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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技术和技术社会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区分开来的一个问题是合理性的本质。在我们的社会中，科学一般被视为合理性的主要模型或范式。技术（通常被理解为应用科学）同样被视为现代社会合理性的一部分。
技治主义者自视为理性统治的倡导者。然而，与柏拉图不同，他们将理性理解为技术理性/科学理性。技术悲观主义者或反乌托邦主义者的分析批评家不信任海德格尔和埃吕尔等欧洲人的宏大理论。技治主义者和大多数分析的技术哲学家都主张对技术逐个进行零碎的评价（Pitt，2000，Ch.5、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方面，他们同意最近受欧陆哲学影响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伊德、芬伯格、哈拉维）的看法。这些哲学家对技术具有一种可以在道德或文化上进行整体评价的本质或一般特征的说法持怀疑态度（Achterhuis，2001，pp.5-6）。在这方面，分析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确实是同床异梦的伙伴，他们都同意这一点。许多分析哲学家和几乎所有反对技术悲观主义的宏大论题和叙事的技治主义者通常会用风险/效益分析进行评估（见下文）。对风险和效益的数学计算能否体现或公正对待接受技术的人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就像我们将在本章结尾看到的那样。
从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许多学者都把现代西方社会的兴起描述成理性的兴起。韦伯谈到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这当然包括经济和科学，但也延伸到社会和文化的所有领域。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是指通过理性原则进行的系统化和组织。韦伯对理性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官僚制，而且包括（犹太教、儒教、道教、佛教和印度教中的）神学，甚至还包括音乐理性化的广泛例子，比如钢琴发展的历史（Weber，1914，1920，1920/1a、b、c）。
埃吕尔的“技术”（technique）与韦伯的“理性化”有诸多相似之处。（奇怪的是，埃吕尔在其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著作《技术社会》［Technology Society，1954］中引入了“技术”概念，但没有提到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别忘了，埃吕尔是以下技术概念的主要倡导者，即技术主要是规则问题，而不是硬件问题（见第2章）。技术规则构成了他所谓的“技术”。埃吕尔的“技术现象”是将技术应用到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应于韦伯理性化过程的完胜。
在20世纪末的技治主义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中，将科学理性应用于社会预测和规划的各个领域被视为理性兴起的一个令人钦佩的巅峰。对操作分析、成本/效益和风险/效益分析、理性选择理论等技巧的运用，以及把经济模型普遍应用于政治甚至配偶选择等明显非经济的社会方面，都被视为积极的一步。应用社会科学变成了某种“社会工程”，它要比技治主义运动的进步主义运动先驱所设想的复杂得多（见第3章）。
与技治主义者和技术乐观主义者不同，对技术在我们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持悲观态度的那些人常常将更高或真正的理性与技术（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见下文）进行对比。技术理性被视为一种低级形式的理性，需要用真正哲学的、辩证的或其他更高的理性加以补充和监督。在源于康德和黑格尔的德国传统中尤其如此。辩证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这种对比在20世纪的批判理论中得到了体现。
自古希腊的柏拉图时代以来，数学一直是西方的传统理性模型（见第3章）。一般认为，数学具有普遍性、必然性、严格性和确定性等特征。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文化，数学都具有普遍性。任何正确遵循计算技巧的人都会得到相同的数学结果。正确的问题答案并没有主观的个体差异。同样，即使在符号上存在文化差异，证明的结果或问题的结果也不存在文化差异。“毕达哥拉斯定理”在古代近东和中国是被独立发现的，但其结果与发现和使用它的不同文化无关（一些研究民族数学的学者会对这一说法的推广提出异议，见第10章）。数学证明的逻辑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如果按部就班地证明下去，就必然会得出结论。必然的结论具有确定性，不能用理性怀疑它们。数学算法特别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必然性和确定性。算法是一种给出规则的步骤，如果遵循这些规则，就会机械地导出正确结果。数学结果精确而不模糊，即使是处理概率和统计的数学也会给出精确的概率和分布。
数学的这些特征使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都将数学视为理性的范式。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理性一般应当追求数学所显示出的普遍性、必然性、确定性和精确性。现在被称为唯理论的17世纪哲学运动渴望使所有哲学推理都符合数学的必然性和严格性，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解析几何的发明者、法国数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微积分的共同发明者、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1646—1716），以及靠磨制镜片为生的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斯宾诺莎以几何学论著的逻辑形式，用公理、定理和证明撰写了他的《伦理学》一书。即使那些认为我们在科学和伦理上的推理没有达到数学理想的哲学家，也把数学理想用作衡量其他领域推理的标准。约翰·洛克声称自然哲学（物理学）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我们不知道物体亚微观构造的本质（Locke，1689，p.645），而伦理学则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基于从定义出发的逻辑推导！虽然洛克经常被视为经验论的创始人，但这种对物理学和伦理学的评价与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当代许多有教养的（或半有教养的）常识截然相反。
这种数学的推理理想在最近几个世纪导致了伦理学中的计算模型。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声称，伦理就是增加快乐单元，减少痛苦单元（作为快乐的负数），使所有相关人员的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的行动和政策（以简单算术的方式计算）就是最好的行动和政策。边沁称这种伦理学理论为功利主义。20世纪政治学领域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家将成本与效益的经济学模型当作政治军事战略的模型。风险/效益分析师通过增加效益和减少风险来评估技术项目的价值，其方式与边沁的功利主义类似。
科学理性比数学理性更宽泛。科学包含数学，但也包含观察和实验。用证据来支持或确证科学假说和理论并不包含数学证明或算法的必然性和确定性。科学假说和理论并不是确定的，而最多是可能的。科学包含猜测和判断。
然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科学哲学家、归纳逻辑学家和逻辑实证主义者都追求一种机械的科学方法和自动精确计算科学理论概率的算法。这正是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形式归纳逻辑工作的理想。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极少数科学哲学家，所有人都从这项事业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虚幻的目标，科学方法不能变成机械的和算法的。
近几十年来，许多科学哲学家都相信科学的算法模型特别是形式归纳逻辑的纲领失败了，他们接受了一种涉及判断的更宽泛的理性概念（Putnam，1981，p.174-200；Brown，1988）。判断包含估计情况、评估证据以及在不遵循规则的情况下决定行动路径。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约公元前240年）中强调了判断的作用。尤其是在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1791）中，康德也强调了判断力的作用，并主张判断不以规则为特征。如果存在判断的规则，那就需要存在应用判断的规则，以及那些规则的规则，如此等等。即使判断不遵循规则，判断也不是随意的（Arendt，1958）。法律、医学、科学和技术中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都被认为是合理的，尽管它们并不遵循某些原则或处方。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科学技术的一个（合）理性版本在20世纪得到了广泛青睐，这就是韦伯等人所说的工具（合）理性。工具理性是手段—目的理性，涉及寻求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给定的目的。工具理性和对效率的寻求被正确地等同于技术进路。（埃吕尔的“技术”强调效率和寻求有效的手段，与韦伯的工具理性非常相似。）
工具理性与科学也关系密切。奥古斯特·孔德认为科学的目标是预测，而不是采取旧的形而上学进路，用本质或本性进行解释。预测基于因果律。如果某件事发生了，那么就会有某个结果。如果划（干的）火柴，火柴就会点燃。工具理性依赖于科学的因果序列或“如果……，那么……”关联。一个人若要达到某个目标，就必须遵循某个程序；若要点燃火柴，就必须划它。手段和目的反映出原因和结果（Putnam，1981，p.175）。
工具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尽管它关注的是将手段与目的相匹配，或寻求达到给定目标的有效手段，但它并不评价目的本身。对目的的选择本身被视为随意的和非理性的，或至少是不涉及理性的。这又与认为我们无法对价值进行推理，以及价值判断是主观和随意的联系在一起。早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就对我们文化中的这种流行观点给出了经典表述。根据韦伯的说法，西方文化正在理性化。越来越多的传统思想和行为领域正在被工具理性组织起来。然而，虽然手段被理性所组织，但目标或价值却基于非理性的决定。关于价值，不可能有真正的推理。这里韦伯同意存在主义者的看法，认为价值选择是一种随意的非理性决定。
工具理性或工具合理性的批评者不同意这一结论。许多评论家会主张，对道德进行推理是可能的。在这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都不同意韦伯和存在主义的看法。
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以一种非常不同的进路声称，我们可以对价值进行推理，但他自己的推理模式本身是手段—目的推理。目的的确证明手段是合理的，但并非每一个目的都足以证明其手段是合理的。目的与手段必须彼此适合。
实证主义声称，只有科学的预测推理和可能的因果推理才是合法的推理形式和有意义的话语，与此相反，工具理性的一些批评者则会诉诸传统的形而上学推理。这种更高的推理形式已经以各种方式得到刻画，尽管这些方式是相关联的。柏拉图认为，虽然从假设或公理出发的数学推理是对哲学家统治者的训练，但数学推理要低于质疑基本假设的辩证推理。辩证推理考察了正义等价值的形式。（见第3章对柏拉图关于哲学家—统治者教育计划的讨论。）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康德、黑格尔等一些德国哲学家以各种方式对比了理性和知性。在康德那里，知性是关于事物和原因的常识推理和科学推理的能力（Kant，1781）。知性处理在空间和时间中被界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限和有界的，其更大的空间和时间背景是由我们的直观形式提供的。自在之物是无法被感知和理解的，而对我们来说的物、被经验之物，则是被我们的感知和知性所把握和组织的。我们知道自在之物存在，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从感知和概念上加以组织的东西。当不在感知事物时，我们就无法步出我们的感官或心灵去看看事物是什么样子，或者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思考来思考事物是什么样子。
理性是关于自我、上帝和宇宙等超越知性所及的概念的推理能力。后面这些对象，即宇宙整体的观念和上帝的理念，并没有在空间和时间上被界定，因此不能被理性把握为对象。它们是我们推理序列的极限或渐近线，但却是伪对象。
在这里，康德意义上的理性是对知性适用于有限对象的无限外推。不朽的灵魂相对于时间是无限的。传统上，上帝被描述为在能力、知识、善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是无限的。宇宙在空间或时间上可能是无限的，也可能不是无限的。理性在其理论形式上导致了矛盾。作为没有经验输入的知性，理性可以说在做无用功。在处理像上帝、灵魂和整个宇宙这样未被界定的对象或非经验对象时，这种形式的理性乃是知性试图超越自己的限度并陷入悖论。康德把关于整个宇宙的这些矛盾称为“宇宙论的二律背反”。于是，根据康德的说法，我们既可以反驳无限宇宙的概念，显示出矛盾，明显地捍卫有限宇宙，但也可以反驳有限宇宙的概念，显示出它的矛盾，明显地捍卫无限宇宙。（数学中关于无限的“素朴”集合论悖论与康德的理性二律背反非常相似。）
同样，自由和决定论都可以在纯理论层面上加以反驳。但康德认为，在实践的而非纯粹理论的道德领域，实践理性能够把握像“自由”这样对于纯粹的理论理性来说悖谬的概念。
黑格尔赋予理论理性的辩证法一种更加正面的作用。理性导致的矛盾所引出的新表述超越并综合了曾经相互矛盾的对立概念。对于这个过程，黑格尔使用了一个德文术语“扬弃”（aufheben），既指抛弃，又指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与康德的起障碍作用的理性矛盾不同，黑格尔的矛盾是推动理性前进的动力。虽然有些不准确，但黑格尔的辩证法通常被描述为从一个论题（一种观点或立场）开始，它被一个反题（一个对立的、相反的观点）所反对，两者既在一个包含了两者最好的东西的合题中被吸收和超越，同时又将它们的融合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黑格尔声称，像康德所声称的那样把握理性的限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能够超越这些限度来把握它们。这种辩证推理表明，理性并没有康德认为存在的那种限度。（迪士尼公司制作的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Toy Story］中的主角之一巴斯光年［Buzz Lightyear］的口号“飞向无限，超越无限”［To infinity and beyond］，也可以充当黑格尔和研究无限集的数学理论家的座右铭，但康德、亚里士多德以及要求所有证明都基于具体计算的数学家都会否认这一点。）
请注意，辩证法也不再像在柏拉图和康德那里一样仅仅是一种对话或思维过程，而就是实现的过程本身。马克思转而继承了黑格尔版本的辩证法。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社会和历史处于一个辩证过程中，而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伙伴恩格斯来说，自然本身就是一个辩证过程。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和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等20世纪的德国批判理论家采用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概念，试图发展一种辩证的方法来批判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技术社会。他们认为，现代技术社会正在受工具理性的奴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理性是优越的，传统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是无意义的，这些技治主义的实证主义观念正是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把目的和价值问题推到理性考察和理性讨论的领域之外，是为了防止对暗中统治的价值观和统治者的价值观进行批判。马尔库塞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形而上学推理与实证主义的有限推理进行了对比，认为后者是军事工业官僚主义的隐性学说。马尔库塞认为，韦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考虑之间做出的清晰区分是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隐性辩护。他声称，韦伯的决定论、价值观的主体性以及对社会理性化的强调，含蓄地服务于极端保守的目的（Marcuse，1965）。马尔库塞甚至暗示，虽然韦伯本人持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但他强调统治者的专横决定和超凡魅力的领导，却指向了法西斯主义。马尔库塞甚至将分析哲学家揭穿形而上学推理与执行猎巫行动的政府侦查员声称听不懂其政治激进目标的语言相比较（Marcuse，1964，p.192）。马尔库塞会用辩证的或哲学的理性来取代或约束工具理性，甚至可能用一种服务于人类价值的新的“被解放的”科学技术来取代传统科学技术。
哈贝马斯同样感到，工具理性作为良好社会的基础是有缺陷和不足的，但认为工具理性对于科学技术来说是完全适当的（Habermas，1987）。他认为错误并不在于把工具理性用于技术，而在于把工具理性延伸到政治和家庭等其他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科学主义和技治主义是这种非法延伸的理论表现和政治表现。他将适合个人主体或认知者操纵事物的工具理性与适合两个或多个人进行互动的交往理性进行对比。他借用现象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说法，将这个人类日常互动的领域称为“生活世界”（见第5章）。哈贝马斯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将技术方法和工具理性应用于人的交流领域。用成本/效益分析和理性选择的政治方法来取代关于政治意义和目标的交流话语，或者用所谓的科学行为工程来取代育儿和教育，就是这种殖民化的例子。哈贝马斯关于工具理性之危险的主张比马尔库塞的主张更温和，并且关注工具理性的非法延伸和外推，而不是工具理性本身。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等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哈贝马斯关注不受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干预的传统家庭权威的诚实正直是一种反动立场。她们认为，哈贝马斯实际上是在捍卫传统的父权制，是在剥夺儿童反对独断专行或虐待孩子的父母的权利（Fraser，1987）。哈贝马斯本人则认为，对官僚技治主义最激进的当代挑战也许正是女性主义的那些“本质主义”分支，它们试图捍卫与面对面交流、育儿和关注后代相关的价值。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技术研究者在哈贝马斯这里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他把工具理性和劳动与交往和理解截然分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并非没有人的交往（尽管马克思关于交往在社会劳动中的作用的论述很难被充实和具体化）。技术研究者也否认作为工具行动的技术推理可以与政治或日常生活的交往领域完全分开。哈贝马斯对于将伪科学或粗糙机械论的、科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管理和控制（“社会工程”）的正当关注，乃是基于一种关于劳动与交往以及工具理性与交往理解的错误的绝对二元论。哈贝马斯从不对技术项目的具体例子进行分析，这也许并不奇怪。事实上，芬伯格指出，“技术”一词并未出现在他那两卷大部头的《交往行动理论》（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的索引中。考察个人的价值和意义、政治权力和说服与技术的工具方面的互动，也许会破坏他尖锐的二元论（Feenberg，1995，pp.78-87）。
哈贝马斯否认技术的交往理解维度的一个来源是，他依赖于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波普尔对自然科学的论述。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进行原始论述时，并不知晓库恩（Kuhn，1962）和斯蒂芬·图尔敏（Stephan Toulmin，1961）等美国学者对科学的后实证主义讨论（见第1章）。后来的哈贝马斯当然知道这些工作，但从未把它纳入他关于工具与交往行动的基本图式所假设的科学技术形象。
有趣的是，哈贝马斯很早就否认科学事实和理论可以在生活世界中找到一席之地（Habermas，1970，pp.50-55）。特别是，他拒绝接受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提出的将科学事实和理论纳入文学的呼吁（赫胥黎曾在一些小说中做过这件事情）。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强调科学的范式、模型和预设的作用，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在生活世界的思维模式中充当意识形态和神话。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关于艺术和科学的研究都表明，从科学技术中借用的概念是如何被纳入了虚构文学和生活世界，从早期抽象画中的非欧几何和X射线（Henderson，1983，1998），到后现代主义文学对混沌理论的兴趣（Hayles，1990，1991），不一而足。
哈贝马斯更为温和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马尔库塞对批判理论实践者中一种解放性的新科学技术的乌托邦式的但未经阐明的呼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哈贝马斯接受了科学技术的现状，并且吸收了20世纪中叶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发展。然而，似乎有理由拒绝哈贝马斯对工具行动与交往行动的严格分离，以及他对技术完全价值中立的接受，而不必推测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将会取代我们今天的科学。相反，根据对最近技术研究的分析，认识到技术工具理性和政治社会价值在技术的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似乎是正确的（Feenberg，2002，Ch.7）。更广泛的理性概念包括了数学和逻辑的纯形式步骤和算法程序，并进而包括了语境判断，这种概念既可以包含关于技术的形式方面和专业方面的推理，也可以包含关于技术系统的发展所涉及的社会政治判断的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