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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机械的思维和巧妙的实验产生了机器，那么严格的组织管理则为机器的成长提供了土壤。社会进程与新思想和新技术携手并进。在西方各国转向机器很久以前，机械性已经是社会生活的一个要素。在发明家创造出发动机代替人工之前，统治者已经对大批人实施了严格的训练和管理。他们找到了把人变为机器的方法。为建造金字塔运送巨石的奴隶和农民跟着鞭子噼啪作响的节奏拼命地拉；在罗马桨帆船上操桨的奴隶被链子锁在座位上动弹不得，只能做有限的几个机械动作；马其顿方阵秩序井然、步伐整齐，对敌攻击势不可当。这些都是机械现象。只要是把人的行动和运动变为纯机械性因素，就属于机器时代，哪怕不在机械意义上，至少在生理学意义上如此。
从15世纪开始，技术发明和严格管理相互作用。机器、风车、枪炮、时钟和仿真机器人的数量与种类的增加暗示了人的机械特质，并表明比较微妙复杂的生物体可与机械体相比拟。到17世纪，这种兴趣的转向体现在了哲学上。笛卡儿在分析人体生理学时指出，人体运作除了受意志指导以外，其余的“在熟悉不同自动机的各种动作的人看来一点也不奇怪。自动机就是人制造出来的会动的机器，其运作所需的零部件与任何动物体内大量的骨骼、神经、动脉、静脉和其他组成部分相比为数寥寥。熟悉自动机的人会把人体视为上帝造的机器”。不过，反之亦然：人类行为的机械化为机械对人的模仿铺平了道路。
在步步惊心、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人通常会转向绝对权威寻求慰藉。如果不存在绝对权威，人就会自己造一个出来。严格管理给了当时的人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确定性。如果说中世纪秩序崩坏的一个现象是天下大乱，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是去做海盗，去发现新大陆，去开辟处女地，那么与之相关联的另一个现象则强行将社会纳入了严格管理的模式，那就是教官和簿记员、士兵和官僚那一板一眼的日常活动。这些特别善于严格管理的人在17世纪大行其道。账房和商铺里的新兴资产阶级把生活简化为一连串仔细安排的例行活动。做生意的时间、吃晚餐的时间、享乐的时间等一切都经过仔细衡量，如同特里斯特拉姆·项狄
的父亲性交那样有条有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项狄的父亲在每月给时钟上弦的时候才会性交。支付有时间规定，合同有时间规定，工作有时间规定，吃饭有时间规定。从此以后，一切都被打上了日历或时钟的印记。在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这样的新教传道士眼中，浪费时间成了最可憎的罪孽之一。把时间花在区区社交上，甚至是用于睡觉，都应受到谴责。
新秩序的理想人物是鲁滨孙·克鲁索。难怪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美德一直被用来教育孩子。在关于“理性经济人”的20篇睿智的论文中，鲁滨孙都被用作样板。鲁滨孙·克鲁索的故事具有代表性，不仅因为故事的作者是属于新一代作家的专业记者，还因为这个故事把灾难和冒险的因素与发明的必要性结合到了一起。在新的经济制度下，人只能靠自己。占统治地位的美德是节俭、有远见和因地制宜。发明取代了保持形象和谨遵礼仪，实验取代了沉思冥想，演示取代了逻辑推理和权威定论。即使独自一人流落到荒岛上，也能靠冷静的中产阶级美德化险为夷……
新教强化了中产阶级这些冷静自持的特点，并为其赋予了上帝的认可。不错，金融的主要手段是天主教欧洲的产物，新教则被赞扬为将人从中世纪的陈规陋习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又被谴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源头和精神依据。新教对于这一赞扬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于这一谴责是代人受过，冤哉枉也。不过，新教的特殊作用是将金融纳入圣洁生活的概念，把宗教赞成的苦行主义变成追求尘世间财物和地位的工具。印刷品和货币这两种抽象物品是新教的坚实基础。宗教不仅存在于历史上通过教会并且靠繁复的仪式与上帝沟通所形成的共同的宗教精神，还存在于脱离了公共背景的圣言之中。归根结底，个人在天国正如在证券交易所里那样，必须靠自己。通过艺术来表达共同的宗教信仰是一个骗局。因此，新教徒把教堂中的绘画雕塑一扫而空，只留下四壁石墙。他不信任一切绘画，可能只有体现他正直的肖像画除外。他将戏剧和舞蹈一律视为魔鬼的邪恶淫荡。新教徒的思想世界中清空了生活中的各种感官享受和温暖的欢欣。有机体消失了。时间是真实的，要守时！劳动是真实的，要努力！金钱是真实的，要节省！空间是真实的，要征服！物质是真实的，要测量！这些是中产阶级哲学的现实和要求。除了神的救赎这个硕果仅存的概念之外，一切冲动均被置于重量、尺寸和数量的支配之下。一天和一生的活动都得到严格管理。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一套符合道德的簿记系统，最终完成了这个过程。不过，在富兰克林之前，耶稣会也许已经有了这个系统。
权力动机在中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是怎么分离出来并得到加强的？
生活的各个要素共同织就了文化之网，不同要素互相牵连、彼此抑制，也互相体现。中世纪末期，这张网破裂，一个碎片逃逸出去另起炉灶，形成支配环境的意志。要支配，不要培育；要夺取权力，不要守规矩。显然，对一系列复杂事件不能如此简单地一言以蔽之。造成这个变化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强烈的自卑感。也许人看到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实际成就之间令人惭愧的差距。另外，还有教会所宣扬的慈悲和平与教会实际发起的无尽的战争、仇斗和敌对之间的差距；圣人教诲的圣洁生活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所过的荒淫生活的差距；对天国的信仰与实际生活中的污秽、混乱和苦难的差距。既然靠上帝的恩典、欲望的和谐与基督教的美德无法获得救赎，还不如干脆转而通过获取权力来消除自卑感，克服挫败感。
无论如何，原来思想和社会行动方面的整合已经瓦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老规矩不再合时宜。老规矩的起源是罗马帝国的野蛮以及罗马帝国最终的衰败所带来的苦难和恐怖，是对人生和命运的一种封闭的、从根本上说也许是神经质的观念。基督教的态度和思想与自然世界和人类生活的事实完全不沾边。所以，一旦航海与探险、新宇宙学、新的观察与实验方法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就断无可能回到旧秩序残破的壳中去。天国与尘世之分已经严重到无法忽视，巨大到无法逾越。人的生活在旧秩序的壳外大有可为。最简单的科学，也比最优雅的经院哲学更接近时代真理。最笨拙的蒸汽机或珍妮纺纱机，也比最周全的行会规章更高效。最微不足道的工厂和铁桥，也比雷恩
和亚当
最高明的建筑物给建筑业带来更大的希望。第一码机织布或第一个简单的铸铁制品可能比切利尼
的首饰或雷诺兹的油画更有美学意义。简而言之，活的机器比死的有机体强，而中世纪文化这个有机体已经死亡。
从15世纪到17世纪，人生活在一个空虚的，且越来越空虚的世界中。他们虔诚祈祷，重复熟悉的宗教仪式，甚至重拾自己早已抛弃的迷信，以恢复失去了的圣洁。所以，反宗教改革运动才表现出如此激烈而空洞的狂热，在启蒙运动日益扩大的同时做出烧死异教徒、迫害女巫等倒行逆施的行径。人抱着新的、近乎信念的强烈感情重新投入中世纪的梦想，满怀热情地雕刻、绘画和写作。确实，有谁雕出的石像能比米开朗琪罗的石像更雄伟？有谁写出的作品能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激情洋溢、活力四射？但是，这些艺术与思想作品的表面之下，是一个死去的世界，一个虚空的世界，什么样的潇洒和华彩都填补不了那种虚空。艺术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因为通常恰恰在文化和社会解体之时，人的思想活动才会迸发出在社会稳定、生活总体令人满意的时候不可能出现的自由与活跃。但是，梦想本身也已经空心化。
人们不再毫无保留地相信天堂、地狱和圣徒相通，更不再相信他们过去心中所想并通过绘画和雕塑表现出来的那些摆着优雅却空洞的姿态的安详的男女神祇、风中精灵和智慧女神。这些超自然的形象虽然来源于人，也回应了人的某些长期需求，但已经变成了幽灵。看看13世纪祭坛上的婴儿耶稣：婴儿躺在祭坛上，圣母马利亚因圣灵的到来而惊呆，并接受了赐福；对神话的表现非常逼真。再看看16世纪和17世纪画作中的圣家族：打扮时尚的女子抱着胖胖的小婴儿，神话不复存在。开始只留下华美的衣服，最后活生生的婴儿也被一个机械木偶取代了。力学成了新宗教，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救世主——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