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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中后来的一项发展与技术哲学最为相关，那就是被唐·伊德（Don Ihde，1991，p.150 n.1）称为工具实在论的科学进路。实证主义者，新科学哲学中库恩的追随者和继承者，甚至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都把科学主要当作一种理论事业来关注。经验检验限定了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定义，但检验的范例一般是直接观察。
伊恩·哈金（Ian Hacking，1983）、罗伯特·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1985）和彼得·伽里森（Peter Galison，1987）等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强调观测仪器的中介作用以及科学知识的操作性。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等美国实用主义者很早就强调，对自然的物理操作对于知识至关重要。然而，后来的学术实用主义受到了实证主义者的强烈影响，对实践和操作的强调在后来“实用主义的”科学叙述中有所减弱。
库恩在他对科学的描述中包括了默契的实验室技能，但后来在科学哲学辩论中对库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范式的概念方面。杰罗姆·拉维茨（Jerome Ravetz，1971）将库恩对科学的技艺性的强调和迈克尔·波兰尼的默会技能概念发展为将科学彻底视为技艺来处理，但影响不大，也许是因为这既不完全在科学哲学中，也不在发展中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20世纪80年代的工具实在论者对科学具体的、主动的方面予以强烈关注，这成为科学哲学中的一场重要运动。对工具实在论者来说，科学仪器乃是科学的核心。仪器观测主动的、操作的方面优先于被动的观察和沉思。今天，大多数科学观测远远不是早期天文学和博物学的肉眼观测。从纯粹的、无偏见的感知中进行归纳的“培根式”理想被当代科学观测的技术负载性改变。我们的仪器准许我们向哪里看，我们就看向哪里，法国物理学家称这种倾向为“灯柱的逻辑”。这源自一则古老的笑话：一个醉汉因为光线更好而在灯柱下寻找钥匙，尽管他把钥匙掉到了漆黑的街区。
既然当代科学如此牵涉并依赖于复杂的技术仪器，因此，只要科学发现基于观察，技术就先于科学，也推动科学发展。这与把技术解释为“应用科学”截然相反，后者认为，科学先于技术并推动技术发展。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观点中，技术与科学在今天密不可分。认为现代科学依赖于技术，这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后来的观点有些相似（见文本框5.1）。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现代状况下的基本事实或基本力量，技术在哲学上先于科学。
工具实在论改变了理论与观察的界限，使纯理论的领域变得极小。如果能否操作是判断被操作实体是否实在的标准，那么以前在科学哲学中被视为“纯理论”的许多东西就成了实在的。哈金的著名例子是，当他听说基本粒子（哲学家常常将其视为理论实体）可以被喷射时，他得出结论：如果基本粒子可以被喷射，那它们就是实在的（Hacking，1983）。本章前面提到的实在论/工具论争论将理论实体视为沉思的对象，而不是操作的对象。通过拒绝这种沉思的立场，工具实在论者不仅使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更加清晰（从而隐含地证明，后现代的科学学将两者结合成“技科学”是正当的），而且消除了日常经验与科学对象之间的断裂。
唐·伊德从现象学的角度探讨和整合了工具实在论者的工作（见第5章）。他认为，即使涉及先进抽象理论的最深奥的科学研究也是高度知觉性的，因为通过仪器进行检验是知觉的延伸。伊德还指出，仪器作为身体知觉的延伸（或者毋宁说，实实在在地并入身体知觉），甚至将人的具身融入最神秘、最先进的科学中。
从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发展出工具实在论进路的一个讽刺之处在于，在运用于科学史时，工具实在论进路对实验的强调又重新引入了科学方法的归纳特征。然而，正是归纳问题以及像波普尔那样的对它的回应，才使科学受理论驱动以及观察的理论负载性得到强调。运用工具实在论进路的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也许不会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尽管至少有一位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柯林斯，用归纳问题来削弱对科学变迁的经验解释）。工具实在论带我们兜了一整圈儿又回到了原初的（如果不是最简单的）归纳主义。然而，哲学家也许需要联系对工具实在论进路的辩护，重新考察一下他们对归纳的逻辑问题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