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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制度下的生活一般都会退化。但正因如此，才需要把它明明白白地讲清楚。
在对人的治理中，强力只是耐心、智慧和合作努力的粗糙替代品。如果诉诸强力不是最后一招，而是成为行动中的常态，那说明社会处于极端虚弱的状态。假如一个孩子被另一个人百般刁难，却不明原因，又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他经常会用一个简单的愿望来解决问题：盼那个人死。军人和这个孩子有着同样的不明和同样的愿望，不同之处在于军人能够直接把愿望付诸实施。杀戮是对生活最大的简化，与机器切实合理的限制和简化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文化努力将看法、愿望、价值和目的更彻底地区分开来，将它们维持在一种不断变化但维持着稳定的平衡状态之中。战争却是要强行推进一致性。对于自己无法理解又不能利用的东西，军人的办法是全部予以消灭。
底层士兵出于力求简单这个可悲的愿望，对许多事情持非理性态度。他企图用武力来代替同情和理解，代替自然的忠诚和凝聚力，简而言之，代替社会生活的有机进程。在此过程中，他创造了征服和反叛、镇压和报复交替的节奏，这种节奏贯穿了人类的漫长历史。即使像后来秘鲁的印加帝国那样在征服中使用了聪明甚至是有益的方法，所引起的反应也事与愿违，因为恐怖主义和恐惧扼杀了人的精气神。军人为了成为主人，帮助创造了一个奴隶种族。
至于军人敢于面对死亡的自尊，不可否认它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提升了生命的品质。但这种勇气不仅英雄有，歹徒和土匪也有。军人认为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培育这种精神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矿井、船舶、高炉、桥梁或摩天大楼的钢架、医院病房、产床，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勇气。其实，人的勇气在这些地方比在军人的生活中常见得多，因为一个军人最好的年华也许都消耗在无用的操练中，除了无聊，没有更大的死亡威胁。除了军人内心深处的求死之念，对生命价值的无感是军事纪律最邪恶的影响之一。
从军的人通常智力不高，像恺撒或拿破仑这样聪颖出众的军人是惊人的例外，这对人类来说是一大幸运。如果军人的思想和身体一样活跃，如果他的头脑训练和体能操练一样坚持不懈，文明可能早就被消灭了。这就是技术的悖论：战争刺激发明，但军队抵制发明！经惠特沃斯
改进后的大炮和步枪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被拒是一个重要例子，代表了当时的常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曾抱怨过德国陆军和海军对技术进步的类似抵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陆军迟迟未采用坦克。这表明，即使是“伟大”的军人，也不免麻木迟钝。所以，军人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他自己搞的简化和捷径的主要受害者。他为了实现机器般的精确和规整，失去了机敏反应和适应的能力。难怪在英语中，to soldier的意思是工作没有效率。
总而言之，机械化与军事化的结合是不幸的，因为它容易按照军事模式来限制社会群体的行动，还鼓励在工业中使用军人式简陋粗糙的手法。催生了机器的现代形式的是军队这样的强力组织，而不是更有人情味和合作精神的手工业行会，这对整个社会都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