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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前后开始清晰化的一系列伟大技术进步建立在生命体与机械相分离的基础之上。实现这个分离的最大阻碍应该是根深蒂固的泛灵论思维习惯。尽管如此，过去也曾做过这样的分离，其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轮子的发明。即使在比较先进的亚述文明中，也是靠雪橇在平地上运送巨大的雕像。无疑，最初生出发明轮子的念头是因为观察到滚动圆木比推动圆木更省力。但是，树木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修剪树木也很可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到了新石器时代，某个发明者才做出了这个令人震惊的分离，使得造车成为可能。
只要认为万物无论是否有生命，皆有灵性，只要指望一棵树或一艘船的行为与生命体别无二致，就几乎不可能将某个特殊功能作为一套机械程序分离出来。像埃及工匠把椅子腿做成小牛腿的形状那样，想要复制有机体，想要召唤巨人和精灵来获得力量，而不是创造出巨人和精灵的抽象对等物，这种幼稚的愿望迟滞了机器的发展。抽象经常来自自然的启发。例如，也许是天鹅振翅给了人们制造船帆的灵感，大黄蜂的蜂窝启发人们想到了造纸的方法。反过来，人体本身就是一种微型机器。手臂是杠杆，肺是风箱，眼睛是镜头，心脏是泵，拳头是锤子，神经是与一个中心站相连的电报系统。不过，总的来说，机械器具的发明早于对生理功能的准确了解。最没用的机器是对人或动物逼真的机械模仿。沃康松（Vaucanson）发明的织布机史上有名，但没人记得他造出的机器鸭，尽管那只鸭子十分逼真，不仅会吃食，还能消化和排泄。
直到能够从整体关系中剥离出一套机械系统，现代技术才得以起步。达·芬奇的第一架飞机企图复制鸟类翅膀的动作。阿德尔（Ader）1897年发明的蝙蝠状飞机今天展示在巴黎国立工艺学院中，那架飞机的机身做得像蝙蝠的身体。而且，似乎为了用尽动物界所有值得模仿的对象，飞机的螺旋桨由一片片薄薄的木片做成，酷像鸟类的羽毛。同样，像人的手臂和腿的动作那样的对应运动被认为是运动的“自然”形式，这种观念被用作理由来反对关于涡轮机的最初设想。在布兰卡（Branca）于17世纪初绘制的蒸汽机蓝图中，锅炉是人的头颅和躯干的形状。奇怪的是，一架成熟的机器最有用、最常见的特征之一——圆周运动——却是自然界中最少见的。就连星星的运行轨道也不是圆形。除了轮虫之外，人在舞蹈和体操中偶尔的手翻动作显示，人才是圆周运动的能手。
技术想象力的具体成就在于：把提举的力量与手臂分离，制造出起重机；把劳作与人和动物的动作分离，制造出水磨；把光与木头和油的燃烧分离，制造出电灯。千百年来，泛灵论一直是这个发展的拦路虎，因为它把自然的面貌掩藏在潦草的人形后面，就连星座的划分也依照与生物微不可辨的相似之处，如双子座或金牛座。生命不满足于自己的地盘，不可抑制地流入石头、河流、星星和所有自然要素。因为外部环境与人密切相关，所以它的变化无常和胡作非为是对人自身混乱的欲望和恐惧的反映。
既然世间万物似皆有灵，既然这些“外部”力量构成了对人的威胁，那么人的权力意志能够采用的唯一逃脱方法就是约束自己或征服他人。前者靠宗教，后者靠战争。我将在另一处讨论战争的方法与刺激对机器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至于对个性的约束，这在中世纪是教会的职责。当然，教会的努力在农民和贵族当中效果不彰，他们仍坚持异教的思维方式，教会无奈只得让步。教会最成功的地方是修道院和大学。
在这些地方，泛灵论被相信一神无所不能的信仰挤压，一神的权责被扩大到人或动物的能力完全不能比拟的程度。上帝创造了一个有序的世界，由他的律法主宰。上帝的行为也许难以揣摩，但绝非任性乱为。宗教生活的全部任务是造就对上帝之道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谦卑态度。如果说中世纪的基本信仰从未摆脱万物有灵的迷信，那么经院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教义其实是反泛灵论的，其要义是：上帝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只有教会才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
这个区分的意义完全体现出来，要等到后来经院哲学家自己遭到唾弃的时候。笛卡儿等继承了经院哲学思想的人开始利用人的世界与上帝世界的分隔，在纯机械的基础上描述整个自然世界，只把人的灵魂这个教会的专责范畴排除在外。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中表明，正是因为教会相信存在着一个有序的独立世界，科学才能如此信心十足地大踏步前进。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可能经常对上帝心存怀疑，甚至相信无神论。他们即使身处教会控制之下，仍对教会无情嘲笑。但17世纪那些严肃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儿、莱布尼茨、牛顿和帕斯卡等人，无一不虔诚敬神，这也许并非偶然。技术发展的下一步是秩序从上帝手中转移到机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笛卡儿自己完成的。到18世纪，上帝变成了永恒的钟表匠，他构想并创造了宇宙之钟，给它上了发条。上帝的任务至此完成，直到这个机器最终坏掉，按19世纪的观念就是直到工厂坍塌。
完备的科学技术方法意味着灭除自我，也就是尽可能地消除人的偏见和喜好，包括人对自身形象的喜爱和对自己的幻想信以为真的本能。整个文化为此能做的最好准备莫过于扩大修道院系统，建立多个立志在严格规制下简朴苦修的社群。修道院是一个相对非泛灵的、非有机的世界。肉体的诱惑在理论上被降到最低，尽管在实践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也无论如何比世俗生活少得多。突出自我的努力淹没在集体的常规活动中。
修道院和机器一样，必须靠外部更新才能维持。除了女修道院用类似的方法组织管理女性之外，修道院像军队一样，是纯粹的男性世界。在磨砺、约束和集中男性的权力意志方面，修道院也与军队别无二致。在宗教团体中，军事指挥官层出不穷。代表反宗教改革理想的宗教团体由一个军人出身的人担任首领。属于首批实验科学家的罗杰·培根是修士。1544年扩大了符号在代数方程中的应用的米夏埃尔·施蒂费尔
同样是修士。在机械师和发明家的名单上，修士名列前茅。修道院的精神训练即使没有积极推动机器的发展，也至少消除了许多不利于机器发展的影响。佛教徒固然也有类似的修行，但西方修士的苦修产生了比转经轮更加复杂多样的机械。
教会制度可能还以另一种方法为机器铺平了道路，那就是对肉体的蔑视。对肉体及其器官的尊重在过去所有古典文化中都根深蒂固。有时，人们在想象力的驱使下可能会用另一种动物的部分或某个器官象征性地替代人体部分，古埃及鹰头人身的守护神荷鲁斯就是例子。但是，这样的替代是为了加强某个器官的质量，提升肌肉、眼睛或生殖器的力量。宗教游行中抬的阴茎模型比人的实际器官更大更强。诸神身形高大，以突出他们的活力。在古文化中，礼赞生命的仪式一般都强调对肉体的尊重，大力赞美人体之美和肉体享受，就连在印度阿旃陀石窟里画壁画的僧侣也迷醉其中。人体在雕塑中被奉上神坛，希腊人的体育场或罗马人的浴场对身体的保养更加强了人对有机体固有的重视。普罗克汝斯忒斯
的传说典型地反映了古典时代的人对损毁身体的恐惧和愤恨。床应该适应人，不能把人的腿或头砍掉来适应床。
即使在基督教的鼎盛时期，这种对肉体的重视也从未消失。每一对情侣都通过对彼此身体的享受来重申这种重视。同样，贪食之罪在中世纪普遍存在，这见证了肚腹的重要性。不过，教会的系统性教诲是反对肉体及其相关文化的。肉体一方面是圣灵的圣殿，但本性又是污秽邪恶的。肉体容易腐化。要过上虔诚的生活，必须让肉体受苦受难，通过禁食禁欲来减少肉体的欲望。这就是教会的教诲。虽然不能指望广大人类都严格遵守，但对裸露、使用和赞美肉体的反感确实存在。
公共浴室在中世纪相当普遍，但与文艺复兴时期弃用公共浴室后自以为是的想法相反，真正虔诚的人不重视清洗身体。他们穿着磨皮肤的粗毛衬衣，鞭打自己，怀着慈悲之心关注身上长脓疱的人、麻风病人和身体畸形的人。中世纪的正统思想憎恶肉体，不惜对其施加暴力。他们可能不怨恨能够模仿身体这个或那个动作的机器，反而可能欢迎机器。机器的形状并不比残疾破败的男女的身体更丑陋或更恶心。就算机器的样子恶心丑陋，那正好不会对肉体形成诱惑。1398年《纽伦堡纪事报》的作者可能会说：“显示奇技淫巧的带轮子的机器是魔鬼的直接产物。”然而，教会不知不觉间正在培养魔鬼的门徒。
无论如何，机器发展最缓慢的领域是具有保护和维持生命的功能的农业。机器兴旺发达的领域恰恰是对身体最不友好的地方，即修道院、矿井和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