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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初版于1934年。那时，学者常把当今时代称为“机器时代”，却到18世纪去寻找这个时代的起源。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一位亲戚A. J. 汤因比在19世纪80年代用“工业革命”一词来描述当时发生的技术革新。虽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原始人的技术装备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有时还夸大工具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很少触及技术对人类文化更广泛的影响。有用的、实在的东西依然不属于真善美的范畴。
《技术与文明》打破了这种忽视技术的传统。它不仅首次总结了西方文明的千年技术史，而且揭示了由修道院生活、资本主义、科学、玩乐、奢侈品和战争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与发明家、工业家和工程师更具体的成就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卡尔·马克思认为，技术力量（生产体系）自动演进并决定所有其他机构制度的特点；这个观点并不正确。本书的分析显示，技术力量与其他机构制度的关系是相互的、多方面的：一件儿童玩具可能导致一项新发明，比如电影；关于远距离即时通信的古老梦想可能促使莫尔斯发明了电报。
本书的主题最早出现在1930年8月载于《斯克里布纳》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题为《机器的戏剧》（ The Drama of the Machines ）。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
如果想清楚地知道机器是什么，就必须不仅了解它的物理起源，还要考虑它的心理起源，也必须评价机器产生的审美和伦理结果。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只看机器的技术成功，不及其余；我们对发明家和科学家的工作顶礼膜拜；我们有时因这些新器械的实际成功而对其称赞有加，有时又因它们成就的狭隘而对其嗤之以鼻。
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时，会发现原来的许多想法站不住脚。我们发现，机器体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人类价值观。我们还发现，普通经济学家委婉地掩盖了能源的浪费、损失和误用。从长远来看，机器给我们的物理环境造成的巨大物质变化也许不如它对我们的文化做出的精神贡献重要。
促使我重新审视这个题目的直觉植根于我的亲身经历。12岁时，我制造了我的第一台收音机。不久后，我开始为通俗技术杂志写短文，描述我对收音机的各种改进。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兴趣，我进入了史岱文森高中，在那里接受了扎实的技术与科学基础教育，特别是熟悉了家具制造、锻造、木材及金属切削、铸造等行业使用的基本工具和机械工艺。几年后，我进入当时设在匹兹堡的美国标准局水泥测试实验室，担任实验室助手，沉浸在那个典型的古技术环境中。
R. M. 麦基弗教授看了我题为《机器的戏剧》的文章后，邀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一门关于“机器时代”的进修课程。这门课不仅研究技术的经济与实用方面，而且审视技术的文化方面。据我所知，此前任何地方都从未开设过这种课程。在备课的过程中，我不仅获得了必要的资料，而且产生了撰写本书的念头。1932年，作为研究的收官之举，我前往欧洲参观那里大大小小的技术博物馆和图书馆，尤其是在维也纳、慕尼黑、巴黎和伦敦。那次欧洲之行大大丰富了《技术与文明》的参考文献和自10世纪以来各项发明的清单内容，是当时能够获得的最详细的内容，至今依然有用。
《技术与文明》的基本哲学与方法有意挑战许多流行的学术惯例，尤其是束缚着研究者的僵化程序。那种程序将研究者局限于其学科的一小部分，使之无法评价技术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副产品。我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态背景下讨论技术发展，因而避免了目前流行的将技术发展作为最重要的支配性因素的偏见。即使今天，人们依然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幼稚地把我们的时代称为“喷气机时代”、“核时代”、“火箭时代”或“太空时代”。我对旧思维方式的挑战尚未被广泛接受，也许这就是本书一字不改重新出版最好的理由。
至于我没有讨论过去30年的技术发展，我不打算为此做任何辩解。这项任务太艰巨了，就连拥有专业知识的历史学家也望而却步。出于另一个不同的原因，我也没有改动本书的原稿，以符合后来的知识发展和我自己认识的加深。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我早先的论点做了修正和补充。其中一些发表在《技术与文化》（ Technology and Culture ）杂志上，一些载于《美国哲学学会会刊》，还有一些纳入了我的著作《艺术与技术》（ Art and Technics ，1952）、《以理智的名义》（ In the Name of Sanity ，1954）和《人的变化》（ The Transformations of Man ，1956）。如果幸运眷顾于我，我准备再写一本《机器的神话》（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来进一步阐述我的这些新观点。我将在新书里审视在古代文化中已经显示出来的当今技术的负面影响，并将进一步拓展本书“今后的方向”一章的内容，纳入在上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的巨大技术成就，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同样巨大的社会危险。
《技术与文明》预示着学者态度的改变，主要是对于作为人类文化要素之一的技术史的态度，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在评价技术造成的社会与文化结果时的态度。可能本书有助于人们产生这方面的兴趣，或至少帮助建立了这类书的读者群。除了乌尔里希·文特（Ulrich Wendt）的《作为文化力量的技术》（ Die Technik als Kulturmacht ，1906）和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的《人与机器》（ Men and Machines ，1929）之外，所有泛论技术的著作，如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的《机械化的决定作用》（ 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和R. J.福布斯（R. J. Forbes）的《作为创造者的人》（ Man the Maker ），都出版于本书之后。出于同样的原因，本书的参考文献中没有A.伍尔夫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技术史》（ 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在撰写本书时，我找不到全面的技术史。幸运的是，现在这个空白被填补上了。50年代出版了五卷本《技术史》（ History of Technology ，牛津大学出版社）以及T. K.德里（T. K. Derry）和T. I.威廉斯（T. I. Williams）在其基础上写出的短小精悍的一卷本《技术史》（牛津，1961）。
由于我没有改动正文，也就没有在参考文献中添加这个领域中许多新人的贡献，特别是乔治·弗里德曼、让·富拉斯蒂耶、罗歇·凯卢瓦、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贝特朗·吉勒和雅克·埃吕尔等法国学者的大作。他们的著作沿袭了之前德国学者的传统，包括卡尔·毕歇尔、维尔纳·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甚至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若还需要更多证据证明人们对技术与我们整个文化的关系的兴趣日益增加，只需提及1959年创刊的《技术与文化》杂志（美国技术史学会的机关报）和意大利著名的《机器文明》（ Civilità delle Macchine ）杂志即可。
几年前，《代达罗斯》（ Daedalus ）杂志的编辑杰拉尔德·霍尔顿教授邀请我在《技术与文明》出版25年后从当今的角度对本书进行回顾。那次我发表在《代达罗斯》（1959年第3期）上的对我自己著作的评论相当严厉（讽刺的是有些过于严厉）。因此，在此不必多谈本书的弱点和缺点，而对本书优点的重新评价又必须由他人来做。为了确信通过出版平装本来延长本书的寿命和影响力是明智之举，我又将本书重读了一遍。虽然如此说有自负之嫌，但坦白地说，读完后，我对书中直觉的领悟和新颖的洞见印象深刻。靠着这些领悟和洞见，我常常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达成了经得起推敲的结论，并揭示出之前一直泾渭分明的各个领域之间重要的相互关系。
当时的评论者恰当地把《技术与文明》称为一部充满希望的作品，但现在令我感到庆幸的是，即使在那时，在世界尚未因人类掌握核能后出现的野蛮的道德沦丧和疯狂计划而陷入危险的时候，我就指出，许多最给人以希望的进步可能反而会造成倒退。我预见到了我后来所说的“自动机”和“本我”之间的不祥联系。上一代的读者若是看懂了本书的后半部分，就不会对后来惊人的科技进步以及各种变态和偏执的欲望感到意外。所以，虽然本书未曾提及此前30年的技术史，但解读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及其后果所必需的基本洞察力却始终贯穿其中。因此，我愿意准许本书不加修改再版：无异议！
刘易斯·芒福德
纽约州阿米尼亚
196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