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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领域，除了懒散和因循，对凶残的发明从来没有心理上的障碍。发明本身没有限制。
可以说，人道的理想来自环境的其他部分：牧人或旅行者在星光下沉思，如摩西、大卫和圣保罗；在城市中长大的人密切观察人类和睦相处的条件，如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和平与友好合作的观念，将其作为比征服他人更高级的道德表达。圣方济各和印度的智者显示，友爱的感情经常扩展到整个生命世界。不错，路德是矿工的儿子，但他的生平证明而不是削弱了上述论点：骑士和士兵对敢于挑战他们的穷苦农民展开残暴镇压的时候，路德积极地站在镇压者一边。
除了鞑靼人、匈人和突厥人的野蛮入侵之外，机器文化占据支配地位后，无限权力的原则才真的是无人挑战。虽然达·芬奇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为好战的王公效劳，设计出了各种巧妙的军事武器，但他依然受人道理想的制约，不肯跨越某些红线。他压下了潜艇的发明，因为他在笔记中解释说，他觉得潜艇万一落入怙恶不悛的人手中，就太可怕了。各种机器的发明和对抽象权力日益增强的信仰消除了一层又一层顾虑，打破了一道又一道护栏。欧洲人在后哥伦布时代的全球扩张中，对武器落后的野蛮人以强凌弱，大肆屠杀，连骑士精神也荡然无存。
要证明战争是培育机器的首要因素这一事实，应该回溯到多久以前呢？是使用毒箭或毒弹丸的时候吗？它们是毒气的前身。不仅毒气本身是矿井的自然产物，而且防毒面具最初也是先为矿井发明的，然后才被用在了战场上。是使用装着车轮刀的战车的时候吗？刀片随着战车的奔驰而转动，砍倒拦路的步兵。那是现代坦克的前身，而坦克是1558年由一个德意志人设计发明的，最初的坦克由里面的士兵手动驱动。是使用燃烧的石油和希腊火
的时候吗？上次大战
中使用的机动性更强、更有效的火焰喷射器就是从这种公元前很久就开始使用的武器脱胎而来的。是最早出现强力投石机和投矛机的时候吗？这些武器显然是在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当权期间发明的，在他公元前397年远征迦太基中派上了用场。罗马人的石弩能够把重约57磅的石头投掷到400~500码
开外，用来投石的巨型木制十字弓弩哪怕在更远处，也能准确命中目标。罗马社会的这些精确器械比渡槽和浴室更接近机器。大马士革、托莱多和米兰等地打造刀剑的铁匠因其高超的冶金技术和制造武器的精良工艺而名声远扬，他们是克虏伯和克勒索的先驱。就连利用物理学手段来增加作战效力的做法也源远流长。据说阿基米德曾在叙拉古用镜片将阳光集中反射到敌方舰队的船帆上，将敌方舰队烧毁。亚历山大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斯提西比乌斯（Ctesibius）发明了一种蒸汽炮。达·芬奇也设计了一种蒸汽炮。1670年，耶稣会神父弗朗西斯科·拉纳-泰尔齐（Francesco Lana-Terzi）设计了一个真空飞艇气球，当时他特意强调了这个气球在战争中的用途。简而言之，士兵、矿工、技术员和科学家之间的伙伴关系由来已久。若是把现代战争的恐怖视为一种在根本上无辜的、和平的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意外结果，就是忘记了机器历史的基本事实。
军人在军事技艺的发展中当然可以自由借鉴其他行业的技术。骑兵和舰队等机动性较强的兵种分别来自畜牧业和渔业。阵地战，从罗马兵营的战壕到城市的重型砖石防御工事，则是来自农民。事实上，罗马大军征服各地不仅靠剑，还靠锹。围城战的木制器械，如攻城槌、投石器、云梯、攻城塔、石弩等等，都明显带有樵夫的印记。不过，现代战争中最重要的事实是自14世纪以来机械化的稳步提高。尚武主义加快了机械化的步伐，开辟出一条直通大规模标准化现代工业的大道。
概括来说，第一个伟大的进步是东方已经在使用的火药被引进西欧。14世纪早期出现了第一批大炮，或称纵火罐，然后以慢得多的速度出现了手枪和火枪等手持武器。在这种发展的初期，连发开火被设想出来，管风琴枪被发明，那是第一种机枪。
火器对技术有三重影响。首先，无论是枪炮本身还是炮弹，都需要大量使用铁。盔甲制作固然需要铁匠的技能，但大炮的增多需要规模大得多的合作制造，老式手工艺制造不再能满足要求。因为森林被毁，所以从17世纪起，人们开始试验用煤来炼铁。一个世纪后，英国的亚伯拉罕·达比
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煤炭从此不仅是新兴工业力量的关键，而且成为军事力量的关键。法国直到1550年前后才建起第一批高炉，但到那个世纪末，法国已经有了13家铸造厂，全部用于制造大炮。除此之外，唯一重要的产品是长柄大镰刀。
其次，大炮是新型动力机器的发端。从机械角度来看，大炮是一种单缸内燃机，是现代汽油发动机的雏形。早期试验使用爆炸性混合物来推动电动机时，曾试图使用粉末状燃料，而不是液体燃料。由于新型炮弹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大炮还产生了另一个结果：它促进了重型防御工事的发展。这种工事包括纵横交错的外部工程、护城河和凸角，凸角的巧妙安排使得任何一个棱堡都能通过火力夹攻来支援另一个棱堡。随着进攻战术变得更加致命，防御工作相应地变得更加复杂。修建道路、开凿运河、架设浮桥、建造桥梁成为战争的必要辅助。达·芬奇为米兰大公效劳时，不仅设计军械，还主持所有上述工程活动。简而言之，战争产生了一种新型工业主管，他不是石匠，不是铁匠，也不是工艺大师，而是军事工程师。最初的军事工程师在作战中集土木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和采矿工程师的全部职能于一身。到18世纪，这些职能才开始完全区分开来。机器的发展既多亏了詹姆斯·瓦特时期那些聪明巧思的英国发明家，也同样有赖于自15世纪以来的意大利军事工程师。
17世纪，由于伟大的沃邦
的高超技术，军事攻防的艺术几乎陷入僵局。任何形式的进攻都无法攻破沃邦的碉堡，除了他自己最终制定的进攻方法。怎么能攻破这些用石块垒成的巨大碉堡呢？火炮靠不住，因为敌人也可以用火炮。唯一的办法是求助于以攻克石头为职业的矿工。按照沃邦的建议，1671年，工兵部队成立，被叫作坑道工兵。两年后，第一个矿工连成立。僵局被打破了。战斗又转移到了开阔的战场上。1680—1700年发明了刺刀后，近身肉搏的小巧技术才又成为军事艺术的一部分。
如果说大炮是第一种消除空间的现代装置，可以从远距离外发射，那么（最初被用于战争的）旗语也许就是第二种。到18世纪末，法国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旗语制度。在莫尔斯适时发明了电报之前，美国铁路部门也采用了类似的旗语制度。在现代机器发展的每个阶段，显示机器所有主要特征的从来都是战争，而非工业和贸易。地形测量，地图的使用，战役计划（比商界人士设计出组织图和销售图表早得多），协调运输、供应和生产（即残杀和毁灭），骑兵、步兵和炮兵之间的广泛分工，各自负责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最后是参谋与战场行动在职能上的区分——战争具备了所有这些特点，把竞争性商业和手工业远远甩在后面，后者的准备活动和生产活动只是小打小闹，依靠经验，没有长远眼光。事实上，军队是纯机械的工业制度必须争取达到的理想形式。贝拉米和卡贝等19世纪的乌托邦作家接受了这个事实。与对他们的“理想主义”嗤之以鼻的商人相比，他们反而更加现实。但是，结果是否理想却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