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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萌发紧密相连，甚于任何其他产业。到16世纪，采矿已经为资本主义剥削确立了模式。
在14世纪的德意志地区，自由人开始下井。那时矿井的运作依靠简单的合伙关系。矿工经常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和曾经风光如今落魄的破产者。这些自由劳动者无疑在推动德意志采矿技术的迅猛进步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到16世纪，萨克森地区的采矿技术独步欧洲，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都延揽德意志矿工去帮助改进本国的采矿方法。
矿井越钻越深，采矿活动扩展到更多地区，使用复杂的机械来抽水、拉矿石、给矿井通风，进一步利用水力驱动新型熔炉中的风箱——所有这些改进都需要更多资本，原来的工人却拿不出来。这种情况导致了出钱不出力的合伙人的加入，被称为虚位所有人，而这又导致了所有人—工人的所有权逐渐被剥夺，他们应得的利润份额被降为单纯的工资。早在15世纪就出现的对矿山股份的疯狂投机进一步刺激了这个资本主义进程。当地地主和附近城市的商人都热切参加了这场新的赌博。阿格里科拉时代的采矿业显示了工业组织方面的许多现代改进，如三班倒、八小时工作制、为便于社交而成立的各种冶炼产业行会、慈善自助团体和保险。同时，它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也显示出19世纪世界各地工业的典型特征，如阶级分化、用罢工作为防御武器、激烈的阶级斗争，最后是所谓的“1525年农民战争”。其间，矿主和封建贵族联合起来消灭了行会的力量。
合作性行会曾经是采矿业的基础，是它们促成了德意志矿业技术的复兴。“1525年农民战争”之后，行会这个基础被废除，代之以股东和董事随心所欲的贪婪和阶级统治。中世纪作为社会保护措施而制定的人道规则被抛到一边。就连农奴也受习俗的保护，也有土地提供的最起码的安全，但矿工和在熔炉前劳动的钢铁工人是自由人，也就是不受保护的工人。他们是19世纪被剥夺了权利的工资劳动者的前身。采矿业是最基本的机械技术产业。在它的发展史上，行会制度提供的约束、保护和慈善仅仅是昙花一现。这个产业几乎直接从将人视为财产的动产奴隶制的残酷剥削迈进了工资奴隶制的同样残酷的剥削。在采矿业所到之处，工人必然潦倒落魄。
但另一个方面，采矿业也是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15世纪的商业发展非常需要一种牢靠但可以扩展的货币，需要资本来为工业提供船只、磨坊、矿井、船坞和起重机这些必要的资本货物。欧洲的矿山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开采之前就已经开始提供这方面的资本。桑巴特估计，15世纪和16世纪，德意志地区的采矿业10年的收益相当于旧式贸易100年的收益。正如现代两个最大的财富来源是对石油和铝的垄断，16世纪富格尔家族的巨额财富建立在施蒂里亚、蒂罗尔和西班牙的银矿和铅矿之上。财富的大量聚集是我们所目击的循环的一部分，只是在我们的时代经过了适当变化。
首先，战争手法的改进，特别是火炮的迅速增加使铁的消耗量增加，从而导致对铁矿的更大需求。为了筹款购买日益昂贵的装备并维持新募的部队，欧洲各国统治者求助于金融家。债权人接管了王室的矿山，作为贷款抵押。随后，矿山的开发本身成了体面的赚钱渠道，其回报丝毫不亚于高得付不起的利息。在还债的压力下，统治者只得去征服新的土地或开发偏远的地方，于是循环再次开始。战争、机械化、采矿和金融相互促进。采矿是关键产业。它为战争提供了力量，增加了原始资本储备（即战争基金）中的金属含量，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武器的工业化。这两个进程都给金融家带来了滚滚财源。战争和采矿的不确定性加大了投机收益的可能性，这为金融这种细菌的兴旺发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液。
最后，矿工的劳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还有一个影响，那就是经济价值与投入的劳动力和产品的稀缺性相关联的概念。在计算成本的时候，这些是主要考虑因素。黄金、红宝石和钻石的稀少，从地里挖出铁矿石炼成可以送入轧钢厂的钢铁所需的大量劳动，这些在我们的文明中始终是衡量经济价值的标准。但是，真正的价值并非源于稀缺性或投入的劳动力。空气不是因为稀缺而具有维持生命的能力，牛奶或香蕉也不是因为人类的劳动而有营养。与化学作用和阳光相比，人的贡献并不大。真正的价值在于维持或丰富生命的力量。一颗玻璃珠也许比一颗钻石更受珍视；一张枞木桌子在美学上也许比花纹最繁复的桌子更有价值；海上长途旅行中一个柠檬的汁水也许比光有100磅
肉但没有柠檬更宝贵。物体的价值直接来自它的生命功能，而不在于它从哪里来，是否稀少，或为它付出了多少人力。矿工的价值观念和金融家的一样，是纯抽象的和量化的。是否因为所有其他类型的原始环境都包含猎物、浆果、蘑菇、枫树糖液、坚果、羊、玉米和鱼等可以立即转化为生命力的食物，而只有矿工的环境不仅是完全无机的，而且除了盐和糖精之外是完全不可食用的，所以才出现了这个缺点呢？矿工劳动不是为了爱情或获得营养，而是为了“发财”。经典的迈达斯诅咒成为现代机器最主要的特点：它触及的一切都变成了金和铁，而只有在金和铁的基础上，机器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