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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时，我的哥哥汤姆还不满两岁。所以，当我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是个孩子，我在青春期时他也是个青少年，而我过完25岁生日后不久，他去世了，那时他也只不过是个青年人。但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不真实。在弟弟眼里，哥哥永远都是个大人。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学校的那天，我看到了老师从花名册上抬起头看着我的那双眼睛。“布林利？”她问道，“你是汤姆·布林利的弟弟？”目光中半是喜悦，半是警惕。哪怕我能活到100岁，我觉得我仍然会是汤姆·布林利的弟弟。他是个独特的孩子。他能让老师们振奋，也能让他们疲倦。在初中，他乘坐公共汽车到高中上数学课。在高中，他到社区大学上数学课。数学课上，你能教多快他就能学多快，而他对于其他课程的理解也超出了那些偏科数学的学生。你可以给他布置额外的作业，但永远无法除去他眼睛里那一撇狡黠的目光，好像在说：“怎么样啊老师，我还不错吧？”而且人人都必须承认这一点。他是个好孩子，开朗、耐心、乐于助人、谦虚、健康。他不爱显摆。他做一切事情都似乎游刃有余。事实上，当他口若悬河的时候，那种满足的样子让人发笑。
许久以后，汤姆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去专攻纯数学而是去攻读生物数学的博士学位，这时你能看到典型的汤姆。（按照我的理解，他的研究课题是液体在活体细胞中的流动方式。）“显然，纯数学极为优美，”他解释道，“非常典雅。物理学也同样如此。生物学则毫无典雅可言。它完全是一团糟。帕特里克，你无法相信。直到我开始阅读克丽丝塔的有机化学课本，我才相信了这一点。”（克丽丝塔是他在杜克大学的女朋友，后来是他的妻子。）“不妨让我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或我想要建造一台机器，合乎逻辑的想法是，要尽可能用最少的零件，让它们以最清楚、最有效的方式运动。但生物界的运作与此截然不同。它以最奇妙的冗余和装饰建构而成，围绕一个主题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变异。这样，即使其中四分之三出问题，生命仍旧能够继续。这就会形成鲁布·戈德堡装置
。它们确确实实是鲁布·戈德堡装置，是难以想象的复杂而又密集铺设的鲁布·戈德堡装置，确实达到了我们的大脑不足以理解的程度——最微小的细胞中隐藏着微观大都市。我认为这非常整洁。”
汤姆称这些东西很“整洁”。
还有一次，在喝了口杯子里的云岭啤酒之后，他抬起头说道：“你知道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一切活着的东西，无论是瓢虫、红杉树、迈克尔·乔丹，还是水藻，全都是从一个小小的细胞进化而来的。但你知道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吗？”他的弟弟不知道。“就那么一个简简单单的细胞。”我们静悄悄地，一边喝酒，一边深思。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汤姆左腿上的某个细胞将会突变，会变成一支癌细胞大军，对他发起围攻。
汤姆身高体壮。我们打架的时候，如果我能照着他的脑袋来一下子然后就跑，那我就很高兴了。他有橄榄球队线卫的敏捷，有克里斯·法利的幽默
，还有点儿像佛陀。我还记得，他曾经在一场大学橄榄球后备队比赛中担任中锋，但他没能抓住球，结果造成了混乱，因为他趴在地上，导致他的队友都越位了。他在比赛后不好意思地耸了耸肩，但也顽皮地竖起一根手指。“顺便说一句啊，那个裁判弄错了，”汤姆坚持认为，“那个裁判说‘越位：整个进攻方全员越位’，他应该加一句‘只有中锋没有’。”
2003年秋，汤姆去纽约读研究生。他于2005年结婚。在那两年里，我们都健康地住在那座城市里，大概每个月见面一次。这少于我与大学里的朋友见面的次数，那时候的汤姆不是一位大学里的朋友，没什么可着急的，我们的孩子将会是堂兄弟姐妹。结婚之后，汤姆觉得他的左大腿有点儿不对劲。11月，他接受了手术，切除了一个肿瘤。然而，尽管做了放疗和化疗，到了2007年1月，癌细胞还是扩散到了肺部。汤姆患病期间，我们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纽约本身似乎也变了。在大学时，让人记挂的是唱片店、餐馆和华盛顿广场的喷泉。这是一个杂乱无章、色彩缤纷的浪漫之所，是一个手拉着手与年轻的爱人散步的地方。大学以后我搬到了上城区，这里到处是摩天大楼、黄色出租车，著名的街道上矗立着著名地标，这是一个想要聊天时需要先找好地点的地方。然后，汤姆就病倒了。突然之间，我变得经常出入肿瘤科楼层的病房和汤姆在皇后区的公寓。
那间公寓。
如果我今天闭上眼睛开始回忆汤姆，我仍能看见在皇后区的他。他正坐在破旧的红色长沙发上，一叠乱糟糟的纸堆在腿上。球赛正在进行。他因为身患癌症瘦了些，还秃了顶。我去了他那里。我们的妹妹米娅也去了。父母也去了，但现在他们到酒店休息了，是已经很熟悉的那家酒店。汤姆正在研究数学，他要在最后期限之前完成工作。尽管病重，他仍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我们都在不断地打扰他。但汤姆不在意，他喜欢这样。
“嘿，汤姆。”我说。“嘿，汤姆”将会开始一个很长但很可能没必要的故事，我会不慌不忙地讲述故事的细节，因为我是世界上最喜欢给汤姆讲故事的人，而他也特别喜欢这些故事，这让我很欣慰。他靠在沙发上聆听，听的时候动作几乎可以说是缓慢的，给我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让我在他愉悦的注意力下尽情嬉闹。最后轮到他说话了。他站了起来，发表自己有关《白鲸》的观点，或者是对棒球、我们的琼妮姨妈的看法，并真正地因为这些观点而感动。或者是他讲了很长时间，最后才说出他讲的笑话的包袱。然后他坐下来，像写日记一样书写，一支被他咬过的钢笔流畅地晃动着。只不过，他写的并不是英语句子，而是希腊语，一页又一页数学领域会用到的希腊语，好像是带等号的《伊利亚特》。
这就是在公寓中的汤姆。
然而，一天下午，我接到克丽丝塔用压抑的语气打来的电话，感到非常吃惊。突然间，汤姆的身体在悄无声息、迅速地变得虚弱，而当我赶去看他时，我发现自己的哥哥真的有些害怕。
“快带他去见肿瘤科医师，”他的医生在电话里吩咐我们，“现在就去。不要管什么预约。带他上车，立刻就走。”
我们把他惯用的左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站在人行道边上等待郊区的黑色出租车，他的体重压在我肩上。
“哦，帕特里克，”他低声说，“你在忙些啥？”然后我们都笑了。
在一间单调的候诊室里，一场现代的“苦难”剧正在上演。我递给汤姆一瓶佳得乐。他发现自己没力气，拧不开盖子。他抬起沾着墨迹的左拳，一拳又一拳地敲打着瓶盖。这种事情看上去完全不可能发生，但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汤姆的情绪失控。这次是自身免疫疾病。几天后，他已经虚弱到无力眨眼睛的程度了，但他还是活了下来。
“我说，汤姆，”我有一次问他，“这是怎么引起的？”意思是有关癌症的一切。他歪着头说：“嗯，很难说。有意思的是，我用生物数学做的事情，有时候我真的能把它做得非常出色。当你想到这一点时会很吃惊。这样一种非常抽象的美丽的数学，这样一种人类基于观察和本能的语言，结果真的能够描述真实的自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说得委婉一点儿，在大多数时间里，我觉得，与我正在做的工作相比，自己显得很渺小。但是，我觉得没有谁真的知道，为什么一个软组织会癌变。”他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左腿。“但确实是有原因的。”
在自身免疫疾病最严重的时刻，汤姆将我们一个一个地叫进房间道别。离开房间的时候，我的心全碎了。我在一本医学小册子的背面写下了如下文字：
很快就无法说话了。但我还是很幸福。在很多事情上很走运。家庭。照顾克丽丝塔。很遗憾没能完成数学工作。不会放弃。不担心你。你是好样的。爱。我一直是个好人。睡着了，有人回到了录像店。人人都会受苦，现在轮到我了。人人都会死，现在轮到我了。吃了药，会让自己不痛苦，但也不想这样做。不在乎死，但不想受苦。看到人人都在变老。要保证克丽丝塔的幸福。许多幸福的回忆。与我谈话的幸福回忆。就像你在看电影时睡着了，有人在你看完之前把它还回去了。
实际情况是，他又活了一年。
医院。
总的来说，在汤姆的那间小病房里，大家心情还算愉快（其实他住过好几间病房，但在我的记忆中，它们变成了一间）。生活很简单。填字游戏，报纸，电视上的球赛，朗读书本，订午餐。汤姆在病中不再那么闲不住，他没有寻找新目标，他喜欢且热爱他一直拥有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为许多事物加了一层光晕，所以球赛变成了好球赛，书变成了好书，前来探访的朋友是好的朝圣者。所有这些都很简单，都是给他的拥抱。
汤姆喜欢拉斐尔，于是我们用图钉把《金翅雀的圣母》这幅画固定在他的病床上方。我的父亲特别赞赏狄更斯，他会打开一本平装书，朗读其中某个悲伤或者有趣的段落。以这样一种方式，伟大的艺术轻松地展现在如此平凡的场景之中，真是奇妙。我很久以来都觉得不该是这样的。特别是在大学里，我觉得，伟大的艺术是让人们瞠目结舌或者回眸观赏的东西，是比我们更高贵的人用来装饰大教堂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放在鸿篇巨制的封面封底的东西。然而现在，即使是一个如同耶稣受难那样崇高的故事，也让我们觉得很近，不那么神秘，而是在尝试平凡地表达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寻常的事。
黑夜降临后，在汤姆病情严重时，总会有一个人陪护着他，通常是克丽丝塔。他睡着的时候，我们一言不发地看电视，简直无法相信房间里会如此安静，而发生的这一切也都令人无法相信。汤姆，有趣的汤姆，他的身躯曾如此魁伟，体魄如此健壮，但现在如此温和、优雅。多么美好。我会帮他侧躺，在他疼痛的背上按摩，拳头陷进了他的肌肉。他会呻吟着，低声向我道谢。然后又重归寂静。然后我看着他呼吸。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和母亲在拂晓时分坐在他床边，我看见她正扫视着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仿佛是第一次这样做。她看看自己睡着的儿子，看看我，看看灯。那副躯体，恐惧，优雅。“看看我们，”她对我说，“看看。我们就是一幅该死的古典大师的画作。”
几个月后，我们去费城探访母亲的四个兄弟姐妹。你可以想象，埋葬了自己26岁的儿子之后，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成年子女之间的谈话是何等温馨，又何等艰难。这是我母亲的想法，要去寻找一个更简单、更安静的地方，于是我们母子俩悄悄地走了。透过车窗，我们看到城市依然正常运行，走路的人，遛狗的人，所有这些都证明，世界不会因为发生了某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而停止运行。然后我们从本·富兰克林公园路上转弯，在艺术博物馆前停下了车子。
我还记得，当时的博物馆如此寂静，就连那些雕塑也好像最近突然中了魔法。这里实在太静了，我们可以听到自己在苍白的石地板上的脚步声。我们爬上了一段通向一座金色的狄安娜雕塑的台阶，她的重心落在前脚掌上，她的手时刻拉紧弓弦。母亲走在前面，她带着我走过褪色的挂毯和被光照亮的手稿，走进了古典大师展厅。这些展厅像教堂或修道院，有彩色玻璃窗，石制的洗礼池。这是交织着苦难与优雅的神圣场景，是一位名叫莫琳·加拉格尔的费城女孩感觉非常熟悉的场景（她很早以前就不信奉天主教了，但对这些场景的感觉仍然在）。而且确实，我对这些展厅里的气氛极为熟悉，但个中原因与格子半裙或者严肃的修女毫无关系。这就是那几个月里汤姆的病房中的气氛，有种令人无法言说的神秘、美丽与苦痛。
我们无声地分开了，各自在附近寻找让自己伤感或振奋的画作。我找到的是一幅宝石般的镶板画，是700年前的一位意大利无名画家创作的，风格朴实、真诚。它是用蛋彩画颜料（即以蛋黄为基本原料）在一块小小的白杨木上绘制的，描绘了在一个岩石洞或山洞入口处的圣母玛利亚，还有她刚刚出生的婴儿。一颗神奇之星出现在他们的头顶上空。国王和天使聚集在那里，见证耶稣的诞生，并朝拜圣母与圣婴。玛利亚似乎对这一切喧嚣毫不在意，她的眼睛紧盯着牲口草料槽中静悄悄一动不动地躺着的婴儿。这样的场景叫作“敬拜”，我把这个带有爱慕意思的优美的词语记在心中。这种温柔的崇拜在这样一个时刻出现，是多么适切。我们因为这样的场景而寂静无声，我们的心被软化了，被这样生动、毫无隐藏、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微弱地感受到的东西打动了。我们不需要解释自己欣赏的艺术品，补充背景只会掩盖那份直接，且不知为何使得神秘之感变得模糊。无疑，你曾以这种方式感受过熟睡中的孩子或爱人、初升的朝阳、汹涌拍击的雪浪、某种圣迹，或是由一位辞世已久的意大利画家惬意地创作的画作。看着我的哥哥紧握着双手勇敢地承受，我几乎无法感觉到其他任何事情。其中有一束特别清晰的光，似乎来自奇迹之星，我们也可以在古典大师的画作中看到同样的东西。
我离开了这幅画，到文艺复兴时代早期的展厅里寻找莫琳。当我看到她时，她正被另一幅作品吸引，那幅画要比我发现的这幅更直截了当，更优美，甚至更真实。它是由一位名叫尼科洛·迪·彼得罗·杰里尼的佛罗伦萨画家于14世纪创作的。在毫无特色的金色背景下，它描绘了一个非常英俊但显然已经死去的男子，他的身体完全由母亲支持着。她抱着自己的儿子，仿佛他还活着一样，这样的场景叫“圣殇”。我母亲很容易落泪，无论是在婚礼上还是看电影的时候，但这一次非常不同。她捂着脸，肩膀抖动着。当我看到她的眼睛时，发现她正在痛哭。她的心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破碎的，这幅画激荡着她心中的爱，同时为她带来了慰藉与痛苦。当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理解了美。当我们哀悼的时候，我们理解了“生命就是苦难”这一古老格言的智慧。一幅伟大的画作可以看上去如同一块厚厚的、纯粹的基岩，是一种无可言喻的现实。
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是时候离开博物馆，回归高高耸立在基岩之上的所谓现实世界了。父母和妹妹米娅乘飞机返回芝加哥，我则乘坐美国铁路公司的地铁返回纽约，我的第二故乡。我25岁，在中城区汇入了正在漫不经心快速行走的人流，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我并不确定自己会走向何方。我不会前往附近的摩天大楼，去做那份我有幸获得的办公室工作，过去我野心勃勃，现在我不再能忍受它了。我觉得，无论踏上哪条路，我都不会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奋力前行了。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我不希望从这里向前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根本不想动。在费城艺术博物馆，我可以在沉默中驻足不前，可以在里面兜圈子，可以来回踱步，可以原路返回，可以谈心，可以抬头观看美丽的事物，而且只会感到伤心与甜蜜。
挤在一节满载着疲倦乘客的车厢里，我乘坐开往布鲁克林的摇摇晃晃的地铁回家。一个想法逐渐在我的心中成形。我注意到那些在纽约的大艺术博物馆中工作的男男女女已有几年了。不是那些躲在办公室里的策展人，而是站在每处角落里注视着一切的保安。我是否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事情能否如此简单？那里真的会有一个漏洞，能让我退出这个正在向前行进的世界，整日停留在一个完全美好的世界当中？我沿着布鲁克林的第五大道行走，经过了五六个墨西哥快餐馆，来到位于第三层的公寓。等到我在门上转动钥匙的时候，这一切似乎极为简单。2008年秋，我开始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上班。