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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效益分析是评估技术项目的一种定量手段。它在结构上与边沁的功利主义非常类似，因为它把正面要素加在一起，减去了负面要素。边沁的功利主义总结了快乐和痛苦，而风险/效益分析则总结了效益和风险。效益和风险一般用金钱来衡量。这很方便，但也给评估引入了某些偏差。此外，风险/效益分析还用概率来衡量效益，特别是风险。风险是以金钱衡量的损失与损失发生概率的乘积。工业事故和个人患癌症的可能性就是风险/效益分析中概率加权的例子。在分析中，我们把按照出现概率加权的效益加在一起，然后减去风险（损失乘以出现概率）。风险/效益分析是将技术理性应用于技术评估的一个主要例子。技治主义进路赞同风险/效益分析表面上的严格性和客观性（见第3章）。
关于风险/效益分析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存在许多问题和争议。由于在结构上类似于边沁的功利主义，所以功利主义的一些问题也适用于风险/效益分析。评估完全是根据后果进行的。由于边沁的功利主义不接受不以后果（在边沁那里是快乐，在通常形式的风险/效益分析那里是金钱收益和损失）为基础的行为或政策的错误，所以伦理学家对后果主义伦理学进路和简单功利主义进路的反驳也适用于风险/效益分析。
风险/效益分析的一些问题是技术性的和科学性的。事故发生的概率常常难以估计，只能靠猜测。许多复杂的工程分析被发明出来，比如故障树（fault trees）。故障树描绘了个体故障及其概率，被用来计算一个技术系统中可能导致灾难性事故（比如在核电站的熔毁中［Roberts，1987］）的故障序列的概率，其在故障模式和影响分析中（FMEA）更聚焦于制成品（McDermott et al.，1996）。
风险/效益分析的其他问题不像上述问题那样是纯经验性的和技术性的，而是更具哲学性。一般来说，一个项目的经济效益相对容易评估，但风险并非如此。许多危害或风险并不容易直接进行经济评估或定价。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人类生命的价值。一些风险/效益分析使用的是对未来收入的估计，这导致对穷人（收入较少）或老年人（未来收入较少）的死亡不太重视。针对老年石棉工人进行的一项危害分析就低估了风险，因为这些工人大多已经退休，未来几年没有工作收入。还有一些为生命定价的方法使用了保险公司的精算估值。这里，低收入的个人同样可能很少购买或根本不购买保险，因此他们的生命价值会非常低。此外，一些宗教伦理进路会根本否认可以把一种相对的金钱价值赋予生命。如果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无限价值（就像基督教和康德的一些观点所主张的那样），那么任何项目，无论它有多大金钱收益，都不能证明哪怕低概率地失去一个生命是正当的。（无限大乘以任何有限的数，哪怕是很小的数，也是无限大。）
但风险/效益分析的捍卫者回应说，我们必须对一个技术项目的价值做出某种估计，即使它和许多项目一样因排放、污染、工伤或灾难性事故而涉及一些小概率的生命损失。因此，一个人必须利用收入、保险或其他某种衡量生命价值的手段。风险/效益分析的支持者会问，如果拒绝这类计算，我们应如何做出理性的决定呢？
除了人类生命价值的损失，还有一些负面的项目后果很难与正面的金钱利益做权衡比较。其中之一是自然景观的审美价值会因项目而降低。例如，发电厂可能会给国家公园造成空气污染，破坏一些美景。但一些建筑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仍然会使用复杂的模型，试图为自然美景赋予金钱价值。
另一项很难用金钱来评价的损失是野生动物或非商业生物物种的损失。如果采用最简单的方法，那么濒危物种或没有商业用途的生物的价值就是零，它们的损失毫无意义。如果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来衡量野生动物的商业价值，它们的价值可能会非常低。罗纳德·里根总统的预算顾问戴维·斯托克曼，曾对中西部发电厂产生的酸雨对纽约阿迪朗达克山区鱼类的影响不屑一顾。他说，捕鱼许可证、鱼饵销售以及汽车旅馆或露营地的费用对渔民来说价值很小。这一结论似乎与深生态学家对自然的评价截然相反（见第11章）。显然，要想在风险/效益分析中考虑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的损失，就必须用更复杂、更间接的方式来估计野生动物的价值。
对于风险/效益分析来说，还有一个困难的或至少是复杂的领域是对公正的考虑。这也是简单的边沁式行为功利主义的困难。给许多人很小的利益可能在价值上超过巨大的损失，包括一个人或少数人的生命损失（如果生命损失是根据有限的痛苦的量来计算的）。制造商常常会权衡在法律诉讼中支付给伤者或死者家属的预期金额，以及对产品做更大规模测试或改造所付出的成本。“福特平托车（Pinto）案”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制造商对制造在撞击时不容易爆炸的新油箱做了成本/效益分析，并且比较了与受伤或死亡的平托车乘客相关的诉讼成本。传统上，制药公司会计算更频繁地测试产品样品的成本曲线、与因产品缺陷导致的伤害或疾病而付出的诉讼成本之和的最小值。
风险中涉及的利益接受者和遭受损失的受害者往往是不同的人群。从发电厂或工厂获得经济利润或消费者利益的投资者常常住在远离发电厂或工厂的地方，而污染、辐射或其他风险的受害者则常常住在发电厂附近。批评为幼儿接种多种含汞防腐剂疫苗的人反对说，据称少数儿童会因此而患上孤独症，尽管这些疫苗能够帮助许多儿童预防疾病。对风险与效益的简单相加忽视了分配公平问题。一些分析师用分布因素来补充风险/效益分析。
风险/效益分析的一些反对者指出，风险/效益分析的实践者和支持者一般会用这种方法来表明所分析的技术项目是正当的。通常认为，绝对大数支持风险/效益分析的人也会支持减少对所审查企业的政府监管。此外，关于“冒险”的虚夸言辞被用在广告中，声称“坚定的个人主义”美国先驱者都是冒险者，而现代消费者则只会懦弱地规避风险。当然，这种虚夸言辞错误地将先驱者自愿、知情地接受进入未知领域的风险，与非自愿地、经常在不知不觉中遭受污染、辐射或劣质的有缺陷产品的风险等同起来。当然，企业广告商有时利用这种误导性的对风险的虚夸赞扬，这并不是说对技术的风险/效益分析是错误的。
常有人指出，受检的污染或辐射的风险要小于某种更平凡的活动，该活动具有一种普遍未被认识到的风险（如经常暴露于高空飞行所产生的辐射或某些地区的家庭氡污染）。此外，据说风险/效益分析的支持者经常指责公众“非理性”，因为公众害怕比如说核能，并接受其他低能级的辐射源。风险/效益分析的支持者还会利用关于人们在日常情况下做出的不准确的概率评估的研究（Kahneman and Tversky，1973）。在这种对公众非理性的批评中大多隐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即只有科学家、工程师和风险/效益分析师才有资格对技术项目是否可接受做出合理的判断（Perrow，1984，pp.307-315）。也就是说，无知而非理性的公众与冷静而理性的风险/效益分析师之间的反差暗地里支持了技治主义（见第3章）。但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发现，在现实生活中进行非正式的概率评估时，即使概率论专家也会犯与普通人相同的错误。
事实上，风险/效益分析的许多支持者已经接受了关于风险的心理维度的研究或亲自做了研究，并且在公众所谓的“非理性”判断背后找到了可以证明其中一些判断是合理的评估模式。例如，非自愿风险被认为比自愿风险更不可容忍；未知的或不熟悉的风险比已知的或熟悉的风险更难以忍受；具有潜在灾难性的风险（可能导致重大灾难）被认为要比造成在时间空间中广为散布的分散伤害或生命损失的风险更不可接受；最后，将风险和效益不公平地分配（给不同群体或把风险转嫁给后代）的风险要比在人口中公平分配的风险更不可接受（Lowrance，1976，pp.86-94；Slovik et al.，1981）。传统的纯风险/效益分析会认为所有这些考虑因素都与风险本身无关。
一些分析师将“感知风险”与“真实风险”进行了对比。有人说，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即使不科学，也必须在政治上加以考虑。然而，风险的不均等性、潜在灾难性或非自愿性等考虑因素，并非显而易见地与比如纯粹通过以平均寿命的缩短来衡量“实际风险”无关。有些人会区分对风险本身的计算和对风险“可接受性”的判断，后者可以适度地考虑风险的自愿性或不公平性等问题。
在考虑风险的可接受性时，不论一个人对于考虑上述因素的“合理性”程度如何评估，都可以认为，有关社会风险的政策决定必然是政治的。在政策决定中，我们处理的是社会决策，而不是个体的心理。社会决策需要建立社会共识，这一过程本身必然有政治要素。群体决策机制即是它的政治（Rescher，1983，pp.152-156）。
社会建构论者（见第12章）声称，所有风险评估都是社会建构的。据称，权力关系、谈判和政治意识形态渗透到了整个风险/效益分析中。上文提到的那些考虑因素，比如辩护性地使用日常风险与高技术项目风险的比较，以及对公众估计风险的合理性加以贬低的技治主义倾向，支持了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但社会建构论更进一步声称，风险分析中涉及的所有方法和数据都是社会建构的，并且充斥着政治偏见。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和新保守主义政策分析师亚当·威尔达夫斯基（Adam Wildavsky）甚至声称，对空气污染的恐惧仅仅是关于污染和纯净的原始禁忌，与物理现实没有关系（Douglas and Wildavsky，1982）。
要使风险/效益计算的科学方面摆脱有关基于这些分析来反对或支持技术项目的政治或社会判断，一种方法是将“风险/效益分析”与“风险管理”区分开来。这会截然区分风险评估的“科学”方面和“政治”方面。然而，社会观点或政治偏见与风险/效益分析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诚然，不仅在政策决策中，而且在风险/效益分析本身当中，也有人的社会偏见可以进入的领域。必须判断将哪些低概率算作“有效零”，使用哪些统计评估的阈值水平，使用哪些模型从动物实验外推到人，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在任何特定的案例研究中，一个人的偏见无论是在淡化风险还是在强调风险，都会影响有关风险计算的决策。因此，我们不可能使政治与风险管理的政策决定方面完全隔绝，并使科学保持纯洁，不受社会态度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是说科学客观性在风险分析中没有位置。正如我们在考察科学哲学时所看到的，一种机械的或算法的归纳进路或科学进路是不可行的（见第1章）。我们发现，纯粹机械的风险分析方法是不可能的，而且正因为社会态度可以在关键时刻影响科学判断，所以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分析是完全武断的或完全受制于社会偏见。一旦意识到需要在哪里做出有关阈值和外推的判断，就可以检查有哪些偏见可能已经进入了计算，并进行批评。因此，虽然完全无偏见和机械地评估“实际风险”是不现实的，但社会建构论夸大了在何种程度上风险评估必定只是对偏见的表达（Mayo and Hollander，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