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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中的机器最早是在哪里形成的？显然，机器的起源不止一处。我们的机器文明不仅包括各种技术器械，还汇集了众多习惯、思想和生活方式，其中有的起初与它们帮助创造的文明截然对立。但是，新秩序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世界的总体图景中：在机器出现后的头七个世纪中，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发生了非凡的变化，影响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定量思维方法在自然研究中的应用，首先体现在对时间的定期测量上。新的机械时间观念部分源自修道院的日常生活。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强调，经院哲学相信宇宙由上帝安排，这个信念十分重要，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之一。但是，这个信念的基础是基督教教会制度的秩序。
古代世界的技术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传至西西里岛和科尔多瓦，萨莱诺因此得以在中世纪的科学和医学进步中着人先鞭。然而，最先表现出对秩序和力量的渴望的是西方的修道院。经历了伴随罗马帝国崩溃而来的长期动荡、流血和混乱之后，人们期盼一种与靠武力统治弱小者迥然不同的秩序和力量。修道院的高墙内是一块净土，一切都井然有序。意外、疑惑、突变和反常都被挡在外面。外面的世俗世界起伏动荡、反复无常，高墙内却是本笃会会规铁一般的纪律。本笃会把每日祈祷的次数增加到七次。7世纪，教皇萨比尼昂发布圣谕，命令修道院一天24小时敲响七次钟。钟声响起标志着祷告时间开始，因此需要想办法记录祷告的次数，并确保定期祷告。
据一个已被证伪的传说，第一座现代机械钟是由一位名叫热尔贝的僧侣发明的，利用落锤作为时钟运作的驱动力。后来，热尔贝在10世纪末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可能那只是一座水钟，是古代传下来的，也许是像水轮一样直接从罗马时代遗留下来，也许是通过阿拉伯人重新传入了西方。但是，如通常一样，这个传说虽非事实，含义却是准确的。修道院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这样的生活几乎必然会产生计时器械，用来定时报时，或提醒敲钟人该敲钟了。也许机械钟直到13世纪才开始出现在城市中，用以确保有序的日常活动，但在修道院里，守秩序的习惯和对时间顺序的认真管理却几乎成了第二天性。库尔顿同意桑巴特的观点，认为本笃会这个注重工作的宗派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早的奠基者。按照本笃会的规则，劳作不再被当作诅咒。与修士干劲十足的勤奋相比，就连战争都有些黯然失色。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修道院（本笃会一度设有四万个修道院）帮助给人的活动设定了有规律的集体节拍和机器的节奏，因为时钟不仅是计时的手段，而且可以用来实现人的行动的同步。
是不是因为基督教希望通过定期祈祷和敬神来保佑永恒的灵魂，所以守时和时序的习惯才深入人心呢？不过，资本主义文明很快就把这个习惯收归己用。对这个悖论所含的讽刺，我们也许只能接受。无论如何，13世纪已经出现了关于机械钟的明确记录。1370年，海因里希·冯·维克（Heinrich von Wyck）在巴黎制造了一座设计精巧的“现代”时钟。与此同时，钟楼造了起来，新时钟开始报时，虽然时钟直到14世纪才有钟面和指针，把时间运动变成了空间运动。日晷在阴天不起作用。水钟在冬夜可能被冻停。有了时钟，这些妨碍计时的障碍不复存在。无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时钟都叮叮当当一刻不停。很快，时钟传到了修道院以外，定时响起的钟声给工匠和商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规律。钟楼的钟声几乎成为城市生活的特征。计时变成了对时间的遵守、计算和分配。与此同时，永恒逐渐不再是衡量和关注人类行为的标准。
现代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机器是时钟，不是蒸汽机。时钟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既是机器的杰出体现，也是机器的典型象征。时至今日，没有任何其他机器像时钟一样无处不在。时钟这个精确的自动机器出现于现代技术发轫之时，似乎预示了现代技术时期的来临。经过数个世纪的进一步努力，时钟所代表的精密技术终于在工业活动的各个部门臻于完善。在时钟出现之前，就有了水磨这样的动力机械，也有各种自动装置令教堂中的信众惊叹敬畏。这些机器在希罗
和贾扎里
的著作中都有图示。但时钟是一种新的动力机械，它的动力源和传动装置的性质确保动能均匀分布到机器各处，使得规律性运作和标准化产出成为可能。从时钟与可确定的能量、标准化、自动行动以及它的最终产品——精确计时——的关系来看，时钟一直是现代技术时期最重要的机器，在各个时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它代表着其他机器都渴望达到的完美。此外，时钟还为许多其他机械装置提供了样板。随着时钟的完善，对于它内部运作的分析详细描述了时钟的各种齿轮和传动装置。这样的分析帮助各种不同种类的机器取得了成功。铁匠也许打造了成千上万套盔甲或成千上万尊铁炮，车匠也许制成了成千上万个大水轮或简易的齿轮，但他们都没有发明时钟那种特别的机械运动，也没有做到最终在18世纪造就了天文钟的那种准确的测量和精密的铰接。
此外，时钟这种动力机械的“产品”是秒和分。这种产品因其基本性质，将时间与人的活动分离开来，使人相信存在着一个可以用数学方法测量的独立世界，即专门的科学世界。这个理念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依据。一年之中各天的长短并不均衡，日夜的时长不断变化，而且从东向西哪怕移动不长的距离，也会出现天文时间几分钟的差别。人作为生物，对机械时间更是陌生。人固然有自己的生命规律，如脉搏的跳动和肺部的呼吸，但这些都随着情绪和活动而时刻发生变化。在涵盖多日的较长时间内，对时间的计量不是靠日历，而是靠事件。牧羊人会从母羊产仔开始计算时间。农民说到时间会追溯到播种时或前瞻到收获时。如果成长自有其时长和规律，那么推动成长的并非简单的物质和运动，而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事实，简而言之，就是历史。机械时间由一系列单独计算的时刻组成。有机时间，也就是柏格森所谓的绵延的效果却是积累性的。机械时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加速或倒退，如时钟的指针或电影镜头，但有机时间只有一个方向，是出生、成长、发展、衰败和死亡的循环。已经死亡的过去依然存在于尚未诞生的未来之中。
据桑代克所说，一小时分为60分钟、一分钟分为60秒的概念在1345年前后被普遍接受。这种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越来越成为行动和思想的参照点。为达到时间上的准确，对天空的天文探索更加注意天体在空间中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运动。16世纪初，据说纽伦堡的年轻机械师彼得·亨莱因发明了“用小铁块制造的多轮手表”。到16世纪末，英国和荷兰有了小型家用时钟。像汽车和飞机那样，首先接受并普遍使用这种新机器的是富裕阶层，因为只有富人才买得起时钟，也因为新兴资产阶级率先发现了富兰克林后来所说的道理：“时间就是金钱。”“像钟表一样准时”成为资产阶级的理想。在很长时间内，拥有一块手表成为成功的明确标志。文明进程的加速导致对更大动力的需求，而动力转而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
最初在修道院中形成的有序准时的生活并非人类的天性，但它现在已成为西方人的“第二天性”，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处于时钟的控制之下，认为守时是自然而然的。在许多发达的东方文明中，人们的时间意识比较松弛。印度人的时间概念非常淡漠，连真正的大事年表都没有。不久前，苏联在推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刚刚成立了一个协会，任务就是动员公民戴表，并宣传准时的好处。廉价的标准化手表先是在日内瓦生产，到19世纪中叶开始在美国批量生产，计时因此得到普及，这是精确的运输和生产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
计时曾经是音乐的特有属性，它为工场歌曲或船工号子赋予了工业价值。但是，机械钟的效果更普遍、更严格。人从起床到睡觉，一天的活动都由机械钟主宰。人如果把一天视作一段抽象的时间，冬天天黑后就不会等鸡一进窝就上床睡觉，而是发明了灯芯、灯罩、油灯、煤气灯和电灯，以便在属于白天的时间里继续活动。人一旦不把时间看作一连串的经历，而是将其视为小时、分和秒的集合，就产生了计算时间和节约时间的习惯。时间呈现出封闭空间的特征，可以将它分割、填满，甚至可以通过发明节省劳动力的器械来将它扩展。
抽象的时间成为生活的新媒介。有机功能靠它管理：人不是饿了就吃饭，而是等时钟显示到了吃饭的时间才吃；人不是累了就睡觉，而是等时钟显示该睡觉了才睡。时钟普及了，时间意识也随之普及。时间与有机序列脱节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就更容易幻想复兴古典的过去或重现古罗马文明的辉煌。最初表现在日常礼仪中的崇古心态终于上升到抽象层面，成为历史这个专门学科。在17世纪，新闻报道和期刊文学出现了。甚至在衣着方面，人们也紧随时尚中心威尼斯的脚步，每年改变服装式样，而不是过一代人的时间才改一次。
通过协调，以及对每日活动更精确的安排，机械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方面的收益固然不能仅用马力来衡量，但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协调和精确安排，今天我们的整个社会就会迅速乱套，最终崩溃。现代工业制度没有煤炭、钢铁和蒸汽也许还能勉强应付，但没有时钟，是万万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