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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科学的鼓吹者就高度重视科学的实际价值，哪怕是只顾追求抽象真理的人和对科学的普及漠不关心的人也是如此，后者的例子是为方便彼此间私下交流而发明了电报的高斯和韦伯这两位科学家。“如果人们听得进我的意见，”弗朗西斯·培根在《学术的进展》里写道，“采用机械角度看历史是迈向自然哲学的最彻底、最根本的一步。这样的自然哲学不会在隐约、极端或迷人的空想猜测的迷雾中消失，而是能够有效地充实人的生活，为其带来裨益。”笛卡儿在《方法论》中指出：“我从中（物理的一般性限制）看到，它有可能产生对生活非常有用的知识，有可能发现与学校里通常教授的思辨哲学不同的切实方法。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火、水、空气、星星、天空以及我们周围一切其他物体的力量和行动，正如我们了解工匠的各种手艺一样。我们也可以像工匠那样把这种方法加以应用，从而使我们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是我们应该为之努力的结果，不仅是为了发明各种工艺，让我们顺利地享受大地产生的果实和它提供的所有舒适，而且也是为了保持健康，这无疑是今生所有幸福中首要的、根本性的幸福。因为头脑紧紧依靠身体各器官的状况和彼此间的关系，所以若说能找到什么办法使人比以前更聪明睿智，我相信只能到医学中去找。”
在培根的《新大西岛》里的完美国度中，什么人能得到奖赏呢？“所罗门宫”里没有哲学家、艺术家和教师，尽管培根和谨慎的笛卡儿一样，严格遵守基督教会的仪式。“所罗门宫”里有两处廊堂是“颁布法令和举行仪式”的地方。在其中一处，“我们展览各种稀奇卓越的发明成果。在另外一处，我们安放所有重要发明家的塑像。在那些塑像当中，有你们那位发现了西印度群岛的哥伦布，有船舶的发明者，有发明大炮和火药的那位僧侣，还有音乐的发明者、字母的发明者、印刷术的发明者、天文学观测的发明者、金属制品的发明者、玻璃的发明者、丝绸的发明者、葡萄酒的发明者、玉米和面包的发明者、糖的发明者……我们会为每一项有价值的发明的发明者立像，并让其名利双收”。在培根所写的这个幻想故事中，“所罗门宫”是洛克菲勒研究所和德意志博物馆的结合体。若说哪里有改善人的生活的办法，肯定是那里。
请注意：在所有这些对科学和机器将扮演的新角色的猜想中，没有模糊不清或匪夷所思的内容。在战场指挥官计划出详细的进攻战术之前，科学这个总参谋部早已制定好了战略。厄舍指出，17世纪的发明并不算多，技术想象力远超工匠和工程师的实际能力。达·芬奇、安德里亚
、康帕内拉
、培根、写下《显微图谱》（
Micrographia
）的胡克，以及写下《科学探究》（
Scepsis Scientif ca
）的格兰维尔
都概述了新秩序的具体特点：其目的就是用科学推动技术进步，引导技术去征服自然。培根的“所罗门宫”虽然是在意大利的林琴科学院建立之后才设想出来的，但它是1646年在伦敦齐普赛街的牛头酒馆举行第一次会议的哲学学会的发端。1662年，哲学学会并入伦敦皇家学会。这个学会设有八个常设委员会，排在第一的委员会的任务是“审议并改进一切机械发明”。20世纪的实验室和技术博物馆都起源于身为廷臣的哲学家培根的设想。他对我们今天的任何行为或做法都不会感到意外。
胡克对这种新方法能够产生的成果信心满满，他写道：“我们会统括人的才智或（更有效的）人的努力能够取得的任何成果。我们做出的发明不仅有望与哥白尼、伽利略、吉尔伯特、哈维的发明同样重要，也与大多湮没无闻的发明者发明的火药、航海罗盘、印刷术、蚀刻术、雕刻、显微镜等同样重要，而且我们还会有很多远超他们的发明，因为达成那些发明的方法看起来与我们的方法相似，却不完美。所以，如果我们的方法得以彻底执行，还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交谈和争论很快会变为实际行动。空想出来的一切美梦、意见和形而上学性质的东西很快会消失无踪，让位于牢靠的历史、实验和作品。”
当时最为风行的乌托邦，如基督城、太阳城，更不用说培根作品中的相关片段或西拉诺·德贝热拉克
比较次要的作品，都在思索能否利用机器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机器能取代柏拉图所说的正义、节制和勇敢，也能取代基督教的恩典和救赎的理念。机器成为新的造物主，要创造新的天地，至少创造一个将领导野蛮的人类走进应许之地的新摩西。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这方面的预兆就已经出现了。罗杰·培根说：“现在我要提到一些艺术和自然的奇妙作品，它们与魔法无关，也是魔法做不到的。可以制造器械，使一个人独自操纵最大的船只快速行驶，比满载水手的船都快。可以制造无须动物拉动就能飞速前进的战车。人制造出的飞行工具可以像鸟儿一样用人工翅膀振翅高飞，人舒舒服服坐在里面思考任何问题……还能制造出使人在海底行走或不用船只在河里通行的机器。”列奥纳多·达·芬奇做出的发明和制造出的各种装置的清单看起来活像当今工业世界的概要。
但到17世纪，自信的声音增强了，实践的冲动更加普遍、更加急迫。波尔塔、卡丹、贝松、拉梅利和其他聪颖的发明者、工程师和数学家的著作证明了人类技能的提高和对技术日益高涨的热情。施文泰尔（Schwenter）在《引人入胜的物理数学》（
D
é
lassements Physico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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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ques
，1636）中谈到了两个人如何靠磁针彼此沟通。格兰维尔说：“后人买一双翅膀飞往最遥远的地区将如同我们现在买靴子旅行一样司空见惯。未来同远在印度群岛的人通过心灵相通来交流将变得和今天写信一样不足为奇。”西拉诺·德贝热拉克想象出了留声机。胡克指出，“在1弗隆
开外听到耳语声并非不可能，而是已经做到了。也许事物的性质决定即使把距离再增加10倍也有可能做到”。胡克甚至预言了人造丝的发明。格兰维尔又说：“我坚信，后人会发现今天仅是传说的东西将变为现实。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去南半球，甚至去月亮旅行都不会比去美洲更奇怪……返老还童、起死回生也许终于不必靠奇迹也能做到。未来的农业把现在相对贫瘠的世界变为天堂也并非全无可能。”（1661年）
17世纪的展望无论缺少什么，都不缺对于机器即将出现、迅速发展和深远意义的信心。时钟制造、计时、空间探测、修道院的规则、资产阶级的秩序、技术设备、新教的抑制、魔法的探索，最后是物理科学本身的有序、准确和清晰，这些活动分开来看也许都无足轻重，但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张复杂的社会和思想网。这张网支撑得起机器的巨大重量，并能进一步扩大机器的运作。到18世纪中叶，初步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关键的发明已经完成。自然哲学家、理性主义者、实验家、机械师等聪明人组成了一支大军，人人目标明确，满怀必胜的信心。地平线上刚刚现出一丝光亮，他们就声称黎明已经到来，宣告黎明是多么迷人，新的一天是多么灿烂。其实，他们宣布的是季节的转换，可能是气候本身的周期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