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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动物都处于困境中。
人类支配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个地方，从陆地、海洋到天空。任何非人动物都无法逃脱人类的支配。很多时候，这种支配都对动物造成不正当的伤害，无论通过工厂化肉食工业的野蛮虐待，通过偷猎和娱乐性狩猎，通过破坏栖息地，通过污染空气和海洋，还是通过对人们声称喜爱的伴侣动物的忽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有着悠久历史。大约2000年来，西方和非西方的哲学传统都在谴责人类虐待动物的行为。皈依佛教的印度皇帝阿育王（约公元前304—前232）写道，他努力放弃肉食，并努力放弃所有伤害动物的行为。在希腊，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鲁塔克（46—119）和波菲利（约234—305）通过细致的论述谴责人类对动物的虐待，描述了它们的敏锐智力和社会生活能力，并呼吁人类改变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但总的来说，这些声音被置若罔闻，即使在哲学家所谓的道德领域也是如此，大多数人类继续把大多数动物当作物品，不重视它们的痛苦，尽管他们有时会将伴侣动物视为例外。与此同时，无数动物遭受虐待、剥夺与忽视。
因此，今天我们有一笔拖欠已久的道德债务：应当去聆听我们一直拒绝听取的论点，关心我们一直漠然无视的事情，并根据那些很容易获得的关于我们恶行的知识去采取行动。但在今天，我们有之前人类从未有过的理由，来为人类对动物犯下的错误做一些事情。第一个理由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类的支配力量呈指数级增长。在波菲利的世界里，动物在被杀死变成肉食时会遭受痛苦，但在此前，它们过着合宜的生活（decent lives）。当时没有工厂化肉食工业，而在今天，肉食工业把动物当作已死的肉来饲养，将其囚禁在可怕的狭窄而封闭的环境中，它们还没过上合宜的生活就被杀死。野外的动物长期以来一直在遭受猎杀，但在过去，它们的栖息地大多还没有被人类占据，也没有被偷猎者入侵，这些偷猎者试图通过谋杀大象或犀牛等智能生物来赚钱。在海洋中，人类一直在为获取食物而捕鱼，鲸鱼长期以来一直因其商业价值而被猎杀。但在过去，海洋还没有充满塑料垃圾，这些垃圾会诱使动物误食，并使其窒息而死。过去也没有钻探海底石油的公司，它们到处制造噪声污染（如钻探、用气爆来绘制海底地形图），使那些以听觉为主要交流方式的社会性动物越来越难以生活。人们曾为获取食物而射杀鸟类，但那时逃脱射杀的鸟并不会因空气污染而窒息，也不会因被灯光吸引而撞向城市里的摩天大厦。简言之，过去人类虐待和忽视动物的方式较少。今天，虐待动物的新形式层出不穷，它们甚至不被视为虐待行为，因为它们对智能生物的生活产生的影响几乎没有被考虑到。因此，我们不仅负有长期拖欠的债务，还负有新的道德债务，这种债务已经增长了上千倍，并且在不断增长。
人类虐待行为的范围已经扩大，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即使那些不食用工厂化养殖业生产的肉类的人，也可能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在海底开采的、污染空气的化石燃料，他们可能居住在大象和熊曾经游荡的地方，或生活在导致候鸟死亡的高层建筑中。我们自己在方方面面都参与了对动物的伤害，这应当促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去思考，我们都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只确认罪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负有集体责任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至此，我没有谈到动物物种的灭绝，因为本书关注的是个体生物所遭受的损害与剥夺。每一个体都是重要的。物种并不会因受损害而感到痛苦。然而，物种灭绝总是伴随着个体生物的巨大痛苦：一只北极熊在一块浮冰上挨饿，无法渡海捕猎；一头大象孤儿在悲伤，因为物种规模迅速缩减，它失去了家人的照顾和自己的社群；各种鸣禽在大规模灭绝，它们死于不适宜呼吸的空气，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死法。当人类的活动将物种推向灭绝时，作为物种成员的动物总是遭受巨大的痛苦，过着被压制和挫败的生活。此外，物种本身对于营造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是很重要的，动物在其中能够好好地生活（详见第5章）。
就算没有人类的干预，物种也会灭绝。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基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也有理由通过干预来阻止物种灭绝。但科学家一致认为，今天的灭绝率比自然灭绝率高1000~10000倍。
（我们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对于实际存在多少物种非常无知，特别是对于鱼类和昆虫。）在世界范围内，大约1/4的哺乳动物和超过40%的两栖动物目前正面临灭绝的威胁。
其中包括几种熊、亚洲象（濒危）、非洲象（受威胁）、虎、6种鲸鱼、灰狼，以及许多其他物种。根据美国《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的标准，总共有370种以上的动物物种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这还不包括鸟类，鸟类另有一份类似长度的名单。由于奢侈品的贸易利润丰厚，亚洲的鸣禽在野外几乎灭绝了
，而许多其他种类的鸟类最近也已经灭绝。
同时，被称为CITES
的国际条约本应保护鸟类（和其他许多生物），但它没有效力，没有得到执行。
然而，本书并不是要讲述大规模物种灭绝的故事，而是要在人类漠视生物多样性的背景下考察单个生物遭受的痛苦。
基于另外一个理由，我们现在也必须结束过去的道德逃避。我们今天对动物生活的了解甚至比50年前都要多得多。过去，人们不知廉耻地提出那些油嘴滑舌的借口，对此我们知道得太多了。波菲利和普鲁塔克（以及在他们之前的亚里士多德）非常了解动物的智力和敏感性。但人类总能找到某种方法忘记过去的科学已经清楚揭示的东西，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动物是“粗野的畜牲”，是对世界没有主观意识的自动机器，认为它们没有情感，没有社会，甚至可能感受不到疼痛。
然而近几十年来，涵盖动物世界所有领域的高水平研究都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我写这本书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沉浸在这种研究中。我们现在不仅对长期以来被密切研究的动物（如灵长类动物和伴侣动物）有了更多了解，而且也对难以研究的动物（如海洋哺乳动物尤其是鲸鱼、鱼类、鸟类、爬行动物和头足类动物等）有了更多了解。
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不仅通过观察，而且通过精心设计的实验工作，知道了所有脊椎动物和许多无脊椎动物都能主观地感觉到疼痛；更普遍地说，它们都拥有一种对世界的主观感受视角：世界在它们看来呈现为某种样子。我们知道，所有这些动物都能体验到至少某些情绪（最普遍的是恐惧），许多动物还能体验到像同情和悲伤这样的情绪，这些情绪涉及对某个情景的更复杂的看法。我们知道，像海豚和乌鸦等各种不同的动物都能够解决复杂的问题，并学着使用工具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动物有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交行为。最近，我们了解到，这些社会群体中的动物并不只是按部就班地上演遗传的剧目，而是在进行复杂的社会性学习。像鲸鱼、狗和多种鸟类等迥然不同的物种，显然都是以社会性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以遗传的方式，将其物种剧目表的关键内容传递给其后代。
我将在本书中大量引用这种研究。它对伦理学有什么影响？显然有巨大影响。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我们自己的物种和“那些畜牲”之间划出界线，一条用来区分聪慧、情绪和感受与“粗野畜牲”的愚钝生活的界线。我们甚至无法在一群我们已知有些“像我们”的动物（如猿类、大象、鲸鱼、狗等）和其他被认为缺乏智力的动物之间划出界线。在现实世界中，智力体现为多种多样令人着迷的形式，鸟类的演化路径与人类截然不同，却演化出许多与人类相似的能力。即使像章鱼这样的无脊椎动物，也有令人惊讶的、聪慧的感知能力：章鱼能识别人类个体，并能解决复杂的问题，只靠眼睛就能指引其一条手臂穿过迷宫获得食物。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切，我们的伦理思想就很难不发生变化。把一只“粗野的畜牲”关进笼子里，似乎并不比把一块石头放在水族箱里更错误。但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块石头。我们正在改变那些聪慧的、复杂的、有感受的生命的存在方式。这些动物中的每一个都在努力追求一种繁兴生活（flourishing life），每一个都有社会性和个体性能力，使其能够在这个给动物带来困难挑战的世界上，争取过上合宜的生活。人类所做的却是阻挠这种努力，这看上去是错误的。（在第1章，我将把这种伦理直觉发展成一个初步的正义观念。）
然而，尽管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承认我们对其他动物的伦理责任的时候了，我们却没有什么理论工具来实现有意义的改变。今天，我们还有第三个理由促使我们正视自己对动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建立的这个世界上，法律和政治理论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个最好的工具，但二者至今还没有或很少提供帮助。正如本书将要论述的，法律（包括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律）对伴侣动物的生活有相当多的规定，却对其他动物所言甚少。在大多数国家，动物也没有律师们所说的“地位”（standing），即在受到不正当对待时提出法律诉求的地位。当然，动物本身不能提出法律诉求，但大多数人也不能，包括儿童、有认知障碍的人。说实话，几乎所有人都不能，因为人们对法律所知甚少。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律师来伸张我们的诉求。但我提到的所有人类（包括有终身认知障碍的人）都被考虑到了，都可以在一个有能力的辩护人的协助下提出法律诉求。在我们为这个世界设计的法律体系中，动物却得不到这种简单的待遇。它们不被考虑在内。
法律是由人类用自己的理论建立的。当这些理论是种族主义的时候，法律就是种族主义的。当关于性和性别的理论排斥女人时，法律也是如此。毋庸置疑，全世界人类的大部分政治思想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将动物排除在外。即使那些旨在推动反虐待运动的理论，也存在严重缺陷，而建立在对动物生活和动物努力的不恰当描述之上。我作为一名深深沉浸于法律和法律教学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希望通过本书来改变一些事情，提供一种基于对动物生活的正确看法的哲学理论，并为法律提供良好的建议。
我说过，关键在于把事情摆正，把理论建立在对各种动物生活的准确理解上（在当前最好的科学研究的支持下），看看动物是如何努力地繁荣发展，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人类的各种做法所阻挠的。那么，我首先邀请你考虑5只动物，我选取它们来代表这个世界上动物遭受伤害的几个领域：陆地、海洋、肉类养殖业、天空和家庭陪伴。
我举的例子只是用来展示动物遭遇的最小样本，只是对很多动物种类的一个抽样。我描述的动物曾经过着自己的繁兴生活，然后因人类的不正当对待而陷入惨境。
因为非人动物经常被当作物品，不被当作有感受的个体生命，又因为被当作物品来对待的东西是得不到专有名字的，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坚持给他们研究的动物个体起一个专有的名字。我在这里遵循这种做法，根据事实和虚构来命名。
在我给出的所有例子中，在我（或其他人）观察和描述这些动物时，它们都过着繁兴生活，唯一的例外是卢帕，她既经历过坏日子，也有过好日子。我描述的第二个例子是假想的，却以这类动物的生活中惯常发生的灾难为基础。
弗吉尼亚是肯尼亚的一头敏感的母象，研究大象的科学家乔伊斯·普尔（Joyce Poole）在其回忆录《与大象一起成长》（
Coming of Age with Elephants
）中对她进行了描述（和命名）。
弗吉尼亚有一双琥珀色的大眼睛，当她听到喜欢的音乐时，会站立不动，眼睑下垂。乔伊斯·普尔每天都和这个母系族群在一起，象群中较年长的一位女家长叫维多利亚，而弗吉尼亚比她年轻。乔伊斯发现弗吉尼亚特别喜欢自己的歌声，最爱听她唱《奇异恩典》。弗吉尼亚经常是在走动，移动范围覆盖广阔的草原，她的大脚静静地踏在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的土地上。她刚出生的象宝宝在她的肚皮下面走着，被那巨大的母体庇护着。（母象是了不起的母亲，非常护崽，人们甚至发现她们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身处险境的小象。）
现在，想象一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确实经常发生。弗吉尼亚侧躺着，死了，她的牙和鼻子被砍刀或钢锯砍掉了，她的脸变成了一个血淋淋的红色的洞。［尽管人们在试图遏制象牙贸易，但象牙贸易仍然兴盛。动物战利品（例如象尾和象鼻）的市场发展几乎不受阻碍，将这种战利品进口到美国甚至是不违法的。］其他母象聚集在她身边，徒劳地尝试用她们的鼻子扶起她的身体。最终，她们放弃了努力，把土和草洒在她身上。
那只小象不见了，很可能被卖给了美国某个不太关心动物来源的动物园。
哈尔·怀特黑德（Hal Whitehead）是一位著名的鲸鱼科学家，特别专注于研究鲸歌
，因此我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一只精通歌唱的座头鲸，这头鲸鱼是我在澳大利亚大堡礁附近的观鲸船上观察到的一群鲸鱼之一。我们的小船划过汹涌的海浪。远处出现了几群座头鲸，它们拍打着尾巴和前鳍，庞大的脊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哈尔是其中一只。在船的马达声中，我们听到鲸鱼的歌唱，声音模式过于复杂，超出了我们的耳朵可以辨认的程度，但我们知道座头鲸的歌声有复杂的旋律结构和丰富的变化，而且在不断变化，有时，这种变化明显体现了纯粹的时尚和对新奇曲调的兴趣。由于鲸鱼之间的相互模仿，发源于此地的曲调变式可能在一年后就会传到夏威夷。这种声音对我们来说是美妙的，而且具有极大的神秘感。
现在想象一下：哈尔被冲到菲律宾的海滩上，死了。
他曾经健硕的躯体已经骨瘦如柴。研究人员在他体内发现了88磅（约合40千克）塑料垃圾，包括袋子、杯子和其他一次性用品。（在另一头同样死于塑料堵塞的鲸鱼体内堆积的垃圾中，发现了一双人字拖。）哈尔是饿死的。塑料给鲸鱼一种饱腹感，但没有营养。最终，他体内没有空间让真正的食物进入。哈尔胃里的一些塑料已经存在太久，以至于固化成了一个塑料砖块。他无法再歌唱了。
因为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猪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所以我选择了一部以生活为灵感的小说。没有哪头虚构的猪能比P.G.伍德豪斯（P.G.Wodehouse）小说中的布兰丁斯皇后更威风、更引人注目了，她是一头高贵的黑色巴克夏猪，处境优裕，赢得了许多奖章。因为伍德豪斯是一个著名的喜爱动物者和动物保护倡导者，所以我们知道他小说中的描述基于充满爱意的观察。布兰丁斯皇后身材硕大，她作为布兰丁斯城堡的一只备受喜爱的伴侣动物而得到照顾。她喜爱她的食槽，她的人类照顾者西里尔·韦尔贝勒夫总是为她的食槽添加可口的食物。然而，当韦尔贝勒夫因醉酒和扰乱治安而被短期关进监狱时，她开始难过并食欲不振。她的人类家人，尤其是非常关心猪的埃姆斯沃斯勋爵，担心她的安康，却无能为力，用各种食物吸引她，都没起作用。幸运的是，詹姆斯·贝尔福来到了布兰丁斯，他用自己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农场工作期间学到的猪语技巧，使皇后恢复了过去的好心情。她开始吃得津津有味，发出“一种啊呜、咕嘟、噗噜比、嘶啧啧、喔呜呜的声音”，这让埃姆斯沃斯勋爵很高兴。此后不久，她在第87届什罗普郡农业展的胖猪组获得了她的第一枚银牌。
现在，想象一下皇后的另一种生活：她没有在布兰丁斯城堡的好心人和养育环境中茁壮成长，没有生活在P.G.伍德豪斯描绘的温柔世界中，在那里所有的生命都受到有爱和幽默的对待，而是运气不佳地生活在21世纪初期艾奥瓦州的一个养猪场。
刚刚怀孕的她被塞进“怀孕箱”，这是一个与她身体同样大的狭小金属围栏，没有垫草，地面由混凝土或金属板条铺成，排泄物淌入下方的“污池”。她不能行走或转身，甚至不能躺下。没有好心的猪语者跟她说话，没有爱猪的人类去欣赏和喜爱她，没有其他猪或其他农场动物跟她互动。她只是一个物品、一台生育机器。美国有近600万头母猪生活在工厂化农场，这种箱子在大多数州都被使用，尽管在9个州和其他一些国家被禁止使用。
怀孕箱会使动物因缺乏运动而遭受肌肉和骨骼质量下降。这种箱子迫使猪在它们居住的地方排泄，而猪是非常爱干净的动物，它们讨厌那样。而且，这种箱子剥夺了这些社会性动物的一切社交。
著名长笛演奏家让-皮埃尔·朗帕尔（Jean-Pierre Rampal，1922—2000）在其录制的许多作品中，为长笛乐曲编配了鸟的啼鸣，因此我以他的名字为我这只精通歌唱的雀鸟命名，我在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的网站上听到了他的声音。让-皮埃尔是一只雄性家朱雀。
他的喙上方有鲜红色羽毛，从他的前额到枕部，红色渐变为红灰色。在他的喙下方，红色渐变为粉色和白色，到了腹部则变为条纹状灰色。他的翅膀上是灰白相间的条纹。他的歌唱是由短音符组成的快速鸣啭，以一个向上或向下的滑音结束。
让-皮埃尔的样貌引人注目：他羽毛上的色彩层次如此细腻，当他与其他鸟交往时表现得如此活跃和聪明。最重要的是，他鸣唱的婉转复杂曲调听起来令人入迷。他对歌唱永不厌倦。
现在想象一下：让-皮埃尔因呼吸系统受损而气喘吁吁，死在一棵树下，那棵树曾经是他畅快歌唱的地方。据研究，每年有大量小型候鸟（雀科鸣鸟、麻雀、莺类，占北美陆地上鸟类物种的86%）死于空气污染的影响。臭氧损害了鸟类的呼吸系统，也伤害了那些吸引昆虫（作为鸟类食物）的植物。这里有一些好消息：《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推动了一些减少臭氧污染的项目，这对鸟类也有帮助。据估计，这些项目在40年里避免了15亿只鸟的丧生，这几乎占当今美国鸟类总数的20%。然而，这对让-皮埃尔来说太不够，也太晚了。他跟哈尔一样，再也无法歌唱了。
卢帕是一只遭受过虐待的狗，她曾在野外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乔治·皮彻（George Pitcher，1925—2018）和埃德·科恩（Ed Cone，1917—2004）那里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家，她的故事被记述在皮彻的书《驻留的狗》（
The Dogs Who Came to Stay
）中。
卢帕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尔夫球场上快速奔跑，没拴绳，超过了她的同伴——哲学家乔治·皮彻，以及作为访客的我，但没有超过她的小儿子雷穆斯。雷穆斯在她前面嗅来嗅去，然后转了一圈儿回到她身旁。她是一只中等体形的粗壮的狗，一部分血统是德国牧羊犬，另一部分血统不明；他身材瘦小，毛发较短，牧羊犬的特征不太明显。两只狗都毛发亮泽，玩得很开心。虽然卢帕在我面前很害羞，但她对乔治表现出深厚情感，而雷穆斯对我们俩都很有好感，喜欢跟我们俩玩。这两只狗显然都活得生机勃勃，它们与乔治及其伴侣埃德，与彼此，与其他各种来访的动物和人类一起过着共生的生活。
在这个例子中，糟糕的故事已成过去。在乔治和埃德发现卢帕之前，她曾有一段时间是野狗，当时她选择在他们土地上的一个棚子里产下一窝小狗。她的身体状况不佳：对狗来说，野外生活是很艰难的。从她的恐惧反应中可以看出她之前的生活状况。即使在很久之后，某些事物仍一直令她恐惧，例如一只抬起的手，以及从一楼某部特定的电话里传来的铃声。所有新出现的人类都必须用很长一段时间向卢帕证明自己，而很少有人能通过测试。她更愿意蜷缩在大钢琴底下。虐待和疏于照顾都清晰地刻在她的记忆中。雷穆斯则不同，他只知道好的生活。
我本可以讲述很多其他各种动物的故事：猫、马、奶牛、鸡、海豚，以及每一种大型陆地哺乳动物。我们会听到更多关于章鱼、各种鸟类、鱼类的故事，而且我可以想象我所“描述”的动物会遇到另外一些障碍。对大象来说，由于人类侵占了大象的土地，其栖息地不断缩小，从而遭受饥饿；对鲸鱼来说，海洋噪声对其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包括美国海军的声呐项目，扰乱了鲸鱼的迁徙和繁殖模式；对农场动物来说，是工厂化养殖业的一整套制度和做法；对鸟类来说，是休闲猎人的射杀；对狗来说，是在幼犬繁殖厂的出生和早期生活，以及与这个过程伴随的所有疾病，或者是被饲养用于斗狗，或者仅仅是因为缺乏运动锻炼和关注而感到无聊。残忍和忽视的故事在不断地发生。
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在繁兴生活和受阻碍的生活之间做对比。这是正义概念的核心，我将在第1章对此进行论证。建立一个好的动物正义理论，其关键在于认真思考这一对比。我将论证，关于这一主题的三个主要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它们没有关注这种对比，及其在动物的多样化生活中的多样化表现方式。我将建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以此来思考对动物的正义和不正义，它基于动物按自己的典型生活形式（characteristic form of life）生活的能力；我将论证，由于其核心是对繁兴生活和受阻碍生活进行对比，它能够克服其他理论无法克服的挑战。理论指导行动，而坏的理论会以坏的方式指导行动。我认为这个领域的主流理论是有缺陷的，而我的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行动。
但对我来说，本书是一部爱的作品，现在，我可以称之为建设性的哀悼：它试图推进一个人所投身的事业，这个世界已经不幸失去了这个人。我的女儿蕾切尔·努斯鲍姆·维歇特（Rachel Nussbaum Wichert，1972—2019），她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灵感来源，因为我到晚年才开始密切关注非人动物的困境。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德国思想史教学工作，然后她决定追随自己对动物的热情进入法学院，并幸运地进入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该学院开设了很多关于动物法和相关主题的课程。当时，她和她的丈夫住在西雅图，家附近就是适合观看鲸鱼和虎鲸的地方，那是她最热爱的事情。更幸运的是，她得到了她的理想工作，她在动物法律组织“动物之友”担任律师，在丹佛的野生动物部门工作，该部门由杰出的动物法专家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Harris）领导。她用了5年时间致力于解决野生动物相关的法律问题，涉及被贩卖到美国动物园的大象、面临农场主捕杀威胁的野马、濒危的野牛，以及其他许多动物。她负责撰写辩护状。当州立法机构审议动物保护法规的时候，她出庭做证。
她与她的母亲交谈，让母亲分享她对野生动物的热情和关切。她致力于改善那些遭受虐待和痛苦的生物的生活，这种奉献精神是强烈的，也是美好的。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们开始联名撰写一系列关于海洋哺乳动物的法律地位，以及野生动物与人类的关系等更普遍问题的文章。（我提供了哲学理论，将我的能力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她提供了事实和法律。
）
蕾切尔于2019年12月去世，终年47岁，死于一次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后的抗药性真菌感染。事实表明，那个捐赠的器官存在一个结构缺陷，导致它滋生感染并将其输入体内。这个缺陷直到尸检时才被发现。因为捐赠的器官明显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她被安排进行重新移植。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器官，但在她刚要被推到手术室时，却发现了真菌感染。事实表明它具有抗药性。从首次移植到她死亡只过了5个月。在那段时间里，她的丈夫格尔德·维歇特（Gerd Wichert）和我几乎每天都在医院陪她，唯一一次例外是她鼓励我去伦敦向“人类发展与能力协会”（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ssociation，HDCA）提交我们的最后一篇合作论文，当时她的情况很好，即将被送回家。她在越洋电话中与她在HDCA的朋友们交谈，并高兴地期待着下一年加入他们。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经常谈论我们所爱的那些动物。幸运的是，那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因此她父亲和她在“动物之友”的领导可以经常与格尔德和我一起去探望她，在她的最后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跟她在一起。
只要我活着，我就会看到她绿色眼眸中的闪光和叛逆的微笑。我们俩形成鲜明对比：我留着一头卷曲的金发，她留着几乎是寸头的黑色短发；我穿女性化的彩裙，她穿全黑的裤装。但我们的心是如此紧密相连。
这不是一本关于那场悲剧的书。这本书另有目标，它是向前看的，它试图用她所熟知和支持的理论来推进她所热爱的事业。这个理论就是我的版本的能力论（Capabilities Approach），它衡量正义的方式是询问法律和机构能否使人们（在这里则是指有感受的动物）过上合宜的繁兴生活，这种生活是由一个生物在其所处的政治和法律背景下，所拥有（或缺乏）的一系列选择和活动的机会来界定的。蕾切尔甚至在她工作单位附近的丹佛大学讲授过能力论。她读了我写的《正义的前沿》（
Frontiers of Justice
，2006）一书
，我在那本书中用能力论对动物问题进行过简要探索。我们经常讨论本书的计划，我甚至给她看了一些手稿，特别是关于野生动物的章节。我们的合作研究在本书中占很大篇幅，特别是在关于法律的章节和关于人与动物友谊的章节中。因此，我觉得她在通过我说话，我在传达我所爱之人的声音。
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西塞罗的女儿图利亚在比蕾切尔还年轻一点儿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计划建造一座纪念女儿的祠堂，以此表达他深切的悲痛和哀思。我希望本书能让蕾切尔的志业在世界范围内延续，并鼓励其他人继续她的志业，这本书也许能比那座祠堂更好地表达爱和悲伤，因为它将展现她的价值观，并将其传向全世界。
什么是能力论？为什么热心于动物正义事业的律师会关心它？
讲清楚它不是什么，这很容易。能力论不像其他一些流行的理论那样，按照与人类的相似程度对动物进行排序，或者为那些被认为最“像我们”的动物寻求特权。能力论对雀鸟和猪的关注不亚于对鲸鱼和大象的关注。它认为，当我们考虑每一种动物的需要和应得是什么时，人类生活形式是根本不相关的。重要的是它们自己的生活形式。正如人类寻求一个人类的生活中特有的善，雀鸟也寻求一只雀鸟的生活，鲸鱼也寻求一头鲸鱼的生活。（对每一个体来说，个体差异性的空间属于它们所寻求的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扩展自己，去学习，而不是懒惰地将动物想象成较低级的人类，认为它们在寻求一种与我们相似的生活。根据能力论，每个有感受的生物（能够对世界有一个主观视角，并且能够感受到疼痛和快乐）都应该有机会以该生物的典型生活形式过繁兴生活。
能力论也不像今天最著名的那个动物正义理论那样只关心痛苦和快乐，该理论基于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的古典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并由当代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46—）进一步发展。痛苦是非常需要重视的，是动物生活中的不正义和伤害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它并不是唯一需要重视的事情。动物还需要社交互动，通常是与一大群同物种成员进行互动。它们需要足够的空间来活动。它们需要玩耍和刺激。我们当然应该防止无益的痛苦，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一只动物的繁兴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果一种无痛的生活意味着放弃爱、友谊、活动力和其他我们有理由关心的东西，我们就不会选择这种生活。动物关心的事物也是多元的。有缺陷的理论会给出有缺陷的建议。
这本书要论述的主题是：当我们试图履行对上述5只动物以及其他许多动物的伦理责任时，为什么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政治和法律，以及为什么能力论是一个最佳模板——我们可以根据它来对损害和阻碍这些动物生活的做法进行道德的和政治的干预。
我在第1章首先讨论正义的含义，并讨论我们人类拥有的一些能力，这些能力使我们能够理解和应对不正义。我在接下来的三章考察目前在法律和哲学中使用的三种有缺陷的理论：第一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理论，我称之为“如此像我们”进路，它试图帮助那些看上去与人类非常相似的生物（且仅限于它们）；第二种是杰里米·边沁、J.S.密尔（1806—1873）、亨利·西季威克（1838—1900）和彼得·辛格的功利主义理论，该理论关注快乐和痛苦，并将动物生活的其他方面都简化为快乐和痛苦的量（尽管密尔在这个问题上与其他功利主义者不同）；第三种是哲学家克里斯汀·科斯嘉德（Christine Korsgaard）的康德式进路，它在尊重动物生命的尊严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我认为它在一些关键方面还不够好。
在第5章和第6章这两个核心章节中，我将阐述自己的理论，并论证动物拥有权利，即基于正义而有权过上合宜的繁兴生活。我将论述这在我自己的理论中意味着什么。然后，我将讨论一个关键概念——感受（sentience），并给出理由来支持以下说法：正义仅适用于那些对世界有一个视角的动物，而不适用于那些没有这种视角的动物，也不适用于植物。
第7章询问死亡是否总是一种对动物的伤害，并重新思考那个恒久的哲学问题：我们是否被死亡伤害。第8章考察了“悲剧性冲突”，即两个重要的伦理义务之间的冲突，这是我们在促进动物利益时经常遇到的问题；然后探讨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从而减轻我们为了解决棘手问题（如动物实验所带来的问题）而暂时不得不做出的伤害。
第9章和第10章将关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两大类动物：一类是与我们一起生活或靠近我们的动物，另一类是“野生动物”。我认为后者毕竟不是真正野生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生活在由人类支配的空间里，但“野生动物”并没有演化到可以与人类共生。在这两种情形中，我都会问能力论将建议法律和政策如何对待这些动物的生活。
第11章将转向一个关键目标，即人类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友谊，我将展示这样的友谊（甚至是与“野生”动物的友谊）如何可以存在，并认为友谊的理想有助于我们认真思考摆在自己面前的任务。最后，第12章将转向法律，我将考察国内和国际现存的法律及其诸多缺陷，并探讨我们可以利用法律中的哪些资源来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
我们人类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法律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我相信，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时刻，现在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与这个充满非凡的智能生物的世界的亲缘关系，认识到我们对它们负有的真正责任。要迈向一种真正全球性的正义，它包含一切有感受的生物。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引导这种觉醒，赋予它道德紧迫性和理论架构，并激励更多人为动物伸张正义。正如蕾切尔对水生哺乳动物的热情使我感到好奇，使我愿意踏上这段艰难的旅程，事实表明，除了做母亲的旅程，这比我生命中任何其他旅程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