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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技治主义一词被首次引入。经济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M.Clark）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造了“技治主义”一词。在美国，有一种实际的技治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就是这样命名的。它的全盛时期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场运动的规模一直很小，它至今仍然存在，但鲜有人注意。
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是20世纪初美国主要的技治主义理论家，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社会的主要批判者。他像人类学家研究一种外来的未开化文化那样来研究当时商界精英的风俗习惯。他鄙视他所置身的那种谨小慎微的学术文化，他那本关于大学的著作《美国的高等教育》（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最初的副标题是“关于全面堕落的研究”（Dowd，1964）。他也几乎同样鄙视经济上的形式主义。当《企业论》（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因为没有包含足够多的数理经济学而遭到出版商拒绝时，他只是在脚注中添加了一些假方程。凡勃伦打破旧习的不敬言论和有伤风化的生活方式，使他任教的几所主要大学都疏远了他（他曾住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周边的牧场帐篷里）。他最为人所知的可能是他在《有闲阶级论》（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中提出的“炫耀性消费”概念，即通过炫耀自己购买的物品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重要性。
在《工程师与价格系统》（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1921）等著作中，凡勃伦将商业活动的浪费和低效与工程师的效率进行了对比。他对比了在现代工程师那里表现最充分的人的“工艺本能”与商人的掠夺性本能。他提议建立一个由工程师而不是由商人管理的社会。在一战后的经济低迷时期和俄国革命之后，凡勃伦提出了一场真正的工程师革命，甚至半开玩笑地谈到了“工程师的苏联”（尽管他很快就放弃了一项政治行动的直接提议）。
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t）是凡勃伦的追随者和自称的工程师，他把这场政治技治主义运动继续了下去（斯科特常去纽约格林尼治村的咖啡馆，是那种咖啡馆工程师，类似于当时的咖啡馆诗人）。他的激进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得到了复兴。斯科特的技治主义者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49—1936）和约翰·沃森（John Watson，1878—1958）的理论，将人类行为的调节与他们关于社会由工程师专家像机器一样运转的构想结合了起来。和孔德的实证主义教会一样，美国的政治技治主义运动最终并没有流行开来。备受期待的斯科特的全国广播讲话失败后，斯科特的技治联盟及其制服、相同款式的汽车和阴阳符号图标威信大失（Elsner，1967）。到了1936年，这场明确自称技治主义的政治运动失去了大众吸引力，但作为一个在自由派的左翼杂志上做广告的小派别留存至今。
技治主义倾向在一战前后的进步主义运动和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中广泛传播到整个美国社会。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都是对社会混乱和危机的反应。进步主义者反对腐败的城市政治机器和价格欺诈的垄断，而新政则是对大萧条（1929—1941）的回应。然而，“社会工程”一词已经在进步主义运动的政治家和美国政治实用主义的追随者当中流行开来。即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等亲资本主义的工程师，也宣扬工程师是高效社会的管理者这一理想。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工程师都撤回了斯科特关于将工程师提升为管理者的激进结论。
技治主义并不局限于美国。在瑞典，现在著名的社会学家贡纳尔（Gunnar）和阿尔瓦·米尔达（Alva Myrdal）的早期作品也倡导技治主义。然而，与其他许多技治主义者不同，米尔达清楚地看到了技治主义与民主发生冲突的危险，并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Myrdal，1942）。在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935，1950）论述了“民主规划”和20世纪20年代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精英的角色，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逃到英国后继续论述这一主题。曼海姆和米尔达的技治主义社会规划者是社会科学家，而不是物理技术专家。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德国和苏联的统治都有强大的技治主义成分。德国将反技术、异教徒、健康食品、裸体主义者、回归自然的修辞，与一种对新技术工程师能将政权带入世界强国的技治主义信仰融合在一起。战争期间，技治主义方面战胜了浪漫的生态要素（Herf，1984；Harrington，1996，pp.193-199）。在苏联，斯大林关于强制工业化的说辞中出现了一种强大的技治主义意识形态（Bailes，1978）。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苏联的计划经济理想类似于圣西门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