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研究技术变迁中人的维度，终究避不开刘易斯·芒福德。他就此主题撰写的富有远见的开拓性著作是巨大的知识宝库，帮我们思索构成现代物质文化核心的基本义务和伦理难题。芒福德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部著作《技术与文明》对20世纪早期的普遍学术观点公开提出了疑问。后来数十年间，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人们围绕以技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的发展前景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20世纪30年代早期，芒福德开始把研究方向转向技术。当时他已经是纽约文学界的新星，出版的著作涵盖世界乌托邦思想、19世纪先验哲学和美国建筑学的演变，还出版了一本赫尔曼·梅尔维尔的重要传记。为了弄懂工具、器械和生产工艺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发挥的影响力，芒福德如饥似渴地遍览论述工业社会兴起的标准著作，却发现那些著作实质内容出奇贫乏，知识涉猎非常肤浅。当时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美国的此类学者满足于狭隘叙事，只强调18世纪以来“机器”的发展及其在塑造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芒福德注意到，尽管技术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系统性概述技术史的英文著作仍付之阙如，也没有哪部作品充分探讨过人与“技术”丰富而复杂的关系。他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除了强大的新式发动机及其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史难道不是还有很多其他内容吗？世界各地的社会难道不是在工业革命到来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技术了吗？

芒福德怀着永无休止的好奇心，在解释现代科技领域的奠基性发展时大大延长了他研究的历史时期，也扩大了他的叙事所包括的创造性活动的范围。所以，本书以10世纪的发明创造为起点稳步向前，记录了艺术、工艺、科学、工程学、哲学、金融和商业等各个领域的千年技术进步史，也讲述了相关社会惯例的演变。芒福德论称，假若不是长久的文化准备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工业革命中那些广为称颂的突破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强调了人类探索在各方面的发展，有一些初看之下似乎与技术装置和技术系统风马牛不相及。

在芒福德的叙述中，修道院与时钟的故事可能最令人难忘。在中世纪欧洲的本笃会修道院，敬神和劳作被分割为精确的时间单位，被称为祈祷时刻，用以增强修道士的宗教信仰力量。有了这个制度，就需要能够测量时间的装置，第一批简单可靠的时钟应运而生。芒福德认为，修道院“帮助给人的活动设定了有规律的集体节拍和机器的节奏，因为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可以用来实现人的行动的同步”。

在探讨这类事情时，芒福德并没有长篇大论地解释重大的突破是如何形成的。他根据能够找到的最佳学术资料（主要是欧洲的），先是简短描述历史演变的标志性时刻，随即对其历史意义展开天马行空，甚至是幽默顽皮的猜想。例如，芒福德描述了玻璃制作工艺从14世纪到17世纪的改进如何极大地推动了在今天的知识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重大发展：“玻璃帮助把世界套进了一个框子，它让人更清楚地看到现实的某些因素，并把人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被明确划定的领域，也就是框内的领域。”芒福德提出，没有玻璃工艺的改进，就不会有现代的“自我”来参与发现和发明。

芒福德的根本意思非常清楚。与普遍观点相反，现代生产的奇迹并非始于工业化时代叮当作响、喷吐白气的蒸汽机，也绝非源自詹姆斯·瓦特、理查德·阿克赖特和工业革命的其他标志性人物做出的发明或社会创新。芒福德坚称，最重要的因素不仅有实际的工具和机器，还有反映人类各种动机的活动。那些动机包括宗教信仰，也包括在科学、工程学以及无数日常活动中对美的追求。芒福德的建议清晰明确：在当今时代，利用这些资源仍会给我们带来裨益。

本书的另一个中心内容是探索后来成为现代社会决定性特征的制度的起源，例如军方对各种技术选择始终所具有的影响力。事实上，书中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是芒福德对矿山作为一切工业思想和工业方案的塑形器的描述。在他看来，15世纪和16世纪德意志地区采矿业的兴旺确立了后来数百年人们对于自然、工作、机器、人类经验乃至科学理论重心的基本态度。在芒福德的描写中，矿井张开大口，将它们黑暗而危险的执念喷遍整个社会。“采矿的典型方法并不止于矿井口，而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一切附属行业。”

读者在被芒福德引导着阅读一个个引人入胜、堪称典范的章节时，可以看到他喜欢花大量篇幅展开“宏大叙事”。但在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他的这种叙事方法不大牢靠。毕竟，谁敢说能讲清楚如此庞杂的现代技术文化呢？芒福德对这类担心毫不在意，毅然挺身而出，对专家和普通读者许诺，会给他们做出可靠而冷静的讲述。

芒福德理论的中心是关于三个历史“阶段”的系统性论点。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论点来看待植根于我们周围的技术和制度中一层层的知识、信念和技能。芒福德认为，这三个阶段并非界限分明，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重叠和渗透。最早的“始技术阶段”的技术包括从公元1000年到18世纪相当长时间内出现的各种发明和思想。下一个是“古技术阶段”，以工业时代的材料和能源为特征。芒福德认为，这个时期鲁莽轻率到了野蛮的地步。“对古技术社会状况最恰当的描述是战争状态。它的典型组成部分，从矿井到工厂，从高炉到贫民窟，从贫民窟到战场，都是为死亡服务的。”然而，在前面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技术阶段”更加成熟，给人带来了希望。这个阶段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强势亮相，其间出现了新合金、电力和更好的通信手段，也出现了在新的社会和技术项目中强调“有机性”这一高度必要的意愿。

《技术与文明》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的开创性叙事方法和翔实的历史资料，也因为它阐述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芒福德论称，技术表现了人类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我们在实际物质活动中最伟大的成功经常是深切的精神需求与最大的理性及非理性激情的投射。与此同时，生活在物质世界激发了人类意识中的创造性反应，发展出了语言、符号、仪式和丰富的灼见。芒福德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观点：“人将外部世界内化，将内心世界外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芒福德的这部著作不仅试图准确全面地讲述技术史，而且意在阐释一切人类经验的基本模式，这样的阐释比“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种普遍却笨拙的认知准确得多，也充满了可能性。

当然，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称颂技术变迁，但角度与芒福德建议的大不相同。正统观念强调的几个关键理念是：征服与控制自然是现代社会的伟大使命；效率是社会普遍适用的选择标准；现代历史表明，科学进步的积累直接增加了人类福祉；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的使命是永远保持竞争力，在技术前沿奋勇争先。在今天的语汇中，描述这类决心和努力的时髦词是“创新”。公司和科技园区都热情宣称，创新是人类的伟大使命。

《技术与文明》赞扬技术发展，不仅因为它减轻了生活的实际负担，也不仅因为它促进了生产，而且因为它能够出色地展示人类的灵性和感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深层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芒福德和任何其他现代思想家一样，对技术抱有很大的希望。然而，他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情形的审视显示，机器时代已经陷入了一场严峻的危机——大萧条。技术被普遍认为代表着“进步”，可现在似乎事情不再必然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生产机制显然满足不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说是要给所有人带来富足，事实却是遍及全球的失业、贫困、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

芒福德注意到了这一惨淡时期中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崩坏，但他并未过多纠缠这些问题，而是试图找出更深层的模式。即使在消费经济早已重焕活力，生产力攀至新高之后，这些模式仍然痼疾难解，包括对工作的严格管理，社会组织的军事化，对宝贵资源的浪费，对自然系统的粗暴破坏，对空气、土地和水的大面积污染，以及把愚蠢的消费主义鼓吹为生活的终极满足。芒福德认为，真正的问题已超出经济萧条的范畴，触及了现代技术文明的本质和我们想象这种文明带给人类的可能性时所采用的思考方法。

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技术专业人士一直对芒福德的这部著作深感兴趣，但更广泛的读者也能对书中提出的许多重大问题产生共鸣。他的案例研究和思考成果预示了后来科幻小说和电影的重大主题，如技术力量过于强大，创造出人工生命世界，看似非常理性的政治结构突然引发暴力，部分与整体、生物实体与其合成替代品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仅举一例，广受欢迎的科幻片《阿凡达》（2009年）就反映了芒福德的担忧，表现了一个渴求资源的高技术文明与一个更和平、更全面、更根深蒂固、更有机的文化之间的冲突。在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这部电影中，潘多拉星球上那些和平、理性的可爱生物最终取得了胜利。同样，芒福德希望在现代技术领域开展全面改革，这预示着当今时代发展“可持续”技术的努力和实现“绿色经济”的希望。对环境退化、石油储量减少和全球变暖的担忧，促使我们直面这本书最后一章“今后的方向”中提出的问题。“对生命体和有机体的兴趣在各个领域都开始重新觉醒，撼动了纯机械体的权威。过去一直受摆布的生命现在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在审视20世纪30年代早期现代社会的困境时，芒福德表现出惊人的乐观态度。他相信，古技术时期的过分和不公最终完全有可能通过成熟化过程得到克服，被一个彻底的新技术时期取代。届时，社会组织的形式将更加符合人性、更加规划周密、更加利于生态。思维缜密并怀有爱心的人将努力解决原始机械化社会的弊病，磨平这种社会的粗粝棱角，从内部实现社会的人道化。在那之后，芒福德目击了冷战、核军备竞赛、生态环境污染、城市和郊区生活的错乱模式、大众媒体对舆论的神秘化和他所谓的“权力复合体”的制度化统治地位。因此，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原有的信心不复存在，代之以日益强烈的怀疑。但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重温芒福德从前的思想。那时，光芒尚未被阴影遮蔽，最好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让我们把事情不可能如愿的所有理由暂且放在一边，和年轻的刘易斯·芒福德一起发问：我们希望建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兰登·温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