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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受库恩的观点，认为世界观和自然态度等文化因素对于科学理论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批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态度的科学理论家就可以对各种科学技术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批评。在采取这种进路方面，当代社会的女性主义者和生态批评家表现突出（见第9章和第11章）。同样，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的一些文化研究进路也批评了西方科学技术的普遍性假设。这些反应注意到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和穆斯林文明中较早但往往卓有成效的科学技术进路。这些文化为西方贡献了大量的技术和科学，但它们的研究所基于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往往与现代西方科学的大不相同。多元文化批评家由此提出了西方科学的所谓“普遍性”问题（Harding，1998）。
同样，在无文字社会中，“地方性”知识往往包含大量关于当地植物的医药价值和其他价值、农业技术、恶劣气候下的生存技能和航行技能等知识。当代民族植物学家研究当地治疗师使用的本土疗法和植物化学。北极地区西部的探险者从因纽特人和北极地区其他居民那里借鉴了他们的服装设计和许多生存技巧，通常都没有归功于他们。有时事实证明，当地以宗教为基础的季节性种植周期，如巴厘岛的种植周期，在农业方面显然比西方“专家”的建议更为有效。社会建构论和后现代主义的民族科学捍卫者有时声称，民族科学仅仅是西方科学的一种替代知识，西方科学本身就是一种以实验室为地方的“地方性知识”（见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