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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发展需要陷阱和诱饵、驱动力和拉动力、手段和目的。无疑，动力来自技术与科学这两个自我维持的领域。在铁匠、车匠、翻砂工、钟表匠和越来越多的实验者及发明者的努力下，机器确立了在生产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但是，为什么生产的规模变得如此巨大呢？机器环境本身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因为在其他文化中，虽然生产可能为公共工程和公共艺术创造了大量盈余，但它依旧是生存的一项基本需要，经常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一种连续不断、压倒一切的兴趣的中心。即使在西欧，过去的人从事劳动也是为了获得与自己的地位与阶层相符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过去封建的集体性思想意识中没有多赚钱向上爬的概念。如果日子好过，人们不会去忙于抽象的获取，而是会减少劳作。在风调雨顺的年代，人们常常维持着如波利尼西亚人或荷马时代的希腊人那样的质朴生活，把最大的精力用在艺术、礼仪和性上面。
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 Luxus und Kapitalismus ）那本书里充分表明，拉动力主要来自宫廷和王公贵族的情妇。那些人将社会的精力引向不断扩大的消费。随着阶层界限的弱化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炫富行为迅速传遍整个社会。这为赚钱这种抽象行为提供了理由，将发明者做出的技术进步推而广之。奢华生活的理想取代了圣洁生活或人道生活的理想。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死后才能进天堂，现在天堂却触手可及。宝石铺就的道路、熠熠发光的高墙、大理石铺设的厅堂，只要你有钱，就能买到。
谁都相信王宫就是天堂，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神圣性。就连备受剥削的穷苦人，也对宫廷的奢侈着迷，他们任由宫廷穷奢极侈，几乎没有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暂时打断了这样的奢华浪费。但它很快卷土重来，其贪婪程度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虚伪地许诺给遭受压榨却没有发言权的民众带来富足，以此来为浪费提供理由。事实证明，为了拔摩岛上的圣约翰想象的那种来生而放弃尘世的快乐是一条骗人的圣训。与之相似的是隐修制度，它在尘世生活中运作的结果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它不是进入天堂的前奏，而是在为资本主义事业铺路。不要急于马上享受，要为了未来的奖赏而推迟眼前的好处——19世纪的作家用这些话来劝人积累资本，收取利息。但这样的道理出自中世纪任何一个布道者之口都毫无违和感，只不过中世纪布道者劝人放弃眼前的肉体享受是为了保持美德，等到以后去天堂领取更大的奖赏。机器发展的加速能够缩小从自我克制到获得奖赏之间的时长。至少对中产阶级而言，金色大门已经打开。
清教主义和反宗教改革并未对宫廷消费理念构成多大的挑战。例如，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的好战精神与他们冷静、节俭、勤劳的生活十分契合。清教徒的生活重点就是赚钱，好似只要避免懒惰，就能摆脱魔鬼的算计，哪怕做出了恶魔般的行为。时隔很久后鼓吹这种强硬好战的清教主义的卡莱尔
认为，勤奋工作的信条是获得救赎的关键。他认为，即使是最卑鄙的拜金主义，也与事物的本性相连，因此也是通往上帝之路。但是，生产的贪婪必然与消费的贪婪齐头并进。清教徒也许会把挣得的钱再次投入贸易和工业活动，但长远来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把宫廷的理念传播得更广。总有一天，他们这种行为的最终结果会在全社会显现出来，即使也许不会影响到某个资本家的生活。清教徒冷静持重的努力之后是狂欢。在没有其他理想信念的社会中，花钱成为首要的快乐之源，最后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责任。
商品除了满足生活需要之外，还是能带来体面的好东西。它们可以积累，可以摆放在宫殿中，储存在仓库里。如果商品过多，还能暂时转为非实质的形式，如货币、汇票或信用。摆脱贫困的束缚成为一项神圣的责任。懒散本身就是一种罪过。不事生产、不做工、不赚钱的生活不再体面。贵族对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欲壑难填，结果只能对贸易商和制造商妥协，与他们通婚，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兴趣，欢迎这些新富之人。被丰富的物质扰乱了心神的哲学家苦苦思索真善美的性质。还有什么疑惑吗？实际上，真善美的性质就是任何能体现在实际商品当中、可以出售谋利的东西，是任何能使生活更轻松、更舒适、更安全、更令人身体愉悦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是更好、更舒服的东西。
最后，19世纪早期，功利主义者从社会角度对原来以发财为追求的新时代理论做了阐述。幸福是人的真正追求，它意味着为最大多数人实现最大的利益。幸福的真谛是避免痛苦，寻求快乐。幸福的多少以及归根结底人类制度是否完美大致可以用社会生产的商品数量来衡量。因此，需要扩大需求，扩大市场，扩大企业，扩大消费者群体。机器使这些成为可能，并保证了这些努力的成功。谁敢说商品已经足够，或者要求对商品的数量设限，谁就是十恶不赦。幸福与扩大生产是一回事。
也许生活在烦恼和痛苦中的时候最热烈、最有意义，在餍足的时候最乏味。一旦生存的基本条件得到满足，生活中的热烈、狂喜和安宁就不再能根据消费的物品或行使的权力来做数学计算。这是恋人、冒险家、父母、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或任何行业的从业者的平常经历，可它们不在功利主义的工作信条之内。假若边沁或穆勒之类的人物试图通过巧妙的话术来将其包括进来，只会被葛擂硬和庞得贝
之流置若罔闻。机器生产变成了一条绝对律令，比康德能想到的任何律令都更严格。
显然，就连妓女和军人都比商人和功利主义哲学家更明白这一点。在紧要关头，人为了荣誉或爱情，会毫不犹豫地冒险或放弃身体的舒适。而且，在进一步量化生活的过程中，他们至少获得了具体的东西，如织物、食物、美酒、画作和花园。但到了19世纪，这些大多变成了纸上的虚幻之物，如同沼泽里的点点磷火，诱骗人类放弃可见的物品和眼前的收获。桑巴特所谓不完整的人就此出现，就是被罗斯金讽刺地用来与希腊硬币那种整齐的“唯美”做对照的维多利亚时代粗俗的庸人市侩。不完整的人奉行典型的功利主义原则，豪言他做生意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人做生意到底是为了什么？
认为好生活就是物品充足的生活这个信念在古技术复合体形成之前即已存在。这个观念为机器提供了社会目标和存在的理由，还形成了机器的许多最终产品。当机器制造出其他机器或机械用具时，其影响通常是新鲜的、创造性的。但是，当机器所满足的欲望仍然与上层阶级在王朝专制、权力政治和巴洛克式空虚时期的欲望别无二致的时候，它所产生的效果只会导致人类价值的进一步瓦解。
简而言之，机器进入我们的文明，不是为了把人类从卑下劳作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而是为了尽力扩大由军事贵族发展起来的恶劣的消费标准对人类的奴役。自17世纪开始，西欧社会生活的混乱影响到了机器。机器给那种混乱带来了有序的表象。它许诺要填补那种空虚，但它的所有许诺都被塑造它的力量暗中釜底抽薪，那些力量包括矿工的赌博、军人的权力欲、金融家抽象的金钱目标、性权力的极力扩张以及宫廷和高级妓女营造的性替代。所有这些力量和目标在我们的机器文化中至今可见。通过模仿，它们从一个阶级传播到另一个阶级，从城镇传播到乡村。它们有好的，有坏的；有清晰的，有矛盾的；有易于控制的，有难以驾驭的。它们如同矿石，我们必须从中提炼出具有人类价值的金属。在炼成的少数几锭贵金属旁矗立着庞大的矿渣堆。不过，那里远远不全是无用的矿渣。我们甚至可以想象，有一天能够通过智慧和社会合作把毒气和成块的废料这些过去毫无用处的机器副产品用来为生命的需要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