瑞典的壮举，但这些人未能及时逃脱。）犹太长老埃普施泰因被打扮成市长，身着晨礼服和圆顶礼帽，尽管几天前他刚被集中营的指挥官打了一拳，眼睛还青肿着。在党卫军的监视下，他按照精心编写的台词向访客发表讲话，而访客则在向导的带领下参观了集中营，根本无法获取独立的证据。
有人可能会说这或许会引起来访者的全面怀疑。事实上，丹麦人所提交的谨慎的报告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注。而红十字会的代表则对他的所见所闻都信以为真。但他的报告被他在日内瓦的上司压下来了，因为它所描述的情况好过头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伪装确实奏效了，但它并未产生任何宣传效果。同年9月，一部描绘集中营安逸生活的电影问世。［该片由三名具有演艺背景的囚犯制作，其中包括著名演员兼电影制片人库尔特·格隆（Kurt Gerron），他在影片完成后被送往奥斯威辛并死于毒气。］
这部原本打算供外国人观看的电影从未被发行，尽管部分片段被剪入一部德国新闻短片，以将这些犹太人（当时大部分已经死亡）的安逸生活与德国士兵的艰苦生活进行对比。然而，特莱西恩施塔特是否真的在美化德国的外界形象上产生了实际效果，这值得怀疑。1945年4月，红十字会第二次访问特莱西恩施塔特时，埃普施泰因已被党卫军枪杀，战争也接近尾声。尽管集中营进行了一轮新的美化运动，但参访者并没有上当。
随着德国战败的趋势日益明朗，纳粹领导层在如何处置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其他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竟然将自己塑造为温和派，并试图用一些幸存的犹太人作为谈判筹码。1945年2月，在他的授权下，1200名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被转移到瑞士。而另一些人则追随希特勒，誓将灭绝计划进行到底。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他希望在苏联人到达之前杀死特莱西恩施塔特所有剩余的犹太人，但他的计划未能得逞。
阿德勒的书并非自传，但却极具个人色彩。他尤其关注人类在极端情形下的行为表现及其背后的道德和心理解释。他认为从他所观察到的事物中可以找到某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在1945年刚回到布拉格时，他便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后记中引用了这封信），信中有一段令人难忘的陈述：“我确实经历了很可怕的事情，但也正因为我亲历其中，它们构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并不感到悔恨。”这就是尼采说的“命运之爱”（love of fate）的极致体现。
阿德勒对人类和人类制度的看法极其悲观。鉴于他所经历的一切，这似乎不足为奇——尽管他可能早就有这种倾向。他在结尾中写道：
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的历程进展和种种罪行，以典型且浓缩程度罕见的方式，汇集了原本分散、隐蔽于各地的所有苦难与邪恶。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独特之处在于，人类及其制度中所有扭曲、危险、愚蠢和卑劣的东西往往都会被掩饰和美化，但在这里，却以荒诞且残酷的方式展露无遗，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对这种普遍状况视而不见。
从自己的苦难中，他所得出的积极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原则上始终存在一种道德基础。阿德勒称这种个人品质为“人性”（Menschlichkeit，也可以翻译为“人道”）——这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它能使足够强大的人在无论多么可怕的情况下都恪守道德。
这正是他评价集中营中的犹太官员及其与纳粹之间纠葛的标准。
犹太领导层的任务极其艰难。即使抱有最大的正直之心，他们的决策也不可避免地导向绝对意义上糟糕的结果。若领导层试图以绝对的善来对抗绝对的恶，那么他们唯一剩下的选择就只有自我毁灭。然而，在既有的限制范围内，他们仍有无尽的善行可为。纳粹党卫军为了维护这个集中营所制订的特别计划，本可以被更好地利用，进而造福集中营中的上千囚犯。然而，除了纯粹的悲剧性责任之外，领导层更加严重的罪责也在这里开始。他们本可以更加坚定地与污秽、腐败、盗窃以及最恶劣的保护主义做斗争……但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阿德勒对他们的谴责不在于他们充当纳粹的工具，因为这是他们试图通过合作来延缓犹太人驱逐所必须接受的悲剧性选择。他谴责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任职期间所表现出的人道的泯灭。
正因如此，尽管阿德勒自己对那些犹太官员极为严厉，但当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引用他的书以支持她对犹太官员通敌的控诉时，阿德勒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当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Eichmann in Jerusalem ）的德文译本出版时，阿德勒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回应文章《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和“最终解决方案”了解多少？》 [4] 。阿伦特坚持认为犹太官员本可以阻止灭绝行动，但阿德勒指责她完全没有理解这些官员所处的困境。他还指出阿伦特并不了解艾希曼。艾希曼在受审时没有表现出任何魔鬼般的特质，这单纯是因为这些特质只有在纳粹政权赋予他极大权力时才会显现：
真正应该引起后人关注的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艾希曼……而不是十五六年后的那个神志不清的被告……大多数恶魔在自己一个人时往往力量薄弱，他们需要希特勒。希特勒倒台了，又没有同样强有力的替代者，这些恶魔就失去了他们的力量，也失去了他们的本性，他们在烈焰中焚烧殆尽，化为往日之影，最终成为幸存者，显得可怜而平庸。
阿德勒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样，把大屠杀视为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且无法理解的灾难。他认为大屠杀是个体和政治机构的一般特征导致的，而这些特征至今依然存在。
特莱西恩施塔特仍然有可能重演。它可以被大规模地实施，而未来，犹太人——在整个人类受难史上，他们往往悲剧性地成为最先蒙受苦难以及需要他人怜悯的群体——或许不再是唯一的受害者。特莱西恩施塔特不是一次实验，而是刻在墙上的警示。我们必须承认，它对人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我们对恐惧的厌恶。
后来的历史中，屠杀与迫害在意识形态的驱动下一再发生，而阿德勒应该也不会对此感到丝毫惊讶。有组织的权力持续培养大规模恶行的种子，而英勇的个体却无力抵抗这种邪恶。
杰里米·阿德勒在他详尽且引人深思的后记中提到，他父亲的政治立场是无政府主义。H.G.阿德勒似乎认为，道德建立在个人的内在品质而不是制度之上。然而，单靠人类内在的善良品质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即便正如H.G.阿德勒所认为的那样，个人道德在最残暴的压迫制度下仍然能发挥作用，这也不意味着它是我们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道德源泉。其他强制性制度，如正当法律程序，本身也可以承载道德——并且还能缓解个人道德所面临的压力，正如阿德勒无情指出的那样，个人道德是脆弱的。
阿德勒目睹了极端的人性的邪恶和堕落，这使他对人性产生了完全合理的畏惧，而他对集体权力的灾难性的洞察，也使得他对国家失去了信任。即便是生活在战后英国相对良善的社会中，这种不信任也没有得到消除。然而，自由民主的制度及其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是迄今为止设计出来的最佳保护性力量，既有望让我们免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
，又有望限制人性里那种在集体土壤中可能无限滋生蔓延的邪恶。相较于依赖个人的道德，如果我们本性中那部分脆弱的人性，能促使人们因对这些制度的依附而团结一心，那么这可能才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1] 这是一篇关于H.G.阿德勒的著作《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1945：一个被胁迫社区的面貌》（H.G.Adler, Theresienstadt 1941–1945: The Face of a Coerced Commun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以下简称《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1945》）的评论。
[2] 阿德勒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出版了三部曲小说《全景》（ Panorama ）、《旅程》（ The Journey ）、《墙》（ The Wall ），它们都是以意识流风格写成的现代主义作品，与《特莱西恩施塔特：1941—1945》的写实风格截然不同。这些作品已由彼得·菲尔金斯（Peter Filkins）翻译成英文，并由兰登书屋出版。菲尔金斯还撰写了传记《H.G.阿德勒：多重世界中的一生》（ H.G.Adler: A Life in Many World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 其中一人是来自维也纳的拉比本亚明·穆梅尔施泰因（Rabbi Benjamin Murmelstein）。他是克洛德·朗兹曼的电影《最后的不公正》（Claude Lanzmann , The Last of the Unjus t）中的主角。他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最后一任首席长老，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阿德勒对他的态度很复杂：他形容穆梅尔施泰因“头脑清晰、充满智慧、卓尔不群、自私冷漠，在智力尤其是心机层面远胜同僚”，同时又对他冷酷专制的性格以及毫无怜悯之心的行为感到厌恶。
[4] "Was Weiß Hannah Arendt von Eichmann und der 'Endlӧsung'?" Allgemeine Wochenzeitung der Juden , November 20, 1964.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阿德勒引用了阿伦特的几部著作，包括《极权主义的起源》，而阿伦特也试图让美国的出版商对阿德勒的书产生兴趣，尽管最终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