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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机械生产受到了战场和操练场上活跃需求的推动和影响，那么另一个可能的影响则来自战争在看似太平时期的间接影响。
战争是统治阶级用来创立国家、稳固统治的主要工具。统治阶级无论为何打仗、对谁用兵，大动干戈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沉浸于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所说的炫耀性浪费的仪式。
从6世纪开始，西欧拥有武装的封建领主与崇尚和平的修道院共享经济权力，形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封建领主自12世纪以来受到自由城市的制约。绝对君主在16世纪兴起后，过去的庄园和财团实际上都被国家吸收。那些庄园和财团的权力过去仅限于地方，并不集中，因相对自治而保持着平衡。在欧洲各大首都，权力在象征意义上，部分地也在实际意义上集中在绝对统治者手中。各大首都的文化因此变得一边倒，以崇尚武力、管理严格、压迫性强为特点。路易十四的巴黎或彼得大帝的圣彼得堡最集中、最有力地体现了这些特点。在这种环境中，机器得以更加兴旺发达，因为机构生活实现了机械化。首都城市不仅是消费的中心，而且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它们因此取得的领先地位持续至今。
16世纪的奢靡浪费气势恢宏，把军队和宫廷的骄奢淫逸带入现代社会的每个角落，个中有心理上的原因。这种新的豪富归根结底与遍及全社会的野蛮任性、混乱无序、毫无信仰的生活方式相关联。它与矿工在劳作间歇时的狂饮滥赌不无相似。
军队生活显然是艰苦的。军人要放弃正常平民生活的舒适与安全。身体要求得不到满足，感官享受被剥夺，自然冲动被压制，强行军，睡不了囫囵觉，感觉极度疲乏，顾不上个人卫生——军队中的这些条件令人无法保有正常生活的体面。除了短时间的纵欲或强奸，军人的性生活也很有限。正是在这个时期，武器的机械化和严格的训练纪律消除了绅士的从容和玩票态度的最后一点残余。战役打得越艰难，费的力气越大，受的约束越紧，就越需要最终的补偿。
玛尔斯回家时，维纳斯在床上等着他。这是从丁托列托到鲁本斯的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都热衷的一个主题。维纳斯起着双重作用：她不仅直接献上自己的身体，而且她的肉欲与武士的骄傲旗鼓相当。她在战争期间遭到了冷落，所以在和平时期要求补偿她以前所受到的忽视。维纳斯的爱抚本身不足以抵消打仗时的禁欲和战场上兽性的粗暴。在身体遭到忽视后，必须得到美化。维纳斯必须得到珠宝、丝绸、香水、稀有的美酒，要尽一切可能来铺垫并延续色情仪式。她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她袒露乳房，脱掉内衣，对过路者露出大腿，甚至阴阜。从侍女到公主，所有女人在紧张的战乱时期结束时都有意无意地染上了妓女的做派。生命力就这样张扬恣肆地再次勃发。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世界的女性时尚几乎与法国督政府时期结束时一模一样，包括去除了紧身内衣，还一度去除了衬裙。
色情冲动因得不到满足而寻求额外补偿，于是外溢到每一种活动中。情妇挥霍着武士征服得来的财富。各种货物的丰裕特别突出了武士的胜利，也为他把抢劫的物品带回家提供了理由。莎士比亚的剧作《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对这种关系做了精辟的研究。但是，这种关系的经济结果比心理后果更重要。玛尔斯成为维纳斯的裙下之臣，这在经济上意味着对各种奢侈品的需求增加：缎子、蕾丝、天鹅绒、织锦、宝石和金饰以及精致的首饰盒、羽毛般松软的长榻、香水浴、私密闺房和带有恋人凉亭的私家花园，简而言之，贪婪生活的各种内容。战士若是提供不了，就必须由商人提供。如果这些东西无法从蒙特祖马的宫廷里或西班牙大帆船上抢夺，就必须在账房里挣得。在欧洲各国的宫廷和宫殿里，宗教变为空洞的仪式：奢侈几乎成了一种宗教，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来看一看与之对比的情形。中世纪时，私人奢华令人侧目，可以说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人生活。这不单是因为傲慢、贪婪和嫉妒的罪恶，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纵欲放荡，它们即便不是严重的犯罪，也至少阻碍了灵魂得救；也不单是因为仅从经济角度来看，那时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很高。中世纪注重象征，将黄金、珠宝和精巧的工艺作为权力的象征。圣母可以接受这样的供奉，因为她是天界的女王。地上的国王和王后、教皇和王公作为上天神力的代表，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奢华作为地位的象征。最后，行会举行自己的神秘仪式和盛会时一掷千金，令人目眩。不过，那种奢华具有集体功能。即使在特权阶层中，奢华也不仅意味着感官的享受。
中世纪经济崩溃的一个标志是私人权力和私人财产理想的萌生。商人、资本家、强盗和雇佣兵首领这类人和原来的贵族王公一样，企图接管并一手把持平民生活的各种功能。原来的公共功能变成了私人行为。教堂的道德剧变成了宫廷的假面剧。属于一个地方和一个机构的壁画变成了属于个人的可移动的架上绘画。中世纪限制发放高利贷，但教会在15世纪已经开始明知故犯。到16世纪，这条规矩甚至在理论上都被新教改革者抛到一边。于是，助力大规模攫取的法律机制与对贪婪生活的社会和心理需求齐头并进。当然，战争并非唯一的促成条件。新的奢华表现得最明显、最夸张的地方是宫廷。
在经济上，重心转到了宫廷。在地理上，重心转到了宫廷以及王公显贵的情妇所在的首都，那里的宫殿和高级情妇的住宅美轮美奂。巴洛克时期的伟大艺术体现在乡间别墅和城镇宫殿中。教堂和修道院也采用同样的建筑风格。在抽象层面上，很难看出教堂正厅与宫廷舞厅之间的区别。获取财富是为了达到宫廷的享受标准。“活得像王公”成为一句格言。在这一切之上的是王公显贵的情妇。获取权力和财富是为了取悦她，给她造豪宅，为她提供仆从如云，延请提香这样的大画家为她画像。在她那边，生活中各种舒适和美好的东西让她权力感爆棚，她衡量自己身体的吸引力的标准是她获得这些奢侈品的能力。当路易十四怀着感伤之情在他初次向拉瓦利埃夫人求爱的旧狩猎小屋的原址上建造了巨大的凡尔赛宫时，巴洛克的梦想达到了巅峰。这个梦想人所共有。它反映在那个时期的一切之中，不仅是肉体、石头和画布，还包括思想。它最杰出的体现也许是拉伯雷设想的“我的愿望”隐修院
。宫廷生活成为好生活的标准，宫廷的奢华消费风气逐渐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不仅全部生活都要靠马车夫、厨子和马倌的熟练劳动，而且宫廷开始引领工业生产。瓷制餐具这种新奢侈品成为普鲁士、萨克森、丹麦、奥地利的王室陶瓷厂的垄断产品，戈布兰的大纺织厂成为法国的一个主要纺织品生产中心。为了撑门面，使用掺假的货品或替代品司空见惯：用石膏模仿大理石，用镀金模仿真金，用模具制造的装饰品模仿手工制造，用玻璃模仿宝石。像在伯明翰的珠宝市场上看到的，生产替代品供大众消费取代了真正的手工制作那缓慢的原创过程。大规模生产和使用低级材料系统性地降低了价格，让经济能力不足的人能撑面子，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装饰品生产中，远早于用具的生产。随着宫廷的追求传遍社会，18世纪发生了类似征兵中引进“民主”理想所造成的变化。廉价珠宝、家用装饰品和纺织品的标准化制造与军事装备的标准化齐头并进。讽刺的是，马修·博尔顿就是靠在索霍区的工厂生产便宜货积累了资本，才能在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时为他提供支援。
专注于无关紧要的奢侈品，将其作为经济福祉的标志，这作为机器生产的前奏，在许多方面是不幸的，但它并非一无是处。机械化的一些伟大成就最初是为了迎合这种消费习惯而做出来的玩具：复杂时钟上的小人做着一系列僵硬而优雅的动作；娃娃自己会动；卡姆士（Camus）为年轻的路易十四制作的马车上了弦就能走；小鸟跟随八音盒悦耳音乐的节奏抖动尾羽。这些玩具，这些嬉戏的冲动原本是出于虚荣，却并非全无用处。玩具和没有实用目的的器具在培育重要发明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希罗提出，首次“使用”蒸汽机是为了在神庙里制造神秘气氛，令百姓敬畏。10世纪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用蒸汽操纵管风琴，是将蒸汽付诸实用的一个例子。直升机是在1796年作为玩具发明的。费纳奇镜是最早的动画玩具。最终用来制造动画的魔术幻灯据说也是17世纪的阿塔纳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发明的玩具。陀螺仪原来也是玩具，后来才被用作稳定装置。70年代玩具飞机的成功重新燃起了人们对飞行可能性的兴趣。电话和留声机也可溯源到用于玩耍的自动机，而17世纪最强大的发动机——玛丽宫的水轮——是抽水注入凡尔赛宫各处的巨型喷泉的。对旅行速度的愿望也先是表现为游玩的形式，然后才体现在铁路和汽车中。相当于今天的观光铁路的空中走廊比这两个实用装置出现得都早。
简而言之，机械真理有时最初体现在玩乐中，就像乙醚在美国原来是用于室内游戏，后来才用于外科手术。的确，成人对机器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与小孩对滚动的车轮的幼稚兴趣别无二致，不过是稍加伪装：“发动机是为成人打扮起来的水桶和铲子。”游戏精神释放了机械的想象力。然而，一旦机器开始组织起来，贵族闲来无事的取乐很快就悠闲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