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和当时的其他一些科学哲学家)的工作,使得对科学的思考注意到被实证主义科学进路所忽视或认为不值得研究的一些问题和因素。库恩的范式进路使科学也可以受到传统上人文学者对艺术和文化所做的那种考察。它还使科学可以受社会考察,不仅针对科学机构和科学网络,而且针对科学理论的内容(科学知识社会学或SSK)(见第12章)。特别是英国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
早期的知识社会学是由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在1936年发起的,他研究了政治和宗教信念,但将科学主张排除在社会学解释之外(1936,p.79)。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他们至少都认同孔德那种客观、合法的社会学知识的实证主义理想的一种弱化版本(见第3章对孔德的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大都关注期刊引用网络或资助模式和专业化,认为科学内容超出了社会解释的范围。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1910—2003)富有影响的科学社会学研究集中于科学规范,它们都是科学共同体宣称的价值观。这些规范包括:(1)普遍性;(2)无私利性(研究中没有基于利益的偏见);(3)“公有性”(共享数据和结果);以及(4)有条理的怀疑性(倾向于对结果和理论进行怀疑和质疑)。这些价值观类似于卡尔·波普尔的科学规范,尽管后来波普尔强调这些是科学的理想,而不是对科学家实际行为的描述。(与波普尔相反,库恩声称对科学家的实际行为进行了描述。)受过哲学训练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1997,p.63)曾指出,默顿将科学家表面上宣称的理想当成了对实际科学行为的描述,而政治宗教社会学家则经常怀疑甚至揭穿明确宣称的理想,并将其与政客和宗教人士的实际行为进行对比。重要的是,默顿在一篇关于纳粹德国极权主义对科学的束缚的文章中首次讨论了科学的规范(Merton,1938)。他用“公有性”(communism)一词来指共享数据,显示出他早期左翼政治观点的残余。后来,默顿将科学的这些规范主要与苏联的规范进行了对比。
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科学的陈述、定律和实验本身就是正当的科学研究对象。早期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认为(许多人仍然认为),科学错误可以通过社会原因或心理原因来解释,但科学真理不能。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76)开创了他所谓的“强纲领”,提出了:(1)对称性原则,即对于科学中的真理和错误以及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都应给出同样的因果解释;(2)因果性原则,即所有关于科学知识的解释都应该是因果的;(3)公正性原则,即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真与假、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应该是公正的;(4)反身性原则,即这些原则应当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如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1985),将科学陈述的真与假悬置起来或说放到一边,用同样的方法和进路来研究引力波和超心理学。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许多人遵循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进路(见第12章)。社会建构进路可以意指很多事情。这一论点最弱的版本是,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形成乃是基于人的社会互动。这一主张是合理的。科学不同于内省知识,因为科学应该是公开的和可复制的。科学是一项社会事业。另一项合理的主张是,技术仪器在字面意义上是从物理上建构的。但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是应当以“建构”这个统一的概念来思考概念的建构和仪器的建构,还是有两种不同的活动正在非法地混合进行?
社会建构立场的一个更强的论点是,科学的对象或科学真理都是社会建构的。如果后一主张意指,我们认为是科学真理的东西或我们相信是科学真理的东西都是社会建构的,那么它就还原为前一立场。社会建构论的许多捍卫者会声称,真理与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并无区别。这是真理共识论的一个版本,即真理就是共同体所相信的东西。极端社会建构论的反对者声称,我们认为存在的对象可能不同于真正存在的对象,我们的共同体认为是真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
在社会建构论和相关进路的贡献中,案例研究表明了共识是如何在科学共同体中形成的。政治谈判、诉诸杰出科学家的权威、对盟友的招募,以及对犹豫不决者的修辞说服都起着作用。科学以外的因素常常会发挥作用。19世纪中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实验拒绝承认从非生命的物质中可以自发产生生命,这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欢迎,因为这些实验捍卫了神创的必要性。虽然巴斯德本人并没有出于自然原因而拒绝承认生命起源于遥远的过去,但他乐于迎合他那个时代法国的保守气氛(Farley and Geison,1974;Geison,1995)。共识往往是在没有考虑一些重要反驳的情况下形成的。一些不一致的实验和研究因为实验者的声誉或缺乏威望而被拒斥,不符合预期结果的数据被忽略。一旦得出结论,它回想起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很难回忆或想象之前的不确定状态和分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