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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语言的分析进路和现象学进路是20世纪哲学的两个主要趋向。逻辑分析进路最初起源于并主导了英语世界的哲学（尽管奥地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柏林的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兰的逻辑学家都是这一趋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象学进路则主导了“欧陆”哲学（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欧陆”一词（指欧洲大陆，与英国和爱尔兰形成对照）表明，这种二分方式是由英国哲学家及其美国追随者造成的。近几十年来出现了对于英美/欧陆之分裂的大量“弥合”工作，分析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德国兴起，而少数美英哲学家则在利用法国和德国哲学。此外，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版本与英美语言哲学有着概念上的相似性，即使风格、修辞和态度差异如此之大，以致彼此之间难以交流。
现象学是对经验的描述。现象学试图描述纯粹的经验，避免了将我们“知道”（或认为我们知道）存在于对象中的特征归于我们经验的常见倾向。（这种倾向正是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所说的“心理学家的谬论”。）我们可以把现象学家比作印象派画家，他把对象画成在特定光线、特定时间或阴影中感知到的样子，而不是画成具有在明亮阳光的标准条件下“据信应该有”的颜色。
最初的现象学是德国人胡塞尔的现象学。他在数学和心理学方面都受过训练，因此比他的大多数直系弟子更同情科学，也更了解科学。胡塞尔声称要在没有任何理论或预设的情况下描述经验。对胡塞尔等现象学家来说，所有意识都是对某种东西的意识。这一特征，即意识的直接性，被称为意向性（现象学家对意向性的强调，使他们与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和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者截然对立）。经验对象的存在问题被“加了括号”，或被所谓的“现象学还原”所悬搁。对经验的现象学描述既包括知觉经验，也包括经验的概念方面。胡塞尔及其密切追随者声称要通过胡塞尔所谓的“本质直观”（eidetic intuition）提取经验的“本质”。（eidos是希腊词，意指柏拉图所说的形式。见第2章对本质的讨论，以及第2章和第3章对柏拉图的讨论。）
马丁·海德格尔是胡塞尔最有影响的学生，也是胡塞尔从思想上主导德国哲学（以及后来的法国哲学）的竞争者。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版本强调活的生存（live existence），声称避免了胡塞尔那种柏拉图式的形式主义，以及胡塞尔与笛卡尔、英国经验论者和许多传统西方哲学所共有的那种旁观者式的知识进路。海德格尔拒绝接受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中那种看似超然和中立的立场。不仅如此，他还用一种对世界的诠释性卷入（interpretive involvement）取代了胡塞尔那种带有强烈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色彩的本质概念和本质直观概念。海德格尔用“生存论范畴”（existentials）取代了以前哲学的抽象范畴，并用某种类似于情绪的东西而不是形式抽象作为人类经验的基本定向结构。
胡塞尔在其后来的作品中发展、修改或补充了他的现象学。在其《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1936）中，胡塞尔讨论了伽利略和近代物理科学的创建。他补充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即处于科学抽象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经验世界。一些人声称，这部作品本身是为了尝试回应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批评和发展。海德格尔拒绝接受胡塞尔那种无预设的现象学。
20世纪60年代，受海德格尔现象学影响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7—1961］）的美国追随者将这场新的运动称为“存在主义现象学”。虽然这个标签忽略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某种微妙性和复杂性，但它确实大致刻画了占主导地位的新的现象学进路。用萨特的口号来说，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强调的是具体的、独特的个体，而不是一般的形式或本质。它类似于唯名论和经验论，尽管在风格和主题上有很大差异。存在主义关注人的生活，而经验论则主要关注经验科学。但所有这些趋向都拒绝接受柏拉图的形式和极端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要比原始形式的胡塞尔现象学更具体。海德格尔本人的作品被更恰当地称为“解释现象学”，因为它包含了来自关于文本和文化的诠释理论的洞见（见下文关于解释学的更多内容）。
胡塞尔本人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把现象学应用于科学。在其最早的著作中，他曾把现象学应用于逻辑和算术。胡塞尔的一些直系追随者将现象学应用于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和医学诊断。胡塞尔强调，科学的抽象是对生活经验（生活世界）概念的理想化。数学物理学中的点和完美直线都是由经验中普通体积和形状的连续近似所产生的理想化。英裔美籍过程哲学家怀特海在大约1920年左右提出的“广延抽象法”中，甚至19世纪中叶的英国经验论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逻辑体系》（ A System of Logic ，1843）一段鲜为人知的话中，都发展了类似的理想化方法（见第12章“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对社会建构的替代”一节对过程哲学的讨论）。在胡塞尔看来，声称数学物理学的理想化是真实的而日常经验则是有些虚幻的，这种说法完全颠倒了生活世界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基本的出发点是生活经验。科学的抽象是一些构造物，使我们能够预测和控制，但并不比日常经验对象更真实（怀特海称之为“具体性的误置”）。日常经验对象和科学对象都可以作为现象学描述的经验对象。
解释学的意思是“诠释”，它始于对《圣经》文本的诠释。19世纪初，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将解释学发展成关于一般文本诠释的学科。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19世纪末扩展了解释学，使之包含了对人类行为和文化的理解。海德格尔将来自解释学的概念纳入了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解释现象学）。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大大发展了海德格尔致力的解释学方面。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早期版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释学并不主张从无预设的立场来处理问题，而是主张我们用（伽达默尔的术语）“前见”或预先理解来对待文本。这使我们能够诠释文本，并进而考察那些预备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解释学循环”。虽然我们依靠最初的理解来诠释文本，但随后的诠释有助于我们重新调整那些理解。仅仅在过去几十年里，解释学才被应用于自然科学。帕特里克·黑兰（Patrick Heelan，1983）和唐·伊德（Don Ihde，1998）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两位美国哲学家。以前的科学解释学是指对科学的文化诠释，但伊德发展了一种科学中的解释学，即论述了科学家在仪器读数方面的诠释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